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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屋脊这样一个高度上，我们都待了好几年。后来，我们都不约而同下来了。虽然这个高度未必是我们人生的顶峰，但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都承认还从未到达过这样的高度。
我，还有吴恒和小吉，都是1983年同一所大学毕业后一起去的西藏，不同的是，小吉那时候就是北京人了，而我和吴恒都是多年以后才成了北京人的。同样是进藏，吴恒跟我和小吉又不一样。小吉和我都是坐车进藏，吴恒则是骑自行车翻山越岭，历时一个多月进的拉萨。
吴恒的轰动效应
吴恒在学校学的是经济，在那个思想刚开始活跃的年代里比较早就开窍了，学会了做事情要讲求效益最大化。本校同时有4个学生志愿要求进藏，校方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宣传机会，请来《人民日报》、新华社各路媒体召开座谈会。我在应付《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胡乱说了几句，而吴恒则慷慨陈词，一套一套的。末了，他还作了个大胆声明：为了更好倡导志愿进藏的先进举动，我准备骑自行车进藏！
此言一出，全场顿时哗然，目光、话筒都转向了他，包括我在内的其余三个人被冷落在一旁。
新华社通稿一发，《人民日报》重要版面一登，立刻招来了响应者：上海自行车厂赠予吴恒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照相机厂送给他一部海鸥牌相机。数月后，他推着辆崭新的自行车，脖子上挂个新相机，由团中央出面，在天安门举行了出发仪式。那时候我在拉萨跟小吉一起喝酒，同时在看新闻联播，看到这一幕，我们俩拿出地图计算起公里数：乖乖隆滴咚，5000多公里，一个新的万里长征啊！我们于是打赌，说这小子若是路上不搭顺风车，我们一人送他一瓶茅台。那时的茅台在拉萨卖18块一瓶，但能不能买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关系了。
吴恒到拉萨的那天，场面很是隆重：各民族青少年在北京路上夹道欢迎，不时有人献上洁白的哈达，还端上一碗碗的青稞酒，喝得吴恒满脸通红。大会小会开过，各种酒会赴过后，他才腾出工夫来跟我们这帮校友相聚。
我们于是问他：那么长的路，都是骑过来的？有没有搭顺风车啊？
吴恒急得满脸通红：没有，没有！他还两手比划了个王八的手势说，谁要搭了顺风车，谁就是这个！多年以后他跑海南搞了个旅行社，空余时间常去浅海狗刨，那姿势跟他当初在拉萨比划的东西差不多。
付出总会有回报，吴恒没几天分到了自治区党委秘书处，给领导做起了秘书。
小吉分到了一家文化系统的杂志社，也算专业对口：他学的就是中文。
我的情况有点尴尬：我学的是理科，但我一门心思就想写作，想进报社、杂志社做记者。自治区管分配的人说：趁早断了这个念头吧，凡是进藏的大学生，我们都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想方设法要让他们专业对口。从你这个专业来看，到自治区人民医院、或者西藏军区总医院比较合适。
我一听脑袋就大了：我学分析化学，难不成让我分析血液和尿样？我来西藏就是为了摆弄屎和尿？跟那人说半天无果，如此只好退而求其次，问有没有经常跑下面的工作。那人翻了翻进藏大学生分配表，说交通厅名额已经满了，建设厅倒有空缺，他们的环保处需要人。环境保护嘛，肯定要经常钻深山老林的。
环保？我眼前一亮，说：就它吧。
小吉的诗意生活
小吉的单位是个文人扎堆儿的地方，在思想解放的年月更显开放。他们那里有个舞厅，还有个大个儿的四喇叭索尼录音机，连上扩音器，蹦嚓嚓的震得人心肝噗通噗通的。每到周六晚上，远近的时尚青年费时费力捯饬一通，骑车过来跳舞外加交友。
小吉他们的舞厅我只去过一次，若不是他的执意邀请，我一次都不会去。原因很简单：我不会跳舞。小吉也是好意：拉萨的业余生活很枯燥，一到天黑路灯都很少亮，整条大街黑黢黢、空荡荡，不出来跳跳舞、交交友，岂不憋闷死了？知道我不会跳舞他很诧异：上大学期间恰逢全民开学交谊舞，学校里晚自习一结束，几乎是每个教室里将桌椅四下里疏散开，腾出块地来大家一起三步四步地练习起来，所以不会跳舞者很少。我说这也怨我自己，总觉得交谊舞是种高雅的社交活动，一看到一群穿片儿鞋的在那里乱晃，感觉就很别扭，因此没想去学。小吉笑我太理想主义：那会儿都穷，穿皮鞋的能有几个啊！
