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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呼吁中国公司采取行动，免除伊拉克所欠的70亿美元债务。这一消息发布后，该不该免除伊拉克债务形成中国舆论焦点。
中国是一个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大国，而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必然的选择。同时，中国国内依然还有很多地方处于贫困状态，而且金融系统依然比较脆弱。
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伊拉克所欠中国的债务“免”还是“不免”显得并不简单，佐利克呼吁中国减免伊拉克债务，引起中国民间的大讨论，这本身反映出民众对国际外交事务的热情。
70亿美元债务由来
“70亿美元的数字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并不一定准确。但是政府援助这一块很少，估计十分之一都不到，其他的牵涉到一些企业债务。”商务部对外援助司一位余姓处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国企业与伊拉克之间的债务形成于海湾战争之前。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从1979年中国和伊拉克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以来，到海湾战争前的1990年7月，中国企业共签订承包劳务合同702项，合同总金额20.67亿美元，其中承包合同85个，合同金额10.82亿美元，劳务合同617个，合同金额9.85亿美元。
另据相关资料显示，从1986年到1990年7月，伊方在延期付款情况下，共欠中国贸易和承包劳务款约10.87亿美元，其中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路桥集团、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等都是海湾战争时工程欠款的受害者。
中国路桥集团当时负责伊拉克业务的袁先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该公司曾经在伊拉克修建了摩苏尔四桥、摩苏尔五桥、科威特桥等许多桥梁，1984年伊拉克就应该还欠款，但是直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付”。
“现在伊拉克所欠债务最多的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其次是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大约三亿美元，第四位是中冶集团，大约一亿美元，我们排第三，不到两个亿，中国企业超过一亿美元的就是我们几家。”袁先生说。
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成立海湾战争赔偿委员会后，1993年中建集团就提出了索赔要求，申请的金额为4.15亿美元，2002年6月，联合国赔偿委员全发放赔款，中建集团获得3078万美元的战争赔偿。这笔钱是中建在海湾战争期间的“直接损失”，包括撤离和公司设备被伊拉克强行征用的费用。至于其余的大额工程欠款，由于属于两国政府的双边协定，被赔偿委员会确认为与战争无关，不能通过战争赔偿赔付。
中伊贸易史上，1983年—1991年为延期付款时期。1983年，中伊签订1983年—1984年经贸合作延期两年付款的协定。1986年4月中伊又签订厂为期五年的“经济技术台作协定”，“协定”规定了中国对伊出口贸易和承包劳务的外汇份额全部执行延期付款。
“中国路桥集团等国有企业在伊拉克的业务被纳入到政府框架内，欧洲国家对此很不理解。后来中国企业提出索赔，联合国赔偿委员会认为延期付款属于政府行为，因此没有批准。”袁先生说。
律师刘彬是中国路桥集团等中国企业处理对伊索赔业务的代理律师，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一些利息因素没有算进去，最终债务应该不会少于70亿美元。
美国试探中国？
其实在同一天，也就是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的另一番表态同样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关注。这番表态发生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全的一个晚餐会上，佐利克说美国对华政策“需要突破”。
他说，“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或者是国内对这种体系的支持。”
对此，法新社评论说布什政府对华思维方式正在转变。美国对华思维是否转变姑且不论，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是目前的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敏感时期。诚如佐利克所言，在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问题上，美国国内存在一种“沸腾的焦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佐利克呼吁中国减免伊拉克债务或许不仅仅是巧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查晓刚认为21日佐利克的讲话清楚地给中美关系定了一个调子：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未来走向还是不确定的，美国需要明确中国是否走向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将走向一个怎样的局面。
“因此，这次呼吁是美国的一个试探举措，是整个外交战略以及对华政策的一个步骤。”
9月14日，胡锦涛在联合国宣布援助发展中国家五项计划，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釆访时表示，中国新时期的“援助大战略”正在形成，但是，对于免除伊拉克债务的呼吁，王逸舟持截然相反的看法。
“减免伊拉克债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援助，伊拉克是富油国，它的政治动乱和宗教骚乱是外力介入引起的。如果减免，就等于中国替美国埋单，同时意味着对美国行动的某种认可。”王逸舟说。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复旦大学美国问题专家赵可金则认为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中西部开发等也需要大量资金，不能大规模对外援助，70亿美元的免除数额太高。在互联网的讨论中，这种观点得到不少人的支持。
