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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屋脊这样一个高度上,我们都待了好几年。后来,我们都不约而同下来了。虽然这个高度未必是我们人生的顶峰,但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都承认还从未到达过这样的高度。
我,还有吴恒和小吉,都是1983年同一所大学毕业后一起去的西藏,不同的是,小吉那时候就是北京人了,而我和吴恒都是多年以后才成了北京人的。同样是进藏,吴恒跟我和小吉又不一样。小吉和我都是坐车进藏,吴恒则是骑自行车翻山越岭,历时一个多月进的拉萨。
吴恒的轰动效应
吴恒在学校学的是经济,在那个思想刚开始活跃的年代里比较早就开窍了,学会了做事情要讲求效益最大化。本校同时有4个学生志愿要求进藏,校方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宣传机会,请来《人民日报》、新华社各路媒体召开座谈会。我在应付《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胡乱说了几句,而吴恒则慷慨陈词,一套一套的。末了,他还作了个大胆声明:为了更好倡导志愿进藏的先进举动,我准备骑自行车进藏!
此言一出,全场顿时哗然,目光、话筒都转向了他,包括我在内的其余三个人被冷落在一旁。
新华社通稿一发,《人民日报》重要版面一登,立刻招来了响应者:上海自行车厂赠予吴恒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照相机厂送给他一部海鸥牌相机。数月后,他推着辆崭新的自行车,脖子上挂个新相机,由团中央出面,在天安门举行了出发仪式。那时候我在拉萨跟小吉一起喝酒,同时在看新闻联播,看到这一幕,我们俩拿出地图计算起公里数:乖乖隆滴咚,5000多公里,一个新的万里长征啊!我们于是打赌,说这小子若是路上不搭顺风车,我们一人送他一瓶茅台。那时的茅台在拉萨卖18块一瓶,但能不能买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关系了。
吴恒到拉萨的那天,场面很是隆重:各民族青少年在北京路上夹道欢迎,不时有人献上洁白的哈达,还端上一碗碗的青稞酒,喝得吴恒满脸通红。大会小会开过,各种酒会赴过后,他才腾出工夫来跟我们这帮校友相聚。
我们于是问他:那么长的路,都是骑过来的?有没有搭顺风车啊?
吴恒急得满脸通红:没有,没有!他还两手比划了个王八的手势说,谁要搭了顺风车,谁就是这个!多年以后他跑海南搞了个旅行社,空余时间常去浅海狗刨,那姿势跟他当初在拉萨比划的东西差不多。
付出总会有回报,吴恒没几天分到了自治区党委秘书处,给领导做起了秘书。
小吉分到了一家文化系统的杂志社,也算专业对口:他学的就是中文。
我的情况有点尴尬:我学的是理科,但我一门心思就想写作,想进报社、杂志社做记者。自治区管分配的人说:趁早断了这个念头吧,凡是进藏的大学生,我们都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想方设法要让他们专业对口。从你这个专业来看,到自治区人民医院、或者西藏军区总医院比较合适。
我一听脑袋就大了:我学分析化学,难不成让我分析血液和尿样?我来西藏就是为了摆弄屎和尿?跟那人说半天无果,如此只好退而求其次,问有没有经常跑下面的工作。那人翻了翻进藏大学生分配表,说交通厅名额已经满了,建设厅倒有空缺,他们的环保处需要人。环境保护嘛,肯定要经常钻深山老林的。
环保?我眼前一亮,说:就它吧。
小吉的诗意生活
小吉的单位是个文人扎堆儿的地方,在思想解放的年月更显开放。他们那里有个舞厅,还有个大个儿的四喇叭索尼录音机,连上扩音器,蹦嚓嚓的震得人心肝噗通噗通的。每到周六晚上,远近的时尚青年费时费力捯饬一通,骑车过来跳舞外加交友。
小吉他们的舞厅我只去过一次,若不是他的执意邀请,我一次都不会去。原因很简单:我不会跳舞。小吉也是好意:拉萨的业余生活很枯燥,一到天黑路灯都很少亮,整条大街黑黢黢、空荡荡,不出来跳跳舞、交交友,岂不憋闷死了?知道我不会跳舞他很诧异:上大学期间恰逢全民开学交谊舞,学校里晚自习一结束,几乎是每个教室里将桌椅四下里疏散开,腾出块地来大家一起三步四步地练习起来,所以不会跳舞者很少。我说这也怨我自己,总觉得交谊舞是种高雅的社交活动,一看到一群穿片儿鞋的在那里乱晃,感觉就很别扭,因此没想去学。小吉笑我太理想主义:那会儿都穷,穿皮鞋的能有几个啊!
