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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已经面世。
这部30多万字的回忆录，由戴秉国前国务委员用他在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积累的经验、感悟和智慧书就，倾注了他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对乡土的赤诚之心，对外交外事从业人员以及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公众来说，是一部珍贵的教科书。
这部回忆录，读起来既“近”又“远”。
“近”的是，戴秉国前国务委员在他事业巅峰期所属的那个十年间（2003-2012）践行的和平发展原则，持续影响着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可能轻易将它从中国的肌体上抹去。
和平发展的外交原则，被戴秉国身体力行地落实到战略对话这个策略工具上。戴秉国用回忆录的大多数篇幅记述了他在外交部领导、国务委员任上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就朝核、台湾等问题作为中国特使穿梭各方之间的特殊经历。这些经历以大国关系、热点外交为基本框架，勾勒出中国外交在那个十年间逐步走向成熟、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印迹。
引用戴秉国在回忆录中最提纲挈领的话讲，就是：“通过我们与主要大国间架起的战略沟通的桥梁，增进了我们与对话方的战略互信，或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发展方向、战略意图、政策走向等的认识，或减少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疑虑，他们的‘中国观’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从而积极影响了他们国家的对华政策，推进了与对话方的战略合作，推动了重大外交难点问题的解决，维护了我国的战略和核心利益，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安宁与发展，改善了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政治、经济、安全、舆论环境。”
那个十年的中国外交，前所未有地做到了把中国自身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以中国的和平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用世界的和平发展反哺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一价值是已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中国今后需要保持的成果、坚守的方向。
对于正在引领、影响或参与中国完成大国和平崛起最后冲刺的人们来说，戴秉国回忆录记录的外交史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传承。在未来道路上，无论中国变得怎样强大、自信，都需要像戴秉国在书中写道的那样，更加懂得如何同世界打交道，如何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既有利于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能在更高水平上造福于全人类”。
“远”的是，戴秉国的文字一路从记忆深处走来。
开篇第一章，戴秉国回顾了他是怎样从深山走进城市、从大学走入机关、从青涩走向成熟——“这个时期对个人毅力和品格是严峻的考验”，“对于我全面真实地了解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实际情况非常宝贵，它大大增进了我对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这样的情感对每一个服务于国家外交事业的人都是必备的前提，使我们知道每天付出的辛苦都是为了谁。
从1941年在贵州省印江县对马村杉木山出生，18岁那年“走出大山”，1966年进入外交部苏欧司，1973年结束在苏联长驻回国，到1995年奉调中联部，2003年回外交部担任党委书记兼副部长，2008年出任国务委员，再到“2013年3月16日下午4时零8分，我离开了中南海的办公室”，跨越72年的不仅是个人的心路历程，更有个人背后的国家历程。
在回憶录中，戴秉国“漫漫长路再回首”，谈了他对长期参与对苏工作的体会。这份记忆十分沉重，承认中苏两国两党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坠入“意识形态至上”的陷阱，中国正是吸取了“前面的教训”，改革开放以后提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开辟了外交工作新局面。戴秉国写道，凡事都要讲辩证法，中苏关系恶化客观上为中国打开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机会，在打开同西方国家关系后，又适时把改善同苏联关系提上了日程，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中国外交的大格局更符合实际、更成熟、更完善。
戴秉国特别提醒我们，中苏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一种新型国家间关系，也就是后来常说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关系”，这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国家间关系。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到，当下中国处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包括谋求与美国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又何尝不是与那个时期在全力维持“大三角”平衡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谈一脉相承、异曲同工？面对当下中国外交基于国家实力变化和利益转换而必然要在不同大国对象之间产生的迟疑、困惑甚至摇摆，我们所要做的，不应是退回到某个年代，像一个身居超级大国夹缝中的弱国那样左右逢迎，而是密切结合时代特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建立自己的支轴，做大国关系的运筹者、协调者、引导者。