吴恒也几乎不到小吉他们那里跳舞。我跟小吉说：吴恒这样的工作会把自己弄得很守旧很没趣的。小吉撇撇嘴说：他才不屑来这里跳呢，他们党委大院里有个很漂亮的舞厅，每周六晚都有场舞会。他们那个舞会很正式，根本不放录音，经常是自治区歌舞团和军区文工团乐队来伴奏的。来跳舞的规格也高，几乎都是这个长那个主任的，女舞伴就别提了，歌舞团和文工团的美女，动作也都很专业。这样的舞会下来，换任何地方的舞厅你都觉得没劲了。
我听后若有所思：与时俱进啊。刚进藏就听老西藏们讲过这样一个段子，说那时18军刚进藏，一到周日，团长就开着吉普车去军区总医院找护士谈恋爱，营长是骑着高头大马去医院，连长好歹有辆自行车蹬着去，就苦了小排长啥也没有，只好跑步去医院。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团长个个抱得美人归，排长阶层几乎全军覆没遗恨总医院。
小吉上学期间，舒婷的朦胧诗红遍诗坛，顾城、北岛名头也都是响当当的。他因此开始学写诗，几年下来略有小成，每次我们几个校友聚会，他总要给大家吟诵几首自己新写的小诗。内容无非是布达拉宫如何巍峨，珠穆朗玛如何壮丽，雪域的景色呀、牦牛呀、汉子呀等等的。说实话，刚进藏那会儿这些东西还能使我们激动，半年待下来后，因为司空见惯了，已经不大能打动我们了。
说归说，小吉还是很陶醉在自己的诗意生活中。写稿子，编稿子，有时间还下到牧区采风，走过不少名山大川，见识不算少了。而且，据他自己说，跟拉萨一些文学女青年很有些交流和互动，有个把深度交流的还将小吉老师请到自己家去，为其做饭端菜，业余作者和编辑之间倒也其乐融融。
我羡慕他的不是结识了多少文学女青年，而是他居然已经走了那么多地方。
翻车金沙江边
在环保处上班已有大半年，每天除了打水、擦地、读报和看文件，几乎没别的事情可做。在我之前，处里一共两个人：副处长和一个科员。没任何车辆，没任何监测机构，两个人想做事情确实难。所以我刚去的半年里情况没任何改观，也是没什么事情可做。这肯定不是我当初来西藏的初衷。不过，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 第二年的年底，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各省市对口援藏的项目陆续上马，人员也都陆续进藏。四川省环保所对口我们处，开始的项目是帮我们从事粮食中农药残留量的调查。他们所来了两个人，指导我们周密布点，随机采样。建设厅也给我们处配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还调了个司机过来。司机李师傅16岁就在西藏学开车，在高原上已经开了16年车，是个真正的老司机了。
援藏的老叶和孔萨，值得书上一笔。老叶是四川环保所设备科科长，临近退休想上西藏一趟，所里于是遂了其心愿。孔萨是名中年藏族女子，全名孔萨德吉，四川阿坝藏族，有亲戚在拉萨，想借援藏来一趟寻根之旅，此番也得以成行。这两人身上有旧技术人员素养，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尤其是孔萨，四川所的环境监测工程师，这次西藏粮食样品采集工作的技术负责人，我们那点最基础的样品采集技术，都是她教给我们的。
一个多月后，李师傅把车开到拉萨大修厂做了个底盘保养，加满了油，拉上我和老叶、孔萨，开始了西藏环保史上第一次环境采样。
临近四月，西藏境内大部分地区还是白雪皑皑，只有林芝地区，尤其是林区，古树参天，郁郁葱葱。更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察隅，那是全西藏唯一种植水稻的地方，那里的绿色可以跟我的老家江南有一比，只是季节上晚了近一个月。所以，在察隅我们还采到了上一年的水稻样品。
一个来月我们走了小半个西藏，基本走的是农区。回拉萨后把采到的样品整理了一下，然后决定走川藏公路去成都，把样品送到四川省环保所。四月底的川藏线已经化冻，经常会有路段因塌方而堵车，为安全起见，李师傅又把车送大修厂去保养了一下：我们那个车也实在是太老了，厅里车队淘汰下来快报废的。
一路很顺，很快就到了金沙江边，孔萨说起他们藏区老家的事情来，又说顺江下去，就要到四川了，可见到康定了。老叶一高兴，就唱起了《康定情歌》，才哼唱了一小节，发现出了问题：看东西的视线都倒过来了。翻车了！幸好都没什么伤情。李师傅骂骂咧咧的：刚保养过的车，前轱辘居然就掉了一个！