吴恒也几乎不到小吉他们那里跳舞。我跟小吉说:吴恒这样的工作会把自己弄得很守旧很没趣的。小吉撇撇嘴说:他才不屑来这里跳呢,他们党委大院里有个很漂亮的舞厅,每周六晚都有场舞会。他们那个舞会很正式,根本不放录音,经常是自治区歌舞团和军区文工团乐队来伴奏的。来跳舞的规格也高,几乎都是这个长那个主任的,女舞伴就别提了,歌舞团和文工团的美女,动作也都很专业。这样的舞会下来,换任何地方的舞厅你都觉得没劲了。
我听后若有所思:与时俱进啊。刚进藏就听老西藏们讲过这样一个段子,说那时18军刚进藏,一到周日,团长就开着吉普车去军区总医院找护士谈恋爱,营长是骑着高头大马去医院,连长好歹有辆自行车蹬着去,就苦了小排长啥也没有,只好跑步去医院。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团长个个抱得美人归,排长阶层几乎全军覆没遗恨总医院。
小吉上学期间,舒婷的朦胧诗红遍诗坛,顾城、北岛名头也都是响当当的。他因此开始学写诗,几年下来略有小成,每次我们几个校友聚会,他总要给大家吟诵几首自己新写的小诗。内容无非是布达拉宫如何巍峨,珠穆朗玛如何壮丽,雪域的景色呀、牦牛呀、汉子呀等等的。说实话,刚进藏那会儿这些东西还能使我们激动,半年待下来后,因为司空见惯了,已经不大能打动我们了。
说归说,小吉还是很陶醉在自己的诗意生活中。写稿子,编稿子,有时间还下到牧区采风,走过不少名山大川,见识不算少了。而且,据他自己说,跟拉萨一些文学女青年很有些交流和互动,有个把深度交流的还将小吉老师请到自己家去,为其做饭端菜,业余作者和编辑之间倒也其乐融融。
我羡慕他的不是结识了多少文学女青年,而是他居然已经走了那么多地方。
翻车金沙江边
在环保处上班已有大半年,每天除了打水、擦地、读报和看文件,几乎没别的事情可做。在我之前,处里一共两个人:副处长和一个科员。没任何车辆,没任何监测机构,两个人想做事情确实难。所以我刚去的半年里情况没任何改观,也是没什么事情可做。这肯定不是我当初来西藏的初衷。不过,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 第二年的年底,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各省市对口援藏的项目陆续上马,人员也都陆续进藏。四川省环保所对口我们处,开始的项目是帮我们从事粮食中农药残留量的调查。他们所来了两个人,指导我们周密布点,随机采样。建设厅也给我们处配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还调了个司机过来。司机李师傅16岁就在西藏学开车,在高原上已经开了16年车,是个真正的老司机了。
援藏的老叶和孔萨,值得书上一笔。老叶是四川环保所设备科科长,临近退休想上西藏一趟,所里于是遂了其心愿。孔萨是名中年藏族女子,全名孔萨德吉,四川阿坝藏族,有亲戚在拉萨,想借援藏来一趟寻根之旅,此番也得以成行。这两人身上有旧技术人员素养,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尤其是孔萨,四川所的环境监测工程师,这次西藏粮食样品采集工作的技术负责人,我们那点最基础的样品采集技术,都是她教给我们的。
一个多月后,李师傅把车开到拉萨大修厂做了个底盘保养,加满了油,拉上我和老叶、孔萨,开始了西藏环保史上第一次环境采样。
临近四月,西藏境内大部分地区还是白雪皑皑,只有林芝地区,尤其是林区,古树参天,郁郁葱葱。更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察隅,那是全西藏唯一种植水稻的地方,那里的绿色可以跟我的老家江南有一比,只是季节上晚了近一个月。所以,在察隅我们还采到了上一年的水稻样品。
一个来月我们走了小半个西藏,基本走的是农区。回拉萨后把采到的样品整理了一下,然后决定走川藏公路去成都,把样品送到四川省环保所。四月底的川藏线已经化冻,经常会有路段因塌方而堵车,为安全起见,李师傅又把车送大修厂去保养了一下:我们那个车也实在是太老了,厅里车队淘汰下来快报废的。
一路很顺,很快就到了金沙江边,孔萨说起他们藏区老家的事情来,又说顺江下去,就要到四川了,可见到康定了。老叶一高兴,就唱起了《康定情歌》,才哼唱了一小节,发现出了问题:看东西的视线都倒过来了。翻车了!幸好都没什么伤情。李师傅骂骂咧咧的:刚保养过的车,前轱辘居然就掉了一个!
