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铜奔马出土已经30年了。关于它的出土和保护经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究竟铜奔马是如何出土和保护下来的呢？我们还是回到30年前，听听挖掘古汉墓的几位农民当时的发言，真相也就大白了。
　　 这些农民的发言，是根据当时县革委会工作组在铜奔马出土地举办的一次学习班上的发言记录整理的。
　　 时间：铜奔马出土后的1969年10月28日晚；地点：雷台下新鲜大队13生产队办公室；参加人：县革委会工作组组长、政治部干部寇永倬，组员，保卫部干部张义生，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干部党寿山以及生产队干部和有关社员；会议内容：调查雷台墓葬的发现和出土文物的情况；主持人：寇永倬；记录：党寿山。
　　 围绕会议内容，发言大致分四个方面：古墓是如何发现的，如何挖掘清理的，出土了哪些文物，为何不上报、不上交。
　　
　　雷台墓发现的时间、地点和经过
　　
　　 1969年，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13生产队选择雷台观的下基挖地道。地道是在雷台的东南角下向西北方向开挖的。大约挖到3丈多深时，靠地道右面一侧发现了古墓。按《文物条例》规定：“在进行一般建设工程或者农业生产中，如果发现文物，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化行政部门。遇有重要发现的时候，当地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报请上级文化行政部门处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要自行处理。这样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社员王明说：“我和蔡耀、陈伯祥、史福德、史才、杨胜利、史积德等是刚开始挖的。挖到靠砖的地方，让地富成员出去办学习班，我和会计他们又挖。挖开一个洞，响了一下，我就出来……头疼着去吃药。里面有铜马，给女人们说了。开始我说用砖拦住，再不挖了，会计说要挖，自此后，我再没去过那里。”
　　 “我们1966年招过这个祸，跟上大伙哄（指东岳台下挖出白洋私分的事），给大家交待，对不起党和毛主席。”
　　 社员杨发财说：“我和会计说已经挖到砖头上了，就再取一下。取开口后，我们用电灯看了一下，是铜车。前脚看着哩，后脚社员就来了。有心报吧，社员们乱进哩，所以就说取到保管室。”
　　 社员蔡耀说：“王明说开了，杨发财把会计喊来说，把洞往大里取一下。会计先下去，后是杨发财，我还不敢下，灯泡子拿过来，我才下去了。”“我们看了一下，我就出来吃晌午去了。”
　　 会计杨发祥说：“地道是8月19日挖的。（王明插话：“是礼拜一挖开的洞，礼拜一是9月20号[实际是22日]”）。挖到砖的地方，我到地里喊参加开地富成员会的人去了。杨发财喊我说，洞挖开了，有车哩。我回来，蔡耀、王明在洞口上。王明说：‘这是镇物，查住去吧！’（王明插话：“原来有个雷坛哩，我估计挖到雷坛里了。”）杨发财进来了，三个人辩着哩。我说‘取大些’，取大后拿了个东西拨拉给了下，王明就出去了。我们三个人想：怎么办？不取，当干部的以为是镇物，又不破除迷信了……我就领头先下去，头里是我和杨发财，后头是蔡耀。里面参观了一下，三人就出来了。”
　　 从他们的发言中，不难看出地道是1969年8月19日开挖的，于9月22日上午发现了墓葬。他们一发现墓葬，就想自行处理：让地富成员出地道办学习班，只留杨发祥、杨发财、蔡耀和王明四人挖砖墓，以免风声传出去。墓葬挖开后，杨发财喊来中间有事出去的杨发祥，商量如何办？王明主张用砖拦住，不要再挖，并以“镇物”告诫。而会计则坚持要挖大些，双方起了争论。王明愤然离去，会计带头与杨发财、蔡耀三人首先下墓室“参观”。以“破除迷信”为由，准备提取墓室文物。
　　
　　雷台墓的清理和铜奔马出土情况
　　
　　 这几个农民估量不出这些文物的真实价值，这倒是真的，但是，他们却知道这是一座古墓，是批难得的重要发现。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私自挖掘这些文物？他们又是如何挖掘、清理、拉运这些文物的呢？我们还是听听当事人的发言吧。
　　 杨发祥说：“下午上了班，我把这件事对王组长谈了一下。蔡耀在门上蹲着哩。我领上王组长挨着参观了一下。那会子我们没主意了，怕人胡动。不是了就取，上级拿就算了，不拿，我们就卖铜，买牲口，当时想了个奸心，想吃个囫囵馒头。”
　　 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为组长、会计知道这批发现很值钱，可以卖铜，买牲口，因此，怕人发现，“怕人胡动”，怕上级来拿。并且他们也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所以，还研究了对策，被人发现了怎么办，不发现又怎么办。
　　 一座古墓葬，是当时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反映，在清理墓室时，随葬器物一定要注意保持原位，在做好照相、绘图和文字记录并逐件编号后，随标签一一提取。而我们的这几位农民挖掘这批文物的情景却令人发指。
