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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国家文化安全中，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具有特殊意义。从三维分析看：价值是灵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实质所在；制度是载体，社会治理制度化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人是根本，全面改善人民生计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决定力量。
关键词：民族地区；文化安全；价值；制度；人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4-0073-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研究”（12BKS049）；广西“八桂学者”岗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大问题研究”研究团队资助项目；2015年浙江省访问学者专业发展项目“习近平文化民生思想及其当代实践”。
作者简介：潘平（1971-），男，安徽巢湖人，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林春逸（1967-），男，广西昭平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及发展伦理学。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文化安全同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共同构成国家总体安全。所谓安全，一般可理解为防范、化解风险以保持自身完整的能力或状态。国家文化安全指在现代社会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主权国家维护其核心文化价值观免受内、外不可接受风险侵害，文化特质得以保持和延续，文化影响得以正向发展的一种能力或状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关键在于维护主流文化价值体系，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其免遭来自内、外部的破坏或颠覆。国家总体安全观认为，每一个领域的具体的安全都必然和必须与其他领域的安全密切相关相联、互不可分，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片面地理解国家安全的问题。同理，我们可以认为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实质就是国家文化安全。但是，民族地区具有地域独特性、文化多样性、发展融合性等特点。因此，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
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实质所在
民族地区文化安全首要问题是维护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其实质在于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安全。价值是文化的灵魂，价值与国家凝聚力、软实力相连。这里的价值是指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价值诉求、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一个社会组织鲜明的价值和理想，凝聚了具有共同价值关怀的社会成员，并参与到组织的事业中去，进而促进组织的发展。“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得到坚定而一贯的公认，且如果必要，会得到坚决的卫护，它们就构成了该社会的制度支柱，并由此增加着社会有序化的可能性”，“较稳定的普适价值和信念能使一个难以驾驭的复杂世界更易于我们管理”，[1]89没有价值规范、引领秩序，监督和执行成本就会急剧上升，人们的自发自觉动力就会萎靡不振。就民族地区文化安全而言，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就会呈现什么样的文化安全状态。一个民族地区人民所秉承的信仰、价值追求构成其文化的“DNA”，这些信念、信仰、价值不仅决定着制度安排，还引导着人的行为追求。在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基因，决定着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民族地区文化以及如何维护文化安全。民族地区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认同、认同的程度如何，对于维护民族地区文化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价值视角来看，民族地区文化安全重在强化民族地区主体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一性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地区文化发展中的引领性。
1弘扬民族地区主体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一性。我国是个多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华民族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在互相交流和共同成长中缔造的有机统一体。“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2]人类共同价值互融互通，要找到全国各族人民精神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凝聚全体人民的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兼容世界文化精髓，融会贯通，多元一体，同善共存。袁贵仁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同；二是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相适合；三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相吻合；四是与国家法律体系相配套，并把这四个方面创造性地融汇在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继承，离不开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批判吸收，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质，表达了各族人民的普遍愿望，实现了多民族文化的会通互补。例如，“和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建构了中华主体文化。再如，伊斯兰教义的和平、公正、宽容、平等、温和等主张中的“公正”“平等”包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和平、宽容、温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诚信、友善”等含义相近。发掘民族地区文化价值内涵，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多民族文化元素同一性，有利于增强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感，实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2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引领性。民族地区文化具有多样性，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奇葩，也是世界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但是，民族地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存在亚文化和一些相对独立的价值观，某些价值观甚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一定冲突。同时，民族地区文化处于国家文化核心的外层，安全防线相对薄弱，容易受到内忧外患的冲击，所受的侵蚀最严重、也最容易被攻破。我国民族地区存有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都与宗教关联，民族宗教信仰可以成为文化认同和民族团结的精神载体，也可能成为敌对势力附带政治恶意的文化载体。因此，民族地区文化发展与国家核心价值观整合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定的张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既要挖掘和凝聚民族宗教信仰中的先进积极文化元素，全力引导和消解落后消极文化元素，也要审慎防范国内不良思潮的价值渗透，坚决消灭境外敌对势力的文化入侵。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建设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发展民族文化，在彰显民族文化特色中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社会治理制度化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
