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疍家人自秦汉时期从东南沿海迁徙而来，世居三亚的疍民祖籍多为广东省阳江、番禺、顺德、南海等地的水上人家，故疍家人均操粤语讲白话，其生活习惯也保留着粤闽地区居民的特点，与海南本地人的习俗有着很大的不同。又因漂泊不定的船居生活，三亚境内的疍家人很少上岸，抑或是靠岸居留者也都很少与陆上居民接触，因此，疍家人在语言、服饰、居所、婚丧习俗及生活习惯上，都自成一体，形成独特的富有海洋风情的“疍家文化”。
　　据清光绪《崖州志》记载：“疍家人世居大疍港、保平港、望海港濒海诸处。男女罕事农桑，唯辑麻为网罟、以渔为生。子孙世守其业，税办渔课。间也有置产耕种者，妇女则兼织纺为业。”随着时代的变迁，海南岛南部的疍民除少数仍留在原居地继续谋生外，大部分疍民已迁移到三亚港、红沙港、藤桥港、藤海港、新村港等地，仍以渔业为生。勤劳的疍家人在渔业资源丰富的海湾滩涂，造舟为屋、傍海而居，随鱼虾汛期迁移各处港湾，采珠拾贝、撒网垂钓、耕海谋生。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南疍家人已分布在海南各处港湾。据明《正德琼台志》记载，正德七年（ 1512年），在崖州（今三亚）的疍家人人口为1593人，崖州成为当时海南疍家人人口最多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当时散居在三亚的疍家人口已达1万人。
　　疍家人虽然自古就没有土地，但他们却有很强的地方认同感，或者说是对所寄居的那片水域有难以割合的依恋。长期居住在江海之上，辗转流离是疍家人曾经亘古不变的生存方式。他们通过疍家人特有的唱“咸水歌”方式，相互间进行交流，很快找到认同感。他们虽有姓氏，但彼此之间并不称兄道弟，也不建立姓氏族群，而是以活动地域来维系关系，这便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江海社会”。在这样的“江海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与江海息息相关，疍家人离不开海上生活，他们依恋大海但又不能摆脱与陆地上人们的交往。他们早年只能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与岸上的人们换取必须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直到后来，才以通用货币的形式与陆地上的人们进行贸易交往，这充分表明江海社会与陆地经济文化有着相互依存的联系。疍家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陆地人群，却又很难融入陆地社会，这种矛盾似乎始终伴随着疍家人的生活。

　　“咸水歌”是水上民歌也是大海的歌谣。因长年累月在江海上的生活十分枯燥单调，疍家人创造出了以唱歌的方式，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心里话都放在歌词里，唱遍世间的美好情感。所唱的歌词即兴发挥，或赞美海洋大自然、赞美劳动与丰收、歌颂人间传统美德、颂扬历史英雄人物、歌唱社会新生活，或表达男女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说对亲人的牵挂与思念……由此渐渐形成了疍家人的“咸水歌”文化。咸水歌有固定的4种调板：叹家姐、咕哩梅、木鱼诗和白啰调。咸水歌曲调优美，悠扬动听，朗朗上口，老少皆宜，疍家人素以歌为伴，因此“咸水歌”已成为疍家人生活的写照，现已被列入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统称为“疍歌”，可以说“疍歌”就是海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上疍家人饱受朝廷官府和地方势力的压迫和排挤，被赶到江海上生活不得上岸。从明洪武年间开始，为了除去海上的盗匪隐患，官府开始怀柔招安，收编疍家人。用其擅水性不惧风浪的长处，招做水军为朝廷所用，借以压制海盗加强海防。清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下令削除疍家人的贱民籍。雍正皇帝下诏：“疍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并令广东督抚：“凡无力之疍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能力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疍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自此，疍家人贱民身份终于得到了改变，可以登上陆地，重回生根之土。虽然清雍正朝廷准许疍家人沿河海之滨落户，可疍家人仍未能从往昔贱民的阴影中走出，多年形成的歧视也并未就此而去。即使蛋家人上岸而居的地方也仅限于邻水之地。所以疍家人大都还是过着离海不离水，离水不离岸的生活，或依旧以船屋为家，老少数代都蜗居船舱之中。
　　疍家人在河海堤岸边上的居所叫“疍家棚”，这种临水的居所也叫 “吊脚楼”。“疍家棚”依傍水岸建造，一半在水上一半在陆岸，“植木桩架栋椽，置竹稻为顶壁，铺木板为地席”，“疍家棚”棚里住人，棚下泊船，方便出海劳作。疍家人在“疍家棚”屋里，沿袭了海上的生活习惯，席地而坐，睡卧无床，素爱洁净的疍家人把棚屋收拾得纤尘不染，作为回港避风躲雨或是年节婚丧集聚的基地。而捕鱼的船只依旧是他们流动的住家，出海时举家随船而去，只留老弱留守棚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鼓励疍家人上岸居住，为他们划地建房，脚下终生无寸土的疍家子民才真正开始重归陆地安家落户。三亚的疍家人在七十年代初期上岸建房定居，由当时的崖县政府划出南边海（大山园）和榆港社区（成龙岛）两处人迹罕至的荒地，作为疍家人上岸安居的栖息之地。