看着离路面有20多米的湍急的江水我们都感到后怕:亏得李师傅反应快,猛往里侧的山坡上打轮,若依着车子惯性朝前冲,非掉进江里喂鱼不可。藏族有水葬这个传统,据说江里的棍子鱼和胡子鱼吃惯了人肉,见有喂食的都会一拥而上。
人不总往高处走
吴恒显然不是那种能坐得住的人,他习惯了走动,以及由走动而带来的轰动,就像他骑车进藏那会儿的效应。给领导做秘书,结果正相反,秘书要低调,要耐得住寂寞,你再如何努力,出头露面的还是领导。所以,一年后他换了个工作,去新华社拉萨分社做了记者。那两年各地援藏项目都已启动,要写的东西很多,吴恒跑东跑西,写了一些报道。当然都是些应景的东西,谈不上有什么轰动效应。据他自己讲也写了些内参,这当然不是一般人能见得到的了。
那年月记者少,新华社记者自然更是凤毛麟角,受人待见和敬畏。吴恒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下到一个县里,住县招待所,一个警察进来,说要查他们的介绍信。吴恒说:你还查不着。警察喝了点酒,胆子也壮了,把枪拍在桌子上说:你问问它看,查得着还是查不着!吴恒也掏出随身带着的枪来跟那人的枪放在一起:那也得问问我这哥们儿是不是同意啊!警察的枪就跟老式的德国撸子一个样,而吴恒的枪可以说是高级警监所能佩的最好的手枪了。警察立马酒也醒了,收起枪跑了。领导来了啊,不跑就是不识相了。
这种事情让涉世不深的小青年听了感觉很牛,在我们眼里就是一种低级的卖弄而已。我插队的时候当过民兵,打靶场上重机枪都打过,吴恒连女特务的小手枪也要拿出来卖弄,这种新兵蛋子的做派自然是要被嘲弄的。小吉不同,他对舞刀弄枪的事情极端厌恶,所以吴恒一说起掏枪来,他就满脸的不屑。见抄家伙这段子没镇住我们,吴恒于是就讲起最近给上头写的一个内参来。我们听了还是无动于衷。几年待下来,西藏的事情我们基本都清楚了,写与不写我们都知道。小吉经常满世界跑,又是文化圈子里的人,西藏的事情他知道得更多,只是他除了写诗之外其他事情一概不闻不问,但不过问不等于不知道,所以吴恒写的内参上的东西对他来说不过是旧闻。
改革开放深入,全民都在讲经济,志愿进藏建设边疆这类的事情早已被人看淡了,西藏不再是个话题,去深圳发财才是个重要话题。当初鼓励我们进藏的那个系主任自己就跑到深圳做起了买卖。这种形势下,吴恒心理失衡了,他处于焦躁之中。他大概属于鼓动家一类的角色,一时半刻都不能安分下来。这时候他若跑深圳去做生意,算师出无名,不会有人夹道欢迎他。他于是极度苦闷。
机会终于来了,他终于出国了。数年前那个国家的总理去拉萨访问,吴恒作为记者随行采访,认识了总理的秘书,关系一直保持着,出国落脚很快就成了。而且吴恒每月能拿到数千元,他又是个极会过日子的人,靠这点钱愣是在当地开起了一家中国料理,算是惨淡经营吧。
后来他跟人说,很多次饭馆打烊后,他望着远处的灯红酒绿,心里想着的是那片高原。他感觉那是一个高度,有着自己青年时期的理想与追求;虽然清苦,却有热血;夹杂着野心,那也是有高度的欲求,就如《红与黑》里的那个于连。如今身陷尘世,方知人不总是要往高处走,往下出溜真是太容易了。
数年后他选择了回国,安顿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高原做了次朝圣之旅。
之后,他选择了在北京定居,为电视台做撰稿人。
为情所累
小吉注定是要做个情圣的。
几乎与他前后脚进藏的人中,有人葬在了高原,如《西藏文学》的田文(人大毕业)和龚巧明(川大毕业),她们都是在采风途中因车祸而殉职。尤其是龚巧明,他们一起多次探讨过文学和诗歌。有人写出大获好评的作品,比如马原,一部《冈底斯的诱惑》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我那时候光顾着娶妻生子,对文学有些怠慢,直到读了马原的短篇《虚构》,才发现这部模仿博尔赫斯的东西还是蛮有味道的,我至今还记得它的开头:“就叫我吉米四世(还是六世?记不住了)吧。” 小吉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中。诗写到这个份上,不能说自己没努力;写诗没有突破,更不能怪环境不好——再也没有比高原更好的诗意氛围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有时间他就多读别人的诗,比如仓央嘉措的情诗,他还给我们念过这个六世达赖诗集中的几首,我记得的就有这一首,《风啊,从哪里吹来》:
风啊,从哪里吹来?
