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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宋时期，是广西开发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随着中央封建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唐宋王朝加强了对广西的统治与开发。政治上实行羁縻制，军事上派重兵驻防，经济上推行重农政策。奖励耕种、鼓励垦荒、减免税赋，创新开发方式，实行军队屯田和移民垦种制，推行先进耕种方法。兴修水利，拓展交通，开辟博易场，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同时重视开发民智，创建各类书院或学校，发展教育，传播汉文化，进一步促进了广西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唐宋时期;广西开发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1.009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1-0050-08
一、羁縻制的确立
秦汉以来，我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一般说来，少数民族多聚居在边疆地区，由于山川阻隔，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因而开发较晚，社会发展缓慢。中原封建王朝统一边疆民族地区后，鉴于各地民族文化的差异、风俗的独特、地形的复杂、交通的闭塞及经济的落后，因而不宜采用中原地区的统治制度和统治方法。另一方面，中央王朝虽然统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但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未能深入其腹地，无法进行直接统治管理，于是采取因地制宜的羁縻统治政策，任用当地民族酋首为官，授以官职，通过他们对当地民族进行管理。这种统治方法，史称“羁縻之治”或 “羁縻制”。其实质是中央封建王朝实行的“以夷制夷”的统治政策。
何谓“羁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何謂“羁縻勿绝”呢？《索隐》引《汉官仪》解释说：“羁，马络头也;縻，牛韁也。《汉官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1] 换言之，就是封建统治者将少数民族喻为牛马，而马笼头和牛缰绳是少数民族头首，控制马笼头或牛缰绳不让马牛乱跑者则是封建统治者。由此可知，始于汉代、唐宋继承和发展的羁縻之治，是封建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借助当地民族首领的权威，任用他们为官，维护其传统权威，政治上服从中央，地方民族事务由其首领自治管理，朝廷不加干预，允许保留其原来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象征性征收赋税或贡纳，以示臣属关系。
唐宋王朝建立后，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以来推行的“以其故俗治”羁縻政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县，在广西各地设置以当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官职，羁縻制度开始确立并日趋完善。如唐武德初年，广西钦州一带民族首领宁长真以宁越、郁林之地降唐，“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宁宣亦遣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2]。这是唐朝在广西地区设置以土酋为都督、刺史的羁縻州制的最早记载，也是唐王朝“天下初定，权置州郡” 的措施[3]。羁縻州制正式确定为治理包括广西在内的边疆民族地区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并推行之，则是在唐贞观年间（627—649年）。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羁縻州”条记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这是对羁縻州制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的概括。至开元年间（713—741年），唐王朝在南方地区（包括剑南、江南、岭南三道）设置羁縻州304处，其中岭南道92处。据《唐会要》卷70、《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天宝年间（742—755年），全国有“正州三百三十一处，羁縻府州八百五十六处”。唐武德四年（621年），唐王朝派李靖等率军进入广西，当地民族酋首相继归附，广西归于统一，而后即推行羁縻制，先后设羁縻州57个，羁縻县48个。宋王朝在唐朝推行的羁縻制的基础上，对土酋的任免、职责、承袭、考核等方面作了进一步规范，使羁縻制日臻完善。正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所云，“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 。综观唐宋王朝在广西推行的羁縻制政策和基本内容：一为“全其部落”;二为“不革其俗”;三为轻徭薄赋;四为“以蛮治蛮”。与秦汉至南朝的羁縻之治相比较，既有继承性，也有新的发展，而任用土酋自治，是羁縻制的核心，是唐宋王朝较之历代王朝在政治上更为开明的表现。羁縻制度确立与推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持广西社会的稳定，而且有助于增强地方少数民族酋首和民众的国家认同，有利于广西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二、实行军队屯田制和移民垦荒制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秦汉时代以来，坚持以农为本，以农立国，推行重农政策，唐宋王朝亦然。因而，对于广西的开发，坚持以扩大土地开垦、发展农业为先，并采取多重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广西是壮侗语族诸民族以及从中原迁入的汉、瑶、苗等聚居之地。经过秦汉至南北朝以及隋朝的经营与开发，广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人口也逐渐增多。但与中原或内地相比，广西仍然比较落后，人口也相对较少，大部分地方尚属地广人稀之地。唐宋王朝相继一统广西后，加强了对广西地区的统治，也加大了对广西的开发力度。一方面增加道、州、府、县、峒等地方政权组织，从中原或内地迁居广西的汉族亦日益增多。另一方面，由于广西不断爆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央封建王朝调集军队前来镇压。反抗斗争平息后，为了防范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留下重兵驻防。如此一来，大量驻军的粮食供给问题日愈突出。唐王朝为了解决戍边军队的粮食供给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开始实行军队屯田制，指令驻守广西各地的军队就地屯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且耕且守，史称“军屯”。同时把中原人迁移至广西，还将本地区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迁移一部分到地广人稀之地开垦耕种。据史载，唐初，桂州驻军常仰赖于湖南衡州、永州一带，经由湘江经灵渠漕运粮食来给养。唐王朝在岭南西道的容、桂、邕三管经略使地全面实施军队屯田制。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桂州都督王晙招募大批兵民在漓江上建坝修筑“灵陂”，引江水灌溉，把旱地改为水田，共开田数千顷（1顷=100亩），生产粮食，补充军粮，减轻了当地农民负担，受到当地群众的称赞，并勒石刻碑颂之，称赞王晙：“筑城务农，利益已广，隐括绥辑，复业者多。”[4] 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李去思任容州剌史期间，招募兵丁4 000余人，开屯田500余顷;唐宪宗元和初年（806年），韦丹任容州剌史，在其辖境内筑城“周十三里，屯田二千余所”，每所屯田30顷至50顷，可见其屯田规模和力度之大。