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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夜，我一直听到隔壁父亲的房间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声音不大，时断时续的，仿佛一直在倒腾什么东西。早上起床后，父亲从房间来到客厅，对着我说出一句话：“幺儿，我要回去住一阵子。”
父亲的话，没有丝毫商量的口吻，这很像早年的他。为什么要回去，父亲没有说。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们全家生活在农村，我们一家六口人，父亲、母亲、三个哥哥，还有我，六张嘴吃饭，父亲是家里的大梁，是唯一靠山，说的话当然也是绝对权威。记得有次全家人围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母亲那天做菜可能走神，也可能是想到父亲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体力消耗过大，流汗过多，需要补充适量的盐分，把一道茄子炒豆角做得特别咸。菜端上桌来，三哥第一夹吃到嘴里吐了出来，没心没肺地大声对着娘嚷：“娘，糊涂了吧，你是要把我们咸死呀！”坐在一旁的父亲觉得三哥忤逆，作为一个孩子，不应该这样没大没小毫无礼貌地和大人说话，甚至还带有训斥的口吻，简直大逆不道，立刻将碗筷往桌上一板，拉下脸吼道：“吃不了滚！伺候你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这拣那的。咸了？不知道加点开水呀！”三哥受不了父亲的责备，碗筷一搁便冲了出去。父亲不但没有叫三哥进屋，也不许我们去叫三哥回屋，硬是没让三哥吃那顿饭。父亲的权威一直延续到我们兄弟四人长大离开农村，大哥二哥因当兵去了北京和吉林部队，后来分别留在了北京和吉林。三哥赶上恢复高考的好时期，考取江西南昌科技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南昌。我是老幺，父母宠爱有加，如同一只恋窝的雏鸟，不愿意离开家乡，高中毕业考入长沙，随后就在长沙工作，结婚成家。或许因为我们兄弟长大离开农村，父亲由此失去权威，再也没有动辄训斥的气使。6年前，母亲因病离开了我们，父亲更像是大海里失去航标的一叶孤独的舟，在北京、吉林、南昌、长沙来回地漂荡。
父亲说完那句话，坐在右侧的沙发上，眼睛直盯着茶几上那个白色瓷盘里的杯具，还有杯具一侧的那盆墨绿色硕大的米兰。墨绿色的米兰如同撑着的一把幼儿小伞，开着密扎扎米粒般一朵朵的小白花，满屋子溢出淡淡的清香。父亲两只手相互捏着，仿佛在等待我和妻子答应他的请求，然而我和妻子都缄默不语，好像都没有听到父亲的话似的，各自吃着早餐，还在一边谈论我的一个同事前几天买房子的事。恰在这时，我五岁的调皮儿子从屋子里跑出来，径直跑到爷爷的跟前，“爷爷、爷爷”地喊叫，拉扯着爷爷要去屋子里帮助他找积木，这才转移我们的话题。父亲的嘴微微张了一下，又合上，他被孙子拉进房间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因为妻子要赶坐七点钟以前的公共汽车去到学校，早餐后丢下碗筷，拎着包很快出了门。我们坐机关的时间节拍没有那么快，我不急不慢地吃完早餐，简单地收拾完餐桌，换上那套深蓝色西装，没有再和爷孙俩打招呼，也出了门。
在去往单位的途中，我用手机分别给三个哥哥打去了电话。二哥因为手机关机而无法接通，大哥、三哥的电话都是通的。我向他们诉说了父亲的念想，我很自责，说：“可能是我这个幺儿子不够孝顺，平时照顾不周，父亲不习惯不满意才萌生出执意要回去的念想。可是，父亲却从来没有提出过生活不习惯的问题呀！”大哥、三哥都说我是多疑。大哥说：“你难道还不知道父亲的心思？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骨子里装的都是农事，时刻惦记着的也是农事。你可能还不知道，今年春节全家人在你家聚会时，父亲曾经提到过家里那三亩六分责任田，他说土地是农人的生命，农民离不开土地，荒芜更是个浪费，那时他就有要回老家去种田的主意了。”三哥说：“父亲和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当然忘不了他那点土地，那是他的命！”
中午下班我匆匆地回到家里，早已不见了父亲。我问保姆王阿姨，王阿姨告诉我，说你出门刚不久，爷爷就背起你大哥早些年送给他的那只米黄色的迷彩军用大背囊，也出了门，他说要回乡下去住一阵，把老家的事安顿好，少则半年，多则八九个月，最迟也会在明年春节赶回来，并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悉心地照看好他的小孙子。听了王阿姨的解释，我随即走进父亲的房间，发现房间里收拾得整齐有序，除了不见父亲的衣物，其他物品一应俱全地摆在那里。望着眼前的一切，我不由一阵心伤，发出一声哀叹。