看着离路面有20多米的湍急的江水我们都感到后怕：亏得李师傅反应快，猛往里侧的山坡上打轮，若依着车子惯性朝前冲，非掉进江里喂鱼不可。藏族有水葬这个传统，据说江里的棍子鱼和胡子鱼吃惯了人肉，见有喂食的都会一拥而上。
人不总往高处走
吴恒显然不是那种能坐得住的人，他习惯了走动，以及由走动而带来的轰动，就像他骑车进藏那会儿的效应。给领导做秘书，结果正相反，秘书要低调，要耐得住寂寞，你再如何努力，出头露面的还是领导。所以，一年后他换了个工作，去新华社拉萨分社做了记者。那两年各地援藏项目都已启动，要写的东西很多，吴恒跑东跑西，写了一些报道。当然都是些应景的东西，谈不上有什么轰动效应。据他自己讲也写了些内参，这当然不是一般人能见得到的了。
那年月记者少，新华社记者自然更是凤毛麟角，受人待见和敬畏。吴恒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下到一个县里，住县招待所，一个警察进来，说要查他们的介绍信。吴恒说：你还查不着。警察喝了点酒，胆子也壮了，把枪拍在桌子上说：你问问它看，查得着还是查不着！吴恒也掏出随身带着的枪来跟那人的枪放在一起：那也得问问我这哥们儿是不是同意啊！警察的枪就跟老式的德国撸子一个样，而吴恒的枪可以说是高级警监所能佩的最好的手枪了。警察立马酒也醒了，收起枪跑了。领导来了啊，不跑就是不识相了。
这种事情让涉世不深的小青年听了感觉很牛，在我们眼里就是一种低级的卖弄而已。我插队的时候当过民兵，打靶场上重机枪都打过，吴恒连女特务的小手枪也要拿出来卖弄，这种新兵蛋子的做派自然是要被嘲弄的。小吉不同，他对舞刀弄枪的事情极端厌恶，所以吴恒一说起掏枪来，他就满脸的不屑。见抄家伙这段子没镇住我们，吴恒于是就讲起最近给上头写的一个内参来。我们听了还是无动于衷。几年待下来，西藏的事情我们基本都清楚了，写与不写我们都知道。小吉经常满世界跑，又是文化圈子里的人，西藏的事情他知道得更多，只是他除了写诗之外其他事情一概不闻不问，但不过问不等于不知道，所以吴恒写的内参上的东西对他来说不过是旧闻。
改革开放深入，全民都在讲经济，志愿进藏建设边疆这类的事情早已被人看淡了，西藏不再是个话题，去深圳发财才是个重要话题。当初鼓励我们进藏的那个系主任自己就跑到深圳做起了买卖。这种形势下，吴恒心理失衡了，他处于焦躁之中。他大概属于鼓动家一类的角色，一时半刻都不能安分下来。这时候他若跑深圳去做生意，算师出无名，不会有人夹道欢迎他。他于是极度苦闷。
机会终于来了，他终于出国了。数年前那个国家的总理去拉萨访问，吴恒作为记者随行采访，认识了总理的秘书，关系一直保持着，出国落脚很快就成了。而且吴恒每月能拿到数千元，他又是个极会过日子的人，靠这点钱愣是在当地开起了一家中国料理，算是惨淡经营吧。
后来他跟人说，很多次饭馆打烊后，他望着远处的灯红酒绿，心里想着的是那片高原。他感觉那是一个高度，有着自己青年时期的理想与追求;虽然清苦，却有热血;夹杂着野心，那也是有高度的欲求，就如《红与黑》里的那个于连。如今身陷尘世，方知人不总是要往高处走，往下出溜真是太容易了。
数年后他选择了回国，安顿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高原做了次朝圣之旅。
之后，他选择了在北京定居，为电视台做撰稿人。
为情所累
小吉注定是要做个情圣的。
几乎与他前后脚进藏的人中，有人葬在了高原，如《西藏文学》的田文（人大毕业）和龚巧明（川大毕业），她们都是在采风途中因车祸而殉职。尤其是龚巧明，他们一起多次探讨过文学和诗歌。有人写出大获好评的作品，比如马原，一部《冈底斯的诱惑》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我那时候光顾着娶妻生子，对文学有些怠慢，直到读了马原的短篇《虚构》，才发现这部模仿博尔赫斯的东西还是蛮有味道的，我至今还记得它的开头：“就叫我吉米四世（还是六世？记不住了）吧。” 小吉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中。诗写到这个份上，不能说自己没努力;写诗没有突破，更不能怪环境不好——再也没有比高原更好的诗意氛围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有时间他就多读别人的诗，比如仓央嘉措的情诗，他还给我们念过这个六世达赖诗集中的几首，我记得的就有这一首，《风啊，从哪里吹来》：
风啊，从哪里吹来？
风啊，从家乡吹来！
我幼年相爱的情侣啊，
风儿把她带来！
在大赞了一通后，小吉又迷惑起来：诗是这样写的吗？
思索了很久，他告诉我们：他的情感经历还不够丰富。他必须多加体验。