现代社会滥觞于契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社会治理的“粘合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治理过程本身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制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制度一般是指各种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影响并带有惩罚措施的规则，是“共同体内的、众所周知的规则”。[1]110制度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制约物，更是人的创造物。关于制度的极端重要性，西方学者如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亚当·斯密，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等均有论述。制度是行为规则，是一种引导人们行动的手段，制度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制度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如习惯、伦理规范、商业习俗等。这些规则变成一种传统，被长期保持下去，并被整个共同体所了解，通行于整个共同体，被自发执行并被模仿。“外在制度”是因设计而产生，是被自上而下地强加和执行的。“它们被清晰地制定在法规和条例之中，并要由一个诸如政府那样的、高踞于社会之上的权威机构来正式执行。”[1]36这样的规则最终要靠强制性法律手段来执行。制度经济学中的内在制度包括习惯、内化规则、习俗、礼貌、正式化内在规则等类型。外在制度通常作为必要的强制性后盾服务于社会的内在制度，但它们也可以取代内在制度。社会治理制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无论是防范外来文化侵蚀还是内生思潮干扰，制度的作用无可替代。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建设既要彰显外在制度在防范风险中的“防火墙”功能，也要发挥内在制度在维护安全中的“粘合剂”作用，更要形成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兼容互动机制，助推民族地区文化走向善治。
1彰显外在制度在防范民族地区文化风险中的“防火墙”功能。民族地区文化安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免受内、外不可接受风险侵害。为了防范各类风险，外在制度包括国家宪法，各级政府的法规、制度、规范等具体文本，如《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3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要充分发挥外在制度的防卫功能，加强民族、宗教、互联网、文化产业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章立制工作，有效应对国内外反华势力利用因特网、电影电视和图书报刊等途径煽动传播不良思潮，防止“三股势力”和西方错误思潮渗透和文化侵扰。运用外在制度隔离、防范风险源，维护保护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同时，发挥外在制度的建设功能，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公共服务、文化、艺术、旅游、民族事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民生改善，体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多样性，实现民族地区文化长治久安。
2发挥内在制度在维护民族地区文化安全中的“粘合剂”作用。内在制度具有内生性，深深地印入人的脑海、融入人们生活之中。内在制度包括民族地区的民俗、礼仪、节庆、规约、风尚习俗、宗教信仰等各种非正式规则。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大部分社会生活是由非正式规则调节的。内在制度比外在制度更具亲和力和影响力。内在制度在维护民族地区文化安全中既要树立先进典型给人们以正面引导，又要加大对侵害文化安全行为的严厉惩罚，以激发人们的荣辱观。在发挥内在制度教化人们从善从德的同时，更要注重民族地区整体文化氛围的优化及和谐社会情境的营造。如通过民族地区的民俗、特色节庆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要发挥内在制度隐性功能，推动民族地区文化多样化发展。只有民族地区文化的顺适发展才能体现民族地区人民生命的健康旺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内在制度潜移默化的“文化粘合剂”作用，约束和防范内在隐患和外部入侵，杜绝一切文化侵蚀和民族分裂行径。
三、全面改善人民生计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决定力量
人的问题，决定着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建设依靠谁、由谁保护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对民族地区而言，民族地区人民是文化安全的建设者和决定者。什么样的“人”才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建设者和保护者呢？民族地区一般地处偏远和边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公共文化服务比较薄弱。习近平指出，“实现我们的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5]改善民生不仅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本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实现民族地区全面融入现代化，人们才会肯定、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受到侵犯时，人人都自愿维护这些价值，民族地区文化安全才能得以更好地建设和维护。
1物质民生改善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坚实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包括所有民族、所有地区，不让任何一个人、一个阶层、一个民族掉队的全面小康。这样的“全面”就是共享。共享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明发展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民族地区发展是逐步融入现代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物质保障的首要性。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物质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6]民生问题的根本在于利益，习近平强调底线思维，坚持底线，就是要提倡勤劳致富、合法致富、共同致富。只有守住底线、完善制度，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社会利益关系才能从根本上理顺。民族地区人的现代化离不开物质富裕，物质现代化是人的精神现代化和人的全面现代化的基础，物质民生改善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坚实基础。 2文化民生发展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关键所在。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民生关涉人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启蒙，关涉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关涉理性发展和文化传承，关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德尼·古莱认为，发展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发展。物品富裕并不等于生活美好。“美好生活的普遍因素有三，即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和自由。”[7]内心安宁和精神富裕是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建设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民生。西塞罗指出，共和国之所以成为公民的忠诚对象，根本上是因为它承载了一种公共善。在那里，人们可以共享的不独有广场、神殿、柱廊、街区和亲朋，更重要的是优良的政制、公正的法律，以及在此基础上获致的正义、自由、尊严、荣耀和幸福。人的本质在于精神性，保障民族地区人民的教育、文化、宗教等各项文化权利，实现人的精神发展，满足人的文化需要，真正实现民族地区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崇尚，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堡垒才能得以筑成，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态势才能得以形成。
民族地区文化安全三维视角中的价值、制度和人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价值是灵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实质所在；制度是载体，社会治理制度化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人是根本，全面改善人民生计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决定力量。协调处理好价值、制度与人三者关系，对构筑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屏障，实现民族地区文化生态平衡，推进民族地区稳定繁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习近平.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新篇章[N].人民日报，2014-06-07.
[3]袁贵仁.价值观：从理论研究到教育实践[J]. 哲学动态，2005，（1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6.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7][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4.