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则认为，“在中国目前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对外援助一定要量力而行。从历史来看，中国在对外援助上但不乏教训。”
由于牵涉到众多的国有企业，减免问题更为复杂，如果所有债务一笔勾销，对企业来说当然足不公平的。
支持减免的声音也同样存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室主任李伟建认为，从伊拉克现在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局势分析，要拿回欠款是不太可能的，“与其拿不回来，不如主动放弃”。
“而且，从长远来看，中国是要与伊拉克进行正常交往的，中国可以通过免除债务增强对伊拉克的影响。另外，重建后伊拉克的商机、市场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石油恢复生产之后，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影响也很大。所以，免除债务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长远投资，无形投资。”李伟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西方国家减免后中国怎么办
伊拉克的外债总额大约为1250亿美元。日前，在伊拉克债务问题上，西方主要国家部已经做了表态。2004年12月17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宣布，美国将正式免除伊拉克欠美国的所有债务，总额为41亿美元。
之前，2004年11月10日，美国、德国、日本等七国集团成员达成协议，同意免除伊拉克欠巴黎俱乐部成员国80％的债务，约合330亿美元。伊拉克共拖欠俄罗斯80亿美元的外债，2003年12月，俄罗斯方面表示，他们将免除65％的伊拉克所欠债务。
中国也曾作过相应表态，2003年11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宅称，中国从人 道主义山发，将积极考虑较大幅度地减免伊拉克所欠中国的债务。
2005年6月22日，在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表示：我们正在认真落实对伊拉克2500万美元援助和较大幅度减免伊拉克所欠债务的承诺。中国已向伊拉克大选提供了100万美元援助，并为伊拉克培训外交官及经济管理和能源开发人才。
“在其他国家纷纷作出减免决定的情况下，中国如果‘一毛不拔’，可能是不合适的。但是在减免的措施上可以灵活一些。”周永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对于70亿美元债务可以区别解决，“对于政府贷款，我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免除，以此表示中国对伊拉克人民的善意。对于企业应收账款，政府如果替企业作主免除，这无异于非法剥夺守法企业的资产。只能采用其他方式解决。”
“在减免当中应该更多的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而不是由政府‘一刀切’。”周永生说。
应让公众对“花钱”有知情权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援助时常有大手笔。最近的一次为9月14日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上所做的关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五项举措，其中包括“在今后两年内免除或从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及“今后三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这是进人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最大手笔。”王逸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之前，9月初，中国向美国提供了500万美元援助。而在2005年初，中国向印度洋海啸灾区的援助款也达到10亿多人民币。2002年，中国还为阿富汗重建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
“这并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中国在国际合作中获益，当然也需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另外这样也可以缓解一些中国威胁论的压力。”王逸舟说。
网络上的激辩折射出中国民众对于外授事务的关注，因为这关系到每位纳税人的利益。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民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上海大学文学院安全与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倪乐雄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政府在对外援助的决策过程中应多听取各方面意见，对舆论有个交待。”
“贷款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考虑贷款风险，对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以及国家的信誉都要进行考察，如果完全不能赢利，可能到最后还要求中国减免。所以在审查项目时要综合考虑，既要有政治和战略考虑，也要有商业计算。”周永生说。
在制度方面，中国的对外援助制度也仍然有待完善。赵可金介绍，中国的对外援助是由人大通过总的财政支出方案，但其使用没有具体论证，而是委托财政部门和商务部会议。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设计更为细致。“美国的对外援助是由国务院、国际开发援助署每年提出评估报告，提出对外援助提案，包括对外援助的国家，地区、援助理由、数额等，提交国会讨论，然后由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赵可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越来越多，应对此充分重视，在程序上和制度设计上应更完善，特别是完善人大论证通过的制度。”赵说。