戴秉国在书中提炼：“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办外交”。他说他十分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讲话——“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一精神难道不需要外交工作者深入领会并在现实外交方略中加以体现吗？
戴秉国不忘与读者分享他对前苏联解体的看法，并且写下他的告诫：“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长期保持一种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切不可急躁冒进，也不可取得一点成绩就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丧失警惕性，成为下一个苏联。”这段话读起来发人深省，不仅适用于内政，也适用于外交。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生活泛物质化、信息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许多家国记忆正在远去，日益模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高低贵贱，都有必要尽一份心意，让它们重新鲜活起来，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留下永恒的精神遗产——经验也好、教训也罢。
2008年12月11日，刚出任国务委员不久的戴秉国在布鲁金斯学会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晚宴上发表演讲时，略带伤感地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初中同班的52个同学中有一半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六个兄弟姐妹中，生活在农村的三个也早于我而永远地走了，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真正繁荣富强起来的道路还很漫长，万里长征才走完了几步啊！” 年长者容易陷入回忆，身负领导责任的年长者却必须与身体和精神衰老的自然规律对抗，把更多心思放在为后人铺垫未来上。在回忆录的第156页，戴秉国用了一张自己小孙女的满月照片。老人曾把这张照片拿给刚刚出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看，意在提醒她“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和平繁荣幸福的未来”。戴秉国充满人情味的举动给“女强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即将卸去国务卿职务的她与戴秉国重逢时，还常主动提到。
这就是戴秉国的家国情怀，这样近、那么远，近到其宝贵经验仍然并将继续通过世间发生的事情得到印证，远到其眼光可以投向大多数寻常人目不所及的未来。
参加过戴秉国主持的外交对话的人都知道，坐在他对面的那位主宾——无论是政要还是学者，面对他的气场和内涵，无一例外地都会长时间倾听，不仅是出于礼貌，更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尊敬。
戴秉国前国务委员选取战略对话作为回忆录的主题，用意深邃，为向后人传道授业确立了一个上佳的角度。他在强调沟通的重要性：“根本目的是增进大国间的战略信任，促进彼此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增进彼此国家和人民的福祉，造福于全人类”;“战略对话注重的是同对话伙伴的智慧、思想的战略沟通与交流”，“重在对话的战略性，特别是战略的针对性”，“要想找到战略共识，很重要的前提是，对话双方都能正视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思想观念、方针政策、行为方式等，都力求适应这种变化”。
这又是一种超越国家的情怀。“只要大家都不结盟、不争霸、不称霸，彼此不冲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合作，世界才会变得比较安宁，大家才能更好地发展，老百姓的日子才更好过。”“我不敢说，这些话我的那些对话伙伴们都听进去了，都相信我们说的了，但至少部分地听进去，部分地相信了。”戴秉国的“喋喋不休”是那个十年中国外交突出的、温情的标志符之一，如果放在三、四十年前可能要被贴上理想主义的标签，但在全球化和大国政治复苏的今天却又显得非常现实。
在人类文明已发展到不同国家间高度相互关联并可确保相互摧毁的今天，战争已不是解决根本性问题的根本性办法。大国之间对话停摆，将是和平难以承受之重，只会加剧敌意，加大误判和冲突风险。通过战略对话，各方克制住对抗的冲动和民粹的干扰，走出相互猜度的“黑箱”，在涉及核心、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坦诚相见，妥善制定方略和政策，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完善和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总有人想把大国关系拉回到结盟对抗的时代，也有一些国家行为体在现实国际政治中“身子虽进入21世纪，脑子仍停留在过去”，固守意识形态、集团阵营划线的旧逻辑，坚持用“零和”思维打量世界，人为地挖掘“修昔底德陷阱”。战略对话的一大作用，便是牵制他们的影响。
战略对话作为大国标配，是中国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要掌握的能力。“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难的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读这部书的人，无论中外，需要仔细倾听、揣摩戴秉国的这项告诫。明白这一点，便抓住了回忆录的精髓。而世界如能更多体现战略对话的精神，和平、发展、合作将变得更加可期。
戴秉国与美国人对话的内容最值得细读。他证实，“在中美对话上我们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从书中记述的涉及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多场非正式会晤的大量“金句”中，能够窥见这位退休老人在那个十年对上升大国如何与守成大国共处的整体思路。
——“是共同利益使我们两个曾经相互敌视的国家走到一起，是共同利益使中美关系克服了一次又一次困难甚至危机，也是共同利益不断丰富着两国关系的内涵，加固着两国关系的基础”。
