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目前正是进入西部抢位的最好时机，但必须做好忍受几年寂寞的心理准备。
　　
　　向西，向西，再向西⋯⋯
　　有人说，自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成为中国近几年来最为沸腾的热土，众多东部制造企业纷纷西飞。此言不虚——浙江娃哈哈集团投资5亿多元，已经在西部7省区建立了8个生产基地；浙江绍兴光宇集团以30亿元投资总规模一举拿下青海180万吨纯碱项目；杭州富通集团在西南成立了重庆富通集团，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电信电缆生产销售商；海尔要帮助重庆建一座28亿元人民币的工业园；奥康已带头开发一座10亿元的制鞋园，目标年产1亿双鞋；曾经只有长安、力帆等少数几家车企驰骋的西部广袤大地，上汽、华晨、一汽大众仿佛在一夜之间相继入川……
　　与上述企业一样，越来越多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了漫漫的西进之旅。这场源自市场经济规律的产业流动，已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大潮涌动、风生水起，一轮进军西部的浪潮正扑面而来。
　　在众多人为国家此轮宏观的产业地域构想欢欣鼓舞时，作为企业的个体，是不是应该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冷静地思考一下利与弊：目前，到底有哪些因素将影响企业西进的进程？
　　成本，这几乎是每一个西进的企业面前的最大问题。很多西进企业家都有这样的抱怨：对于进口原料或产品外销的企业，投资西部比投资东部将付出更多的交通运输成本。
　　物流成本已成为影响沿海产业转移西部的重要因素。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制造企业都有多达上千家的配套零部件生产和原材料供应的企业，每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周围都有由大量零部件生产企业群构成的配套体系，同时也构成层次繁多、结构复杂的采购供应物流体系。零部件企业构成采购供应物流的起点，运输企业构成干线运输层，围绕整车生产厂的仓库群构成仓储层，供应商的配送部门或整车生产厂的供应部门构成配送层。与沿海地区不同的是，西部没有相应的产业集群，因此采购零部件不容易，供应商过于分散，导致物流供应链流程过长，将大大削弱汽车制造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从西部开发的政策上看，西进企业普遍认为，西部开发政策中，优惠幅度不明显，特别是在财政、税收、金融、价格政策方面还没有形成西部地区的“政策洼地”。就拿对东部地区企业投资收益实施双重征税的问题来说，这种征税办法已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上海的一些企业反映，在西部办企业既要上缴当地项目公司的所得税，又要缴母公司的所得税，这样双重缴税，企业收益所剩无几。浙江有三成企业反映，融资难是限制企业在西部地区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特别是跨区域贷款难直接影响着企业投资项目的成功率。
　　在中国前几轮的经济发展中，中西部人才已经大量向东南沿海地方流失。如何吸引他们回迁？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另外，西进的企业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的技工和农民工，找熟练工已经成为一大挑战。还有，西部的劳动力成本虽然比东部低25%，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技能却远远落后于东部。
　　当然，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企业大兴西进已经成为一种不容逆转的趋势。从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规律来看，一般每20年就会有一次大的产业转移——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制造业首先向日本转移，使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上快速崛起；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纺织、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使“四小龙”逐步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20世纪80年代，“四小龙”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东部沿海、东盟转移，推动了当地外向型经济高速增长；而现在，这一接力棒即将交到我国西部地区。专家们判断，本世纪头20年，是东部沿海传统产业加速转移期。随着东部地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行业生产几近饱和，只有将部分传统产业向西部转移，方能腾出发展空间，承接国际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实现东部经济的再次飞跃。
　　可喜的是，这些制约企业西进的瓶颈，有望在数年内被一一突破。正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段应碧所言：中央将要调整的产业政策，旨在“让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东部办起来更困难，而在西部办起来更容易”。
　　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目前正是进入西部抢位的最好时机，但必须做好忍受几年寂寞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