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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摘要：异延是德里达解构思想的灵魂，它认为文本没有终极唯一固定的意义，只有因符号运动差异作为踪迹保留下来时才有意义。这样就赋予了文本多重意义，使得文本呈现出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状态，解放人们的思想。马原的《虚构》突破传统小说的牢笼，运用独特的叙事手法使人们游离于故事之外。从德里达的理论来看，《虚构》中人物的身份和行动以及小说的时间都处于异延之中，它们的意义也在异延中不断地流变。
关键词：异延；德里达；马原；《虚构》
一
德里达异延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价值差异论。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意义从符号的差异中产生，而语言符号的差异性又基于符号的任意性，这两者不可分。德里达认为，索绪尔所说的符号差异决定符号意义，归根到底是由延异的差异运动所造成的，而这种差异运动由于能指和所指两种符号的不断转换而永无穷尽。德里达认为只有当差异作为踪迹被保留下来时，才产生某种意义，而踪迹是既显现又被抹去，所以这意义只能是延异的一种效应，即只是一种有效意义，而不可能是确定的终极意义①。
德里达的“异延”说为我们解读马原的小说《虚构》提供了新的视角。马原作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其创作大胆借鉴了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在叙事时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在这种风格的主导下，《虚构》呈现出片段截取或者打乱故事顺序、时空混乱等特征。笔者认为，正是因为马原采用了这种不落窠臼的叙事方式，《虚构》才能更好地诠释异延说。《虚构》让我们看到了文本的阐释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正如异延使得意义总是处于时间的“延”和空间的“异”一样。
二
《虚构》讲的是一个叫做“马原”的汉人作家去西藏的一个麻风病村——玛曲村采集素材的故事。文本中作者与叙述者对应关系的虚虚实实，这两者与文中的“我”这个人物形象三者之间构建成了一个虚构的、不真切、不确定的网络，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另外，小说中时间叙述的模棱两可也使时间处在一个“差异与延缓”的无止境的游戏中，正是这些不确定，使文本没有一个确定的主题，缺乏固定的意义。
（一）人物身份和行动的异延
首先，《虚构》一开始，作者就把自己的真实人生体验全部附着在《虚构》的叙事者身上。其次，叙述者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②，他一直强调自己正在叙事，并声明自己的叙述都是虚构的。吴亮曾模仿马原的方式对他这一叙事行为作过一次评论，并称其为“叙述圈套”③。不仅如此，“我”还对编撰整个故事的过程进行了记载：“我”机智地躲过医生的监控偷偷溜进这块禁地，“我”对该小说结局的杜撰事实等。传统小说的叙述者一般都“正襟危坐”，唯恐接受者从他的叙述中发现一丝虚假的端倪，但这里的叙述者却一反常态，明目张胆地承认自己正在讲故事、编故事。这一切，全是马原刻意为之，为的就是让接受者处于混沌的感觉中。
如前所说，叙述者既负责讲故事，也参与了故事，所以整个叙述都在“我”的掌控之下，“我”可以自圆其说。这种叙事为故事的解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我们不妨来猜想一下故事的原型。
第一种，“我”真的去过玛曲村，并且在那里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我”一直强调这一切不是真的，可能是因为“我”无法解决所面临的难题：一是“我”对哑巴的恐惧和好奇。二是“我”企图用文明社会的准则影响玛曲村人，却惨遭失败。三是“我”对那个陌生女人的眷念与“我”固有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因为“我”解决不了这些困惑，只好选择遗忘他们。
第二种，“我”其实就是安定医院里的一个精神病人，玛曲村的一切都是“我”的臆想，甚至连“我”声称自己是一个作家这件事都是臆想出来的。
第三种，“我”真的是一个作家，但没有去过玛曲村，这一切故事是在“我”的石雕刻像、“我”老婆转述的麻风病故事以及“我”所看的外国书籍等的基础上编撰出来的。
或许还有无数种。
总之，马原独特的叙述方式赋予了文本多种可能性，也给整个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样的叙事混淆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虚实难辨。叙述者与作者的混淆，叙述者与人物形象“我”的混淆，使该文本中“我”的形象处于一个缥缈、虚幻、不确定的边缘。这种状态使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断裂，而“我”的主体意义在与叙述者、作者的分辨中也被推延。这种多重解读还可以用德里达式术语——“撒播”来证明。“据德里达本人解释，撒播是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它不传达任何意义，相反永远是在无止无休地瓦解文本，揭露文本的凌乱和重复，从而雄辩地说明，每一种意义的可能，皆是差异和延宕的结果”④。由此我们可知，撒播其实是根据异延衍生出的一个概念，它也体现了由于语言的能指链在不断地滑动，所以能指与所指不存在中心化的原意，中心在不断地瓦解。虽然没有永恒的、固定的意义，但我们可以从能指链的缝隙中去寻找意义，而这些意义的可能皆是差异和延宕的结果。
（二）时间的异延