《旧唐书·职官志》卷四三记载：“凡边防城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除了军队屯田外，还采取募民屯田和罪犯屯田措施。为了进一步开发土地，增加粮食，唐王朝还采取在兵屯所不及、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划定范围，招募民户垦殖，派遣官吏进行管理。一些地方官吏效仿政府的做法，组织民众开垦荒地，使得屯田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此外，唐王朝还把荒地分划给农民耕种，并借给耕牛、农具等，以示鼓励和扶植。待到收获季节，再向农民征收一定比例的粮食作为田租。当时广西各地除了种植水稻外，政府还推广种植茶叶和麦类，以补充军需官用。由于采取屯田措施，广西地区的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粮食总产量有了较大幅度增加，有效地解决了戍兵和官府的粮食供给问题，如桂管戍兵1 000人，邕管戍兵1 700人，容管戍兵1 100人，都能“衣粮税本管自给”[5] 。唐代实行的屯田制，开启了广西连队屯田制的先河，促进了广西的开发，提高了广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为宋代巩固和扩大屯田规模奠定了良好基础。 宋承唐制，继续推行屯田制和鼓励垦荒政策。宋初，采取奖励垦荒政策，对“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来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桷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6] 。同时规定，凡“开垦荒田者，并不令只纳旧税，永不通检”[7]。所耕土地作为农民的“永业”，可免除三年租税，三年以外输十之三[8]。
宋朝时，一方面继续实行军队屯田，同时采取移民开垦措施，使大量荒地得到开发。北宋中期，广南西路提点刑狱兼屯田员外郎李师中不仅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而且还建议朝廷将新开垦的土地由各地方官吏设置地籍，永不收税，开垦达20顷者为田正，可免其科役。这一建议虽然未获批准，但反映了地方官员重视耕地开发的事实。故至北宋末年，仅桂州一地，“垦田约万四十二顷，丁二十一万六千百一十五”[9] 。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许多地方的民众因畏惧官府增加赋税而不敢开垦耕种，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转运使李曾伯上奏宋理宗称“广西多荒田，民惧增赋不耕，乞许耕者复三年租，后两年减其租之半，守令劝垦辟多者赏之”[10] ，得到宋理宗的准许。静江（治今桂林市）屯田由此开始，至景定三年（1262年），屯田之制取得了良好成效。于是，宋朝廷便诏令邕（今南宁）、钦（今钦州）、宜（今宜州）、融（今融安县）、柳（今柳州）、象（今象州）、浔（今桂平）等州官吏在其辖区内全面推行屯田制。至此，從前期的以军屯为主发展为军民屯垦并举，进而发展为全面推行移民屯垦，加上宋王朝实行鼓励垦荒，减免赋税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和军队的垦荒积极性，使得大片荒地得到了开发垦种，加上种植技术的改进和优良稻谷品种的培育，粮食收成大幅度增加，不仅解决了驻军、官吏的粮食供给和广大农民的生活问题，而且出现了剩余，大批粮食运销广东、临安（今杭州）等地。唐宋时期屯田制的开创与经验，为后来的元、明、清朝所继承和推行。
三、运河的开通与航运的发展
唐宋时期，是广西水利交通发展的重要时期。广西江河纵横，水系发达。然而，因受群山绵延的地形影响，各条江河多沿着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向东南流，在主要依靠水路交通运输的古代，两河之间，往往并行而流，举目可及，然若要从此河进入彼河，往往需绕道数十里或数日才能到达。许多江河属于自然形成，穿流于高山狭谷之间，天长日久，河道宽窄，堵塞横生，影响了交通的顺畅。另一方面，许多河流，河道狭窄深切，高岸嶙峋，水流湍急，既无法引水灌溉农田，也难以行驶舟筏船只。世居两岸的各族人民，往往望水兴叹，影响了广西交通的发展和经济的开发。如果在两河之间开凿运河，打通两河的交通，则可大大缩短行程，有利于交通运输和水利灌溉，促进当地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唐宋王朝为了加强对广西的开发，把开凿运河、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发展交通，作为推动广西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并且开展了一系列水道修疏和运河开凿工程。如唐贞观年间开凿、疏浚牁牂河道工程。贞观十三年（639年），渝州（今重庆）人侯宏仁主持开辟了牁牂水道。这条水道自西赵（今贵州贞丰）流入广西，经添州（今百色）右江至横山（今田东）抵达邕州（今南宁），顺流而下可抵达西江乃至广东珠江口流入南海，沟通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的水上交通，是当时广西西北部一条重要水道。宋代云南、贵州的大批马匹多是从这条水道运抵广西，转运内地和临安一带，供宋朝战事之急需，故有“买马路”之称。
唐长寿元年（692年），开凿修建了相思埭运河（又名临桂运河，俗称桂柳运河）。此条运河位于广西临桂境内的良丰与大湾之间，全长16公里。开凿时，修筑陡门18座，在良丰与大湾之间修建一处分水塘，以东称东陡，水向东流入良丰江;以西称西陡，水向西流入相思江。在分水塘修筑相思埭，修节制闸门于北源入口处，以控制北源入口水量之需要，接着开辟清水塘航槽，在清水塘东西边缘修建东闸门和西闸门，以控制清水塘水源之流向。在西闸门外，扩建疏浚原皇河河道，直至江岸相思江衔接;然后开辟自后门头横斜至良丰河之莫家低洼潮湿地区9公里。由于皇河是相思江的支流，分水建筑物控制分别东西流之后，永不相会，故名“相思埭”。后经清雍正、乾隆时期的两次修整，将陡门增加到22个。相思埭修通后，使桂江与柳江的水运距离缩短了50.90公里，同时便利了军队“粮食戈甲”的运输，还沟通了云南、贵州水运航线，使得滇黔土特产品水运经融江、柳江过相思埭，通过灵渠抵达中原内地，既有利于广西与云南、贵州和中原地区的商贸运输，又有利于广西与云、贵和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同时相思埭还起到平衡河水、调节流量的泄洪作用，当良丰河水涨时，河水可通过相思埭泄入相思江，同时可以灌溉两岸农田，达到了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兼顾了航运与水利的多方面效益。相思埭运河是广西古代规模最大、工程最艰巨的人工运河之一，运河所经过的地方，多为裸露的石灰岩地貌，开凿工程极为困难。在当时科学技术尚不发达、开凿工具尚较简陋的情况下，能将运河开通，且设计巧妙，结构合理，是唐朝开发广西的重要成果，对促进广西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充分显示了广西各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力。
唐代开凿的另一条重要水道工程是今防城境内的潭蓬运河（俗称天威遥），位于今防城市江山半岛横嵩和潭蓬两村之间，长2公里。江山半岛自北向南呈葫芦状伸向北部湾，东面是防城，西濒珍珠湾。唐代时由廉州（今合浦）驶向交趾（今越南）及东南亚诸国的船只均需绕行此半岛行驶，十分不便。咸通九年（868年），安南节度使高骈招募当地的俚僚民众，将天威遥开凿修通，使之成为广西与安南交通的捷径。因运河所经之地岩石坚硬，工程艰巨，时人称非神仙不能为。待工程竣工后，当地群众称赞为“天威遥”或“仙人垅”。至今在运河南壁仍留有摩崖石刻“咸通九年三月十三日下手”之字。天威遥运河修凿通航后，从防城港至珍珠港的往来船只，毋须再绕过江山半岛而直驶越南，航程缩短了40多公里，而且避开了江山半岛南端白龙尾之汹涌风浪的搏击，保证了航行安全，对广西与交趾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唐宋时期还组织人力对灵渠、南流江等河流进行疏浚整治，发挥其航行和水利灌溉的作用。唐景龙年间（707—710年），桂州都督王晙主持修堤，堰江水以屯田;又招募士兵和民众进行耕种，使得该水利工程灌田数千顷，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王祖道在灵陡的基础上，开凿“朝宗渠”，后经范成大、方信儒等“鸠工增缮”，使得桂林一湖、一渫、三塘（阳塘、壕塘、揭帝塘）的天然六水相互连串起来，形成桂林环城水系。21世纪初修成的桂林两江四湖环保工程中引漓江水的渠道，就是在宗渠和灵陡的基础上修建的。