不久小吉就出事了。事情发生时我正在北京办事，他疯了的事情也是另一个同学告诉我的。
小吉跟多名文学女青年体验过生活后，视线开始转向一个性感的少妇，据那个同学说似乎是个藏族少妇，而且还蛮有韵味的。小吉开始是请人吃饭，饭后邀请对方跳舞，对方对此没加拒绝。小吉于是开始进逼，给少妇写情诗、写信，对方似乎也没有拒绝。当然，有可能拒绝得很含蓄，只是小吉没意识到罢了。后来他再想深入，对方义正辞严加以拒绝了。苦恋多时终不可得，小吉终于崩溃了。单位最后没办法，只好将他送回了北京。据说送返途中他还试图逃走，想回拉萨去找他心仪的少妇。随行同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送回家中。
我听后叹息良久。小吉的情事我不知道，但以我平时与他的交往来看，这是个温和的人，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多少还有那么点绅士风度，拉萨的同学和朋友里头算是口碑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人，为情所累到这种地步，委实有些可惜。
10年后，我在北京的一次校友会上见过他：多了些老成，少了些狷介，一双眼睛诗意尚存。他给了我他家中的电话，可惜后来让我弄丢了。
为家所困
此时，我在环保处的工作算是上了正轨。粮食样品送到四川省环保所，不久分析结果就出来了。上报国家环保局（今环保部前身）后，全国的统计报告上去掉了以往环境监测报告中常出现的“除西藏外”字样，也算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受到了当时环境监测处的表扬。
在成都，我跟分管援藏工作的余副所长一聊之下，发现他竟是我的校友，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交谈自然就更深一步。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在西藏也建一个环境监测站？老余也很有兴趣，说此事可以探讨。后来，我回到拉萨，没多久老余来电话说：10月初要在西宁召开全国第二届环境监测工作会议，国家环保局发的文件里有这一句：“西藏除外。”
我听后头都大了：又是西藏除外！
我对老余说：这次不能除外了。
老余给我支了一招：你们厅给环境监测处去个公函，力争到与会名额，哪怕是给一个名额也好。而且，这个名额最好是给你的。如果给了其他人，就怕是跑那里开开会，游山玩水一通，带一袋会议资料回来就了事，结果什么都办不成。
我问他，怎么才能让监测处把这个名额给我。他说，你们厅的公函里可以写清楚啊。我说，这恐怕不行，总不能由我去吩咐厅长把这个名额给我吧。老余也感到这恐怕行不通。
有时候你还不得不信这句话：心想事成。当国家环保局给了我们厅这个会议名额后，我们处长对我说：西宁我们都去过好几回了，青海湖也转过好几遍了，这次的会你去参加吧。
在西宁，我跟监测处刘处长谈了想在西藏建站的想法。刘处长说他个人没意见，但能否获批，得主管监测的孙副局长同意才行。我于是逼着他：你向孙局汇报我们这个意思。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又过了一天，孙局饭后散步，见其兴致不错，刘处长示意我跟上，然后上前说：孙局长，这是我跟您介绍过的西藏同志，他们积极性很高，想跟您汇报一下工作。
我赶紧说了想建站的意思。不料局长更爽快：打个报告吧。
数月后，国家环保局批文下来：同意。并拨付200万元。
西藏自治区环境监测站就这样成立了。
我们处长很纳闷儿：你小子用了什么办法？
我想，我也没什么高招，只是有那么点热情而已。
两年后，我成了监测站的第一任站长。同时，我也离开了西藏。
原因无他，就是想儿子了。
那时候我儿子刚一岁，他妈把他洗澡时的嬉戏声录了下来，把磁带寄给了远在拉萨的他爹。他爹我用随身听来回放这盘带子，每听一次就流一次泪。我知道通过正规途径去北京陪儿子是断不可能的。于是就作了个决定：站长，换人干吧。西藏，再见吧！
22年后，2010年的夏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回到拉萨，过唐古拉山口时，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当年，我到过这个高度。后来我下来了，但我明白自己永远回不到这个高度了。我理解了吴恒的想法：往下出溜太容易了。然而这点使我自豪——我们毕竟到过这个高度。同时我也想起了10年前见到的那双依然充满诗意的眼睛，我感觉到：人，一旦诗意地栖息过，往后再艰难的日子里也诗意盎然。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
