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
　　“既然这样，那么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
　　“可见，我们在犹太中看到了一般性的现代反社会的因素，而这种因素经由犹太人从最坏的方面积极参与的历史发展而达到了目前这样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必然要瓦解。
　　“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中获得解放。
　　“犹太人实际上的政治权力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政治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
　　“犹太教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实际需要，利己主义。
　　“……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内部彻底产生出来，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钱。
　　“钱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他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
　　“犹太人的神成了世俗的神，世界的神。期票就是犹太人的真正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期票。
　　“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在犹太人的宗教中，自然界虽然存在，但只是存在于想象中。
　　……
　　“抽象地存在于犹太教中的那种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和对于作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视，是财迷的真正的自觉的看法和品行。就连宗教延续的关系、男女关系都成了做生意的对象!妇女也成了买卖的对象。
　　“犹太人的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财迷的民族。”
　　读了上面这一长段文摘，你有什么感觉?——这是哪一个反犹主义者，哪一个纳粹分子的言论呢?你大概还会直接怀疑它是希特勒写的吧。可以对比一下希特勒《我的奋斗》里的话：
　　“我们精神生活的犹太化和我们婚配本能的拜金主义化将或迟或早毁掉我们所有子孙。”
　　“……犹太人控制的商品交换的意图与有沙文主义倾向的民族国务活动家的欲望之间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大的内在一致性。……犹太人冷酷的算计开始使我们欧洲大陆在心脏上失去纯洁……”
　　可是开始的大段引文当然不是希特勒写的。尽管文意相近，但希特勒远没有这么好的文笔，对隐喻的使用也远没有这么熟练和精彩。它的作者，是卡尔·马克思，那位身为一个犹太人的伟大革命导师。这些文字全部摘自他的论文《论犹太人问题》。在排除一个种族主义分子的恶毒言论的可能性之后，这些文字就显得越发发人深省了。
　　写于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作者是那个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年马克思。我相信，成熟了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通过对“劳动”概念的精彩分析而确立了自己卓越的方法论的马克思，是不会这样来对待“犹太人”观念的。
　　然而这却提供给我们一条理解历史上德国人对犹态度的线索。事实上，在犹太人问题上，包括青年马克思和希特勒在内，—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纳粹或者反纳粹人士，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些反纳粹的人，那些如今肃穆地站立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它解放60周年的人，实际上很大程度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上重复着纳粹的思维方式——“犹太人”——个神秘的团体，一整块巨大的石头。“犹太人”无非是一个模糊的充满感情色彩的意识形态概念，就如同“纳粹”，很少有人去详细考察分析被涵盖在这样的概念之下的人群的具体结构。在今天的人们眼中，如果说“纳粹”已被等同于神话结构中无恶不作的魔鬼，那么“犹太人”则被置于与其直接相对的位置上：洁白的天使，无辜的羔羊。一切都被简单化，易于理解到无须思维的程度。结构简单黑白分明的故事有利于传布和相信，却肯定不利于接近事实的企图。很遗憾，60年了，几十亿人守着这些意识形态现成品心满意足，必要时，用它来鼓动一下自己廉价的同情心，以便获得更“高尚”的自我感觉。人们还奢望这样的“黑色童话故事”能够凭借它的广泛传播而让残酷记忆永驻，以为这样就能够防止悲剧重演。但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从来不能防止故事里的事情一再发生，就好像每一代人都知道王后毒死白雪公主的故事，但每一代人里都会有王后急着要给白雪公主下毒。黑白分明的故事只有阅读快感，却无助于人类哪怕丝毫改变自己的恶劣处境。
　　要真正把自己区别于纳粹，就要全然抛弃那种神秘化的概念方式。具体到犹太人间题，我们必须深入挖掘并界定到底“犹太人”是什么，从阶级(请不要因为某种出于历史原因的反感就那么轻易抛弃这个很有用的概念)角度分析其构成，它与纳粹的关系，等等。当然，这大概是需要写一部甚至几部巨著才能完成的任务。我只能很粗略地讲几点想法。
　　第一，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在德文里，Jude一词除了“犹太人”、“犹太教徒”的基本含义之外，还有“高利贷者”、“商人”的意思，这至少说明一点：在近代德国人的习惯思维中，反犹主义的无意识深处埋藏的，很可能是反资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与希特勒恰恰是站在这同一个根基上的，只不过他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实践方向：希特勒认为犹太人的劣根性——他们与私利和金钱的“近亲关系”——是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的致命“病菌”(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要彻底消除它，就必须把犹太人杀光，这使得他向右转，发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种族灭绝；而马克思则指出，由于犹太人的现实本质——做生意及其前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了普遍的真正的实现，因此要彻底消除犹太人的劣根性，首先要消灭资本主义，这使得他向左转，并且认定犹太民族的改造将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中得到真正的实现。
