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说：“在中国，要想成为作家，必须到北京住三年。”
　　北京是首都，是历代封建王朝科举选士的地方，自然而然就成了文人最集中的地方。
　　17世纪的北京，既是康熙大帝的，又是纳兰性德的。一个乃一代英主，雄韬伟略，皓如皎月；一个是御前侍卫，却诗才俊逸，灿若朗星。
　　康熙皇帝自己就是一个勇武、强悍的骑手加射手，他身边的侍卫也是一流角色。纳兰性德不但能文，而且还是个武将。满族人尚武，纳兰性德被父辈们授以武功，从小练就一身搏击之术，精于骑射。这样看来，纳兰性德倒是个文武全才。只是纳兰性德英年早逝，令北京城的星空黯淡了许多。
　　民国初年的北京街头，辜鸿铭灰白小辫、瓜皮小帽和长袍马褂的装扮，令行人回头率达到百分之百。他对西方文明鞭辟入里的批判，让那些自以为是的外国人引为高见；他狂狷不逊的怪异行为，令国人视其为怪物。辜鸿铭对于北京，对于那个新旧交替、中西交汇的时代，是一种文化上的“板块碰撞”现象，碰撞出的，是一座绝尘仰止的高山。
　　北京是“鲁迅的诞生之地”。1912年，一位江南书生，身形单薄、风尘仆仆来到北京，走进了菜市口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藤花馆”，一住便是4年。4年后，这位书生搬到会馆的“补树书屋”。“补树书屋”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1918年，这位书生开始使用“鲁迅”的笔名，在这里写成了《狂人日记》。
　　张恨水与北京的渊源最深。张恨水虽是南方人，却在北京起家。因为依傍北京读者对《啼笑因缘》的认可，所以张恨水对北京感情极深。他曾说：“北平是以人为的建筑与悠久时间的习尚，成了一个令人留恋的都市。所以居北平越久的人，越不忍离开。”从《春明外史》初露锋芒到《金粉世家》的大红大紫，再到1930年《啼笑因缘》推出，张恨水在小说界的声誉已无可复加。
　　北京在林语堂心中，有着沉甸甸的份量。1923年，林语堂从德国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在北京满打满算只呆了三年多。林语堂后来旅居欧美，用英文写就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以及介绍北京的著作《辉煌的北京》。三年成为永远。
　　老舍是著名的“京味作家”，在北京胡同里长大。北京是老舍的家乡，中国文化是老舍的心跳。他用一生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一个“艺术的北京”，从此人们对北京的关照，就不能不带上老舍的眼光。
　　還有徐志摩。徐志摩曾两度在北京大学任教。上世纪30年代的北大，在人文科学的领域上崇尚独立精神，葆有自由的校风，徐志摩一方面受到北大自由民主风气的熏陶，一方面和胡适一道，带给北大文学思想上的解放与启发。
　　北京与文人，很难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