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类历史是史前史。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历史，大约有20万年，也许比20万年更久一些，但是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被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我们人类目前所处的地质年代为全新世，全新世从开始到今天，已经经历了12000年之久，但是这12000年放在整个地质年代中来看，也不过是弹指间。在这12000年中，温暖并且相对稳定的气候催生了农业、城市、国家，以及大多数其他文明的标志。书写就是文明的标志之一，而书写与其说是一种按部就班进化出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例外。
　　专业的历史学家对他们那些被“无文字记录”的樊篱阻隔在了史前史的同事也爱莫能助。历史学家已经习惯于依赖浩如烟海的卷宗，考古学家则必须收集那些为数不多的历史遗存，并破译出其中的故事。在史前的编年史中，文明是根据墓葬的形式来进行标定的，比如“单葬墓”，或者是其后流行的“箭头”墓葬，例如“西部梭镖”（译者注：考古学家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佩斯利洞穴墓葬中发现了“西部梭镖”，其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至少13200年前。这一发现表明，有另一个人群与克洛维斯人同时出现在北美洲，或许比克洛维斯人还要早）。随后，所有人类都进入了陶器时代，例如，圆洞尖底陶文化、绳纹陶文化和漏斗颈陶文化，这些文化的传播令人费解，从地图上看就像是一群变形虫漫延开来。

　　近年来，考古学家已经变得不太情愿从一堆陶器、武器和其他陪葬品中解读过多的东西。至少有一代的考古学家，曾钻入被诅咒的牛角尖，这个诅咒就是“瓶瓶罐罐不是人”。物质文明不能作为历史定性的代用品。从一次考古发掘中找到的人工制品可以提供很多信息，比如，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丧葬习俗以及贸易往来，但是对当时的人们使用何种语言、属于哪个种族，以及使用何种迁徙模式来说，这些人工制品就不能提供可靠的指示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史前史通常被看作是由一系列的入侵所构成的，古凯尔特人和印度雅利安人就如同大批的北欧海盗一样蜂拥而来，扑向了毫无防备的欧洲和亚洲，而史前巨石阵的建造者还在大陆之间来回绕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观点被过程主义学派的观点取代，该学派将文化变迁归因于内部适应。也就是说，思想和技术可以传播，而人群总的来说还是待在原地没动。然而今天，迁徙论正在卷土重来。

　　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与为了研究古DNA 而引入的强大的新技术有关。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目睹了基因检测技术应用于对史前人类和动物遗骸进行检测的过程，其在实用性和可使用范围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DNA 通常都发生了降解和化学变化，碎裂为成千上万的简短片段。但是，基因测序技术的最新进展，已经使人们检测出来自几千年前，甚至是几万年前的样品中的整个基因组序列成为可能。全基因组测序所能获取的数据量，要比以细胞器为基础的检测所能获取的数据量大得多，两者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全基因组测序还使得遗传学家能够对个体之间和种群之间的差异进行详细的对比。现在，通过这些对比，人们发现人类系谱图中还有新的分支。
　　当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初稿在2010年发表时，它清清楚楚地表明，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平均有2%的DNA与尼安德特人相同，这就意味着两个物种（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必定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发生了融合——很可能是在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中东的时候。也是在2010年，提取自一节手指骨的DNA，让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早期人类物种——丹尼索瓦人。丹尼索瓦人是亚洲人和澳洲人的共同祖先。
　　人类史前迁徙的时间路线图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变得越来越清晰。2014年10月份，在西伯利亚发现的4.5万年前的人类腿骨显示，其所含尼安德特人的DNA 片段比现代人类所含尼安德特人的DNA 片段要长。这个发现帮助科学家确定了尼安德特人与人类的第一次基因交换发生在距今1万年以内。（你可以想象一下，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就像是一叠卡片，随着每一代人的繁衍，逐步被削减，尼安德特人的染色体被切割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短……）2015年6月，人们发现，欧洲保存的一颗发现于罗马尼亚的4万年前的牙齿的基因组中含有尼安德特人的DNA 片段更长。从这颗牙齿的主人向前追溯到其尼安德特人祖先，仅需4代至6代。
　　在最近5年里，从最初我们认为我们和尼安德特人没有什么共同DNA，到我们意识到人类的杂交是广泛存在的，再到（对某个个体）我们能将这种杂交的时间精确定位在200年以内——200年的时间跨度和每个家庭的家庭相册的时间跨度几乎相同。但是，古DNA研究的用途绝不限于告诉我们人类有哪些近亲。古DNA 研究还告诉我们，人类走出非洲后是如何散布的，以及农业是如何起源和传播的，还有人类是如何移民定居美洲的。同时，它还帮助考古学家破解了史前最大的谜题之一：印欧语系的起源。