要说家里那三亩六分责任田，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还独自种了两年。后来经过我们哥几个的反复劝说，父亲才依依不舍地将责任田托付给了堂叔长生家代种，离开农村跟随我们住到城里来了。父亲仍不放心，后来还几次给长生叔家去过电话，询问田里的收成。去年初，长生叔跟随儿子也住去了县城，把自家两亩八分责任田和我们家托付的三亩六分责任田全都撂荒，那几亩被撂荒了的责任田，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恶魔，时时压在父亲的心头。
我们村坐落在湘南以北的一个大山冲里，距离宝庆城约60公里，叫喇叭口村，也有人叫口袋村。村子的上游有一条10余里长的山冲，前面是一条宽宽的石卵子河，水流潺潺，终年不息，河水再往下流去，便是宽宽的资江。由于水源丰沛，我们村很少干旱，农田十分肥沃，就变成了一片富庶之地。据村里上辈人说，这儿并不是我们家族的根，我们伍家是从我高祖父那一代搬迁到这里来的。高祖父原来住在离喇叭口村有十几里远的山窝窝里，进村出村都得要翻越一座高高的山梁，就好比《愚公移山》里的愚公一家，出门进门都得要翻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只是我们伍家只需翻越一座山梁，伍家人谁也没有想到要搬掉挡在屋前的那座山梁，似乎感到这是一种认命。高祖父有次带着他的两个弟弟挑脚途经喇叭口，发现这片福荫宝地，顿时感到有一种美好的思绪投影在他的心灵深处。高祖父兄弟放下肩上的担子，放眼望去，惊叹这片如画一样的景致：湛蓝的天空，碧绿的大地，水似阳光流泻在山冲，大片的森林里蔓延着绿意……眼望着面前的一切，高祖父兄弟立刻定下了迁移的决心。据说当时发现这片福荫之地，不仅有我高祖父兄弟，还有后来的李姓、刘姓和高姓三户人家，他们也相继迁移来这里。经过陆续移民，人口不断繁衍，这片富庶之地逐渐变得人口稠密起来。 父亲出走后，我心里像鲠着一根刺，咽不下，也吐不出，时时惦记，日日牵挂。早年，父亲虽说是家里的一把手，但我觉得他只是披着一副强硬的皮囊而已，里头软弱不安，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母亲做主，由母亲一手操持，父亲基本上没有插过手。母亲像是一只健硕的母鸡，张开丰满的翅膀，将他全然覆盖。她照顾着他的一切。如今母亲不在人世了，父亲一个人住在家里，田里地里，家里家外，甚至连洗衣做饭收拾房间这样一些琐碎之事，都得事必躬亲，他能养活自己吗？我不能不产生怀疑。我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如今我们儿女都已经成家立业，都有自己的收入，家里剩下的那几亩田，就是产金产银，又能产出多少？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我决定回去探视父亲。清晨出发，三个半小时的车程，十点半刚过，我就到了家。父亲不在家。我打开屋子，屋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家什收拾得还算井然，只是多了一些蜘蛛网，长长短短地悬在房顶，显得有些落寞。饭桌上放着个半圆形灰黑色的纱罩，罩着两只花瓷碗，碗里盛着些剩菜。我揭开网罩，发现一只碗盛着青椒炒油渣，一只碗盛着青炒豆角。因为过了夜，菜上裹着油，灰灰的铁青色。饭桌的墙壁上，贴着一张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另一面墙壁上，挂着两张镜框，一个框里装着母亲的黑白遗照，一个框里装着全家人平时的生活照。我走近母亲的遗照前，双手合十地低着头，虔诚地向母亲作了个揖，然后对着母亲说：“娘，幺儿回家看您了！”母亲没有应答，仍旧定定地看着我，十分慈祥。我不由一阵悲伤，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从灶屋走进父亲的房间，可能是缺少开窗通风，屋里有些阴暗，散发出一种湿润霉味的感觉。进门的左边，是父母早年曾经使用的那张双人木床，床上罩着浅灰色的苎麻蚊帐，床架的横杆上晾放着父亲穿用过的衣物。右边贴墙摆放两只篾箩，篾箩上各搁着一只麻筛和一只米筛，筛里盛着一些绿豆。屋里角立着一个深红色大衣柜。屋里一切物品，都是母亲在世时的摆放。
过了好一会，父亲回来了，一身泥水。他在田里忙着，一张脸晒得黑红黑红，身子好像瘦了整整一圈，清瘦的脸上漾起一丝明朗的表情。我赶紧走出门迎上前去，立在父亲的前头大喊一声：“爹！”
父亲在门前的禾场坪里站住了，朝喊声张望，然后很快就看见了我，朝屋里走来。他感到很惊讶，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回来。他问：“你怎么回来了？”我接过他肩上的锄头，呛了他一句，说：“难道我就不应该回来呀？”父亲连忙说：“应该，应该，怎么不应该呢，这本来就是你的家，你应该常回来，应该回来看一看。你回来时告诉你的三个哥哥没有？”我说：“没有，是我自己临时决定回来的。”