　　 杨发祥说：“我连王组长研究了一下，分头通知挖了的人。我和蔡耀、杨发财进去，我登记，蔡耀、杨发财取着哩，王组长在门上看着哩。以后，朱发元进去了，我又拿灯，朱发元登记。到后来，进去的人就多了。”
　　 蔡耀说：“下午5点钟，说要取这个东西哩，我装着哩，会计、朱发元登着哩，杨发财、蔡金全扛着来。铜坛子里有水哩，有些人舀了些。别的东西完全登掉了，马上的鞍子这些碎得很，没有写，装在麻袋放到库房里了。”
　　 出纳、保管、原政治指导员蔡金全说：“王组长叫我回来说：‘腾两个麻袋去。’我到库房腾了三个后问他：‘哪里去？’王组长指着地道说：‘这里头进。’我推的车车子，史组长前头捞着哩。到洞口一看，里面绿莹莹的，进去后，杨发财不敢前走，尻子上掐给了一下，倒后缩上来了。我摸了一下棺材板，让杨发财挖，我看下面板上是一层灰，一铁锨扛出来，是三个名章，摔给张万福他拿上；又扛，是手枪啊不是的东西；又扛，是簪子；又扛，是泡儿；再扛，是砖头，挖了两块砖，又抽了两块，我让杨发财用铁锨蹬，我摸是土，就说出去吧。斜里横里地拉了三车车子，一样儿也没差。”
　　 杨发财说：“棺材头上是个大火炬儿，他们说是乌纱帽，是树叶子大的那种花儿叶子，上面是红锈，风一扫，就跌了下来，铁碗碗儿也在上面连着哩。”
　　 生产队领导小组副组长史祥说：“这事开始我不知道，晚饭后老王（指组长王红上）说：‘史祥，这里的情况你知道不？是些铜马、铜车、铜人，再就是些麻钱子。’这时，杨万福、杨兴也来了。我和杨兴等三人下去，里面黑着哩，会计把灯拿回来问：‘谁一个？这时候，啥也没有了。’我对会计说：‘这个东西不要胡搭手。’会计说：‘这个登下账着哩。’我想：集体保管下，没大利也没大害。”
　　 就这样，他们在本无积土的砖室墓内用铁锨乱翻一通，把排列有序的铜车马俑和大批金、银、铜、铁、玉、石器等，在毫无包装的情况下一古脑儿装进麻袋里，而后又“斜里横里地拉了三车车子”，又颠颠簸簸地拉至库房，倒在油箱里。这样，不但破坏了文物现场，打乱了文物的排列组合，而且使一些易碎的文物损失惨重。马腿、马蹄摔断了，马上所配有的马鞍鞯、镫、缰及全套带衔的马套具碎了，掉了，至于木器、漆器、纺织品等一些容易腐朽器物的残留痕迹，更是无影无踪，致使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资料散失了。
　　
　　铜奔马的追缴与收藏
　　
　　 由于１３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和会计知道私藏这批文物是违犯国家法规的，因此，第二天便召集小组干部开会，进一步商量如何处理此事，虽然有人提出向上汇报的建议，但大多数人都主张封锁消息，等待时机卖了铜买马。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多久，雷台下面挖出“金马驹子”的消息便不胫而走，很快在附近各地传扬开来。但是，那时正是混乱的“文革”时期，人们听到后，也只是半信半疑，听听而已，谁肯多此一举，出面过问这些是是非非！
　　
　　 半个月后，消息传到金羊区政法干事张有的耳朵里。张有“文革”前是县公安局一位公安战士，我们曾多次配合保护国家文物，应该说是老相识、老搭档了。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也就是铜奔马出土27天后的10月19日这天，我俩无意中在县城北大街相遇。两人寒暄一阵后，他信口问我：“雷台下挖出金马驹子的事，你知道不？”笔者原是县文化馆负责宣传、兼管文物的干部，“文革”中，文化单位合并为“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当时，刚从“牛棚”中出来，行动还受到限制，对此事毫无风闻，听他一问，不禁十分惊讶，处于对工作的责任感，当即便约张有同志直奔雷台，探个究竟。当我们问组长王红上、会计杨发祥时，他们一口否认，都说未挖出什么东西来。明明看见电线从生产队办公室拉入地道，我们让通电时，他们却借口没电，又被拒绝。
　　 在处处刁难的情况下，我和张有同志不得不用火柴点燃废纸，进入地道，从挖开的前室右耳室洞口爬向墓中。墓室内一片狼藉：铺地砖被揭开，后室腐朽的棺板被斜三横四地翻在一边，除前室绿釉陶碉楼、中室右耳室部分陶器，以及大量铺地钱外，再不见其他随葬品。然而，大型多室砖券墓和大量铺地五铢钱的出现以及刚才的冷遇，说明墓内更重要的随葬品已被转移。眼前的情景不允许我们犹豫，我俩很快去公社和大队请来公社革会委副主任王德喜，大队书记李明会。经过大家反复动员，队长王红上才让会计接通电源，陪我们仔细查看了墓室，又打开库房大油柜，取出相互叠压、细小部件受残的大批铜车马俑和铜质用具。看到这么多造型优美、矫健生动的车马俑和种类繁多、制作精致的生活用具，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当时一方面对他们发现文物不立即上报，自行处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提出了批评，也对他们没有私分，集体保管，未造成大的破坏，给予了肯定。一一清点了数目，作了详细登记后，我们要求将所有文物运送到县文物收藏单位———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收藏保管。组长王红上便采取缓兵之计：“这样吧，既然是贵重文物，社员们挖了一场，让大家看一看再送如何？”