唐代疏浚河道的另一重要工程是南流江。南流江南起广西合浦县廉州，经浦北、博白县北境至玉林茂林及北流勾漏一带，是广西南部一条重要河流，自古以来是一条连结桂东南的漕货交通命脉，自南到北沿途有党江、石湾、张黄、江口、博白、船埠等主要港埠。干流通航里程224公里，30吨货船可以溯抵船埠港。唐懿宗咸通三年（874年），杨俊受安南都护、静海节度使高骈指令主持疏通南流江工程，重点是凿除马门滩河段内礁石，并拓宽汉代马援凿通以来的主航道，使之适应更大船只运载粮盐和货物军需。经过疏浚整治，增强了南流江上段的通航能力，对广西东南地区航运交通的顺畅，促进广西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四、开辟博易场，发展商业贸易
唐宋时期，继续奉行重農政策，广西的开发程度有所深化，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各项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有了新的发展。因广西与交趾（今越南）接壤，西与自杞、罗殿、大理等国近邻，贸易交往密切。为了加大对外贸易，宋王朝在广西边境地区设立博易管理机构，专门负责博易场的贸易活动。其贸易事务由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委托地方官吏主持，要求在交易过程中尽定额、定价、疏导和保卫职责。除了官方贸易外，开放民间交换互易及富商大贾的大宗交易。宋朝时，分别在广西设立邕州永平寨、横山寨、钦州三大博易场，作为当时广西贸易和物流中心。
邕州永平博易场在今广西宁明县境内，是广西与交趾（今越南）通商贸易的重要市场，设于邕州左江永平寨所在的羁縻西平州。北面有交趾驿，南面有宣和亭，两地之间是永平寨博易场，由永平知寨官主管。交趾商贩每天身背肩挑马驮，运来名香、犀角、象牙、金银、食盐等货物与宋朝商人博易绫罗、锦、布及各种工艺品。
钦州博易场位于今广西钦州城外钦江东岸大路街驿，是广西与交趾（今越南）通商的重要贸易市场。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朝廷批准广南西路经略使曾布在“钦、廉宜各创驿，安泊交人，就驿置博易场”[11]。前来贸易者，民间性贸易称为“小纲”;交趾国遣使臣代表国家贸易，称为“大纲”。博易的货物是两国宫廷或官家所需的上乘货物，交趾商人带来的货物主要有金银、铜钱、沈香、光香、熟香、生香、珍珠、象牙、犀角等珍奇产品，换取广西或其他地方运来的丝绸、布匹、蜀锦、瓷器和各种手工艺品。来自四川的商人把蜀锦、丝绸运来博易场，换取各种香料，每年往返一次。每次交易“动辄数千缗”，大至一千文货价征税三十文。
横山寨博易场位于今广西田东县城，是南宋与西南地区的西杞、罗殿、大理等国贸易的主要场所，由南宋官方主办。博易场先是以马匹交易为主，后来兼有各种土特产品。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命李木或主事马市贸易，并在邕州置牧马养务。绍兴元年（1131年），邕州市马事务由广西经略安抚司管理，后又在邕州设置提举广南西路买马司掌管其事。马匹交易由原来初的1500匹增至后来的3500匹，源源不断送往内地，满足了南宋前线急需的战马。
五、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农业的新发展
盛唐之世，是我国封建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随着唐宋王朝不断加强对岭南的开发，广西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有了新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中，各地已普遍使用铁制工具和牛耕，功能优良的曲辕犁得到推广使用;农作物的品种、耕地面积均较前代增多，产量增加，流行种植早晚两熟制水稻。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广西纺织的布料、开采矿石及其加工制品，因品质优良，被唐宋王朝指定为贡品，这在广西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说明广西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
（一）农业
唐朝建立后，继承秦汉以来奉行的重农政策，劝课农桑，把发展农业作为立国之本。诚如唐太宗所言：“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12] 中央王朝重视发展农业，把推广农业技术的好坏作为考核各级官吏业绩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唐武则天于文明元年（684年）《戒励风俗》中说：“田畴垦辟，家有余粮，所由官人，宜加考弟，功状优异者，别加升擢。”宋朝不仅要求各地方官重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还身体力行。如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看到江淮、两浙地区旱稻长势不良，就派人到占城国（今越南南方）“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13]。朝廷要求把稻谷的种植方法，用告示方式传授于民。宋真宗在玉宸殿亲自种植占城稻，与大臣们一起观察其生长情况，稻熟收割后，“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13]。由于中央朝廷的重视，派往广西的官吏也注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如唐景龙末年，王晙任桂州都督，奏罢屯兵，兴修水利，拦河筑坝，引水灌溉，开屯田数千顷，募民耕种。元和初，韦丹任容州刺史，“教民耕织，止游惰，兴学校”，筑城“周十三里，屯田二千余所，教种茶联、麦，仁化大行”[14]。广西各族人民“多重农桑，勤于稼穑”，以致“高山绝壁，耒耜亦满”[15]。澄州（今上林）等地，出现了“粮粒丰储，纵有十年无收，彝从人无菜色” 盛况[16]。
（二）生产工具的改进
农业发展，离不开生产方式的变革，离不开生产工具的改进。唐宋时期广西各地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与以前各代相比，有了许多新的改进，不仅工具种类增多，而且犁、耙等工具有了新的改进，功能更为优良，耕作效率更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曲辕犁和踏犁的使用。 曲辕犁，始用于唐代，犁体由多达11个部件组成，即犁镵（铧）、犁壁、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秤、犁建、犁槃等。其中除了犁镵和犁壁为铁制以外，其余均为木制。犁辕呈弯曲状，正如《陆龟蒙·耒耜经》云：“前如桯而樛者曰轅，后加柄而乔者曰梢。”末端设有能转动的犁槃，可用绳索套在牛肩上，牵引时犁可自由摆动和改变方向，从而克服了汉魏以来直辕犁耕至田边地角回转不便的缺陷，更适合在南方面积较为狭小的田地中使用，因装有犁秤，可调节犁箭上下，从而达到调节牵引点高低、控制犁地深浅的目的。此外，在犁铧上装有犁壁，既便于碎土，又便于形成窜垄，把丛生在土块表面的杂草埋在土中，以绝其根，使用简便轻巧，适应各种土壤和不同田块的耕作要求，既提高耕作效率，又提高耕地质量。所以说，曲辕犁的发明和推广使用，在中国农耕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唐宋时期，广西各地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还有翻土、松土、掘沟的铁臿、铲、锄、踏犁等，中耕的耘爪、薅、銍、艾，收割的镰、插秧的秧马等。
（三）农作制的改进
汉代时，广西地区已开始种植再生稻、双季稻。到了唐宋时代，又有稻麦两熟制。将北方种植的麦子移植南方，早有尝试，但因广西地区气候温湿，难于成功。刘恂《岭表录异》载，岭南“种麦则苗而不实”。至唐宪宗时，韦丹任容州刺史，推广种植大麦，获得成功。每年八月收获稻谷，十一至十二月之交种麦，次年三四月即可收麦。同时，广西还采用连作制和复种制，为保持土壤的肥力，保证农作物的稳定收成，对人工施肥的要求较前代又有所提高，施肥技术也有所发展，不仅懂得积蓄人畜粪便沤制农家肥，还会在田间种植绿肥以增加土壤的肥力。