我，还有吴恒和小吉，都是1983年同一所大学毕业后一起去的西藏，不同的是，小吉那时候就是北京人了，而我和吴恒都是多年以后才成了北京人的。同样是进藏，吴恒跟我和小吉又不一样。小吉和我都是坐车进藏，吴恒则是骑自行车翻山越岭，历时一个多月进的拉萨。
吴恒的轰动效应
吴恒在学校学的是经济，在那个思想刚开始活跃的年代里比较早就开窍了，学会了做事情要讲求效益最大化。本校同时有4个学生志愿要求进藏，校方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宣传机会，请来《人民日报》、新华社各路媒体召开座谈会。我在应付《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胡乱说了几句，而吴恒则慷慨陈词，一套一套的。末了，他还作了个大胆声明：为了更好倡导志愿进藏的先进举动，我准备骑自行车进藏！
此言一出，全场顿时哗然，目光、话筒都转向了他，包括我在内的其余三个人被冷落在一旁。
新华社通稿一发，《人民日报》重要版面一登，立刻招来了响应者：上海自行车厂赠予吴恒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照相机厂送给他一部海鸥牌相机。数月后，他推着辆崭新的自行车，脖子上挂个新相机，由团中央出面，在天安门举行了出发仪式。那时候我在拉萨跟小吉一起喝酒，同时在看新闻联播，看到这一幕，我们俩拿出地图计算起公里数：乖乖隆滴咚，5000多公里，一个新的万里长征啊！我们于是打赌，说这小子若是路上不搭顺风车，我们一人送他一瓶茅台。那时的茅台在拉萨卖18块一瓶，但能不能买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关系了。
吴恒到拉萨的那天，场面很是隆重：各民族青少年在北京路上夹道欢迎，不时有人献上洁白的哈达，还端上一碗碗的青稞酒，喝得吴恒满脸通红。大会小会开过，各种酒会赴过后，他才腾出工夫来跟我们这帮校友相聚。
我们于是问他：那么长的路，都是骑过来的？有没有搭顺风车啊？
吴恒急得满脸通红：没有，没有！他还两手比划了个王八的手势说，谁要搭了顺风车，谁就是这个！多年以后他跑海南搞了个旅行社，空余时间常去浅海狗刨，那姿势跟他当初在拉萨比划的东西差不多。
付出总会有回报，吴恒没几天分到了自治区党委秘书处，给领导做起了秘书。
小吉分到了一家文化系统的杂志社，也算专业对口：他学的就是中文。
我的情况有点尴尬：我学的是理科，但我一门心思就想写作，想进报社、杂志社做记者。自治区管分配的人说：趁早断了这个念头吧，凡是进藏的大学生，我们都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想方设法要让他们专业对口。从你这个专业来看，到自治区人民医院、或者西藏军区总医院比较合适。
我一听脑袋就大了：我学分析化学，难不成让我分析血液和尿样？我来西藏就是为了摆弄屎和尿？跟那人说半天无果，如此只好退而求其次，问有没有经常跑下面的工作。那人翻了翻进藏大学生分配表，说交通厅名额已经满了，建设厅倒有空缺，他们的环保处需要人。环境保护嘛，肯定要经常钻深山老林的。
环保？我眼前一亮，说：就它吧。
小吉的诗意生活
小吉的单位是个文人扎堆儿的地方，在思想解放的年月更显开放。他们那里有个舞厅，还有个大个儿的四喇叭索尼录音机，连上扩音器，蹦嚓嚓的震得人心肝噗通噗通的。每到周六晚上，远近的时尚青年费时费力捯饬一通，骑车过来跳舞外加交友。
小吉他们的舞厅我只去过一次，若不是他的执意邀请，我一次都不会去。原因很简单：我不会跳舞。小吉也是好意：拉萨的业余生活很枯燥，一到天黑路灯都很少亮，整条大街黑黢黢、空荡荡，不出来跳跳舞、交交友，岂不憋闷死了？知道我不会跳舞他很诧异：上大学期间恰逢全民开学交谊舞，学校里晚自习一结束，几乎是每个教室里将桌椅四下里疏散开，腾出块地来大家一起三步四步地练习起来，所以不会跳舞者很少。我说这也怨我自己，总觉得交谊舞是种高雅的社交活动，一看到一群穿片儿鞋的在那里乱晃，感觉就很别扭，因此没想去学。小吉笑我太理想主义：那会儿都穷，穿皮鞋的能有几个啊！
吴恒也几乎不到小吉他们那里跳舞。我跟小吉说：吴恒这样的工作会把自己弄得很守旧很没趣的。小吉撇撇嘴说：他才不屑来这里跳呢，他们党委大院里有个很漂亮的舞厅，每周六晚都有场舞会。他们那个舞会很正式，根本不放录音，经常是自治区歌舞团和军区文工团乐队来伴奏的。来跳舞的规格也高，几乎都是这个长那个主任的，女舞伴就别提了，歌舞团和文工团的美女，动作也都很专业。这样的舞会下来，换任何地方的舞厅你都觉得没劲了。
