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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义性支农与营利性信贷的困境
农行股改十六字原则中“面向三农”列在首位,体现了国有资本意志和农行自身市场定位的结合;“整体改制”是必要条件,是农行服务“三农”而必须具备的体制保障;“商业运作”是本质特征,是农行服务“三农”的基本业务运作方式;“择机上市”是具体目标,是国家明确的把农行打造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强的现代化大银行”的具体要求。
农业银行“面向三农”是个有趣的话题。从名词上看,“面向三农”意味着某个有意愿且有能力的信贷主体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所需资金的有力支持。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当前的信贷主体,即现实中的农行是否可以视为一个合格的支持者?第二,如果它是合格主体,那么此种资金支持为何要安排为贷款而非拨款形式?可能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只有有偿融资才能形成对农业的激励约束,避免单纯拨款带来依赖行为;二是国家或其他机构财力有限,无法对传统县域农业实施单纯性投入。因此,无论“三农”贷款是否具备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性,其存在本身就体现了一定制度背景下的合理性,即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发展现代农业必需专项贷款支持这个大背景。
然而“三农”贷款一但进入现实运行,道义性“支农”与营利性“贷款”的矛盾随之产生。要么贷款支持力度不够,要么支农性资金无法回收,由此形成两难困境。
为深入研究传统农业县域“三农”贷款运行状况,我们对华容县444个村、5723户农户进行了“三农”贷款现状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生长在农村,发展在农村,特别是经过改革规范,联系“三农”纽带的情结已初步建立,基本成为一种相对有效的微观金融主体。但是由于机构、社会信用环境和县域经济环境等因素制约,“三农”贷款质量很难提高。
二、农行转型:供给面的发展
(一)农行支农作用弱化,信用社挑大梁
据对5723户调查显示,有68.3%的农户需要借款时,首先想到的是信用社,18.5%的农户首先想到是亲朋好友,13.8%的农户想到向其它银行贷款(主要是农行,因其在乡镇还有少量网点)。67.3%的农户认为信用社能满足和基本满足贷款需求,32.7%的农户认为不能满足。这说明,农民对信用社的信贷投入比较满意,信用社支持“三农”的力度还是较大的。
以2009年一季度为例,全县信用社累计发放各项贷款37654万元,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县8家金融机构(工、农、中、建、信用社、邮储、农发行)的24.16%,净增额占83.53%,位居第一,其中累放“三农”贷款16783万元,占累放贷款额的100%,“三农”贷款余额达到32815万元,占到贷款余额的100%。而农行面向“三农”的贷款余额近五年来逐年减少。
(二)县域农行渐边缘化,信用社服务质量占明显优势
从2003年到2009年,华容农行的营业网点从13个减少到7个,人员从151人减少到83人。从改革后的情况看,简单的撤机构裁人员并未增效,我们先分析下前些年农行“三农”贷款为什么会无效投入?
一是贷款随产值向上滚动,产值增长了,贷款增加了,经济效益却没有同步提高,有些传统农业地区反而下降了,但“前车之辙”,仍未成为“后车之鉴”。
二是信贷资金运动是价值运动,必然要求实现价值的补偿和增值,但是,由于某些信贷政策违背基本经济规律而投向失误,造成“三农”贷款沉淀。
三是农行自我盲目扩张,争贷款规模而不争经济效益,争贷款总量而不重资金管理,争业务地盘而不争整体化,缺乏资金科学规范化管理意识。
四是对国家支农投入期望值过高,当国家提出增加投入支持农业时,农行和农村其他各界一样寄厚望于财政增加投入,结果因配套支持难以到位也造成了不少项目出现失误。
五是对农村自身积累能力看的过高。以为通过吸引农民投资,会形成大办农业、大办企业的高潮,但这种高潮迟迟未见到来。
农业生产受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双重制约,为什么信用社在与农行脱钩后在县域越做越强呢?我们拿一组数据来说明问题。据对5723户农户调查,有81.3%的农户对信用社的支农工作是比较了解的,只有11.2%没有听说过。在问卷中,有62%的农户接受过信用社“了解贷款需求”的服务,有9%的农户接受过信用社“提建议、出点子”服务。问到是否想到农行贷款时,有农户反映:农行卡用起来还是蛮方便,贷款没有办过,这几年也没听说农行可以贷款。在调查时,有87%的农户到信用社存过款,有13%的农户到农行存过款,有80.2%的农户贷过信用社的款,只有8.1%的农户缺资金时到农行办存单质押贷款,另有0.83%的农户向高利贷借过钱。
(三)“三农”领域得以拓宽,贷款投入呈多元化