在田间管理方面，采用稻田养鱼之法。刘恂《岭表录异》载：唐时，岭南各地“拣荒处，锄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草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这种稻田养鱼之法，一直传承下来，直到近代仍流行着。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大批中原人的迁入，广西地区的耕种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开垦和耕种水田外，还在丘陵和山地开辟畬田和梯田耕种。畬田即垦山为田，李德裕《谪岭南道》诗中有“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之句[17] ，《唐书·南蛮传》中有“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畬田，每岁易”，唐温庭筠《烧歌》中有“自古楚越俗，烧畬为旱田”。刘禹锡在《连州畬田行》中写道：“何处畬田好，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下种暖灰中，乘阳坼芽孽。苍苍一雨后，苕颍如云发。……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宋乾熙九年（1173年）至淳熙二年（1175年）任过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石湖集》十六《劳耕畬》诗序中描写南方耕畬情形：“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砍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则反是。”畬田因不筑堤埂，水土流失严重，地力容易耗尽。因此，广西人民便将畬田改为梯田，在坡地上依等高线用石块修筑成多层台阶式的田地，边缘垒成梯级状田埂，拦蓄雨水或引山泉水以耕种。
广西各地修筑的梯田，自宋以后发展加快，除靠雨水灌溉（俗称望天田）以外，还有用水筒车和竹枧导引泉水灌溉，成为保水田。今广西北部山区，仍耕种有梯田，其中以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梯田最为壮观，这里从河谷至山巅，从林边至崖壁，凡有土之地皆拓成梯田，给人有“水流涓涓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之感。畬田和梯田的开发，使水稻在平原和山区都能种植，从而扩大了耕种面积，提高了稻谷产量，是广西农业开发史上的一种进步。
唐宋時期，随着屯田制的推行和先进稻作耕种技术的推广，广西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驻军粮食及衣物等可以自给，广大民众的生活也有了较大改善。如现存于上林县的唐永淳元年（618年）刻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存于上林县智城山的唐万岁通天二年（679年）的《智城洞碑》文有载，当地“黎庶甚众，粮粒丰储。纵有十载无收，彝人从无菜色”“榃（田）桑滋耽，耕农尽力，斗争不起”。说明当时人口虽有增加，但生产水平已有了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比较丰富。后碑则描绘智城山“前临沃壤，凤粟与蝉稻芬敷”，一派丰收景象。到处“歌莺转响……彩蝶翻空”，人们“或击壤以自娱，时耦耕而尽性;清琴响亮，韵雅调于菱歌”[16]15， 安居乐业。而唐代韩愈作的《罗池庙碑》也描述了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当地“乐生兴业，宅有新屋，涉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鸡鸭，肥大蕃息”[16]16， 也是一派繁荣景象。
南宋初期，广西稻谷产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记载了当时广西稻米价格及外运等情况：“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富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谷贱价跌，大批稻谷被富商运销外地，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广西稻谷产量的增加。
六、矿产的开发和手工业的发展
（一）矿产开发
广西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唐宋时期，加大了对广西各种矿产资源的开发，也是广西开发的重要成果。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唐宋时期广西开采的矿产主要有铜、锡、铅、朱砂、金、银、铁及滑石等。
今北流市，因历史上铜矿资源丰富，唐时命名为铜州[18] 。贺州临贺“有铜冶，在橘山”[19] 。桂州（今桂林）曾向唐王朝上贡铜器，说明唐时广西地区采铜业和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贺州的临贺、冯乘等地有锡矿开采。临贺县“北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东游、龙中二冶，百姓采砂烧锡，以取利焉”，冯乘也有3处锡矿[20]。南丹的锡矿在唐代时已开始开采。铅矿的开采主要在贵州（今贵港市）、藤州镡津、富州等地。《岭表录异》载，富州的铅粉，“其土白腻，郡人取以为货”，当时“五岭妇女率用之为粉”。唐王朝还指定贵州（今贵港市）贡献铅器。五代马殷曾铸铅铁钱，以十当铜钱一。朱砂矿的开采多在宜州和容州。容州朱砂矿早在晋代已经开采，唐、五代时继续开采。宜州朱砂矿则在唐代开始开采。《新唐书·地理志》载，广西朱砂有宜、容、连3州。 广西地区金矿资源丰富，自古就有采金淘金的传统。到了唐朝，采金业有了新的发展，无论是采金规模和冶金工艺都有了新的扩大和提高，向中央朝廷贡纳黄金的数量大增。据史书记载，唐王朝向广西地区索贡金的州有：邕、澄、横、浔、峦、钦、贵、岩、融、白、绣、党、蒙等13州[19]。富州、宾州、澄州采的是砂金。《岭表录异》载：“五岭内富州、宾州、澄州江溪间皆产金，侧近居人，以淘金为业。”有些采金者“自旦及暮不获一星”。唐王朝为鼓励广西发展采金业，曾下令“除采金税”[21]。各地所产金矿中，以澄州金质量最佳，故有“贵其夜明，纯度亦高”之誉。《新唐书·地理志》载，宜州“有银、丹砂”，说明南丹河池一带当时已有较固定的采银地点。唐代时，广西贡银的州有邕、澄、横、浔、峦、钦、贵、龚、象、藤、宜、桂、梧、贺、柳、富、昭、蒙、严、思唐、容、牢、白、顺、党、窦、禺、廉、义、陆等30州，可见广西银矿资源的丰富和开采的普遍。
（二）瓷器制造业
唐宋特别是宋代，是广西瓷器烧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生产规模、瓷器品种，还是烧制技术和瓷器品质，都超过以往历代，后来烧制的瓷器也难以与之比肩。
唐代瓷器主要发现于灌阳、钟山、桂平、钦州等地唐代墓葬中。器物主要为生活日用器，如壶、唾壶、提梁壶、虎子、瓶、碗、杯等，属青瓷系列，造型灵巧，纹饰美观，釉质晶莹，品质优良。1977年钦州县久隆隋宁氏墓葬出土的青瓷唾壶，瓶、罐、钵、碟、盂、碗、杯、提梁壶等通体施青黄釉，胎体浑厚，灰白色，釉肥厚莹润，带有明显的本地烧造风格，反映唐代广西所产瓷器在质量上和前代瓷器相比，已有很大的提高。
目前广西发现的瓷窑遗址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广，广西东北部的全州、兴安、灵川、临桂、贺州、钟山、桂林市、永福，东南部的藤县、合浦、岑溪、北海、浦北、容县、北流，中部和南部的柳城、柳江、武宣、宾阳、邕宁，西部的大新、田东、百色等县市都有发现，而且多沿江分布，包括湘江上游、漓江、洛清江、柳江、郁江、左右江和北流河等地，已发现有20余处窑群。按照瓷器的质地或类别，宋代广西瓷窑可分为青瓷和青白瓷两大类型，青瓷类型分布于湘江上游、漓水、洛清江、柳江、左右江等流域，青白瓷主要分布在北流河和郁江下流的桂平。
宋代广西以烧造青瓷居多，约占广西宋代瓷窑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且聚集于湘江上游、漓江、洛清江、柳江等河流域为多，主要的产地有兴安县严关，全州县江凹里、永福县窑田岭窑、灵川县甘棠渡、桂林市星华、柳城县大埔、合浦县下窑村、宾阳县邹圩、邕宁县的五塘、新村等窑址。以兴安县严关窑和永福县的窑田岭窑较有代表性。这类瓷窑的产品，胎质一般比较粗糙，比较厚重，呈灰白色，少数近于陶胎。釉色以青为基础，有青黄、姜黄、酱色、青灰、青绿等不同色泽和釉色。产品以碗、盏、盘、碟为主，还有罐、壶、瓶、炉、灯、盒等日用器和砚、印花模型具。其中以兴安严关窑的月白、玳瑁釉器和点彩器以及永福的窑田岭窑的青绿釉印花器比较有特色。
青白瓷是广西宋代制瓷业的重大成就之一。其胎质洁白细腻，坚硬轻薄，釉色莹润光洁，胎釉均有良好的半透明度，叩之有清脆悦耳的金属声，真可谓达到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境地。这类窑瓷广西地区主要产地有藤县中和窑，容县大化窑和城关窑，北流市岭洞窑，岑溪县南渡窑，桂平市城厢窑。其中的藤縣中和窑、容县城关窑具有代表性。
唐宋时期广西瓷器烧制业的繁荣发展，是广西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宋代广西烧制的瓷器，造型精美别致，釉质晶莹滋润，纹饰细腻优美，寓意吉祥深刻，胎壁轻薄剔透，深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产品通过水路销往广西乃至内地，而且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南洋诸国。
