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叙事的"五四"时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报告,和作为文学叙事的鲁迅小说《故乡》《祝福》《伤逝》,不约而同地选择"乡村女性"作为支点,来表述现代知识分子/启蒙者与传统乡村/农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没有他者,就无所谓自我,只有当女性的性别他者性与传统乡村/农民的文化他者性(相对于西化的现代城市/知识分子文化)重叠编码时,才可能为"现代自我"(启蒙主体/男性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自我反思、自我追问,同时也是自我建构的最合适支点。这在无形中造就了"乡村是女性的"这样的观念。与此同时,男性农民阿Q的形象则超越了乡村、农民的地域性、阶层性,成为表征全体国民性(包括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载体。而鲁迅另两篇小说《风波》《离婚》,又将传统乡土社会特殊的绅-民阶序与父权制性别阶序重叠编码,还以乡村的女性化来暗示近代以来乡村在文化上的空心化、沙漠化。由此可见,在"五四"新文化启蒙甫一开端,性别政治实际上参与进了有关知识分子、乡村、农民、国民性、文化传统等议题的表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