进到屋来，我要父亲先坐下来歇息一会儿，我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对他说：“你先休息，我来做饭。”父亲说：“你好久没有回家来了，家里东西的放置你不知道。”接着便起身走进里屋，端出半筒米来，对着我说：“中午就煮这半升米，估计咱父子俩还吃不完。农村就不是城市了，只要肯花钱，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在农村就只能是吃季节了，哪个季节种出来什么，才能够吃什么。我们就简单点，冰箱里还有昨天买回的肉，水缸里泡着有从菜园里摘回来的丝瓜和茄子，竹篮子里有青椒，中午就吃青椒炒肉、炒茄子和熘丝瓜三个菜。”我接过父亲的米，就开始淘米做饭和炒菜。农村也在发展，液化气灶早已替代了柴火灶，一会儿饭菜就上了桌。吃完中饭，我们休息了一会。下午，我陪着父亲去看田里地里的庄稼。
三点多出门，几乎还是正午，太阳老高，直直地照着。七月的天气有些闷热，炽热的阳光透过斗笠竹篾里的缝隙，稀稀疏疏的印在脸上，斑斑点点。万物一片葱绿，远处的青山墨绿如黛，田野里的禾苗正在抽穗，黛青色的稻穗上点缀着密密麻麻的白花。父亲稻田里的稻花已经褪去，青色的谷粒鼓胀饱实，开始垂头，一丛丛地俯首含笑。父亲告诉我，说：“今年的天气风调雨顺，早稻长势很好。咱们家栽种的都是袁隆平院士的超级稻，抗虫害、抗倒伏的性能都很强，村里的万叔铁叔等几家去年都种过，都说这个品种好。从禾苗目前的长势看，应该亩产会突破两千斤，咱们家三亩六分水稻田，收成估计会突破七千斤。稻谷收割后，我把它加工完，你们兄弟几个都带些回到城里去。现在农村稻谷也是精加工了，碾出来的米都是精制米，城里的陈年米，味道怎么都比不上农村的新鲜米，营养价值比城里的米要高得多。”
从稻田来到旱地，父亲在靠近村子最近的一块地里种了蔬菜。菜地不算太大，估计有半亩，地里种有一垄辣椒、一垄茄子、一垄豆角，四周间种有南瓜、丝瓜和冬瓜。菜地里的菜还算葱郁，结结实实地挂着果，南瓜、冬瓜的藤蔓爬满了整个土坎。菜园边有一小片湿漉漉的地，已经冒出有两瓣浅浅的嫩黄色的菜芽，估计是白菜秧。父亲说：“咱们家共有五块旱地，我精力顾不过来，只种了靠咱家最近的这一块，其余四块地，都抛荒了。”我看着这一小片湿漉漉的菜芽，知道父亲在短时间内是不会离开农村了。
“你要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我说。我感觉到和父亲之间的生疏之后，不知怎么的，平时张口就来的爹变得别扭起来，我像只满怀怒火的小刺猬刺拉拉地朝父亲发问。
父亲在身上擦他的两只手，看了我一眼，说：“其实，农村挺好的，连空气都是甜的。”
“你不打算回城里去了？”我顿时有一丝气恼。
父亲沉默着。这一刻，我感觉到父亲对我来说有那么陌生，我从来不了解他心里有什么想法。
晚上，父亲安静地坐在我对面的矮椅上，东家西家，柴米油盐地拉扯着家常，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仿佛他说的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确实，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又哪能懂得父亲的心思呢。
坐了一会儿，父亲对我说，你们这些做儿子的，没有经过那些岁月，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父亲的心结。随之，父亲对我讲述起祖辈父辈们与土地的情感，讲述起炎黄子孙对土地图腾般的顶礼膜拜。
“土地”这个词，虽说普通平凡，但却深邃灼心，高频率、快节奏地叩击我的心灵。土地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是万物的母亲，人类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家园，农民是土地的子孙，土地就是农民，农民就是土地。土地厚重，农民质朴，土地与农民是血脉相通的孪生兄弟，农民是土地的精神和灵魂。这聚宝盆里的泥土和其他的泥土有些不同，它不像田坎或者其他不长庄稼的泥土，成色单一，颜色寡淡，很浅很淡的单调的灰或者黄，它黄中有灰，灰中有黑，黑中还有其他的色泽，它黑色的主色调中饱含了多种颜色，多种成分，不再是单纯的土或沙，它已经超过做土做沙的阶段了，随手抓起一把田里的泥土，都会看到陈年的秸梗，枯萎的庄稼叶，腐烂的根须，甚至还有一粒遗失的种子，正在生长的一星不知名植物的绿色，一个种田人春耕秋收的日子，遥远的耕种岁月。它也不像其他的泥土显得干燥糙粝，还处在混纯初始的冥散状态，随风而散，随水而流，可这田土，抓一把捏几捏，就抿挤成紧紧的一团，黏润油亮，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柔韧像正在生长的芽苗一样，从掌心蔓伸到你的心底;只要沾着了人的汗水，哪怕是丝缕的汗星，它就会从沉睡中苏醒，变得生机勃勃，焕发出斗转星移、生生不息的力量，孕育出生命的光彩。