中国是一个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大国，而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必然的选择。同时，中国国内依然还有很多地方处于贫困状态，而且金融系统依然比较脆弱。
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伊拉克所欠中国的债务“免”还是“不免”显得并不简单，佐利克呼吁中国减免伊拉克债务，引起中国民间的大讨论，这本身反映出民众对国际外交事务的热情。
70亿美元债务由来
“70亿美元的数字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并不一定准确。但是政府援助这一块很少，估计十分之一都不到，其他的牵涉到一些企业债务。”商务部对外援助司一位余姓处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国企业与伊拉克之间的债务形成于海湾战争之前。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从1979年中国和伊拉克开展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以来，到海湾战争前的1990年7月，中国企业共签订承包劳务合同702项，合同总金额20.67亿美元，其中承包合同85个，合同金额10.82亿美元，劳务合同617个，合同金额9.85亿美元。
另据相关资料显示，从1986年到1990年7月，伊方在延期付款情况下，共欠中国贸易和承包劳务款约10.87亿美元，其中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路桥集团、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等都是海湾战争时工程欠款的受害者。
中国路桥集团当时负责伊拉克业务的袁先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该公司曾经在伊拉克修建了摩苏尔四桥、摩苏尔五桥、科威特桥等许多桥梁，1984年伊拉克就应该还欠款，但是直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付”。
“现在伊拉克所欠债务最多的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其次是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大约三亿美元，第四位是中冶集团，大约一亿美元，我们排第三，不到两个亿，中国企业超过一亿美元的就是我们几家。”袁先生说。
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成立海湾战争赔偿委员会后，1993年中建集团就提出了索赔要求，申请的金额为4.15亿美元，2002年6月，联合国赔偿委员全发放赔款，中建集团获得3078万美元的战争赔偿。这笔钱是中建在海湾战争期间的“直接损失”，包括撤离和公司设备被伊拉克强行征用的费用。至于其余的大额工程欠款，由于属于两国政府的双边协定，被赔偿委员会确认为与战争无关，不能通过战争赔偿赔付。
中伊贸易史上，1983年—1991年为延期付款时期。1983年，中伊签订1983年—1984年经贸合作延期两年付款的协定。1986年4月中伊又签订厂为期五年的“经济技术台作协定”，“协定”规定了中国对伊出口贸易和承包劳务的外汇份额全部执行延期付款。
“中国路桥集团等国有企业在伊拉克的业务被纳入到政府框架内，欧洲国家对此很不理解。后来中国企业提出索赔，联合国赔偿委员会认为延期付款属于政府行为，因此没有批准。”袁先生说。
律师刘彬是中国路桥集团等中国企业处理对伊索赔业务的代理律师，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一些利息因素没有算进去，最终债务应该不会少于70亿美元。
美国试探中国？
其实在同一天，也就是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的另一番表态同样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关注。这番表态发生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全的一个晚餐会上，佐利克说美国对华政策“需要突破”。
他说，“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或者是国内对这种体系的支持。”
对此，法新社评论说布什政府对华思维方式正在转变。美国对华思维是否转变姑且不论，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是目前的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敏感时期。诚如佐利克所言，在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问题上，美国国内存在一种“沸腾的焦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佐利克呼吁中国减免伊拉克债务或许不仅仅是巧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查晓刚认为21日佐利克的讲话清楚地给中美关系定了一个调子：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未来走向还是不确定的，美国需要明确中国是否走向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将走向一个怎样的局面。
“因此，这次呼吁是美国的一个试探举措，是整个外交战略以及对华政策的一个步骤。”
9月14日，胡锦涛在联合国宣布援助发展中国家五项计划，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釆访时表示，中国新时期的“援助大战略”正在形成，但是，对于免除伊拉克债务的呼吁，王逸舟持截然相反的看法。
“减免伊拉克债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援助，伊拉克是富油国，它的政治动乱和宗教骚乱是外力介入引起的。如果减免，就等于中国替美国埋单，同时意味着对美国行动的某种认可。”王逸舟说。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复旦大学美国问题专家赵可金则认为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中西部开发等也需要大量资金，不能大规模对外援助，70亿美元的免除数额太高。在互联网的讨论中，这种观点得到不少人的支持。