　　1783年，威尔士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威廉·琼斯从伦敦抵达加尔各答，到孟加拉最高法院任职。作为其职责的一部分，琼斯必须使自己熟练掌握印度教法的戒律，为此，他不得不学习梵文。琼斯聘请了一位梵文学家——一位印度教的宗教学者——作为导师，将自己完全沉浸在了古老的梵文典籍中。在经过3年的学习后，琼斯得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结论：印度的古典语言——梵语，在语法和词汇上，与欧洲的古典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存在联系。不仅如此，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还与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和波斯语有联系。
　　后来的语言学家又为这个语言系谱图增加了更多的分支，其中既包括人们目前正在使用的语言，如斯拉夫语、阿尔巴尼亚语、亚美尼亚语、波罗的语族，也包括已经消失的语言，如赫梯语和吐火罗语。而如果所有这些语言都是相互关联的，那么我们推测，在遥远过去的某个时间，这些语言拥有共同的祖先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专家将这一始祖语言称为原始印欧语系，英文简写为PIE。今天，约有30亿人说的是其派生语言。这些派生语言的自然分布区域，从斯里兰卡一直延伸到葡萄牙。英语是印欧语系中的一种语言，它几乎与欧洲所有其他语言都极为接近，只有匈牙利语、芬兰语和巴斯克语除外。

　　自琼斯宣布他的发现200多年以来，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复原原始印欧语系的发音和语法规则。我们可以用原始印欧语写作，有些人甚至能够用它写出短篇小说。得益于那些学习比较神话学并重建了单词列表的学生所做的工作，我们能够对原始印欧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信仰有所了解。他们生活在橡树和山毛榉树构成的丛林中，还能品尝到蜂蜜酒。他们乘坐马车出行，关心自己的父亲和兄弟胜过关心姑姨和妯娌。他们感谢天父赐予他们儿子、肥牛和快马。至于鲑鱼这东西，他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原始印欧语仍然只是一种学术上的猜想，是由想象中的人群使用的一种假定的语言。原始印欧语系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幽灵，就像很多其他幽灵一样，它们总是习惯于到处出现。所谓的学者、专家们，曾经试图给原始印欧语系的起源地定位，从斯堪的纳维亚到青藏高原，再到北极。但是，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对于原始印欧人的起源，主要聚焦在两个起源故事上。

　　最著名的一个是由英国考古学家科林· 伦弗鲁提出的，他认为印欧人起源于“新月沃土”的边缘地带（“新月沃土”是指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其附近的一连串肥沃的土地，包括累范特、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位于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部分地区、黎巴嫩、约旦部分地区、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和土耳其的东南部、埃及东北部。由于在地图上好像一弯新月，所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詹姆士· 布雷斯特德将其称为“新月沃土”）。在这一版本中，原始印欧人成功的关键在于开始进行农业生产。相对于环绕在周围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的人群，农业生产给了原始印欧人一个长期的优势。根据这一理论，原始印欧语系的扩张开始得很早，在新石器时代，当时的人们从安纳托利亚（位于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开始慢慢扩散时，原始印欧语系的扩张就开始了，就像是受热后慢慢膨胀的空气。（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