【责任编辑：宇辉】
关键词：民族地区；文化安全；价值；制度；人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4-0073-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研究”（12BKS049）；广西“八桂学者”岗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大问题研究”研究团队资助项目；2015年浙江省访问学者专业发展项目“习近平文化民生思想及其当代实践”。
作者简介：潘平（1971-），男，安徽巢湖人，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林春逸（1967-），男，广西昭平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及发展伦理学。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文化安全同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共同构成国家总体安全。所谓安全，一般可理解为防范、化解风险以保持自身完整的能力或状态。国家文化安全指在现代社会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主权国家维护其核心文化价值观免受内、外不可接受风险侵害，文化特质得以保持和延续，文化影响得以正向发展的一种能力或状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关键在于维护主流文化价值体系，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其免遭来自内、外部的破坏或颠覆。国家总体安全观认为，每一个领域的具体的安全都必然和必须与其他领域的安全密切相关相联、互不可分，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片面地理解国家安全的问题。同理，我们可以认为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实质就是国家文化安全。但是，民族地区具有地域独特性、文化多样性、发展融合性等特点。因此，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
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实质所在
民族地区文化安全首要问题是维护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其实质在于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安全。价值是文化的灵魂，价值与国家凝聚力、软实力相连。这里的价值是指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价值诉求、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一个社会组织鲜明的价值和理想，凝聚了具有共同价值关怀的社会成员，并参与到组织的事业中去，进而促进组织的发展。“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得到坚定而一贯的公认，且如果必要，会得到坚决的卫护，它们就构成了该社会的制度支柱，并由此增加着社会有序化的可能性”，“较稳定的普适价值和信念能使一个难以驾驭的复杂世界更易于我们管理”，[1]89没有价值规范、引领秩序，监督和执行成本就会急剧上升，人们的自发自觉动力就会萎靡不振。就民族地区文化安全而言，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就会呈现什么样的文化安全状态。一个民族地区人民所秉承的信仰、价值追求构成其文化的“DNA”，这些信念、信仰、价值不仅决定着制度安排，还引导着人的行为追求。在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基因，决定着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民族地区文化以及如何维护文化安全。民族地区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认同、认同的程度如何，对于维护民族地区文化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价值视角来看，民族地区文化安全重在强化民族地区主体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一性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地区文化发展中的引领性。
1弘扬民族地区主体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一性。我国是个多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华民族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在互相交流和共同成长中缔造的有机统一体。“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2]人类共同价值互融互通，要找到全国各族人民精神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凝聚全体人民的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兼容世界文化精髓，融会贯通，多元一体，同善共存。袁贵仁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同；二是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相适合；三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相吻合；四是与国家法律体系相配套，并把这四个方面创造性地融汇在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继承，离不开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批判吸收，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质，表达了各族人民的普遍愿望，实现了多民族文化的会通互补。例如，“和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建构了中华主体文化。再如，伊斯兰教义的和平、公正、宽容、平等、温和等主张中的“公正”“平等”包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和平、宽容、温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诚信、友善”等含义相近。发掘民族地区文化价值内涵，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多民族文化元素同一性，有利于增强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感，实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2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引领性。民族地区文化具有多样性，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奇葩，也是世界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但是，民族地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存在亚文化和一些相对独立的价值观，某些价值观甚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一定冲突。同时，民族地区文化处于国家文化核心的外层，安全防线相对薄弱，容易受到内忧外患的冲击，所受的侵蚀最严重、也最容易被攻破。我国民族地区存有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都与宗教关联，民族宗教信仰可以成为文化认同和民族团结的精神载体，也可能成为敌对势力附带政治恶意的文化载体。因此，民族地区文化发展与国家核心价值观整合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定的张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既要挖掘和凝聚民族宗教信仰中的先进积极文化元素，全力引导和消解落后消极文化元素，也要审慎防范国内不良思潮的价值渗透，坚决消灭境外敌对势力的文化入侵。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建设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发展民族文化，在彰显民族文化特色中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社会治理制度化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