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则认为，“在中国目前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对外援助一定要量力而行。从历史来看，中国在对外援助上但不乏教训。”
由于牵涉到众多的国有企业，减免问题更为复杂，如果所有债务一笔勾销，对企业来说当然足不公平的。
支持减免的声音也同样存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室主任李伟建认为，从伊拉克现在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局势分析，要拿回欠款是不太可能的，“与其拿不回来，不如主动放弃”。
“而且，从长远来看，中国是要与伊拉克进行正常交往的，中国可以通过免除债务增强对伊拉克的影响。另外，重建后伊拉克的商机、市场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石油恢复生产之后，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影响也很大。所以，免除债务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长远投资，无形投资。”李伟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西方国家减免后中国怎么办
伊拉克的外债总额大约为1250亿美元。日前，在伊拉克债务问题上，西方主要国家部已经做了表态。2004年12月17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宣布，美国将正式免除伊拉克欠美国的所有债务，总额为41亿美元。
之前，2004年11月10日，美国、德国、日本等七国集团成员达成协议，同意免除伊拉克欠巴黎俱乐部成员国80％的债务，约合330亿美元。伊拉克共拖欠俄罗斯80亿美元的外债，2003年12月，俄罗斯方面表示，他们将免除65％的伊拉克所欠债务。
中国也曾作过相应表态，2003年11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宅称，中国从人 道主义山发，将积极考虑较大幅度地减免伊拉克所欠中国的债务。
2005年6月22日，在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表示：我们正在认真落实对伊拉克2500万美元援助和较大幅度减免伊拉克所欠债务的承诺。中国已向伊拉克大选提供了100万美元援助，并为伊拉克培训外交官及经济管理和能源开发人才。
“在其他国家纷纷作出减免决定的情况下，中国如果‘一毛不拔’，可能是不合适的。但是在减免的措施上可以灵活一些。”周永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对于70亿美元债务可以区别解决，“对于政府贷款，我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免除，以此表示中国对伊拉克人民的善意。对于企业应收账款，政府如果替企业作主免除，这无异于非法剥夺守法企业的资产。只能采用其他方式解决。”
“在减免当中应该更多的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而不是由政府‘一刀切’。”周永生说。
应让公众对“花钱”有知情权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援助时常有大手笔。最近的一次为9月14日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上所做的关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五项举措，其中包括“在今后两年内免除或从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及“今后三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这是进人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最大手笔。”王逸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之前，9月初，中国向美国提供了500万美元援助。而在2005年初，中国向印度洋海啸灾区的援助款也达到10亿多人民币。2002年，中国还为阿富汗重建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
“这并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中国在国际合作中获益，当然也需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另外这样也可以缓解一些中国威胁论的压力。”王逸舟说。
网络上的激辩折射出中国民众对于外授事务的关注，因为这关系到每位纳税人的利益。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民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上海大学文学院安全与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倪乐雄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政府在对外援助的决策过程中应多听取各方面意见，对舆论有个交待。”
“贷款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考虑贷款风险，对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以及国家的信誉都要进行考察，如果完全不能赢利，可能到最后还要求中国减免。所以在审查项目时要综合考虑，既要有政治和战略考虑，也要有商业计算。”周永生说。
在制度方面，中国的对外援助制度也仍然有待完善。赵可金介绍，中国的对外援助是由人大通过总的财政支出方案，但其使用没有具体论证，而是委托财政部门和商务部会议。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设计更为细致。“美国的对外援助是由国务院、国际开发援助署每年提出评估报告，提出对外援助提案，包括对外援助的国家，地区、援助理由、数额等，提交国会讨论，然后由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赵可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越来越多，应对此充分重视，在程序上和制度设计上应更完善，特别是完善人大论证通过的制度。”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