在小说第一节，叙述者声明这次去玛曲村采集素材要呆上七天，到了小说最后，“我”逃出了玛曲村，问别人日期，别人却说是五月四号。若按照之前的日期来推算，“我”在玛曲村仅仅只待了一天。但在这个结局之前，叙述者跳出来强调这个结局是自己编造的，所以这个时间也是不可信的。没有一个时间是经得起推敲，因为每一次的不可靠计时，时间变得异常的混乱，这使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大大降低。每一个能指链条滑向另一个能指链条的时候都在做异延运动，正是由于时间的能指链在不断地异延，不断地丢失，所以《虚构》里的时间得不到一个确切的肯定，我们无从确定“我”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入玛曲村，也不知道到底在那里待了几天，更不知是何时离开了这个村庄。总之，每一次时间的异延使时间无法得以确定。
在阅读《虚构》的时候，你或许会有很多疑惑：“文中的‘我’到底是谁？他到底有没有去过玛曲村？去了几天？”这一连串的疑问都是因为作者一边不断地撒播“我”的行动，“我”的身份，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将这些痕迹抹去，只留下了踪迹。而踪迹既非本源，也非实体，它穿梭在异延的网络之中。“马原”身份和行动，以及时间的所指意义在不断出现，又不断地抹去，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不断追寻这些踪迹的过程。踪迹指向异延，所以当读者在不停地追寻踪迹时，也就同时在抹去踪迹。因此，人物身份和行动的所指意义、时间的所指意义在无穷的延异中悄然消失了。笔者认为《虚构》之所以能够被多次解读，具有丰富的意义，与马原独特的叙事技巧分不开。
在小说的最后，“我”离开之后，玛曲村瞬间被泥石流掩埋了，似乎它不曾存在过。这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这些踪迹从不曾存在过一样。这正如德里达认为艺术品没有所谓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确定的意义只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一厢情愿的假设。
注释：
①陈本益.论德里达的”延异”思想[J].浙江学刊，2001（5）.
②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
③吴亮.马原的叙事圈套[J].当代作家评论，1987（3）.
④陆扬.德里达的幽灵[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62.
参考文献：
[1]马原.马原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2]陸扬.德里达的幽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3]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陈本益.论德里达的“延异”思想[J].浙江学刊，2001（5）.
作者简介：彭文文（1992-），女，四川达州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
摘要：异延是德里达解构思想的灵魂，它认为文本没有终极唯一固定的意义，只有因符号运动差异作为踪迹保留下来时才有意义。这样就赋予了文本多重意义，使得文本呈现出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状态，解放人们的思想。马原的《虚构》突破传统小说的牢笼，运用独特的叙事手法使人们游离于故事之外。从德里达的理论来看，《虚构》中人物的身份和行动以及小说的时间都处于异延之中，它们的意义也在异延中不断地流变。
关键词：异延；德里达；马原；《虚构》
一
德里达异延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价值差异论。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意义从符号的差异中产生，而语言符号的差异性又基于符号的任意性，这两者不可分。德里达认为，索绪尔所说的符号差异决定符号意义，归根到底是由延异的差异运动所造成的，而这种差异运动由于能指和所指两种符号的不断转换而永无穷尽。德里达认为只有当差异作为踪迹被保留下来时，才产生某种意义，而踪迹是既显现又被抹去，所以这意义只能是延异的一种效应，即只是一种有效意义，而不可能是确定的终极意义①。
德里达的“异延”说为我们解读马原的小说《虚构》提供了新的视角。马原作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其创作大胆借鉴了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在叙事时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在这种风格的主导下，《虚构》呈现出片段截取或者打乱故事顺序、时空混乱等特征。笔者认为，正是因为马原采用了这种不落窠臼的叙事方式，《虚构》才能更好地诠释异延说。《虚构》让我们看到了文本的阐释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正如异延使得意义总是处于时间的“延”和空间的“异”一样。
二
《虚构》讲的是一个叫做“马原”的汉人作家去西藏的一个麻风病村——玛曲村采集素材的故事。文本中作者与叙述者对应关系的虚虚实实，这两者与文中的“我”这个人物形象三者之间构建成了一个虚构的、不真切、不确定的网络，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另外，小说中时间叙述的模棱两可也使时间处在一个“差异与延缓”的无止境的游戏中，正是这些不确定，使文本没有一个确定的主题，缺乏固定的意义。
（一）人物身份和行动的异延