风啊,从家乡吹来!
我幼年相爱的情侣啊,
风儿把她带来!
在大赞了一通后,小吉又迷惑起来:诗是这样写的吗?
思索了很久,他告诉我们:他的情感经历还不够丰富。他必须多加体验。
不久小吉就出事了。事情发生时我正在北京办事,他疯了的事情也是另一个同学告诉我的。
小吉跟多名文学女青年体验过生活后,视线开始转向一个性感的少妇,据那个同学说似乎是个藏族少妇,而且还蛮有韵味的。小吉开始是请人吃饭,饭后邀请对方跳舞,对方对此没加拒绝。小吉于是开始进逼,给少妇写情诗、写信,对方似乎也没有拒绝。当然,有可能拒绝得很含蓄,只是小吉没意识到罢了。后来他再想深入,对方义正辞严加以拒绝了。苦恋多时终不可得,小吉终于崩溃了。单位最后没办法,只好将他送回了北京。据说送返途中他还试图逃走,想回拉萨去找他心仪的少妇。随行同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送回家中。
我听后叹息良久。小吉的情事我不知道,但以我平时与他的交往来看,这是个温和的人,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多少还有那么点绅士风度,拉萨的同学和朋友里头算是口碑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人,为情所累到这种地步,委实有些可惜。
10年后,我在北京的一次校友会上见过他:多了些老成,少了些狷介,一双眼睛诗意尚存。他给了我他家中的电话,可惜后来让我弄丢了。
为家所困
此时,我在环保处的工作算是上了正轨。粮食样品送到四川省环保所,不久分析结果就出来了。上报国家环保局(今环保部前身)后,全国的统计报告上去掉了以往环境监测报告中常出现的“除西藏外”字样,也算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受到了当时环境监测处的表扬。
在成都,我跟分管援藏工作的余副所长一聊之下,发现他竟是我的校友,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交谈自然就更深一步。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在西藏也建一个环境监测站?老余也很有兴趣,说此事可以探讨。后来,我回到拉萨,没多久老余来电话说:10月初要在西宁召开全国第二届环境监测工作会议,国家环保局发的文件里有这一句:“西藏除外。”
我听后头都大了:又是西藏除外!
我对老余说:这次不能除外了。
老余给我支了一招:你们厅给环境监测处去个公函,力争到与会名额,哪怕是给一个名额也好。而且,这个名额最好是给你的。如果给了其他人,就怕是跑那里开开会,游山玩水一通,带一袋会议资料回来就了事,结果什么都办不成。
我问他,怎么才能让监测处把这个名额给我。他说,你们厅的公函里可以写清楚啊。我说,这恐怕不行,总不能由我去吩咐厅长把这个名额给我吧。老余也感到这恐怕行不通。
有时候你还不得不信这句话:心想事成。当国家环保局给了我们厅这个会议名额后,我们处长对我说:西宁我们都去过好几回了,青海湖也转过好几遍了,这次的会你去参加吧。
在西宁,我跟监测处刘处长谈了想在西藏建站的想法。刘处长说他个人没意见,但能否获批,得主管监测的孙副局长同意才行。我于是逼着他:你向孙局汇报我们这个意思。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又过了一天,孙局饭后散步,见其兴致不错,刘处长示意我跟上,然后上前说:孙局长,这是我跟您介绍过的西藏同志,他们积极性很高,想跟您汇报一下工作。
我赶紧说了想建站的意思。不料局长更爽快:打个报告吧。
数月后,国家环保局批文下来:同意。并拨付200万元。
西藏自治区环境监测站就这样成立了。
我们处长很纳闷儿:你小子用了什么办法?
我想,我也没什么高招,只是有那么点热情而已。
两年后,我成了监测站的第一任站长。同时,我也离开了西藏。
原因无他,就是想儿子了。
那时候我儿子刚一岁,他妈把他洗澡时的嬉戏声录了下来,把磁带寄给了远在拉萨的他爹。他爹我用随身听来回放这盘带子,每听一次就流一次泪。我知道通过正规途径去北京陪儿子是断不可能的。于是就作了个决定:站长,换人干吧。西藏,再见吧!