这些田土，只要放进一粒种子，它就会生根发芽，抽茎吐穗，在阳光下长出迎风飘扬的葱绿庄稼，挥扬着又一季节丰收的旗帜。 父亲告诉我说：“高祖父兄弟三人搬迁到喇叭村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劈山造田，凭着捷足先登的优势，兄弟三人沿着山冲里的水洼地，以及石卵子河的堤岸，由近而远，自下而上，扛石填土，夯基垒坎，一块块地开垦，一丘丘地垒砌，将开垦出来的田土，能灌溉的作田，不能灌溉的作地，当年就开垦出土地五十余亩，每人分得近二十亩。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凭着辛勤的劳动，他们在田里种植了水稻，在地里种植瓜果作物和棉花，也算能自给自足，衣食饱暖。谁知好景不长，后来乡公所来了镇长、保长、甲长几个，强行要从他们的田里地里收租纳税，而且每户还必须交纳人头税。高祖父兄弟与他们争辩，说这些田这些地，都是我们兄弟三个人一锄一镐一担挑挖出来的，没有任何人帮助我们出过一分力，凭什么还要交税？我们迁移到这里，镇里、保里从来就没有人过问过。镇长说，这田这地，的确是你们兄弟几个开垦出来的，这个没错，谁都承认，我们也承认，我们也没有和你们争执。但你们难道还不知道，这所有的山地都是国民政府的山地，你们是国民政府所管辖的臣民，是在国民政府的土地上开荒种地，因此应该交租纳税，而且必须交租纳税。谁要是负于抵赖顽抗，那我们只有采取强制的措施了，不但没收全部田产，而且要把你们全部抓去坐牢房。说完，镇长保长甲长几个，便拂袖而去。第二天，镇里一个姓王的甲长，带着五个黑狗子来强行征税。五个黑狗子个子都不高，精瘦精瘦，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好像都是营养不良。黑狗子们身穿黑衣，歪戴着一顶黑帽，腿上扎着白色绑带，腰间斜挎着一杆黑色长枪。黑狗子真黑，一进门就从腰间卸下那杆黑枪，端在手中，气势汹汹地喊打喊杀，强迫高祖父兄弟限期交租交税，而且必须签订契约。‘强龙斗不过地头蛇’，高祖父兄弟无奈，只有俯首称臣。高祖父兄弟凭着自己已有的几十亩田地，凭着辛勤的劳作，虽说买不起田地，但基本还能填饱肚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挨着一天地过着，后来传到了你爷爷那辈。那一年先是旱灾，后来蝗灾。那年的旱呀，从三月开始，旱到九月，整整半年，旱过三季，当时十里八乡的山塘开裂，溪水枯竭，地里的农作物几乎绝收，一片萧条。接着又是蝗灾，一片片，一拨拨，昏天黑地，漫山遍野。蝗虫把地里的农作物啃光了，把山上能啃的树叶也啃得所剩无几。那一年的光景，就好像地球将要毁灭，人类将要灭绝似的，真是惨绝人寰。为了保全全家人的性命，保住靠河岸最近那块田的收成，你爷爷每天挑着一担水桶，天不亮出门，从门前的河里觅着只剩下一潭墨汁似的淤泥，一担一担地挑到田里。整天立在田间捕捉蝗虫。你爷爷后来累倒了，从此一病不起。为了给你爷爷治病，家里卖掉了牛和猪，也卖掉了维持全家人生计的田产，从此走到贫困潦倒的境地。你爷爷瘫倒在床上十二年，屎屎尿尿，全靠你奶奶服侍;奶奶身子也不是很健朗，病病痛痛的常犯;当时你的两个姑奶还没出林，还算不上正数的劳力，家里租下的那几亩田土，哪个来种，还不是交给了年幼的我。
“现在，肥胖问题已成为我国国民影响健康的一个突出问题。随着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大量农田被荒弃，大量耕地被占用，人均耕地占有量越来越少，加上大气污染，河流干涸，土壤毒化，森林萎缩，虽然一时增加了经济总量，但这是夺命发展，相当于断了发展的后路，断了子子孙孙后代的后路呀。”
“这是当前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你能改变？”我说，“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办法。”
父亲的脸上隐隐掠过一丝不安，说：“土地上长出房子了怎么去解决？河流干涸了怎么去解决？森林资源没有了怎么去解决？我真的是在替后人担忧呀。”
“社会上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这样认为，”我说，“你打算责任田还种多久？”
父亲低下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今年七十一岁了，就是再活十年二十年，身体也不会允许我继续种好这几亩田了。听说土地抛荒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目前正在采取留转集约的方式来解决，而且已经在部分地区进行推广。我想把这几亩田再种一季，种到年底。至于那几块旱地，我种一块作为菜地，其余的地只能是抛荒了。晚稻收割后，我就把三亩六分责任田和二亩四分责任地全部承包给承包人，安安心心地住到城里来。”说完，父亲一副如释重负的感觉，脸上露出轻松的笑。