我听后若有所思：与时俱进啊。刚进藏就听老西藏们讲过这样一个段子，说那时18军刚进藏，一到周日，团长就开着吉普车去军区总医院找护士谈恋爱，营长是骑着高头大马去医院，连长好歹有辆自行车蹬着去，就苦了小排长啥也没有，只好跑步去医院。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团长个个抱得美人归，排长阶层几乎全军覆没遗恨总医院。
小吉上学期间，舒婷的朦胧诗红遍诗坛，顾城、北岛名头也都是响当当的。他因此开始学写诗，几年下来略有小成，每次我们几个校友聚会，他总要给大家吟诵几首自己新写的小诗。内容无非是布达拉宫如何巍峨，珠穆朗玛如何壮丽，雪域的景色呀、牦牛呀、汉子呀等等的。说实话，刚进藏那会儿这些东西还能使我们激动，半年待下来后，因为司空见惯了，已经不大能打动我们了。
说归说，小吉还是很陶醉在自己的诗意生活中。写稿子，编稿子，有时间还下到牧区采风，走过不少名山大川，见识不算少了。而且，据他自己说，跟拉萨一些文学女青年很有些交流和互动，有个把深度交流的还将小吉老师请到自己家去，为其做饭端菜，业余作者和编辑之间倒也其乐融融。
我羡慕他的不是结识了多少文学女青年，而是他居然已经走了那么多地方。
翻车金沙江边
在环保处上班已有大半年，每天除了打水、擦地、读报和看文件，几乎没别的事情可做。在我之前，处里一共两个人：副处长和一个科员。没任何车辆，没任何监测机构，两个人想做事情确实难。所以我刚去的半年里情况没任何改观，也是没什么事情可做。这肯定不是我当初来西藏的初衷。不过，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 第二年的年底，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各省市对口援藏的项目陆续上马，人员也都陆续进藏。四川省环保所对口我们处，开始的项目是帮我们从事粮食中农药残留量的调查。他们所来了两个人，指导我们周密布点，随机采样。建设厅也给我们处配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还调了个司机过来。司机李师傅16岁就在西藏学开车，在高原上已经开了16年车，是个真正的老司机了。
援藏的老叶和孔萨，值得书上一笔。老叶是四川环保所设备科科长，临近退休想上西藏一趟，所里于是遂了其心愿。孔萨是名中年藏族女子，全名孔萨德吉，四川阿坝藏族，有亲戚在拉萨，想借援藏来一趟寻根之旅，此番也得以成行。这两人身上有旧技术人员素养，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尤其是孔萨，四川所的环境监测工程师，这次西藏粮食样品采集工作的技术负责人，我们那点最基础的样品采集技术，都是她教给我们的。
一个多月后，李师傅把车开到拉萨大修厂做了个底盘保养，加满了油，拉上我和老叶、孔萨，开始了西藏环保史上第一次环境采样。
临近四月，西藏境内大部分地区还是白雪皑皑，只有林芝地区，尤其是林区，古树参天，郁郁葱葱。更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察隅，那是全西藏唯一种植水稻的地方，那里的绿色可以跟我的老家江南有一比，只是季节上晚了近一个月。所以，在察隅我们还采到了上一年的水稻样品。
一个来月我们走了小半个西藏，基本走的是农区。回拉萨后把采到的样品整理了一下，然后决定走川藏公路去成都，把样品送到四川省环保所。四月底的川藏线已经化冻，经常会有路段因塌方而堵车，为安全起见，李师傅又把车送大修厂去保养了一下：我们那个车也实在是太老了，厅里车队淘汰下来快报废的。
一路很顺，很快就到了金沙江边，孔萨说起他们藏区老家的事情来，又说顺江下去，就要到四川了，可见到康定了。老叶一高兴，就唱起了《康定情歌》，才哼唱了一小节，发现出了问题：看东西的视线都倒过来了。翻车了！幸好都没什么伤情。李师傅骂骂咧咧的：刚保养过的车，前轱辘居然就掉了一个！
看着离路面有20多米的湍急的江水我们都感到后怕：亏得李师傅反应快，猛往里侧的山坡上打轮，若依着车子惯性朝前冲，非掉进江里喂鱼不可。藏族有水葬这个传统，据说江里的棍子鱼和胡子鱼吃惯了人肉，见有喂食的都会一拥而上。
人不总往高处走