——“我们必须坚持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必须坚持以理性、客观、平和的心态看待对方的发展，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
——“我们在处理彼此关系和国际上一些重大问题时应推己及人、相互体谅，不仅考虑自身利益，也要尊重和照顾对方关切，特别是核心利益”。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过去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也不同于苏联共产党，我们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中国人没有什么阴谋，只有‘阳谋’;没有什么野心，只有善心。这个‘阳谋’简单得很，就两个字：发展”。
——“我们实际上是在同一条船上，应该成为合作的伙伴而不是相互争斗的对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繁荣、稳定、安全的世界，”“要构建这样一个世界，有赖于中美两国进行密切合作”。
希拉里·克林顿认为，戴秉国在对话中强调的核心内容是，为什么中国不应惧怕美国，美国也不应惧怕中国。她表示，“美中两国需要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相遇的老问题寻找新答案”。
详读戴秉国回忆录可以看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不是哪个人、哪一方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中美双方基于对时代变迁的基本理解和两国关系重要性与日俱增、大国冲突代价过高的相通认识，通过长时间的密集互动，共同酝酿和提出的，折射出两国领导层和学术界关于中美要争取协调和合作、避免对抗和冲突的最起码共识。
那种把“新型大国关系”看作是中方为“取悦”、“迷惑”美方而单方面抛出的“倡议”的看法，是严重的误读。那种认为是中国动议新型大国关系却被美方拒绝的说法又是过于武断和缺乏研究了。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还在路上。任何国际关系新理念，从思考到提出再到实践，都必然要经历反复，也必然要经受时间的检验，不能因一时一势的变化而轻易失去信心。只要其响应了时代的基本要求，就要努力实践下去。
在回忆录中，戴秉国提到一个细节。2011年11月11日，他陪同胡锦涛主席在夏威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受邀与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共进晚餐。席间，希拉里让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谈一谈美方为支持两国关系所做的“实事”。美方这样安排的意图，是劝说中方在满足美方的要求方面应该“做得更多”。戴秉国听后回应说，你开列了一个单子，我们对你们做的好事铭记在心，希望你们做好事的单子更长些，我们也愿为发展中美关系做更多的好事，我们可以比一比，看谁的单子长。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两点，一是合作的“蛋糕”能否做实做大，二是利益冲突的清单会不会越缩越短。时隔几年回头看，合作的蛋糕确实在做大，然而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因素也在增多，过去那种改善中美关系的思维有些简单化了，不能完全指導大国关系的具体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讲，管控分歧比减少分歧还重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在拉长合作清单的同时，似乎也在展开一场互列“负面清单”的竞赛，贸易领域的技术性作法扩展到其他广泛领域。这是一个需要引起警觉的现象，因为国家间关系当中“禁区”设得越多越广，对于培育基本互信则弊大于利，处理敏感问题的难度反而增大，陷入“相互刺激循环”乃至摩擦失控的风险也会越起来越高。希望双方能够有所调整，抑制住互掷“负面清单”的冲动。
戴秉国在回忆录的自序中写道：“中国改革开放才只有30多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学习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还处于起步阶段。”
对中国而言，战略对话同样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
戴秉国牵头与多个大国举行的一系列战略层级对话，恰恰是中国“学习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进程的重要实践场，这个“学习”既是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加深对中国发展方向和战略意图的认识的过程，也是中国更好认识世界变化、清醒判断自身处境、科学谋划和践行和平发展的过程。这种相互了解和认知的成效如何，已经成为能够影响国际关系调整与重组方向的一大关键内容，因为中国正在比她所预想的还要早地承担起全球责任。
学习并无止境。过去三年间，中国政府的“学习”正在向更高层面延展，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举措展现出雄才大略。这样一个中国将会比以往更多地承担世界责任，更多地直面外部世界的机遇和挑战，也就更加需要强调“学习”——向历史学习，向世界学习，学规则、学话语、学斡旋、学博弈、学提供公共产品。
专业人员阅读戴秉国回忆录的一大落脚点，是思考如何在中国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的今天，更好地进行战略对话。掩卷而思，我认为应有三方面的进步。
2012年7月10日，第三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凯瑟琳·阿什顿共同出席。
首先，在“谈什么”的问题上要有更全面的设计，既谈意图、谈目标，也谈策略、谈手法，还要谈规则、谈法理，回避敏感问题、绕开疑难领域、被部门利益卡住的战略对话不是真战略对话。
第二，在“怎么谈”的问题上，要能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打造战略对话体系，官方、议会、军队、商界、学界、媒体、年轻人的力量都有机会参与其中，进行自己一轨的对话，它们加在一起才能形成触动心灵、改变头脑的力量。