总之，唐宋时期，广西的开发较之前期有了新的发展，开发形式创新，开发程度加深，开发效果明显，特别是实行的军队屯田、移民垦荒、矿产开发、开辟博易场等，是这一时期开发出现的新特点，使得耕种进一步扩大，粮食生产总量增加，商业及对外贸易有了新的发展，为后来的元明清时期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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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 好
关键词：唐宋时期;广西开发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1.009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1-0050-08
一、羁縻制的确立
秦汉以来，我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一般说来，少数民族多聚居在边疆地区，由于山川阻隔，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因而开发较晚，社会发展缓慢。中原封建王朝统一边疆民族地区后，鉴于各地民族文化的差异、风俗的独特、地形的复杂、交通的闭塞及经济的落后，因而不宜采用中原地区的统治制度和统治方法。另一方面，中央王朝虽然统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但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未能深入其腹地，无法进行直接统治管理，于是采取因地制宜的羁縻统治政策，任用当地民族酋首为官，授以官职，通过他们对当地民族进行管理。这种统治方法，史称“羁縻之治”或 “羁縻制”。其实质是中央封建王朝实行的“以夷制夷”的统治政策。
何谓“羁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何謂“羁縻勿绝”呢？《索隐》引《汉官仪》解释说：“羁，马络头也;縻，牛韁也。《汉官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1] 换言之，就是封建统治者将少数民族喻为牛马，而马笼头和牛缰绳是少数民族头首，控制马笼头或牛缰绳不让马牛乱跑者则是封建统治者。由此可知，始于汉代、唐宋继承和发展的羁縻之治，是封建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借助当地民族首领的权威，任用他们为官，维护其传统权威，政治上服从中央，地方民族事务由其首领自治管理，朝廷不加干预，允许保留其原来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象征性征收赋税或贡纳，以示臣属关系。
唐宋王朝建立后，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以来推行的“以其故俗治”羁縻政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县，在广西各地设置以当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官职，羁縻制度开始确立并日趋完善。如唐武德初年，广西钦州一带民族首领宁长真以宁越、郁林之地降唐，“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宁宣亦遣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2]。这是唐朝在广西地区设置以土酋为都督、刺史的羁縻州制的最早记载，也是唐王朝“天下初定，权置州郡” 的措施[3]。羁縻州制正式确定为治理包括广西在内的边疆民族地区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并推行之，则是在唐贞观年间（627—649年）。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羁縻州”条记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这是对羁縻州制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的概括。至开元年间（713—741年），唐王朝在南方地区（包括剑南、江南、岭南三道）设置羁縻州304处，其中岭南道92处。据《唐会要》卷70、《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天宝年间（742—755年），全国有“正州三百三十一处，羁縻府州八百五十六处”。唐武德四年（621年），唐王朝派李靖等率军进入广西，当地民族酋首相继归附，广西归于统一，而后即推行羁縻制，先后设羁縻州57个，羁縻县48个。宋王朝在唐朝推行的羁縻制的基础上，对土酋的任免、职责、承袭、考核等方面作了进一步规范，使羁縻制日臻完善。正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所云，“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 。综观唐宋王朝在广西推行的羁縻制政策和基本内容：一为“全其部落”;二为“不革其俗”;三为轻徭薄赋;四为“以蛮治蛮”。与秦汉至南朝的羁縻之治相比较，既有继承性，也有新的发展，而任用土酋自治，是羁縻制的核心，是唐宋王朝较之历代王朝在政治上更为开明的表现。羁縻制度确立与推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持广西社会的稳定，而且有助于增强地方少数民族酋首和民众的国家认同，有利于广西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二、实行军队屯田制和移民垦荒制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秦汉时代以来，坚持以农为本，以农立国，推行重农政策，唐宋王朝亦然。因而，对于广西的开发，坚持以扩大土地开垦、发展农业为先，并采取多重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广西是壮侗语族诸民族以及从中原迁入的汉、瑶、苗等聚居之地。经过秦汉至南北朝以及隋朝的经营与开发，广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人口也逐渐增多。但与中原或内地相比，广西仍然比较落后，人口也相对较少，大部分地方尚属地广人稀之地。唐宋王朝相继一统广西后，加强了对广西地区的统治，也加大了对广西的开发力度。一方面增加道、州、府、县、峒等地方政权组织，从中原或内地迁居广西的汉族亦日益增多。另一方面，由于广西不断爆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央封建王朝调集军队前来镇压。反抗斗争平息后，为了防范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留下重兵驻防。如此一来，大量驻军的粮食供给问题日愈突出。唐王朝为了解决戍边军队的粮食供给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开始实行军队屯田制，指令驻守广西各地的军队就地屯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且耕且守，史称“军屯”。同时把中原人迁移至广西，还将本地区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迁移一部分到地广人稀之地开垦耕种。据史载，唐初，桂州驻军常仰赖于湖南衡州、永州一带，经由湘江经灵渠漕运粮食来给养。唐王朝在岭南西道的容、桂、邕三管经略使地全面实施军队屯田制。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桂州都督王晙招募大批兵民在漓江上建坝修筑“灵陂”，引江水灌溉，把旱地改为水田，共开田数千顷（1顷=100亩），生产粮食，补充军粮，减轻了当地农民负担，受到当地群众的称赞，并勒石刻碑颂之，称赞王晙：“筑城务农，利益已广，隐括绥辑，复业者多。”[4] 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李去思任容州剌史期间，招募兵丁4 000余人，开屯田500余顷;唐宪宗元和初年（806年），韦丹任容州剌史，在其辖境内筑城“周十三里，屯田二千余所”，每所屯田30顷至50顷，可见其屯田规模和力度之大。《旧唐书·职官志》卷四三记载：“凡边防城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除了军队屯田外，还采取募民屯田和罪犯屯田措施。为了进一步开发土地，增加粮食，唐王朝还采取在兵屯所不及、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划定范围，招募民户垦殖，派遣官吏进行管理。一些地方官吏效仿政府的做法，组织民众开垦荒地，使得屯田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此外，唐王朝还把荒地分划给农民耕种，并借给耕牛、农具等，以示鼓励和扶植。