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挑战和周边压力。在此大背景下,邓小平同志认真思索解决国际争端、加强周边安全的新途径,逐步形成了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思维。
　　1978年,当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进行谈判之际,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将钓鱼岛主权争议搁置起来的建议,从而使双方能挪开障碍顺利达成协议。
　　此后几年,又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共同开发”的想法。如对于钓鱼岛问题,他提出“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谈到南沙群岛争端时,他同样主张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来解决。
　　1984年,当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邓小平同志在多种场合表示:“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
　　30多年来,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战略思维对中国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各类争端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而为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
　　例如,南海争端牵涉到五国六方,颇为错综复杂。中国长期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耐心细致地做相关各方的工作,终于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在南海争端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与越南本着搁置争议、先易后难的精神,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使中越陆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
　　中国和印度也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精神,签署了《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使双方能在达成最终解决办法之前维持边界现状,共同推动边界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发展。
　　这一战略思维在中国与中亚、俄罗斯的关系中更是取得突破性成功。苏联解体后,原中苏边界西段变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经过22轮谈判,中俄哈吉塔终于就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互信和相互裁军签署了协定,体现了搁置争议、加强互信、裁减军力、共同发展的精神。
　　此后,中国与四国在协定的基础上分别展开谈判,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数百年积累下来的边界问题。
　　苏联解体后,中俄双方经谈判解决了除黑瞎子岛以外的前中苏边界东段的全部问题。
　　1999年12月,中俄双方签署协定,决定暂时搁置争议,在一定期限内对该岛进行共同开发。许多人以为,该争议又会无限期“搁置”。但仅仅过了不到五年,中俄双方就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将黑瞎子岛一分为二,西侧一半回归中国。这一事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第一个经过“搁置”期以后得到彻底解决的争议,是邓小平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思维取得完全成功的范例。
　　(摘自《解放日报》2010.9.13.)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