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的行动感和真实感，大概在某种程度上比虚构文学更能满足人们阅读中潜在的“窥视欲望”，从而越来越成为图书市场的宠儿。邓贤的纪实文学《流浪金三角》，以充满激情的文字，为我们展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揭示了一群另类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这本书的畅销是必然的。它独特的选材和富有魅力的叙述方式，还有它的“真实性”、现场感，无不指向并满足着市场需求。但是，它的畅销似乎仅仅是商业的成功，而非文学本身的成功。


　　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写作立场的暧昧和价值判断的游移，不但影响了对事实真相的呈现，而且遮蔽了可能达到的精神高度。金三角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经济原因，如何对生活在这里的特殊群体做出价值判断，是本书的写作首先要解决的难题。这群人，和我们一样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但是，他们流浪在异国他乡，盘踞在举世闻名的金三角。他们面临着绝望的生存环境，忍受着如磐的精神压力；他们在崇山峻岭中披荆斩棘，在枪林弹雨中殊死挣扎；他们欺压当地百姓，制造武装动乱，种植鸦片，并且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基地。他们是孤独的流浪者，是可怜的弃儿，更是邪恶的魔鬼。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同情，怜悯，还是感叹，愤怒?是站在政治的立场、国家的立场、民族的立场，还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作出判断?作者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他决定选取人类视角，试图高瞻远瞩、超越狭隘的视野，“人类需要的是同情与关爱。……我愿用我的笔让外部世界了解金三角，了解那里的历史和现状，从而帮助那里的人民走向新的生活。”作者也意识到了，人性的复杂性不是仅仅依靠道德评判就可以判断的。因此，他宣称，“我的责任不是评说，而是展示。”可惜，作者在实际写作中并没有完全遵循自己的原则。复杂的情感状态使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在文中表达出充满激情的言论和判断。而这种言论又充满了道德与情感、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显得游移不定，事实上最终失去了任何意义。作者在描写战争场面时充满了亢奋的激情和发泄的快感，很难看见人道与正义的光辉。对杀戮的残忍性和战争的残酷性的美化，消解了对尊重生命的许诺与实践。在对国民党残军、知青、土著、政府军等各方面的态度上，也表现出很强的情感倾向，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意识形态立场，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笔下呈现的事实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作者的语调一直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但是，同情和怜悯是有区别的。怜悯沐浴着爱的光辉，而这种爱就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每一个人和每个角落。也许，作者选择一种更为客观冷静的语调，比起这种激情洋溢的声音更有震撼人心的效果，更能抵达所要表达的事物的本真。
　　纪实文学的生命和魅力在于真实感，本书却时时闪现出“虚构性”。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孤身在金三角闯荡三个月，采访了数百人，然后四易其稿，终成本书。我们并不怀疑作者对第一手资料的翔实占有，以及本书的纪实性前提，但作家在处理这些素材的时候似乎遵循的是小说创作法则，让人疑窦丛生。无论是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还是波诡云谲的内部争斗，都颇得惊险枪战片或打斗片的神韵，读来十分过瘾。但掩卷一想，作者并不是当事人，何以有这种亲临其境的描写，又何以知道那些已经死亡的人的心理状态。纪实与虚构的界限常常迷失，让人怀疑这更像一部小说。这样的阅读感受无疑宣告了本书在写作上的失败。
　　书中的许多描写也显得十分矫情。譬如关于作者自己与采访者的关系的交代，在土洞中体验死亡的感受，对满星叠枪战采访惊险经历(其实是有惊无险)的刻意渲染，还有对女知青曾焰离开金三角在飞机上流泪的夸张描写，都有些失度，给人虚假、造作之感。
　　纪实文学向“虚构性”的大幅度偏移，似乎已经成为当前此类制作的通病。邓贤的这个缺陷其实表明了中国相当多作家共同的缺陷。何为真正的人类意识?何为真正的理性精神?屈从于市场是否一定意味着背离文学本身?如何展现“真实”本身的魅力?这都是不应回避的命题。
　　我们应该谨记，仅有激情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