现代社会滥觞于契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社会治理的“粘合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治理过程本身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制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制度一般是指各种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影响并带有惩罚措施的规则，是“共同体内的、众所周知的规则”。[1]110制度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制约物，更是人的创造物。关于制度的极端重要性，西方学者如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亚当·斯密，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等均有论述。制度是行为规则，是一种引导人们行动的手段，制度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制度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如习惯、伦理规范、商业习俗等。这些规则变成一种传统，被长期保持下去，并被整个共同体所了解，通行于整个共同体，被自发执行并被模仿。“外在制度”是因设计而产生，是被自上而下地强加和执行的。“它们被清晰地制定在法规和条例之中，并要由一个诸如政府那样的、高踞于社会之上的权威机构来正式执行。”[1]36这样的规则最终要靠强制性法律手段来执行。制度经济学中的内在制度包括习惯、内化规则、习俗、礼貌、正式化内在规则等类型。外在制度通常作为必要的强制性后盾服务于社会的内在制度，但它们也可以取代内在制度。社会治理制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无论是防范外来文化侵蚀还是内生思潮干扰，制度的作用无可替代。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建设既要彰显外在制度在防范风险中的“防火墙”功能，也要发挥内在制度在维护安全中的“粘合剂”作用，更要形成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兼容互动机制，助推民族地区文化走向善治。
1彰显外在制度在防范民族地区文化风险中的“防火墙”功能。民族地区文化安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免受内、外不可接受风险侵害。为了防范各类风险，外在制度包括国家宪法，各级政府的法规、制度、规范等具体文本，如《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3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要充分发挥外在制度的防卫功能，加强民族、宗教、互联网、文化产业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章立制工作，有效应对国内外反华势力利用因特网、电影电视和图书报刊等途径煽动传播不良思潮，防止“三股势力”和西方错误思潮渗透和文化侵扰。运用外在制度隔离、防范风险源，维护保护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同时，发挥外在制度的建设功能，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公共服务、文化、艺术、旅游、民族事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民生改善，体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多样性，实现民族地区文化长治久安。
2发挥内在制度在维护民族地区文化安全中的“粘合剂”作用。内在制度具有内生性，深深地印入人的脑海、融入人们生活之中。内在制度包括民族地区的民俗、礼仪、节庆、规约、风尚习俗、宗教信仰等各种非正式规则。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大部分社会生活是由非正式规则调节的。内在制度比外在制度更具亲和力和影响力。内在制度在维护民族地区文化安全中既要树立先进典型给人们以正面引导，又要加大对侵害文化安全行为的严厉惩罚，以激发人们的荣辱观。在发挥内在制度教化人们从善从德的同时，更要注重民族地区整体文化氛围的优化及和谐社会情境的营造。如通过民族地区的民俗、特色节庆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要发挥内在制度隐性功能，推动民族地区文化多样化发展。只有民族地区文化的顺适发展才能体现民族地区人民生命的健康旺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内在制度潜移默化的“文化粘合剂”作用，约束和防范内在隐患和外部入侵，杜绝一切文化侵蚀和民族分裂行径。
三、全面改善人民生计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决定力量
人的问题，决定着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建设依靠谁、由谁保护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对民族地区而言，民族地区人民是文化安全的建设者和决定者。什么样的“人”才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建设者和保护者呢？民族地区一般地处偏远和边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公共文化服务比较薄弱。习近平指出，“实现我们的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5]改善民生不仅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本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实现民族地区全面融入现代化，人们才会肯定、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受到侵犯时，人人都自愿维护这些价值，民族地区文化安全才能得以更好地建设和维护。
1物质民生改善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坚实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包括所有民族、所有地区，不让任何一个人、一个阶层、一个民族掉队的全面小康。这样的“全面”就是共享。共享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明发展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民族地区发展是逐步融入现代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物质保障的首要性。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物质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6]民生问题的根本在于利益，习近平强调底线思维，坚持底线，就是要提倡勤劳致富、合法致富、共同致富。只有守住底线、完善制度，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社会利益关系才能从根本上理顺。民族地区人的现代化离不开物质富裕，物质现代化是人的精神现代化和人的全面现代化的基础，物质民生改善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坚实基础。 2文化民生发展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关键所在。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民生关涉人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启蒙，关涉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关涉理性发展和文化传承，关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德尼·古莱认为，发展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发展。物品富裕并不等于生活美好。“美好生活的普遍因素有三，即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和自由。”[7]内心安宁和精神富裕是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建设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民生。西塞罗指出，共和国之所以成为公民的忠诚对象，根本上是因为它承载了一种公共善。在那里，人们可以共享的不独有广场、神殿、柱廊、街区和亲朋，更重要的是优良的政制、公正的法律，以及在此基础上获致的正义、自由、尊严、荣耀和幸福。人的本质在于精神性，保障民族地区人民的教育、文化、宗教等各项文化权利，实现人的精神发展，满足人的文化需要，真正实现民族地区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崇尚，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堡垒才能得以筑成，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态势才能得以形成。
民族地区文化安全三维视角中的价值、制度和人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价值是灵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实质所在；制度是载体，社会治理制度化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人是根本，全面改善人民生计是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决定力量。协调处理好价值、制度与人三者关系，对构筑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屏障，实现民族地区文化生态平衡，推进民族地区稳定繁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习近平.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新篇章[N].人民日报，2014-06-07.
[3]袁贵仁.价值观：从理论研究到教育实践[J]. 哲学动态，2005，（1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6.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7][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4.
【责任编辑：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