　　第二，纳粹作为一个支柱力量是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它必然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既反抗压迫它的资产阶级，又压迫在它之下的无产阶级。它既厌恶资产阶级的控制与禁锢，又害怕下层民众的“群氓暴政”。与此同时，在当时的苏维埃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左翼政党中，犹太人占据着很重要的领导岗位(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被认为是最资产阶级的犹大民族，为什么会这么热衷于左翼激进政治)。这样，通过一系列神秘化作用，犹太人就成了一切敌人的集中体现，“大无畏”地集所有“敌人”于一身，既是罪犯，叛徒、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国际资本家，甚至是共济会员；虽然不是教士，却是教士的盟友、伙伴，等等。如赖希指出的：“法西斯主义的造反总是出现在由于畏惧真理而把革命情感扭曲为幻想的地方。”(《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而 时至今日，当我们在诸如《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电影中，一再看到作为彻头彻尾的善良者的犹太人形象时，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不过是在相反方向上被重复的纳粹的神秘主义。现在，犹太人不再集一切“敌人”于一身，而是集一切“无辜善良的人”于一身。必须要解除这种神秘，我们才能真正触及纳粹的要害，才能真正防止悲剧重演。而解除神秘，就要认真地去对所谓的“犹太人”进行社会阶级分析，指出犹太人中有资本家，有中产阶级，也有一无所有的穷人；有极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成员，也有革命者，等等。正如我一再强调的，种族和文明的概念是完全不适合用来分析和引导这个世界的。
　　第三，一些评论一直强调反犹主义的历史延续：从基督上十字架那天起一切就开始了。这是另一种神秘化。直到去年东方卫视直播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纪念仪式，饶舌的嘉宾还在重复这套说辞。然而正如犹太复国主义宗师西奥多·赫茨尔所说“不应把现代的反犹主义与从前对犹太人的宗教迫害混为一谈。在某些国家里，它有时也确实表现为一种宗教偏见，但是，当今气势汹汹的反犹运动的主流已经改变了。在反犹主义盛行的重要国家中，它的改变是由于对犹太人的解放。当文明国家认识到歧视性立法的残酷无情，并给予了我们公民权时，我们的解放已来得太晚了。它已不再能够去掉我们在过去的家中形成的无能。由于我们在犹太隔离区中已很奇怪地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人民，当我们走出隔离区后，就只能进入到与中产阶级激烈的竞争之中去……基督教资产阶级不会不愿意把我们作为同社会主义斗争的牺牲晶，虽然这么做并不会使情况有多大起色。”(《犹太国》)显然，基督教资产阶级通过把自己本质中恶劣的一面完全转嫁给犹太资产阶级，并在不知不觉中将其神秘化、扩大化到整个“犹太人”，从而在现代，从本质上，改造并加剧了反犹主义。
　　第四，犹太人被无辜屠杀当然是事实，但这仅仅是在个人和事件层面上而言而在历史层面上，犹太人显然并非全然“无辜”。犹太人，就像任何其他的“人”，德国人、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哪怕爱斯基摩人，里面也一定有成千上万的恶棍和罪犯。另一方面，至少就历史上犹太人与资产阶级特殊的亲密关系而言，它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是纳粹兴起的前提条件之一。纳粹病态地将犹太人全部神秘化为恶魔、敌人，然而反纳粹并不就意味着犹太人就全部都是清白的大好人。这里没有可逆的等式。犹太人一样可以成为纳粹，可以有他们自己的法西斯主义，有他们想要灭绝的种族，就像以色列曾经表现出来的那样。关于这一点，赖希写道：“种族理论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产物，恰恰相反，法西斯主义倒是种族仇恨的产物，是它的政治上有组织的表现。所以，存在着德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犹太人的和阿拉伯人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第五，汉娜·阿伦特曾经指出：如果没有犹太合作者的所作所为，没有犹太委员们的热忱，那么大屠杀的受害者会有所减少。齐格蒙德·鲍曼虽然认为阿伦特的结论下得过于仓促，但也承认：“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便捷或者存在于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合作，执行集体屠杀这样程序繁复事务的官员们将会遭遇到棘手程度决然不同的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问题。”(《现代性与大屠杀》)事实上，正是那些犹太人遭到灭绝的犹太社区的领袖们，执行了屠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大部分预备性官僚工作，比如为纳粹提供记录、把即将被害的人归档；他们负责监管为受害者维持性命而进行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直至毒气室腾出空来可以“接纳”他们；他们负责为屠杀过程中前后相继的每一步确定对象，保证屠杀过程顺畅如流；他们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造成混乱最小的地点，并为这最后的“旅程”积敛和提供资金!在大屠杀的整个阶段，犹太人的传统精英阶层在管理上和精神上不仅仍保留着领袖地位，而且随着犹太人身体上隔离和犹太人区的割裂，这种领袖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几乎变得无可争议。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的领袖、极少数幸存下来的犹太抵抗战士之一埃德曼回忆：“从第一天起，犹太委员会就正式地行使权力。为确保秩序，建立了有编制的犹太警察……这些机构，妄图给犹太人区的生活以一些正常状态的虚饰，实际上却成了影响深远的堕落和道德沦丧的渊薮。”费恩对此解释道：“犹太人区中政治经济的社会组织每天都在创造有差别的死亡机会。每个人的幸存机会依靠他或者她在阶级秩序中的位置，而整个阶级秩序来自于强制的短缺和政治的恐昨，奖赏那些最能够为纳粹直接或者间接服务的人……”(《解释大屠杀》)因此鲍曼的结论显得如此发人深省：“如果没有这些方方面面卓有成效的帮助，屠杀照样也有发生的可能——但它或许会以不同的，或者是不那么令人发怵的篇章进入历史，而仅仅是嗜血成性的征服者，出于复仇的怒火或者共同的仇恨，施加在身不由己的被征服者身上的严酷的强制和残忍的暴行。”今天把民族灾难的责任一味推给一群心理变态狂，而把自己定位为纯洁天使的人们，想过这些吗?如果对此有所反思，或许以色列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来对待巴勒斯坦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