22年后,2010年的夏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回到拉萨,过唐古拉山口时,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当年,我到过这个高度。后来我下来了,但我明白自己永远回不到这个高度了。我理解了吴恒的想法:往下出溜太容易了。然而这点使我自豪——我们毕竟到过这个高度。同时我也想起了10年前见到的那双依然充满诗意的眼睛,我感觉到:人,一旦诗意地栖息过,往后再艰难的日子里也诗意盎然。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
我,还有吴恒和小吉,都是1983年同一所大学毕业后一起去的西藏,不同的是,小吉那时候就是北京人了,而我和吴恒都是多年以后才成了北京人的。同样是进藏,吴恒跟我和小吉又不一样。小吉和我都是坐车进藏,吴恒则是骑自行车翻山越岭,历时一个多月进的拉萨。
吴恒的轰动效应
吴恒在学校学的是经济,在那个思想刚开始活跃的年代里比较早就开窍了,学会了做事情要讲求效益最大化。本校同时有4个学生志愿要求进藏,校方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宣传机会,请来《人民日报》、新华社各路媒体召开座谈会。我在应付《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胡乱说了几句,而吴恒则慷慨陈词,一套一套的。末了,他还作了个大胆声明:为了更好倡导志愿进藏的先进举动,我准备骑自行车进藏!
此言一出,全场顿时哗然,目光、话筒都转向了他,包括我在内的其余三个人被冷落在一旁。
新华社通稿一发,《人民日报》重要版面一登,立刻招来了响应者:上海自行车厂赠予吴恒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照相机厂送给他一部海鸥牌相机。数月后,他推着辆崭新的自行车,脖子上挂个新相机,由团中央出面,在天安门举行了出发仪式。那时候我在拉萨跟小吉一起喝酒,同时在看新闻联播,看到这一幕,我们俩拿出地图计算起公里数:乖乖隆滴咚,5000多公里,一个新的万里长征啊!我们于是打赌,说这小子若是路上不搭顺风车,我们一人送他一瓶茅台。那时的茅台在拉萨卖18块一瓶,但能不能买得到就看你有没有关系了。
吴恒到拉萨的那天,场面很是隆重:各民族青少年在北京路上夹道欢迎,不时有人献上洁白的哈达,还端上一碗碗的青稞酒,喝得吴恒满脸通红。大会小会开过,各种酒会赴过后,他才腾出工夫来跟我们这帮校友相聚。
我们于是问他:那么长的路,都是骑过来的?有没有搭顺风车啊?
吴恒急得满脸通红:没有,没有!他还两手比划了个王八的手势说,谁要搭了顺风车,谁就是这个!多年以后他跑海南搞了个旅行社,空余时间常去浅海狗刨,那姿势跟他当初在拉萨比划的东西差不多。
付出总会有回报,吴恒没几天分到了自治区党委秘书处,给领导做起了秘书。
小吉分到了一家文化系统的杂志社,也算专业对口:他学的就是中文。
我的情况有点尴尬:我学的是理科,但我一门心思就想写作,想进报社、杂志社做记者。自治区管分配的人说:趁早断了这个念头吧,凡是进藏的大学生,我们都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想方设法要让他们专业对口。从你这个专业来看,到自治区人民医院、或者西藏军区总医院比较合适。
我一听脑袋就大了:我学分析化学,难不成让我分析血液和尿样?我来西藏就是为了摆弄屎和尿?跟那人说半天无果,如此只好退而求其次,问有没有经常跑下面的工作。那人翻了翻进藏大学生分配表,说交通厅名额已经满了,建设厅倒有空缺,他们的环保处需要人。环境保护嘛,肯定要经常钻深山老林的。
环保?我眼前一亮,说:就它吧。
小吉的诗意生活
小吉的单位是个文人扎堆儿的地方,在思想解放的年月更显开放。他们那里有个舞厅,还有个大个儿的四喇叭索尼录音机,连上扩音器,蹦嚓嚓的震得人心肝噗通噗通的。每到周六晚上,远近的时尚青年费时费力捯饬一通,骑车过来跳舞外加交友。
小吉他们的舞厅我只去过一次,若不是他的执意邀请,我一次都不会去。原因很简单:我不会跳舞。小吉也是好意:拉萨的业余生活很枯燥,一到天黑路灯都很少亮,整条大街黑黢黢、空荡荡,不出来跳跳舞、交交友,岂不憋闷死了?知道我不会跳舞他很诧异:上大学期间恰逢全民开学交谊舞,学校里晚自习一结束,几乎是每个教室里将桌椅四下里疏散开,腾出块地来大家一起三步四步地练习起来,所以不会跳舞者很少。我说这也怨我自己,总觉得交谊舞是种高雅的社交活动,一看到一群穿片儿鞋的在那里乱晃,感觉就很别扭,因此没想去学。小吉笑我太理想主义:那会儿都穷,穿皮鞋的能有几个啊!