第二天一早，我走出家门站在禾场坪，看到父亲扛着锄头迈着健步，远远地走在田坎上。
责任编辑：黄艳秋
父亲的话，没有丝毫商量的口吻，这很像早年的他。为什么要回去，父亲没有说。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们全家生活在农村，我们一家六口人，父亲、母亲、三个哥哥，还有我，六张嘴吃饭，父亲是家里的大梁，是唯一靠山，说的话当然也是绝对权威。记得有次全家人围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母亲那天做菜可能走神，也可能是想到父亲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体力消耗过大，流汗过多，需要补充适量的盐分，把一道茄子炒豆角做得特别咸。菜端上桌来，三哥第一夹吃到嘴里吐了出来，没心没肺地大声对着娘嚷：“娘，糊涂了吧，你是要把我们咸死呀！”坐在一旁的父亲觉得三哥忤逆，作为一个孩子，不应该这样没大没小毫无礼貌地和大人说话，甚至还带有训斥的口吻，简直大逆不道，立刻将碗筷往桌上一板，拉下脸吼道：“吃不了滚！伺候你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这拣那的。咸了？不知道加点开水呀！”三哥受不了父亲的责备，碗筷一搁便冲了出去。父亲不但没有叫三哥进屋，也不许我们去叫三哥回屋，硬是没让三哥吃那顿饭。父亲的权威一直延续到我们兄弟四人长大离开农村，大哥二哥因当兵去了北京和吉林部队，后来分别留在了北京和吉林。三哥赶上恢复高考的好时期，考取江西南昌科技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南昌。我是老幺，父母宠爱有加，如同一只恋窝的雏鸟，不愿意离开家乡，高中毕业考入长沙，随后就在长沙工作，结婚成家。或许因为我们兄弟长大离开农村，父亲由此失去权威，再也没有动辄训斥的气使。6年前，母亲因病离开了我们，父亲更像是大海里失去航标的一叶孤独的舟，在北京、吉林、南昌、长沙来回地漂荡。
父亲说完那句话，坐在右侧的沙发上，眼睛直盯着茶几上那个白色瓷盘里的杯具，还有杯具一侧的那盆墨绿色硕大的米兰。墨绿色的米兰如同撑着的一把幼儿小伞，开着密扎扎米粒般一朵朵的小白花，满屋子溢出淡淡的清香。父亲两只手相互捏着，仿佛在等待我和妻子答应他的请求，然而我和妻子都缄默不语，好像都没有听到父亲的话似的，各自吃着早餐，还在一边谈论我的一个同事前几天买房子的事。恰在这时，我五岁的调皮儿子从屋子里跑出来，径直跑到爷爷的跟前，“爷爷、爷爷”地喊叫，拉扯着爷爷要去屋子里帮助他找积木，这才转移我们的话题。父亲的嘴微微张了一下，又合上，他被孙子拉进房间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因为妻子要赶坐七点钟以前的公共汽车去到学校，早餐后丢下碗筷，拎着包很快出了门。我们坐机关的时间节拍没有那么快，我不急不慢地吃完早餐，简单地收拾完餐桌，换上那套深蓝色西装，没有再和爷孙俩打招呼，也出了门。
在去往单位的途中，我用手机分别给三个哥哥打去了电话。二哥因为手机关机而无法接通，大哥、三哥的电话都是通的。我向他们诉说了父亲的念想，我很自责，说：“可能是我这个幺儿子不够孝顺，平时照顾不周，父亲不习惯不满意才萌生出执意要回去的念想。可是，父亲却从来没有提出过生活不习惯的问题呀！”大哥、三哥都说我是多疑。大哥说：“你难道还不知道父亲的心思？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骨子里装的都是农事，时刻惦记着的也是农事。你可能还不知道，今年春节全家人在你家聚会时，父亲曾经提到过家里那三亩六分责任田，他说土地是农人的生命，农民离不开土地，荒芜更是个浪费，那时他就有要回老家去种田的主意了。”三哥说：“父亲和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当然忘不了他那点土地，那是他的命！”
中午下班我匆匆地回到家里，早已不见了父亲。我问保姆王阿姨，王阿姨告诉我，说你出门刚不久，爷爷就背起你大哥早些年送给他的那只米黄色的迷彩军用大背囊，也出了门，他说要回乡下去住一阵，把老家的事安顿好，少则半年，多则八九个月，最迟也会在明年春节赶回来，并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悉心地照看好他的小孙子。听了王阿姨的解释，我随即走进父亲的房间，发现房间里收拾得整齐有序，除了不见父亲的衣物，其他物品一应俱全地摆在那里。望着眼前的一切，我不由一阵心伤，发出一声哀叹。