待到收获季节，再向农民征收一定比例的粮食作为田租。当时广西各地除了种植水稻外，政府还推广种植茶叶和麦类，以补充军需官用。由于采取屯田措施，广西地区的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粮食总产量有了较大幅度增加，有效地解决了戍兵和官府的粮食供给问题，如桂管戍兵1 000人，邕管戍兵1 700人，容管戍兵1 100人，都能“衣粮税本管自给”[5] 。唐代实行的屯田制，开启了广西连队屯田制的先河，促进了广西的开发，提高了广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为宋代巩固和扩大屯田规模奠定了良好基础。 宋承唐制，继续推行屯田制和鼓励垦荒政策。宋初，采取奖励垦荒政策，对“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来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桷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6] 。同时规定，凡“开垦荒田者，并不令只纳旧税，永不通检”[7]。所耕土地作为农民的“永业”，可免除三年租税，三年以外输十之三[8]。
宋朝时，一方面继续实行军队屯田，同时采取移民开垦措施，使大量荒地得到开发。北宋中期，广南西路提点刑狱兼屯田员外郎李师中不仅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而且还建议朝廷将新开垦的土地由各地方官吏设置地籍，永不收税，开垦达20顷者为田正，可免其科役。这一建议虽然未获批准，但反映了地方官员重视耕地开发的事实。故至北宋末年，仅桂州一地，“垦田约万四十二顷，丁二十一万六千百一十五”[9] 。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许多地方的民众因畏惧官府增加赋税而不敢开垦耕种，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转运使李曾伯上奏宋理宗称“广西多荒田，民惧增赋不耕，乞许耕者复三年租，后两年减其租之半，守令劝垦辟多者赏之”[10] ，得到宋理宗的准许。静江（治今桂林市）屯田由此开始，至景定三年（1262年），屯田之制取得了良好成效。于是，宋朝廷便诏令邕（今南宁）、钦（今钦州）、宜（今宜州）、融（今融安县）、柳（今柳州）、象（今象州）、浔（今桂平）等州官吏在其辖区内全面推行屯田制。至此，從前期的以军屯为主发展为军民屯垦并举，进而发展为全面推行移民屯垦，加上宋王朝实行鼓励垦荒，减免赋税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和军队的垦荒积极性，使得大片荒地得到了开发垦种，加上种植技术的改进和优良稻谷品种的培育，粮食收成大幅度增加，不仅解决了驻军、官吏的粮食供给和广大农民的生活问题，而且出现了剩余，大批粮食运销广东、临安（今杭州）等地。唐宋时期屯田制的开创与经验，为后来的元、明、清朝所继承和推行。
三、运河的开通与航运的发展
唐宋时期，是广西水利交通发展的重要时期。广西江河纵横，水系发达。然而，因受群山绵延的地形影响，各条江河多沿着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向东南流，在主要依靠水路交通运输的古代，两河之间，往往并行而流，举目可及，然若要从此河进入彼河，往往需绕道数十里或数日才能到达。许多江河属于自然形成，穿流于高山狭谷之间，天长日久，河道宽窄，堵塞横生，影响了交通的顺畅。另一方面，许多河流，河道狭窄深切，高岸嶙峋，水流湍急，既无法引水灌溉农田，也难以行驶舟筏船只。世居两岸的各族人民，往往望水兴叹，影响了广西交通的发展和经济的开发。如果在两河之间开凿运河，打通两河的交通，则可大大缩短行程，有利于交通运输和水利灌溉，促进当地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唐宋王朝为了加强对广西的开发，把开凿运河、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发展交通，作为推动广西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并且开展了一系列水道修疏和运河开凿工程。如唐贞观年间开凿、疏浚牁牂河道工程。贞观十三年（639年），渝州（今重庆）人侯宏仁主持开辟了牁牂水道。这条水道自西赵（今贵州贞丰）流入广西，经添州（今百色）右江至横山（今田东）抵达邕州（今南宁），顺流而下可抵达西江乃至广东珠江口流入南海，沟通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的水上交通，是当时广西西北部一条重要水道。宋代云南、贵州的大批马匹多是从这条水道运抵广西，转运内地和临安一带，供宋朝战事之急需，故有“买马路”之称。
唐长寿元年（692年），开凿修建了相思埭运河（又名临桂运河，俗称桂柳运河）。此条运河位于广西临桂境内的良丰与大湾之间，全长16公里。开凿时，修筑陡门18座，在良丰与大湾之间修建一处分水塘，以东称东陡，水向东流入良丰江;以西称西陡，水向西流入相思江。在分水塘修筑相思埭，修节制闸门于北源入口处，以控制北源入口水量之需要，接着开辟清水塘航槽，在清水塘东西边缘修建东闸门和西闸门，以控制清水塘水源之流向。在西闸门外，扩建疏浚原皇河河道，直至江岸相思江衔接;然后开辟自后门头横斜至良丰河之莫家低洼潮湿地区9公里。由于皇河是相思江的支流，分水建筑物控制分别东西流之后，永不相会，故名“相思埭”。后经清雍正、乾隆时期的两次修整，将陡门增加到22个。相思埭修通后，使桂江与柳江的水运距离缩短了50.90公里，同时便利了军队“粮食戈甲”的运输，还沟通了云南、贵州水运航线，使得滇黔土特产品水运经融江、柳江过相思埭，通过灵渠抵达中原内地，既有利于广西与云南、贵州和中原地区的商贸运输，又有利于广西与云、贵和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同时相思埭还起到平衡河水、调节流量的泄洪作用，当良丰河水涨时，河水可通过相思埭泄入相思江，同时可以灌溉两岸农田，达到了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兼顾了航运与水利的多方面效益。相思埭运河是广西古代规模最大、工程最艰巨的人工运河之一，运河所经过的地方，多为裸露的石灰岩地貌，开凿工程极为困难。在当时科学技术尚不发达、开凿工具尚较简陋的情况下，能将运河开通，且设计巧妙，结构合理，是唐朝开发广西的重要成果，对促进广西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充分显示了广西各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力。
唐代开凿的另一条重要水道工程是今防城境内的潭蓬运河（俗称天威遥），位于今防城市江山半岛横嵩和潭蓬两村之间，长2公里。江山半岛自北向南呈葫芦状伸向北部湾，东面是防城，西濒珍珠湾。唐代时由廉州（今合浦）驶向交趾（今越南）及东南亚诸国的船只均需绕行此半岛行驶，十分不便。咸通九年（868年），安南节度使高骈招募当地的俚僚民众，将天威遥开凿修通，使之成为广西与安南交通的捷径。因运河所经之地岩石坚硬，工程艰巨，时人称非神仙不能为。待工程竣工后，当地群众称赞为“天威遥”或“仙人垅”。至今在运河南壁仍留有摩崖石刻“咸通九年三月十三日下手”之字。天威遥运河修凿通航后，从防城港至珍珠港的往来船只，毋须再绕过江山半岛而直驶越南，航程缩短了40多公里，而且避开了江山半岛南端白龙尾之汹涌风浪的搏击，保证了航行安全，对广西与交趾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唐宋时期还组织人力对灵渠、南流江等河流进行疏浚整治，发挥其航行和水利灌溉的作用。唐景龙年间（707—710年），桂州都督王晙主持修堤，堰江水以屯田;又招募士兵和民众进行耕种，使得该水利工程灌田数千顷，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王祖道在灵陡的基础上，开凿“朝宗渠”，后经范成大、方信儒等“鸠工增缮”，使得桂林一湖、一渫、三塘（阳塘、壕塘、揭帝塘）的天然六水相互连串起来，形成桂林环城水系。21世纪初修成的桂林两江四湖环保工程中引漓江水的渠道，就是在宗渠和灵陡的基础上修建的。
唐代疏浚河道的另一重要工程是南流江。南流江南起广西合浦县廉州，经浦北、博白县北境至玉林茂林及北流勾漏一带，是广西南部一条重要河流，自古以来是一条连结桂东南的漕货交通命脉，自南到北沿途有党江、石湾、张黄、江口、博白、船埠等主要港埠。干流通航里程224公里，30吨货船可以溯抵船埠港。唐懿宗咸通三年（874年），杨俊受安南都护、静海节度使高骈指令主持疏通南流江工程，重点是凿除马门滩河段内礁石，并拓宽汉代马援凿通以来的主航道，使之适应更大船只运载粮盐和货物军需。经过疏浚整治，增强了南流江上段的通航能力，对广西东南地区航运交通的顺畅，促进广西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四、开辟博易场，发展商业贸易