吴恒也几乎不到小吉他们那里跳舞。我跟小吉说:吴恒这样的工作会把自己弄得很守旧很没趣的。小吉撇撇嘴说:他才不屑来这里跳呢,他们党委大院里有个很漂亮的舞厅,每周六晚都有场舞会。他们那个舞会很正式,根本不放录音,经常是自治区歌舞团和军区文工团乐队来伴奏的。来跳舞的规格也高,几乎都是这个长那个主任的,女舞伴就别提了,歌舞团和文工团的美女,动作也都很专业。这样的舞会下来,换任何地方的舞厅你都觉得没劲了。
我听后若有所思:与时俱进啊。刚进藏就听老西藏们讲过这样一个段子,说那时18军刚进藏,一到周日,团长就开着吉普车去军区总医院找护士谈恋爱,营长是骑着高头大马去医院,连长好歹有辆自行车蹬着去,就苦了小排长啥也没有,只好跑步去医院。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团长个个抱得美人归,排长阶层几乎全军覆没遗恨总医院。
小吉上学期间,舒婷的朦胧诗红遍诗坛,顾城、北岛名头也都是响当当的。他因此开始学写诗,几年下来略有小成,每次我们几个校友聚会,他总要给大家吟诵几首自己新写的小诗。内容无非是布达拉宫如何巍峨,珠穆朗玛如何壮丽,雪域的景色呀、牦牛呀、汉子呀等等的。说实话,刚进藏那会儿这些东西还能使我们激动,半年待下来后,因为司空见惯了,已经不大能打动我们了。
说归说,小吉还是很陶醉在自己的诗意生活中。写稿子,编稿子,有时间还下到牧区采风,走过不少名山大川,见识不算少了。而且,据他自己说,跟拉萨一些文学女青年很有些交流和互动,有个把深度交流的还将小吉老师请到自己家去,为其做饭端菜,业余作者和编辑之间倒也其乐融融。
我羡慕他的不是结识了多少文学女青年,而是他居然已经走了那么多地方。
翻车金沙江边
在环保处上班已有大半年,每天除了打水、擦地、读报和看文件,几乎没别的事情可做。在我之前,处里一共两个人:副处长和一个科员。没任何车辆,没任何监测机构,两个人想做事情确实难。所以我刚去的半年里情况没任何改观,也是没什么事情可做。这肯定不是我当初来西藏的初衷。不过,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 第二年的年底,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各省市对口援藏的项目陆续上马,人员也都陆续进藏。四川省环保所对口我们处,开始的项目是帮我们从事粮食中农药残留量的调查。他们所来了两个人,指导我们周密布点,随机采样。建设厅也给我们处配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还调了个司机过来。司机李师傅16岁就在西藏学开车,在高原上已经开了16年车,是个真正的老司机了。
援藏的老叶和孔萨,值得书上一笔。老叶是四川环保所设备科科长,临近退休想上西藏一趟,所里于是遂了其心愿。孔萨是名中年藏族女子,全名孔萨德吉,四川阿坝藏族,有亲戚在拉萨,想借援藏来一趟寻根之旅,此番也得以成行。这两人身上有旧技术人员素养,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尤其是孔萨,四川所的环境监测工程师,这次西藏粮食样品采集工作的技术负责人,我们那点最基础的样品采集技术,都是她教给我们的。
一个多月后,李师傅把车开到拉萨大修厂做了个底盘保养,加满了油,拉上我和老叶、孔萨,开始了西藏环保史上第一次环境采样。
临近四月,西藏境内大部分地区还是白雪皑皑,只有林芝地区,尤其是林区,古树参天,郁郁葱葱。更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察隅,那是全西藏唯一种植水稻的地方,那里的绿色可以跟我的老家江南有一比,只是季节上晚了近一个月。所以,在察隅我们还采到了上一年的水稻样品。
一个来月我们走了小半个西藏,基本走的是农区。回拉萨后把采到的样品整理了一下,然后决定走川藏公路去成都,把样品送到四川省环保所。四月底的川藏线已经化冻,经常会有路段因塌方而堵车,为安全起见,李师傅又把车送大修厂去保养了一下:我们那个车也实在是太老了,厅里车队淘汰下来快报废的。
一路很顺,很快就到了金沙江边,孔萨说起他们藏区老家的事情来,又说顺江下去,就要到四川了,可见到康定了。老叶一高兴,就唱起了《康定情歌》,才哼唱了一小节,发现出了问题:看东西的视线都倒过来了。翻车了!幸好都没什么伤情。李师傅骂骂咧咧的:刚保养过的车,前轱辘居然就掉了一个!