要说家里那三亩六分责任田，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还独自种了两年。后来经过我们哥几个的反复劝说，父亲才依依不舍地将责任田托付给了堂叔长生家代种，离开农村跟随我们住到城里来了。父亲仍不放心，后来还几次给长生叔家去过电话，询问田里的收成。去年初，长生叔跟随儿子也住去了县城，把自家两亩八分责任田和我们家托付的三亩六分责任田全都撂荒，那几亩被撂荒了的责任田，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恶魔，时时压在父亲的心头。
我们村坐落在湘南以北的一个大山冲里，距离宝庆城约60公里，叫喇叭口村，也有人叫口袋村。村子的上游有一条10余里长的山冲，前面是一条宽宽的石卵子河，水流潺潺，终年不息，河水再往下流去，便是宽宽的资江。由于水源丰沛，我们村很少干旱，农田十分肥沃，就变成了一片富庶之地。据村里上辈人说，这儿并不是我们家族的根，我们伍家是从我高祖父那一代搬迁到这里来的。高祖父原来住在离喇叭口村有十几里远的山窝窝里，进村出村都得要翻越一座高高的山梁，就好比《愚公移山》里的愚公一家，出门进门都得要翻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只是我们伍家只需翻越一座山梁，伍家人谁也没有想到要搬掉挡在屋前的那座山梁，似乎感到这是一种认命。高祖父有次带着他的两个弟弟挑脚途经喇叭口，发现这片福荫宝地，顿时感到有一种美好的思绪投影在他的心灵深处。高祖父兄弟放下肩上的担子，放眼望去，惊叹这片如画一样的景致：湛蓝的天空，碧绿的大地，水似阳光流泻在山冲，大片的森林里蔓延着绿意……眼望着面前的一切，高祖父兄弟立刻定下了迁移的决心。据说当时发现这片福荫之地，不仅有我高祖父兄弟，还有后来的李姓、刘姓和高姓三户人家，他们也相继迁移来这里。经过陆续移民，人口不断繁衍，这片富庶之地逐渐变得人口稠密起来。 父亲出走后，我心里像鲠着一根刺，咽不下，也吐不出，时时惦记，日日牵挂。早年，父亲虽说是家里的一把手，但我觉得他只是披着一副强硬的皮囊而已，里头软弱不安，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母亲做主，由母亲一手操持，父亲基本上没有插过手。母亲像是一只健硕的母鸡，张开丰满的翅膀，将他全然覆盖。她照顾着他的一切。如今母亲不在人世了，父亲一个人住在家里，田里地里，家里家外，甚至连洗衣做饭收拾房间这样一些琐碎之事，都得事必躬亲，他能养活自己吗？我不能不产生怀疑。我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如今我们儿女都已经成家立业，都有自己的收入，家里剩下的那几亩田，就是产金产银，又能产出多少？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我决定回去探视父亲。清晨出发，三个半小时的车程，十点半刚过，我就到了家。父亲不在家。我打开屋子，屋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家什收拾得还算井然，只是多了一些蜘蛛网，长长短短地悬在房顶，显得有些落寞。饭桌上放着个半圆形灰黑色的纱罩，罩着两只花瓷碗，碗里盛着些剩菜。我揭开网罩，发现一只碗盛着青椒炒油渣，一只碗盛着青炒豆角。因为过了夜，菜上裹着油，灰灰的铁青色。饭桌的墙壁上，贴着一张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另一面墙壁上，挂着两张镜框，一个框里装着母亲的黑白遗照，一个框里装着全家人平时的生活照。我走近母亲的遗照前，双手合十地低着头，虔诚地向母亲作了个揖，然后对着母亲说：“娘，幺儿回家看您了！”母亲没有应答，仍旧定定地看着我，十分慈祥。我不由一阵悲伤，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从灶屋走进父亲的房间，可能是缺少开窗通风，屋里有些阴暗，散发出一种湿润霉味的感觉。进门的左边，是父母早年曾经使用的那张双人木床，床上罩着浅灰色的苎麻蚊帐，床架的横杆上晾放着父亲穿用过的衣物。右边贴墙摆放两只篾箩，篾箩上各搁着一只麻筛和一只米筛，筛里盛着一些绿豆。屋里角立着一个深红色大衣柜。屋里一切物品，都是母亲在世时的摆放。
过了好一会，父亲回来了，一身泥水。他在田里忙着，一张脸晒得黑红黑红，身子好像瘦了整整一圈，清瘦的脸上漾起一丝明朗的表情。我赶紧走出门迎上前去，立在父亲的前头大喊一声：“爹！”
父亲在门前的禾场坪里站住了，朝喊声张望，然后很快就看见了我，朝屋里走来。他感到很惊讶，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回来。他问：“你怎么回来了？”我接过他肩上的锄头，呛了他一句，说：“难道我就不应该回来呀？”父亲连忙说：“应该，应该，怎么不应该呢，这本来就是你的家，你应该常回来，应该回来看一看。你回来时告诉你的三个哥哥没有？”我说：“没有，是我自己临时决定回来的。”