首先，《虚构》一开始，作者就把自己的真实人生体验全部附着在《虚构》的叙事者身上。其次，叙述者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②，他一直强调自己正在叙事，并声明自己的叙述都是虚构的。吴亮曾模仿马原的方式对他这一叙事行为作过一次评论，并称其为“叙述圈套”③。不仅如此，“我”还对编撰整个故事的过程进行了记载：“我”机智地躲过医生的监控偷偷溜进这块禁地，“我”对该小说结局的杜撰事实等。传统小说的叙述者一般都“正襟危坐”，唯恐接受者从他的叙述中发现一丝虚假的端倪，但这里的叙述者却一反常态，明目张胆地承认自己正在讲故事、编故事。这一切，全是马原刻意为之，为的就是让接受者处于混沌的感觉中。
如前所说，叙述者既负责讲故事，也参与了故事，所以整个叙述都在“我”的掌控之下，“我”可以自圆其说。这种叙事为故事的解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我们不妨来猜想一下故事的原型。
第一种，“我”真的去过玛曲村，并且在那里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我”一直强调这一切不是真的，可能是因为“我”无法解决所面临的难题：一是“我”对哑巴的恐惧和好奇。二是“我”企图用文明社会的准则影响玛曲村人，却惨遭失败。三是“我”对那个陌生女人的眷念与“我”固有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因为“我”解决不了这些困惑，只好选择遗忘他们。
第二种，“我”其实就是安定医院里的一个精神病人，玛曲村的一切都是“我”的臆想，甚至连“我”声称自己是一个作家这件事都是臆想出来的。
第三种，“我”真的是一个作家，但没有去过玛曲村，这一切故事是在“我”的石雕刻像、“我”老婆转述的麻风病故事以及“我”所看的外国书籍等的基础上编撰出来的。
或许还有无数种。
总之，马原独特的叙述方式赋予了文本多种可能性，也给整个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样的叙事混淆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虚实难辨。叙述者与作者的混淆，叙述者与人物形象“我”的混淆，使该文本中“我”的形象处于一个缥缈、虚幻、不确定的边缘。这种状态使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断裂，而“我”的主体意义在与叙述者、作者的分辨中也被推延。这种多重解读还可以用德里达式术语——“撒播”来证明。“据德里达本人解释，撒播是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它不传达任何意义，相反永远是在无止无休地瓦解文本，揭露文本的凌乱和重复，从而雄辩地说明，每一种意义的可能，皆是差异和延宕的结果”④。由此我们可知，撒播其实是根据异延衍生出的一个概念，它也体现了由于语言的能指链在不断地滑动，所以能指与所指不存在中心化的原意，中心在不断地瓦解。虽然没有永恒的、固定的意义，但我们可以从能指链的缝隙中去寻找意义，而这些意义的可能皆是差异和延宕的结果。
（二）时间的异延
在小说第一节，叙述者声明这次去玛曲村采集素材要呆上七天，到了小说最后，“我”逃出了玛曲村，问别人日期，别人却说是五月四号。若按照之前的日期来推算，“我”在玛曲村仅仅只待了一天。但在这个结局之前，叙述者跳出来强调这个结局是自己编造的，所以这个时间也是不可信的。没有一个时间是经得起推敲，因为每一次的不可靠计时，时间变得异常的混乱，这使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大大降低。每一个能指链条滑向另一个能指链条的时候都在做异延运动，正是由于时间的能指链在不断地异延，不断地丢失，所以《虚构》里的时间得不到一个确切的肯定，我们无从确定“我”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入玛曲村，也不知道到底在那里待了几天，更不知是何时离开了这个村庄。总之，每一次时间的异延使时间无法得以确定。
在阅读《虚构》的时候，你或许会有很多疑惑：“文中的‘我’到底是谁？他到底有没有去过玛曲村？去了几天？”这一连串的疑问都是因为作者一边不断地撒播“我”的行动，“我”的身份，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将这些痕迹抹去，只留下了踪迹。而踪迹既非本源，也非实体，它穿梭在异延的网络之中。“马原”身份和行动，以及时间的所指意义在不断出现，又不断地抹去，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不断追寻这些踪迹的过程。踪迹指向异延，所以当读者在不停地追寻踪迹时，也就同时在抹去踪迹。因此，人物身份和行动的所指意义、时间的所指意义在无穷的延异中悄然消失了。笔者认为《虚构》之所以能够被多次解读，具有丰富的意义，与马原独特的叙事技巧分不开。
在小说的最后，“我”离开之后，玛曲村瞬间被泥石流掩埋了，似乎它不曾存在过。这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这些踪迹从不曾存在过一样。这正如德里达认为艺术品没有所谓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确定的意义只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一厢情愿的假设。
注释：
①陈本益.论德里达的”延异”思想[J].浙江学刊，2001（5）.
②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
③吴亮.马原的叙事圈套[J].当代作家评论，1987（3）.
④陆扬.德里达的幽灵[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62.
参考文献：
[1]马原.马原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2]陸扬.德里达的幽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3]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陈本益.论德里达的“延异”思想[J].浙江学刊，2001（5）.
作者简介：彭文文（1992-），女，四川达州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