唐宋时期，继续奉行重農政策，广西的开发程度有所深化，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各项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有了新的发展。因广西与交趾（今越南）接壤，西与自杞、罗殿、大理等国近邻，贸易交往密切。为了加大对外贸易，宋王朝在广西边境地区设立博易管理机构，专门负责博易场的贸易活动。其贸易事务由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委托地方官吏主持，要求在交易过程中尽定额、定价、疏导和保卫职责。除了官方贸易外，开放民间交换互易及富商大贾的大宗交易。宋朝时，分别在广西设立邕州永平寨、横山寨、钦州三大博易场，作为当时广西贸易和物流中心。
邕州永平博易场在今广西宁明县境内，是广西与交趾（今越南）通商贸易的重要市场，设于邕州左江永平寨所在的羁縻西平州。北面有交趾驿，南面有宣和亭，两地之间是永平寨博易场，由永平知寨官主管。交趾商贩每天身背肩挑马驮，运来名香、犀角、象牙、金银、食盐等货物与宋朝商人博易绫罗、锦、布及各种工艺品。
钦州博易场位于今广西钦州城外钦江东岸大路街驿，是广西与交趾（今越南）通商的重要贸易市场。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朝廷批准广南西路经略使曾布在“钦、廉宜各创驿，安泊交人，就驿置博易场”[11]。前来贸易者，民间性贸易称为“小纲”;交趾国遣使臣代表国家贸易，称为“大纲”。博易的货物是两国宫廷或官家所需的上乘货物，交趾商人带来的货物主要有金银、铜钱、沈香、光香、熟香、生香、珍珠、象牙、犀角等珍奇产品，换取广西或其他地方运来的丝绸、布匹、蜀锦、瓷器和各种手工艺品。来自四川的商人把蜀锦、丝绸运来博易场，换取各种香料，每年往返一次。每次交易“动辄数千缗”，大至一千文货价征税三十文。
横山寨博易场位于今广西田东县城，是南宋与西南地区的西杞、罗殿、大理等国贸易的主要场所，由南宋官方主办。博易场先是以马匹交易为主，后来兼有各种土特产品。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命李木或主事马市贸易，并在邕州置牧马养务。绍兴元年（1131年），邕州市马事务由广西经略安抚司管理，后又在邕州设置提举广南西路买马司掌管其事。马匹交易由原来初的1500匹增至后来的3500匹，源源不断送往内地，满足了南宋前线急需的战马。
五、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农业的新发展
盛唐之世，是我国封建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随着唐宋王朝不断加强对岭南的开发，广西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有了新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中，各地已普遍使用铁制工具和牛耕，功能优良的曲辕犁得到推广使用;农作物的品种、耕地面积均较前代增多，产量增加，流行种植早晚两熟制水稻。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广西纺织的布料、开采矿石及其加工制品，因品质优良，被唐宋王朝指定为贡品，这在广西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说明广西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
（一）农业
唐朝建立后，继承秦汉以来奉行的重农政策，劝课农桑，把发展农业作为立国之本。诚如唐太宗所言：“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12] 中央王朝重视发展农业，把推广农业技术的好坏作为考核各级官吏业绩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唐武则天于文明元年（684年）《戒励风俗》中说：“田畴垦辟，家有余粮，所由官人，宜加考弟，功状优异者，别加升擢。”宋朝不仅要求各地方官重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还身体力行。如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看到江淮、两浙地区旱稻长势不良，就派人到占城国（今越南南方）“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13]。朝廷要求把稻谷的种植方法，用告示方式传授于民。宋真宗在玉宸殿亲自种植占城稻，与大臣们一起观察其生长情况，稻熟收割后，“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13]。由于中央朝廷的重视，派往广西的官吏也注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如唐景龙末年，王晙任桂州都督，奏罢屯兵，兴修水利，拦河筑坝，引水灌溉，开屯田数千顷，募民耕种。元和初，韦丹任容州刺史，“教民耕织，止游惰，兴学校”，筑城“周十三里，屯田二千余所，教种茶联、麦，仁化大行”[14]。广西各族人民“多重农桑，勤于稼穑”，以致“高山绝壁，耒耜亦满”[15]。澄州（今上林）等地，出现了“粮粒丰储，纵有十年无收，彝从人无菜色” 盛况[16]。
（二）生产工具的改进
农业发展，离不开生产方式的变革，离不开生产工具的改进。唐宋时期广西各地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与以前各代相比，有了许多新的改进，不仅工具种类增多，而且犁、耙等工具有了新的改进，功能更为优良，耕作效率更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曲辕犁和踏犁的使用。 曲辕犁，始用于唐代，犁体由多达11个部件组成，即犁镵（铧）、犁壁、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秤、犁建、犁槃等。其中除了犁镵和犁壁为铁制以外，其余均为木制。犁辕呈弯曲状，正如《陆龟蒙·耒耜经》云：“前如桯而樛者曰轅，后加柄而乔者曰梢。”末端设有能转动的犁槃，可用绳索套在牛肩上，牵引时犁可自由摆动和改变方向，从而克服了汉魏以来直辕犁耕至田边地角回转不便的缺陷，更适合在南方面积较为狭小的田地中使用，因装有犁秤，可调节犁箭上下，从而达到调节牵引点高低、控制犁地深浅的目的。此外，在犁铧上装有犁壁，既便于碎土，又便于形成窜垄，把丛生在土块表面的杂草埋在土中，以绝其根，使用简便轻巧，适应各种土壤和不同田块的耕作要求，既提高耕作效率，又提高耕地质量。所以说，曲辕犁的发明和推广使用，在中国农耕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唐宋时期，广西各地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还有翻土、松土、掘沟的铁臿、铲、锄、踏犁等，中耕的耘爪、薅、銍、艾，收割的镰、插秧的秧马等。
（三）农作制的改进
汉代时，广西地区已开始种植再生稻、双季稻。到了唐宋时代，又有稻麦两熟制。将北方种植的麦子移植南方，早有尝试，但因广西地区气候温湿，难于成功。刘恂《岭表录异》载，岭南“种麦则苗而不实”。至唐宪宗时，韦丹任容州刺史，推广种植大麦，获得成功。每年八月收获稻谷，十一至十二月之交种麦，次年三四月即可收麦。同时，广西还采用连作制和复种制，为保持土壤的肥力，保证农作物的稳定收成，对人工施肥的要求较前代又有所提高，施肥技术也有所发展，不仅懂得积蓄人畜粪便沤制农家肥，还会在田间种植绿肥以增加土壤的肥力。
在田间管理方面，采用稻田养鱼之法。刘恂《岭表录异》载：唐时，岭南各地“拣荒处，锄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草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这种稻田养鱼之法，一直传承下来，直到近代仍流行着。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大批中原人的迁入，广西地区的耕种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开垦和耕种水田外，还在丘陵和山地开辟畬田和梯田耕种。畬田即垦山为田，李德裕《谪岭南道》诗中有“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之句[17] ，《唐书·南蛮传》中有“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畬田，每岁易”，唐温庭筠《烧歌》中有“自古楚越俗，烧畬为旱田”。刘禹锡在《连州畬田行》中写道：“何处畬田好，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下种暖灰中，乘阳坼芽孽。苍苍一雨后，苕颍如云发。……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宋乾熙九年（1173年）至淳熙二年（1175年）任过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石湖集》十六《劳耕畬》诗序中描写南方耕畬情形：“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砍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则反是。”畬田因不筑堤埂，水土流失严重，地力容易耗尽。因此，广西人民便将畬田改为梯田，在坡地上依等高线用石块修筑成多层台阶式的田地，边缘垒成梯级状田埂，拦蓄雨水或引山泉水以耕种。