进到屋来，我要父亲先坐下来歇息一会儿，我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对他说：“你先休息，我来做饭。”父亲说：“你好久没有回家来了，家里东西的放置你不知道。”接着便起身走进里屋，端出半筒米来，对着我说：“中午就煮这半升米，估计咱父子俩还吃不完。农村就不是城市了，只要肯花钱，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在农村就只能是吃季节了，哪个季节种出来什么，才能够吃什么。我们就简单点，冰箱里还有昨天买回的肉，水缸里泡着有从菜园里摘回来的丝瓜和茄子，竹篮子里有青椒，中午就吃青椒炒肉、炒茄子和熘丝瓜三个菜。”我接过父亲的米，就开始淘米做饭和炒菜。农村也在发展，液化气灶早已替代了柴火灶，一会儿饭菜就上了桌。吃完中饭，我们休息了一会。下午，我陪着父亲去看田里地里的庄稼。
三点多出门，几乎还是正午，太阳老高，直直地照着。七月的天气有些闷热，炽热的阳光透过斗笠竹篾里的缝隙，稀稀疏疏的印在脸上，斑斑点点。万物一片葱绿，远处的青山墨绿如黛，田野里的禾苗正在抽穗，黛青色的稻穗上点缀着密密麻麻的白花。父亲稻田里的稻花已经褪去，青色的谷粒鼓胀饱实，开始垂头，一丛丛地俯首含笑。父亲告诉我，说：“今年的天气风调雨顺，早稻长势很好。咱们家栽种的都是袁隆平院士的超级稻，抗虫害、抗倒伏的性能都很强，村里的万叔铁叔等几家去年都种过，都说这个品种好。从禾苗目前的长势看，应该亩产会突破两千斤，咱们家三亩六分水稻田，收成估计会突破七千斤。稻谷收割后，我把它加工完，你们兄弟几个都带些回到城里去。现在农村稻谷也是精加工了，碾出来的米都是精制米，城里的陈年米，味道怎么都比不上农村的新鲜米，营养价值比城里的米要高得多。”
从稻田来到旱地，父亲在靠近村子最近的一块地里种了蔬菜。菜地不算太大，估计有半亩，地里种有一垄辣椒、一垄茄子、一垄豆角，四周间种有南瓜、丝瓜和冬瓜。菜地里的菜还算葱郁，结结实实地挂着果，南瓜、冬瓜的藤蔓爬满了整个土坎。菜园边有一小片湿漉漉的地，已经冒出有两瓣浅浅的嫩黄色的菜芽，估计是白菜秧。父亲说：“咱们家共有五块旱地，我精力顾不过来，只种了靠咱家最近的这一块，其余四块地，都抛荒了。”我看着这一小片湿漉漉的菜芽，知道父亲在短时间内是不会离开农村了。
“你要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我说。我感觉到和父亲之间的生疏之后，不知怎么的，平时张口就来的爹变得别扭起来，我像只满怀怒火的小刺猬刺拉拉地朝父亲发问。
父亲在身上擦他的两只手，看了我一眼，说：“其实，农村挺好的，连空气都是甜的。”
“你不打算回城里去了？”我顿时有一丝气恼。
父亲沉默着。这一刻，我感觉到父亲对我来说有那么陌生，我从来不了解他心里有什么想法。
晚上，父亲安静地坐在我对面的矮椅上，东家西家，柴米油盐地拉扯着家常，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仿佛他说的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确实，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又哪能懂得父亲的心思呢。
坐了一会儿，父亲对我说，你们这些做儿子的，没有经过那些岁月，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父亲的心结。随之，父亲对我讲述起祖辈父辈们与土地的情感，讲述起炎黄子孙对土地图腾般的顶礼膜拜。
“土地”这个词，虽说普通平凡，但却深邃灼心，高频率、快节奏地叩击我的心灵。土地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是万物的母亲，人类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家园，农民是土地的子孙，土地就是农民，农民就是土地。土地厚重，农民质朴，土地与农民是血脉相通的孪生兄弟，农民是土地的精神和灵魂。这聚宝盆里的泥土和其他的泥土有些不同，它不像田坎或者其他不长庄稼的泥土，成色单一，颜色寡淡，很浅很淡的单调的灰或者黄，它黄中有灰，灰中有黑，黑中还有其他的色泽，它黑色的主色调中饱含了多种颜色，多种成分，不再是单纯的土或沙，它已经超过做土做沙的阶段了，随手抓起一把田里的泥土，都会看到陈年的秸梗，枯萎的庄稼叶，腐烂的根须，甚至还有一粒遗失的种子，正在生长的一星不知名植物的绿色，一个种田人春耕秋收的日子，遥远的耕种岁月。它也不像其他的泥土显得干燥糙粝，还处在混纯初始的冥散状态，随风而散，随水而流，可这田土，抓一把捏几捏，就抿挤成紧紧的一团，黏润油亮，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柔韧像正在生长的芽苗一样，从掌心蔓伸到你的心底;只要沾着了人的汗水，哪怕是丝缕的汗星，它就会从沉睡中苏醒，变得生机勃勃，焕发出斗转星移、生生不息的力量，孕育出生命的光彩。这些田土，只要放进一粒种子，它就会生根发芽，抽茎吐穗，在阳光下长出迎风飘扬的葱绿庄稼，挥扬着又一季节丰收的旗帜。 