吴恒显然不是那种能坐得住的人，他习惯了走动，以及由走动而带来的轰动，就像他骑车进藏那会儿的效应。给领导做秘书，结果正相反，秘书要低调，要耐得住寂寞，你再如何努力，出头露面的还是领导。所以，一年后他换了个工作，去新华社拉萨分社做了记者。那两年各地援藏项目都已启动，要写的东西很多，吴恒跑东跑西，写了一些报道。当然都是些应景的东西，谈不上有什么轰动效应。据他自己讲也写了些内参，这当然不是一般人能见得到的了。
那年月记者少，新华社记者自然更是凤毛麟角，受人待见和敬畏。吴恒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下到一个县里，住县招待所，一个警察进来，说要查他们的介绍信。吴恒说：你还查不着。警察喝了点酒，胆子也壮了，把枪拍在桌子上说：你问问它看，查得着还是查不着！吴恒也掏出随身带着的枪来跟那人的枪放在一起：那也得问问我这哥们儿是不是同意啊！警察的枪就跟老式的德国撸子一个样，而吴恒的枪可以说是高级警监所能佩的最好的手枪了。警察立马酒也醒了，收起枪跑了。领导来了啊，不跑就是不识相了。
这种事情让涉世不深的小青年听了感觉很牛，在我们眼里就是一种低级的卖弄而已。我插队的时候当过民兵，打靶场上重机枪都打过，吴恒连女特务的小手枪也要拿出来卖弄，这种新兵蛋子的做派自然是要被嘲弄的。小吉不同，他对舞刀弄枪的事情极端厌恶，所以吴恒一说起掏枪来，他就满脸的不屑。见抄家伙这段子没镇住我们，吴恒于是就讲起最近给上头写的一个内参来。我们听了还是无动于衷。几年待下来，西藏的事情我们基本都清楚了，写与不写我们都知道。小吉经常满世界跑，又是文化圈子里的人，西藏的事情他知道得更多，只是他除了写诗之外其他事情一概不闻不问，但不过问不等于不知道，所以吴恒写的内参上的东西对他来说不过是旧闻。
改革开放深入，全民都在讲经济，志愿进藏建设边疆这类的事情早已被人看淡了，西藏不再是个话题，去深圳发财才是个重要话题。当初鼓励我们进藏的那个系主任自己就跑到深圳做起了买卖。这种形势下，吴恒心理失衡了，他处于焦躁之中。他大概属于鼓动家一类的角色，一时半刻都不能安分下来。这时候他若跑深圳去做生意，算师出无名，不会有人夹道欢迎他。他于是极度苦闷。
机会终于来了，他终于出国了。数年前那个国家的总理去拉萨访问，吴恒作为记者随行采访，认识了总理的秘书，关系一直保持着，出国落脚很快就成了。而且吴恒每月能拿到数千元，他又是个极会过日子的人，靠这点钱愣是在当地开起了一家中国料理，算是惨淡经营吧。
后来他跟人说，很多次饭馆打烊后，他望着远处的灯红酒绿，心里想着的是那片高原。他感觉那是一个高度，有着自己青年时期的理想与追求;虽然清苦，却有热血;夹杂着野心，那也是有高度的欲求，就如《红与黑》里的那个于连。如今身陷尘世，方知人不总是要往高处走，往下出溜真是太容易了。
数年后他选择了回国，安顿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高原做了次朝圣之旅。
之后，他选择了在北京定居，为电视台做撰稿人。
为情所累
小吉注定是要做个情圣的。
几乎与他前后脚进藏的人中，有人葬在了高原，如《西藏文学》的田文（人大毕业）和龚巧明（川大毕业），她们都是在采风途中因车祸而殉职。尤其是龚巧明，他们一起多次探讨过文学和诗歌。有人写出大获好评的作品，比如马原，一部《冈底斯的诱惑》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我那时候光顾着娶妻生子，对文学有些怠慢，直到读了马原的短篇《虚构》，才发现这部模仿博尔赫斯的东西还是蛮有味道的，我至今还记得它的开头：“就叫我吉米四世（还是六世？记不住了）吧。” 小吉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中。诗写到这个份上，不能说自己没努力;写诗没有突破，更不能怪环境不好——再也没有比高原更好的诗意氛围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有时间他就多读别人的诗，比如仓央嘉措的情诗，他还给我们念过这个六世达赖诗集中的几首，我记得的就有这一首，《风啊，从哪里吹来》：
风啊，从哪里吹来？
风啊，从家乡吹来！
我幼年相爱的情侣啊，
风儿把她带来！
在大赞了一通后，小吉又迷惑起来：诗是这样写的吗？
思索了很久，他告诉我们：他的情感经历还不够丰富。他必须多加体验。
不久小吉就出事了。事情发生时我正在北京办事，他疯了的事情也是另一个同学告诉我的。