第三，战略对话不能为对话而对话，它有必要与显示合作宽度、昭示利益底线的实际行动相结合，与在敏感问题上制订相互行为规范的努力相结合。行动的缺失和言语的缺失一样可以导致误解。总之，对话要“诚”，行为要“实”，沟通本身也是博弈。
这部30多万字的回忆录，由戴秉国前国务委员用他在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积累的经验、感悟和智慧书就，倾注了他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对乡土的赤诚之心，对外交外事从业人员以及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公众来说，是一部珍贵的教科书。
“近”
这部回忆录，读起来既“近”又“远”。
“近”的是，戴秉国前国务委员在他事业巅峰期所属的那个十年间（2003-2012）践行的和平发展原则，持续影响着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可能轻易将它从中国的肌体上抹去。
和平发展的外交原则，被戴秉国身体力行地落实到战略对话这个策略工具上。戴秉国用回忆录的大多数篇幅记述了他在外交部领导、国务委员任上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就朝核、台湾等问题作为中国特使穿梭各方之间的特殊经历。这些经历以大国关系、热点外交为基本框架，勾勒出中国外交在那个十年间逐步走向成熟、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印迹。
引用戴秉国在回忆录中最提纲挈领的话讲，就是：“通过我们与主要大国间架起的战略沟通的桥梁，增进了我们与对话方的战略互信，或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发展方向、战略意图、政策走向等的认识，或减少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疑虑，他们的‘中国观’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从而积极影响了他们国家的对华政策，推进了与对话方的战略合作，推动了重大外交难点问题的解决，维护了我国的战略和核心利益，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安宁与发展，改善了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政治、经济、安全、舆论环境。”
那个十年的中国外交，前所未有地做到了把中国自身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以中国的和平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用世界的和平发展反哺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一价值是已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中国今后需要保持的成果、坚守的方向。
对于正在引领、影响或参与中国完成大国和平崛起最后冲刺的人们来说，戴秉国回忆录记录的外交史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传承。在未来道路上，无论中国变得怎样强大、自信，都需要像戴秉国在书中写道的那样，更加懂得如何同世界打交道，如何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既有利于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能在更高水平上造福于全人类”。
“远”
“远”的是，戴秉国的文字一路从记忆深处走来。
开篇第一章，戴秉国回顾了他是怎样从深山走进城市、从大学走入机关、从青涩走向成熟——“这个时期对个人毅力和品格是严峻的考验”，“对于我全面真实地了解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实际情况非常宝贵，它大大增进了我对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这样的情感对每一个服务于国家外交事业的人都是必备的前提，使我们知道每天付出的辛苦都是为了谁。
从1941年在贵州省印江县对马村杉木山出生，18岁那年“走出大山”，1966年进入外交部苏欧司，1973年结束在苏联长驻回国，到1995年奉调中联部，2003年回外交部担任党委书记兼副部长，2008年出任国务委员，再到“2013年3月16日下午4时零8分，我离开了中南海的办公室”，跨越72年的不仅是个人的心路历程，更有个人背后的国家历程。
在回憶录中，戴秉国“漫漫长路再回首”，谈了他对长期参与对苏工作的体会。这份记忆十分沉重，承认中苏两国两党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坠入“意识形态至上”的陷阱，中国正是吸取了“前面的教训”，改革开放以后提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开辟了外交工作新局面。戴秉国写道，凡事都要讲辩证法，中苏关系恶化客观上为中国打开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机会，在打开同西方国家关系后，又适时把改善同苏联关系提上了日程，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中国外交的大格局更符合实际、更成熟、更完善。
戴秉国特别提醒我们，中苏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一种新型国家间关系，也就是后来常说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关系”，这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国家间关系。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到，当下中国处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包括谋求与美国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又何尝不是与那个时期在全力维持“大三角”平衡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谈一脉相承、异曲同工？面对当下中国外交基于国家实力变化和利益转换而必然要在不同大国对象之间产生的迟疑、困惑甚至摇摆，我们所要做的，不应是退回到某个年代，像一个身居超级大国夹缝中的弱国那样左右逢迎，而是密切结合时代特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建立自己的支轴，做大国关系的运筹者、协调者、引导者。