父亲告诉我说：“高祖父兄弟三人搬迁到喇叭村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劈山造田，凭着捷足先登的优势，兄弟三人沿着山冲里的水洼地，以及石卵子河的堤岸，由近而远，自下而上，扛石填土，夯基垒坎，一块块地开垦，一丘丘地垒砌，将开垦出来的田土，能灌溉的作田，不能灌溉的作地，当年就开垦出土地五十余亩，每人分得近二十亩。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凭着辛勤的劳动，他们在田里种植了水稻，在地里种植瓜果作物和棉花，也算能自给自足，衣食饱暖。谁知好景不长，后来乡公所来了镇长、保长、甲长几个，强行要从他们的田里地里收租纳税，而且每户还必须交纳人头税。高祖父兄弟与他们争辩，说这些田这些地，都是我们兄弟三个人一锄一镐一担挑挖出来的，没有任何人帮助我们出过一分力，凭什么还要交税？我们迁移到这里，镇里、保里从来就没有人过问过。镇长说，这田这地，的确是你们兄弟几个开垦出来的，这个没错，谁都承认，我们也承认，我们也没有和你们争执。但你们难道还不知道，这所有的山地都是国民政府的山地，你们是国民政府所管辖的臣民，是在国民政府的土地上开荒种地，因此应该交租纳税，而且必须交租纳税。谁要是负于抵赖顽抗，那我们只有采取强制的措施了，不但没收全部田产，而且要把你们全部抓去坐牢房。说完，镇长保长甲长几个，便拂袖而去。第二天，镇里一个姓王的甲长，带着五个黑狗子来强行征税。五个黑狗子个子都不高，精瘦精瘦，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好像都是营养不良。黑狗子们身穿黑衣，歪戴着一顶黑帽，腿上扎着白色绑带，腰间斜挎着一杆黑色长枪。黑狗子真黑，一进门就从腰间卸下那杆黑枪，端在手中，气势汹汹地喊打喊杀，强迫高祖父兄弟限期交租交税，而且必须签订契约。‘强龙斗不过地头蛇’，高祖父兄弟无奈，只有俯首称臣。高祖父兄弟凭着自己已有的几十亩田地，凭着辛勤的劳作，虽说买不起田地，但基本还能填饱肚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挨着一天地过着，后来传到了你爷爷那辈。那一年先是旱灾，后来蝗灾。那年的旱呀，从三月开始，旱到九月，整整半年，旱过三季，当时十里八乡的山塘开裂，溪水枯竭，地里的农作物几乎绝收，一片萧条。接着又是蝗灾，一片片，一拨拨，昏天黑地，漫山遍野。蝗虫把地里的农作物啃光了，把山上能啃的树叶也啃得所剩无几。那一年的光景，就好像地球将要毁灭，人类将要灭绝似的，真是惨绝人寰。为了保全全家人的性命，保住靠河岸最近那块田的收成，你爷爷每天挑着一担水桶，天不亮出门，从门前的河里觅着只剩下一潭墨汁似的淤泥，一担一担地挑到田里。整天立在田间捕捉蝗虫。你爷爷后来累倒了，从此一病不起。为了给你爷爷治病，家里卖掉了牛和猪，也卖掉了维持全家人生计的田产，从此走到贫困潦倒的境地。你爷爷瘫倒在床上十二年，屎屎尿尿，全靠你奶奶服侍;奶奶身子也不是很健朗，病病痛痛的常犯;当时你的两个姑奶还没出林，还算不上正数的劳力，家里租下的那几亩田土，哪个来种，还不是交给了年幼的我。
“现在，肥胖问题已成为我国国民影响健康的一个突出问题。随着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大量农田被荒弃，大量耕地被占用，人均耕地占有量越来越少，加上大气污染，河流干涸，土壤毒化，森林萎缩，虽然一时增加了经济总量，但这是夺命发展，相当于断了发展的后路，断了子子孙孙后代的后路呀。”
“这是当前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你能改变？”我说，“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办法。”
父亲的脸上隐隐掠过一丝不安，说：“土地上长出房子了怎么去解决？河流干涸了怎么去解决？森林资源没有了怎么去解决？我真的是在替后人担忧呀。”
“社会上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这样认为，”我说，“你打算责任田还种多久？”
父亲低下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今年七十一岁了，就是再活十年二十年，身体也不会允许我继续种好这几亩田了。听说土地抛荒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目前正在采取留转集约的方式来解决，而且已经在部分地区进行推广。我想把这几亩田再种一季，种到年底。至于那几块旱地，我种一块作为菜地，其余的地只能是抛荒了。晚稻收割后，我就把三亩六分责任田和二亩四分责任地全部承包给承包人，安安心心地住到城里来。”说完，父亲一副如释重负的感觉，脸上露出轻松的笑。
第二天一早，我走出家门站在禾场坪，看到父亲扛着锄头迈着健步，远远地走在田坎上。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