小吉跟多名文学女青年体验过生活后，视线开始转向一个性感的少妇，据那个同学说似乎是个藏族少妇，而且还蛮有韵味的。小吉开始是请人吃饭，饭后邀请对方跳舞，对方对此没加拒绝。小吉于是开始进逼，给少妇写情诗、写信，对方似乎也没有拒绝。当然，有可能拒绝得很含蓄，只是小吉没意识到罢了。后来他再想深入，对方义正辞严加以拒绝了。苦恋多时终不可得，小吉终于崩溃了。单位最后没办法，只好将他送回了北京。据说送返途中他还试图逃走，想回拉萨去找他心仪的少妇。随行同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送回家中。
我听后叹息良久。小吉的情事我不知道，但以我平时与他的交往来看，这是个温和的人，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多少还有那么点绅士风度，拉萨的同学和朋友里头算是口碑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人，为情所累到这种地步，委实有些可惜。
10年后，我在北京的一次校友会上见过他：多了些老成，少了些狷介，一双眼睛诗意尚存。他给了我他家中的电话，可惜后来让我弄丢了。
为家所困
此时，我在环保处的工作算是上了正轨。粮食样品送到四川省环保所，不久分析结果就出来了。上报国家环保局（今环保部前身）后，全国的统计报告上去掉了以往环境监测报告中常出现的“除西藏外”字样，也算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受到了当时环境监测处的表扬。
在成都，我跟分管援藏工作的余副所长一聊之下，发现他竟是我的校友，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交谈自然就更深一步。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在西藏也建一个环境监测站？老余也很有兴趣，说此事可以探讨。后来，我回到拉萨，没多久老余来电话说：10月初要在西宁召开全国第二届环境监测工作会议，国家环保局发的文件里有这一句：“西藏除外。”
我听后头都大了：又是西藏除外！
我对老余说：这次不能除外了。
老余给我支了一招：你们厅给环境监测处去个公函，力争到与会名额，哪怕是给一个名额也好。而且，这个名额最好是给你的。如果给了其他人，就怕是跑那里开开会，游山玩水一通，带一袋会议资料回来就了事，结果什么都办不成。
我问他，怎么才能让监测处把这个名额给我。他说，你们厅的公函里可以写清楚啊。我说，这恐怕不行，总不能由我去吩咐厅长把这个名额给我吧。老余也感到这恐怕行不通。
有时候你还不得不信这句话：心想事成。当国家环保局给了我们厅这个会议名额后，我们处长对我说：西宁我们都去过好几回了，青海湖也转过好几遍了，这次的会你去参加吧。
在西宁，我跟监测处刘处长谈了想在西藏建站的想法。刘处长说他个人没意见，但能否获批，得主管监测的孙副局长同意才行。我于是逼着他：你向孙局汇报我们这个意思。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又过了一天，孙局饭后散步，见其兴致不错，刘处长示意我跟上，然后上前说：孙局长，这是我跟您介绍过的西藏同志，他们积极性很高，想跟您汇报一下工作。
我赶紧说了想建站的意思。不料局长更爽快：打个报告吧。
数月后，国家环保局批文下来：同意。并拨付200万元。
西藏自治区环境监测站就这样成立了。
我们处长很纳闷儿：你小子用了什么办法？
我想，我也没什么高招，只是有那么点热情而已。
两年后，我成了监测站的第一任站长。同时，我也离开了西藏。
原因无他，就是想儿子了。
那时候我儿子刚一岁，他妈把他洗澡时的嬉戏声录了下来，把磁带寄给了远在拉萨的他爹。他爹我用随身听来回放这盘带子，每听一次就流一次泪。我知道通过正规途径去北京陪儿子是断不可能的。于是就作了个决定：站长，换人干吧。西藏，再见吧！
22年后，2010年的夏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回到拉萨，过唐古拉山口时，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当年，我到过这个高度。后来我下来了，但我明白自己永远回不到这个高度了。我理解了吴恒的想法：往下出溜太容易了。然而这点使我自豪——我们毕竟到过这个高度。同时我也想起了10年前见到的那双依然充满诗意的眼睛，我感觉到：人，一旦诗意地栖息过，往后再艰难的日子里也诗意盎然。
（编辑·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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