戴秉国在书中提炼：“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办外交”。他说他十分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讲话——“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一精神难道不需要外交工作者深入领会并在现实外交方略中加以体现吗？
戴秉国不忘与读者分享他对前苏联解体的看法，并且写下他的告诫：“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长期保持一种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切不可急躁冒进，也不可取得一点成绩就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丧失警惕性，成为下一个苏联。”这段话读起来发人深省，不仅适用于内政，也适用于外交。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生活泛物质化、信息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许多家国记忆正在远去，日益模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高低贵贱，都有必要尽一份心意，让它们重新鲜活起来，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留下永恒的精神遗产——经验也好、教训也罢。
2008年12月11日，刚出任国务委员不久的戴秉国在布鲁金斯学会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晚宴上发表演讲时，略带伤感地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初中同班的52个同学中有一半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六个兄弟姐妹中，生活在农村的三个也早于我而永远地走了，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真正繁荣富强起来的道路还很漫长，万里长征才走完了几步啊！” 年长者容易陷入回忆，身负领导责任的年长者却必须与身体和精神衰老的自然规律对抗，把更多心思放在为后人铺垫未来上。在回忆录的第156页，戴秉国用了一张自己小孙女的满月照片。老人曾把这张照片拿给刚刚出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看，意在提醒她“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和平繁荣幸福的未来”。戴秉国充满人情味的举动给“女强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即将卸去国务卿职务的她与戴秉国重逢时，还常主动提到。
这就是戴秉国的家国情怀，这样近、那么远，近到其宝贵经验仍然并将继续通过世间发生的事情得到印证，远到其眼光可以投向大多数寻常人目不所及的未来。
“诚”
参加过戴秉国主持的外交对话的人都知道，坐在他对面的那位主宾——无论是政要还是学者，面对他的气场和内涵，无一例外地都会长时间倾听，不仅是出于礼貌，更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尊敬。
戴秉国前国务委员选取战略对话作为回忆录的主题，用意深邃，为向后人传道授业确立了一个上佳的角度。他在强调沟通的重要性：“根本目的是增进大国间的战略信任，促进彼此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增进彼此国家和人民的福祉，造福于全人类”;“战略对话注重的是同对话伙伴的智慧、思想的战略沟通与交流”，“重在对话的战略性，特别是战略的针对性”，“要想找到战略共识，很重要的前提是，对话双方都能正视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思想观念、方针政策、行为方式等，都力求适应这种变化”。
这又是一种超越国家的情怀。“只要大家都不结盟、不争霸、不称霸，彼此不冲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合作，世界才会变得比较安宁，大家才能更好地发展，老百姓的日子才更好过。”“我不敢说，这些话我的那些对话伙伴们都听进去了，都相信我们说的了，但至少部分地听进去，部分地相信了。”戴秉国的“喋喋不休”是那个十年中国外交突出的、温情的标志符之一，如果放在三、四十年前可能要被贴上理想主义的标签，但在全球化和大国政治复苏的今天却又显得非常现实。
在人类文明已发展到不同国家间高度相互关联并可确保相互摧毁的今天，战争已不是解决根本性问题的根本性办法。大国之间对话停摆，将是和平难以承受之重，只会加剧敌意，加大误判和冲突风险。通过战略对话，各方克制住对抗的冲动和民粹的干扰，走出相互猜度的“黑箱”，在涉及核心、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坦诚相见，妥善制定方略和政策，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完善和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总有人想把大国关系拉回到结盟对抗的时代，也有一些国家行为体在现实国际政治中“身子虽进入21世纪，脑子仍停留在过去”，固守意识形态、集团阵营划线的旧逻辑，坚持用“零和”思维打量世界，人为地挖掘“修昔底德陷阱”。战略对话的一大作用，便是牵制他们的影响。
战略对话作为大国标配，是中国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要掌握的能力。“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难的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读这部书的人，无论中外，需要仔细倾听、揣摩戴秉国的这项告诫。明白这一点，便抓住了回忆录的精髓。而世界如能更多体现战略对话的精神，和平、发展、合作将变得更加可期。
戴秉国与美国人对话的内容最值得细读。他证实，“在中美对话上我们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从书中记述的涉及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多场非正式会晤的大量“金句”中，能够窥见这位退休老人在那个十年对上升大国如何与守成大国共处的整体思路。
——“是共同利益使我们两个曾经相互敌视的国家走到一起，是共同利益使中美关系克服了一次又一次困难甚至危机，也是共同利益不断丰富着两国关系的内涵，加固着两国关系的基础”。