三

　　近二十年来，一方面由于近海渔业资源日趋枯竭，到深蓝大海捕鱼需要造大船和先进的捕捞技术，素以小船和家庭成员为主的生产单元及作业方式，难以适应远海捕捞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扩容需要，疍家人依傍河海一线的安居之地，不断被现代城市规划征地拆迁到别处安家，因此，疍家人走到了时代的十字路口。就在疍家人群体渐渐在时代的召唤下移居岸上之际，我发现许多“疍家文化”赖以滋生孕育的根基不复存在，诸如傍海而居的“疍家棚”已经消失，传统的“疍家人船上婚礼”业已失传，疍家人“传统手工艺制作”后继乏人，会唱“疍歌”的皆是为数不多的疍家老人， “疍家文化”的传承岌岌可危，面临断层和濒临消失的危险。
　　面对疍家人凡此种种的现状我意识到，关注疍家人这一特殊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点滴变化，具有社会学意义。同时也对三亚地区乃至海南的发展历史具有现实意义。于是更加坚定了我选择拍摄记录疍家人这一纪实摄影专题的信心和决心！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至末期，我曾使用光学相机拍摄了不少疍家人的影像资料，但在一次台风中屋内渗漏水这些胶卷底片不幸全都报废，让人非常痛心，但我没有因此放弃！2002年我调离报社到其它单位任职，从2005年起直到2016年的10多年间，我用数码相机重新开始全方位地拍摄记录疍家人的生活生产及生存影像。我在研读和梳理疍家人的有关文字资料后，利用公余时间深入到疍家人社区居住地观察他们的生存状况，并用粤语与疍家人交谈，和他们交朋友，在此过程中拉近了与疍家人的距离，从而对疍家人的历史和风俗习惯有了较多和更进一步的了解，产生了人文同情与敬佩之心。我在拍摄《海南疍家人》的创作实践中也感觉更加从容和自然。当年时任政协三亚市委员时，我还撰写了《关于挖掘拯救弘扬疍家文化的建议》提案，向社会发出了紧急呼吁！
　　此后，我拍摄《海南疍家人》的专题，逐渐扩大到海南岛有疍家人生活的渔港社区。在拍摄时我从不刻意摆布，只有自然的抓拍撷取，在用摄影镜头观察疍家人的生存状况时，以平民化的身段和平实的摄影语言客观记录影像，力图客观真实地还原再现疍家人生活生产生存的情景，在这种摄影语境下我以自己的视角，审视发现并拍摄到许多不同寻常的场景和有价值的影像。经过10多年的坚持和拍摄，我从一个孤独的摄影者变为一个时代主题的记录者之后，恰恰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找到了恰当的表达方式，在深度挖掘主题上有了升华和不断完善创新的空间。
　　2017年5月份我的《海南疍家人》画册，交由海南出版社正式出版，该画册从我拍摄的数万张照片中精选出270余幅刊载，配发文字2万余字，共分为三个篇章八个章节。如今三亚市内疍家人原来居住的社区及生活场景几乎消失殆尽，已成为人们回忆的如烟往事，《海南疍家人》也成为一部记录疍家人的珍贵史料。所幸先后有《中国日报》《中国民族报》《人民摄影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以及中央电视台10频道，以大篇幅版面陆续刊登报道过我拍摄的疍家人故事；纪实摄影组照《生活行走在水上的三亚疍家人》获第八届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年赛提名奖；2016年纪实摄影组照《海南疍家人》在“第一届中国三门峡白天鹅·野生动物国际摄影大展”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