看着离路面有20多米的湍急的江水我们都感到后怕:亏得李师傅反应快,猛往里侧的山坡上打轮,若依着车子惯性朝前冲,非掉进江里喂鱼不可。藏族有水葬这个传统,据说江里的棍子鱼和胡子鱼吃惯了人肉,见有喂食的都会一拥而上。
人不总往高处走
吴恒显然不是那种能坐得住的人,他习惯了走动,以及由走动而带来的轰动,就像他骑车进藏那会儿的效应。给领导做秘书,结果正相反,秘书要低调,要耐得住寂寞,你再如何努力,出头露面的还是领导。所以,一年后他换了个工作,去新华社拉萨分社做了记者。那两年各地援藏项目都已启动,要写的东西很多,吴恒跑东跑西,写了一些报道。当然都是些应景的东西,谈不上有什么轰动效应。据他自己讲也写了些内参,这当然不是一般人能见得到的了。
那年月记者少,新华社记者自然更是凤毛麟角,受人待见和敬畏。吴恒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下到一个县里,住县招待所,一个警察进来,说要查他们的介绍信。吴恒说:你还查不着。警察喝了点酒,胆子也壮了,把枪拍在桌子上说:你问问它看,查得着还是查不着!吴恒也掏出随身带着的枪来跟那人的枪放在一起:那也得问问我这哥们儿是不是同意啊!警察的枪就跟老式的德国撸子一个样,而吴恒的枪可以说是高级警监所能佩的最好的手枪了。警察立马酒也醒了,收起枪跑了。领导来了啊,不跑就是不识相了。
这种事情让涉世不深的小青年听了感觉很牛,在我们眼里就是一种低级的卖弄而已。我插队的时候当过民兵,打靶场上重机枪都打过,吴恒连女特务的小手枪也要拿出来卖弄,这种新兵蛋子的做派自然是要被嘲弄的。小吉不同,他对舞刀弄枪的事情极端厌恶,所以吴恒一说起掏枪来,他就满脸的不屑。见抄家伙这段子没镇住我们,吴恒于是就讲起最近给上头写的一个内参来。我们听了还是无动于衷。几年待下来,西藏的事情我们基本都清楚了,写与不写我们都知道。小吉经常满世界跑,又是文化圈子里的人,西藏的事情他知道得更多,只是他除了写诗之外其他事情一概不闻不问,但不过问不等于不知道,所以吴恒写的内参上的东西对他来说不过是旧闻。
改革开放深入,全民都在讲经济,志愿进藏建设边疆这类的事情早已被人看淡了,西藏不再是个话题,去深圳发财才是个重要话题。当初鼓励我们进藏的那个系主任自己就跑到深圳做起了买卖。这种形势下,吴恒心理失衡了,他处于焦躁之中。他大概属于鼓动家一类的角色,一时半刻都不能安分下来。这时候他若跑深圳去做生意,算师出无名,不会有人夹道欢迎他。他于是极度苦闷。
机会终于来了,他终于出国了。数年前那个国家的总理去拉萨访问,吴恒作为记者随行采访,认识了总理的秘书,关系一直保持着,出国落脚很快就成了。而且吴恒每月能拿到数千元,他又是个极会过日子的人,靠这点钱愣是在当地开起了一家中国料理,算是惨淡经营吧。
后来他跟人说,很多次饭馆打烊后,他望着远处的灯红酒绿,心里想着的是那片高原。他感觉那是一个高度,有着自己青年时期的理想与追求;虽然清苦,却有热血;夹杂着野心,那也是有高度的欲求,就如《红与黑》里的那个于连。如今身陷尘世,方知人不总是要往高处走,往下出溜真是太容易了。
数年后他选择了回国,安顿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高原做了次朝圣之旅。
之后,他选择了在北京定居,为电视台做撰稿人。
为情所累
小吉注定是要做个情圣的。
几乎与他前后脚进藏的人中,有人葬在了高原,如《西藏文学》的田文(人大毕业)和龚巧明(川大毕业),她们都是在采风途中因车祸而殉职。尤其是龚巧明,他们一起多次探讨过文学和诗歌。有人写出大获好评的作品,比如马原,一部《冈底斯的诱惑》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我那时候光顾着娶妻生子,对文学有些怠慢,直到读了马原的短篇《虚构》,才发现这部模仿博尔赫斯的东西还是蛮有味道的,我至今还记得它的开头:“就叫我吉米四世(还是六世?记不住了)吧。” 小吉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中。诗写到这个份上,不能说自己没努力;写诗没有突破,更不能怪环境不好——再也没有比高原更好的诗意氛围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有时间他就多读别人的诗,比如仓央嘉措的情诗,他还给我们念过这个六世达赖诗集中的几首,我记得的就有这一首,《风啊,从哪里吹来》:
风啊,从哪里吹来?