——“我们必须坚持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必须坚持以理性、客观、平和的心态看待对方的发展，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
——“我们在处理彼此关系和国际上一些重大问题时应推己及人、相互体谅，不仅考虑自身利益，也要尊重和照顾对方关切，特别是核心利益”。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过去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也不同于苏联共产党，我们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中国人没有什么阴谋，只有‘阳谋’;没有什么野心，只有善心。这个‘阳谋’简单得很，就两个字：发展”。
——“我们实际上是在同一条船上，应该成为合作的伙伴而不是相互争斗的对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繁荣、稳定、安全的世界，”“要构建这样一个世界，有赖于中美两国进行密切合作”。
希拉里·克林顿认为，戴秉国在对话中强调的核心内容是，为什么中国不应惧怕美国，美国也不应惧怕中国。她表示，“美中两国需要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相遇的老问题寻找新答案”。
详读戴秉国回忆录可以看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不是哪个人、哪一方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中美双方基于对时代变迁的基本理解和两国关系重要性与日俱增、大国冲突代价过高的相通认识，通过长时间的密集互动，共同酝酿和提出的，折射出两国领导层和学术界关于中美要争取协调和合作、避免对抗和冲突的最起码共识。
那种把“新型大国关系”看作是中方为“取悦”、“迷惑”美方而单方面抛出的“倡议”的看法，是严重的误读。那种认为是中国动议新型大国关系却被美方拒绝的说法又是过于武断和缺乏研究了。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还在路上。任何国际关系新理念，从思考到提出再到实践，都必然要经历反复，也必然要经受时间的检验，不能因一时一势的变化而轻易失去信心。只要其响应了时代的基本要求，就要努力实践下去。
在回忆录中，戴秉国提到一个细节。2011年11月11日，他陪同胡锦涛主席在夏威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受邀与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共进晚餐。席间，希拉里让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谈一谈美方为支持两国关系所做的“实事”。美方这样安排的意图，是劝说中方在满足美方的要求方面应该“做得更多”。戴秉国听后回应说，你开列了一个单子，我们对你们做的好事铭记在心，希望你们做好事的单子更长些，我们也愿为发展中美关系做更多的好事，我们可以比一比，看谁的单子长。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两点，一是合作的“蛋糕”能否做实做大，二是利益冲突的清单会不会越缩越短。时隔几年回头看，合作的蛋糕确实在做大，然而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因素也在增多，过去那种改善中美关系的思维有些简单化了，不能完全指導大国关系的具体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讲，管控分歧比减少分歧还重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在拉长合作清单的同时，似乎也在展开一场互列“负面清单”的竞赛，贸易领域的技术性作法扩展到其他广泛领域。这是一个需要引起警觉的现象，因为国家间关系当中“禁区”设得越多越广，对于培育基本互信则弊大于利，处理敏感问题的难度反而增大，陷入“相互刺激循环”乃至摩擦失控的风险也会越起来越高。希望双方能够有所调整，抑制住互掷“负面清单”的冲动。
“学”
戴秉国在回忆录的自序中写道：“中国改革开放才只有30多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学习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还处于起步阶段。”
对中国而言，战略对话同样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
戴秉国牵头与多个大国举行的一系列战略层级对话，恰恰是中国“学习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进程的重要实践场，这个“学习”既是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加深对中国发展方向和战略意图的认识的过程，也是中国更好认识世界变化、清醒判断自身处境、科学谋划和践行和平发展的过程。这种相互了解和认知的成效如何，已经成为能够影响国际关系调整与重组方向的一大关键内容，因为中国正在比她所预想的还要早地承担起全球责任。
学习并无止境。过去三年间，中国政府的“学习”正在向更高层面延展，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举措展现出雄才大略。这样一个中国将会比以往更多地承担世界责任，更多地直面外部世界的机遇和挑战，也就更加需要强调“学习”——向历史学习，向世界学习，学规则、学话语、学斡旋、学博弈、学提供公共产品。
专业人员阅读戴秉国回忆录的一大落脚点，是思考如何在中国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的今天，更好地进行战略对话。掩卷而思，我认为应有三方面的进步。
首先，在“谈什么”的问题上要有更全面的设计，既谈意图、谈目标，也谈策略、谈手法，还要谈规则、谈法理，回避敏感问题、绕开疑难领域、被部门利益卡住的战略对话不是真战略对话。
第二，在“怎么谈”的问题上，要能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打造战略对话体系，官方、议会、军队、商界、学界、媒体、年轻人的力量都有机会参与其中，进行自己一轨的对话，它们加在一起才能形成触动心灵、改变头脑的力量。
第三，战略对话不能为对话而对话，它有必要与显示合作宽度、昭示利益底线的实际行动相结合，与在敏感问题上制订相互行为规范的努力相结合。行动的缺失和言语的缺失一样可以导致误解。总之，对话要“诚”，行为要“实”，沟通本身也是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