我当时不知是计，心想，这个要求通情达理，还可乘机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文物政策。谁料，当我提出立即召集群众参观文物时，他又推故群众已经上地，不好召集，等第二天看过后再送不误。然而，第二天，第三天，甚至第四天，我接连到这里跑了多次，守候了几天，除碰到的是白眼和冷嘲热讽外，很难找到组长的影子，偶尔找到队干部，他们也是吞吞吐吐，找理由搪塞，不是说保管进城交电费，就是说保管外出卖甜菜。这个保管找到了，那个保管又不在，双道锁，缺一人开不成。经过几天的折腾，我终于明白了：让社员看文物，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我不能再这样等候了，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破坏文物的事屡屡发生，此事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可能会发生什么变故。10月23日，我急奔金羊区，仍然找到张有同志，请他帮忙，与他一起请来新鲜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王德喜、新鲜大队革委会主任梁德出面周旋，组长王红上才让保管打开库房。我们对出土文物全部登记造册，在金羊区张有、公社王德喜和大队梁德监交下，由组长王红上和贫下中农代表段云海、郑才、杨兴郑重向以县宣传站代表身份的笔者作了移交。从现存移交清册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移交是很认真的，表册上除列名称、数量外，还有类别、编号、规格、单位等项目。
　　 文物移交完成后，我高高举起铜奔马，举起武士乘骑、铜轺车，以当时的认识水平，对围拢在办公室门前的１３生产队的社员们讲述了它们的文物价值和文物属国家所有的文物保护政策。广大群众纷纷议论：“只听说挖出了金马驹子，没见过，今天总算开了眼！”
　　 当我提出请队里派人、派架子车拉运，并用队里麦草衬垫文物时，尽管我答应支付费用，队干部们就是不肯。我完全清楚：他们不图那几个拉运费，而是不甘心，一个多月来的担惊受怕、费尽心机，挖出来的这一大堆“铜货”，就这样被拉走。
　　 由于张有及公社、大队领导的反复动员，组长才无可奈何地指定两名社员，派了两辆架子车，将这批文物随我拉到宣传站管理的武威文庙文昌宫西廊房保管起来。武威地县党政领导闻讯后，前来参观者络驿不绝。
　　 向文庙拉运文物，途经大北街宣传站（原县电影院）时，我找来一些破旧布料遮盖文物，以免因途中围观的人多而遗失文物，一面将此重大发现电话报告省政治部文艺办公室，接着又向县革委会政治部作了汇报。政治部听取汇报后，立即派了一个三人工作组，于10月27~29日，在当地办了学习班，继续调查文物出土情况。在学习班上，工作组对上述隐瞒不报、私藏文物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生产队个别干部，对此是这样回答的。
　　 杨发祥说：“这次办学习班很好。我向老党说，对昨晚的会有顾虑哩，一个是王德喜没有调查研究，乱批评一顿，把这个问题同1966年抢白洋的事比成同类型的事了。那是个人抢了，这是集体保管的，个人拿来没有？这个问题我可以作保证，一点也没拿。取了棺材板，人就多了，我拿的灯，外面又是大件的，进去的人是我们队里的老实人。铜器我若拿上一点，后果完全由我 负……再一个是用敌我矛盾的形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说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史祥说：“第二天早上，会计对我说，‘我们队里死了牲口，卖上千儿八百元钱。’我说，‘发现了是集体的，我们也是集体。’杨兴说，‘报给公家，得上些奖赏。’杨会计让大家作了决议。那天县上拉来哩，我说，我们开了会说有奖赏哩，结果不但不奖赏还说如某等情，别的不给了，给上些人工钱，还在私字上挖着哩。话又说回来，我们是集体，集体离不开国家，国家也离不开集体。我们听谁的好？”
　　 王德寿说：“不给上面汇报挖出的情况，这是我们的不对。不让来拉，主要是我们没有看到大集体。”
　　 学习班结束四天后，省政治部文艺办于11月3日派省博物馆魏怀珩先生前来调运部分比较完整、造型较好的文物25件，经省上领导及有关专家鉴定后，准备向中央汇报。12月12日，根据省政治部宣传组决定，由魏怀珩、张学正二位先生代表省博物馆将雷台汉墓出土文物全部调省博物馆保存。在调运之前，我配合省馆二位先生对墓室又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在中室盗洞下堆土中，清出了一些小件金银器和骨器，在墓门口清出铜镇墓兽，墓道两侧清出部分壁画。
　　 新鲜大队１３生产队的个别干部和社员虽然私自挖掘了古墓，使部分文物遭到破坏和损失，但生产队绝大多数社员是奉公守法的，对保护这批重要文物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即使个别人有不法行为，也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分不开，并且最终还使这批文物保护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