风啊,从家乡吹来!
我幼年相爱的情侣啊,
风儿把她带来!
在大赞了一通后,小吉又迷惑起来:诗是这样写的吗?
思索了很久,他告诉我们:他的情感经历还不够丰富。他必须多加体验。
不久小吉就出事了。事情发生时我正在北京办事,他疯了的事情也是另一个同学告诉我的。
小吉跟多名文学女青年体验过生活后,视线开始转向一个性感的少妇,据那个同学说似乎是个藏族少妇,而且还蛮有韵味的。小吉开始是请人吃饭,饭后邀请对方跳舞,对方对此没加拒绝。小吉于是开始进逼,给少妇写情诗、写信,对方似乎也没有拒绝。当然,有可能拒绝得很含蓄,只是小吉没意识到罢了。后来他再想深入,对方义正辞严加以拒绝了。苦恋多时终不可得,小吉终于崩溃了。单位最后没办法,只好将他送回了北京。据说送返途中他还试图逃走,想回拉萨去找他心仪的少妇。随行同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送回家中。
我听后叹息良久。小吉的情事我不知道,但以我平时与他的交往来看,这是个温和的人,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多少还有那么点绅士风度,拉萨的同学和朋友里头算是口碑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人,为情所累到这种地步,委实有些可惜。
10年后,我在北京的一次校友会上见过他:多了些老成,少了些狷介,一双眼睛诗意尚存。他给了我他家中的电话,可惜后来让我弄丢了。
为家所困
此时,我在环保处的工作算是上了正轨。粮食样品送到四川省环保所,不久分析结果就出来了。上报国家环保局(今环保部前身)后,全国的统计报告上去掉了以往环境监测报告中常出现的“除西藏外”字样,也算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受到了当时环境监测处的表扬。
在成都,我跟分管援藏工作的余副所长一聊之下,发现他竟是我的校友,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交谈自然就更深一步。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在西藏也建一个环境监测站?老余也很有兴趣,说此事可以探讨。后来,我回到拉萨,没多久老余来电话说:10月初要在西宁召开全国第二届环境监测工作会议,国家环保局发的文件里有这一句:“西藏除外。”
我听后头都大了:又是西藏除外!
我对老余说:这次不能除外了。
老余给我支了一招:你们厅给环境监测处去个公函,力争到与会名额,哪怕是给一个名额也好。而且,这个名额最好是给你的。如果给了其他人,就怕是跑那里开开会,游山玩水一通,带一袋会议资料回来就了事,结果什么都办不成。
我问他,怎么才能让监测处把这个名额给我。他说,你们厅的公函里可以写清楚啊。我说,这恐怕不行,总不能由我去吩咐厅长把这个名额给我吧。老余也感到这恐怕行不通。
有时候你还不得不信这句话:心想事成。当国家环保局给了我们厅这个会议名额后,我们处长对我说:西宁我们都去过好几回了,青海湖也转过好几遍了,这次的会你去参加吧。
在西宁,我跟监测处刘处长谈了想在西藏建站的想法。刘处长说他个人没意见,但能否获批,得主管监测的孙副局长同意才行。我于是逼着他:你向孙局汇报我们这个意思。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又过了一天,孙局饭后散步,见其兴致不错,刘处长示意我跟上,然后上前说:孙局长,这是我跟您介绍过的西藏同志,他们积极性很高,想跟您汇报一下工作。
我赶紧说了想建站的意思。不料局长更爽快:打个报告吧。
数月后,国家环保局批文下来:同意。并拨付200万元。
西藏自治区环境监测站就这样成立了。
我们处长很纳闷儿:你小子用了什么办法?
我想,我也没什么高招,只是有那么点热情而已。
两年后,我成了监测站的第一任站长。同时,我也离开了西藏。
原因无他,就是想儿子了。
那时候我儿子刚一岁,他妈把他洗澡时的嬉戏声录了下来,把磁带寄给了远在拉萨的他爹。他爹我用随身听来回放这盘带子,每听一次就流一次泪。我知道通过正规途径去北京陪儿子是断不可能的。于是就作了个决定:站长,换人干吧。西藏,再见吧!
22年后,2010年的夏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回到拉萨,过唐古拉山口时,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当年,我到过这个高度。后来我下来了,但我明白自己永远回不到这个高度了。我理解了吴恒的想法:往下出溜太容易了。然而这点使我自豪——我们毕竟到过这个高度。同时我也想起了10年前见到的那双依然充满诗意的眼睛,我感觉到:人,一旦诗意地栖息过,往后再艰难的日子里也诗意盎然。
(编辑·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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