广西各地修筑的梯田，自宋以后发展加快，除靠雨水灌溉（俗称望天田）以外，还有用水筒车和竹枧导引泉水灌溉，成为保水田。今广西北部山区，仍耕种有梯田，其中以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梯田最为壮观，这里从河谷至山巅，从林边至崖壁，凡有土之地皆拓成梯田，给人有“水流涓涓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之感。畬田和梯田的开发，使水稻在平原和山区都能种植，从而扩大了耕种面积，提高了稻谷产量，是广西农业开发史上的一种进步。
唐宋時期，随着屯田制的推行和先进稻作耕种技术的推广，广西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驻军粮食及衣物等可以自给，广大民众的生活也有了较大改善。如现存于上林县的唐永淳元年（618年）刻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存于上林县智城山的唐万岁通天二年（679年）的《智城洞碑》文有载，当地“黎庶甚众，粮粒丰储。纵有十载无收，彝人从无菜色”“榃（田）桑滋耽，耕农尽力，斗争不起”。说明当时人口虽有增加，但生产水平已有了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比较丰富。后碑则描绘智城山“前临沃壤，凤粟与蝉稻芬敷”，一派丰收景象。到处“歌莺转响……彩蝶翻空”，人们“或击壤以自娱，时耦耕而尽性;清琴响亮，韵雅调于菱歌”[16]15， 安居乐业。而唐代韩愈作的《罗池庙碑》也描述了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当地“乐生兴业，宅有新屋，涉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鸡鸭，肥大蕃息”[16]16， 也是一派繁荣景象。
南宋初期，广西稻谷产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记载了当时广西稻米价格及外运等情况：“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富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谷贱价跌，大批稻谷被富商运销外地，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广西稻谷产量的增加。
六、矿产的开发和手工业的发展
（一）矿产开发
广西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唐宋时期，加大了对广西各种矿产资源的开发，也是广西开发的重要成果。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唐宋时期广西开采的矿产主要有铜、锡、铅、朱砂、金、银、铁及滑石等。
今北流市，因历史上铜矿资源丰富，唐时命名为铜州[18] 。贺州临贺“有铜冶，在橘山”[19] 。桂州（今桂林）曾向唐王朝上贡铜器，说明唐时广西地区采铜业和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贺州的临贺、冯乘等地有锡矿开采。临贺县“北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东游、龙中二冶，百姓采砂烧锡，以取利焉”，冯乘也有3处锡矿[20]。南丹的锡矿在唐代时已开始开采。铅矿的开采主要在贵州（今贵港市）、藤州镡津、富州等地。《岭表录异》载，富州的铅粉，“其土白腻，郡人取以为货”，当时“五岭妇女率用之为粉”。唐王朝还指定贵州（今贵港市）贡献铅器。五代马殷曾铸铅铁钱，以十当铜钱一。朱砂矿的开采多在宜州和容州。容州朱砂矿早在晋代已经开采，唐、五代时继续开采。宜州朱砂矿则在唐代开始开采。《新唐书·地理志》载，广西朱砂有宜、容、连3州。 广西地区金矿资源丰富，自古就有采金淘金的传统。到了唐朝，采金业有了新的发展，无论是采金规模和冶金工艺都有了新的扩大和提高，向中央朝廷贡纳黄金的数量大增。据史书记载，唐王朝向广西地区索贡金的州有：邕、澄、横、浔、峦、钦、贵、岩、融、白、绣、党、蒙等13州[19]。富州、宾州、澄州采的是砂金。《岭表录异》载：“五岭内富州、宾州、澄州江溪间皆产金，侧近居人，以淘金为业。”有些采金者“自旦及暮不获一星”。唐王朝为鼓励广西发展采金业，曾下令“除采金税”[21]。各地所产金矿中，以澄州金质量最佳，故有“贵其夜明，纯度亦高”之誉。《新唐书·地理志》载，宜州“有银、丹砂”，说明南丹河池一带当时已有较固定的采银地点。唐代时，广西贡银的州有邕、澄、横、浔、峦、钦、贵、龚、象、藤、宜、桂、梧、贺、柳、富、昭、蒙、严、思唐、容、牢、白、顺、党、窦、禺、廉、义、陆等30州，可见广西银矿资源的丰富和开采的普遍。
（二）瓷器制造业
唐宋特别是宋代，是广西瓷器烧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生产规模、瓷器品种，还是烧制技术和瓷器品质，都超过以往历代，后来烧制的瓷器也难以与之比肩。
唐代瓷器主要发现于灌阳、钟山、桂平、钦州等地唐代墓葬中。器物主要为生活日用器，如壶、唾壶、提梁壶、虎子、瓶、碗、杯等，属青瓷系列，造型灵巧，纹饰美观，釉质晶莹，品质优良。1977年钦州县久隆隋宁氏墓葬出土的青瓷唾壶，瓶、罐、钵、碟、盂、碗、杯、提梁壶等通体施青黄釉，胎体浑厚，灰白色，釉肥厚莹润，带有明显的本地烧造风格，反映唐代广西所产瓷器在质量上和前代瓷器相比，已有很大的提高。
目前广西发现的瓷窑遗址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广，广西东北部的全州、兴安、灵川、临桂、贺州、钟山、桂林市、永福，东南部的藤县、合浦、岑溪、北海、浦北、容县、北流，中部和南部的柳城、柳江、武宣、宾阳、邕宁，西部的大新、田东、百色等县市都有发现，而且多沿江分布，包括湘江上游、漓江、洛清江、柳江、郁江、左右江和北流河等地，已发现有20余处窑群。按照瓷器的质地或类别，宋代广西瓷窑可分为青瓷和青白瓷两大类型，青瓷类型分布于湘江上游、漓水、洛清江、柳江、左右江等流域，青白瓷主要分布在北流河和郁江下流的桂平。
宋代广西以烧造青瓷居多，约占广西宋代瓷窑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且聚集于湘江上游、漓江、洛清江、柳江等河流域为多，主要的产地有兴安县严关，全州县江凹里、永福县窑田岭窑、灵川县甘棠渡、桂林市星华、柳城县大埔、合浦县下窑村、宾阳县邹圩、邕宁县的五塘、新村等窑址。以兴安县严关窑和永福县的窑田岭窑较有代表性。这类瓷窑的产品，胎质一般比较粗糙，比较厚重，呈灰白色，少数近于陶胎。釉色以青为基础，有青黄、姜黄、酱色、青灰、青绿等不同色泽和釉色。产品以碗、盏、盘、碟为主，还有罐、壶、瓶、炉、灯、盒等日用器和砚、印花模型具。其中以兴安严关窑的月白、玳瑁釉器和点彩器以及永福的窑田岭窑的青绿釉印花器比较有特色。
青白瓷是广西宋代制瓷业的重大成就之一。其胎质洁白细腻，坚硬轻薄，釉色莹润光洁，胎釉均有良好的半透明度，叩之有清脆悦耳的金属声，真可谓达到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境地。这类窑瓷广西地区主要产地有藤县中和窑，容县大化窑和城关窑，北流市岭洞窑，岑溪县南渡窑，桂平市城厢窑。其中的藤縣中和窑、容县城关窑具有代表性。
唐宋时期广西瓷器烧制业的繁荣发展，是广西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宋代广西烧制的瓷器，造型精美别致，釉质晶莹滋润，纹饰细腻优美，寓意吉祥深刻，胎壁轻薄剔透，深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产品通过水路销往广西乃至内地，而且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南洋诸国。
总之，唐宋时期，广西的开发较之前期有了新的发展，开发形式创新，开发程度加深，开发效果明显，特别是实行的军队屯田、移民垦荒、矿产开发、开辟博易场等，是这一时期开发出现的新特点，使得耕种进一步扩大，粮食生产总量增加，商业及对外贸易有了新的发展，为后来的元明清时期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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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