调查表明,农村信用社在优先满足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等农业贷款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在信贷支农深度、广度上下功夫。一是配合农业产业化,贷款投向突出区域性农业主导产业,重点支持了棉花加工、蔬菜业、养殖业等。如华容信用联社重点支持插旗镇芥菜业发展,现已成为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二是支持农副产品龙头企业和外向型企业,培育了一批农产品基地,形成了企业带动基地,基地联结农户的模式,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如信用社支持华容银利棉花加工有限公司,就是这种模式。农行该如何利用传统农业大县优势搞好产业定位、客户定位、服务定位,从而真正实现“面向三农”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信用环境:需求面约束
社会信用环境欠佳是导致“三农”贷款质量下降的直接原因。当前社会整体信用环境质量受多方因素影响呈下降态势,影响了“三农”贷款的按期收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80年代改革初期,发放的贷款沉淀较多,这些贷款至今悬而未决,不了了之,动摇了农行的社会信用基础。二是由于企业集中改制,短时间内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已成为事实上的“核销贷款”。三是农行在分离出农发行之前承担了部分政策性贷款任务,也形成了部分“核销贷款”。四是公民的诚信意识较差,在赖债有理,逃债有功的不良风气影响下,不少贷户对农行的债务漠然置之,高枕无忧,更有甚者,要款没有,要命一条。五是农行剥离部分不良资产,导致了贷户对拖欠农行的贷款持等待观望态度。六是农行改革进程缓慢,行业自律职能弱化以及内控松驰,也在一定程序上加剧了信用环境恶化。
目前,“三农”贷款受制于经营机制落后,信贷机制设计缺陷等诸多因素,呈现总量不足,结构偏差等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撇开农村信用社不说,单从农行为寻求适合“三农”信贷投入和促进传统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作一下剖析,就可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资金投入总量不足,影响了投资的整体效益
财政投入、农村自筹和信贷投入是“三农”资金来源的三条主渠道。由于近几年地方财政普遍困难,农行收缩网点减员增效,农发行只保收购无其他投入,信用社虽适度增加了对“三农”的投入,但仅靠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对广大的农村市场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潜在的资金需求单靠农行和信用社无疑难以满足。据对华容县农户贷款需求调查显示,80%的农户有贷款资金需求,仅有41%的农户基本得到满足,满足率不到一半。因此,农业资金投入总量不足,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据统计,2007年华容县实现农业总产值25.48亿元,较上年下降5.1%,而当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1.7亿万元,较上年增长12.5%。
(二)信贷投入方式难以适应农村经营机制变化
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农村经济组织、经营方式、经营规模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产生了一些制约农村信贷投入的不利因素:一是大部分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实力薄弱,不具备担保资格。二是分散、独立的经营实体,决定了它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能在有限的小规模土地范围内进行。三是科技贷款、农田水利建设贷款等农业基础信贷投入缺乏借款主体。
(三)信贷结构和机制僵化,弱化了支农效益
一是长期贷款比重偏低。“三农”生产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一般年周转1-2次,有的需2-3年周转一次,而农行在实际贷款发放中,贷款期限与“三农”生产的周期不相吻合。以华容县金融机构贷款构成为例,期限在10个月以上的农业贷款所占比重只有41%,而期限在半年以内的农业贷款所占比重达到55%,跨年度贷款仅占4%。
二是基础性贷款投入少,农田基本建设和科技开发资金匮乏。2007年末,华容县用于水利建设和科技方面的贷款只有1200万元,占新增“三农”贷款总额的6%,占各项新增贷款总额的0.98%。政策性,长期性“三农”资金投入不足,造成原有基础设施老化,农业发展缺乏后劲。
三是农业贷款质量偏低,非正常资金占用量较大。近5年农行基本没有发放过“三农”贷款,据对华容信用社资金占用形态分析,在现有的64658万元“三农”贷款中,非正常贷款占用明显偏大,占现有贷款余额的20.89%。
(四)产业结构的缺陷性调整,制约了信贷的有效需求
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虽说见到了成效,但也暴露了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调整的品种单一,结构雷同,普遍是压“粮”扩“经”,调整后的产品没有特色和优势,效益欠佳,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支柱培植一哄而起。特别是农业支柱项目、支柱产品、支柱技术缺乏统一规范,有相当部分支柱不是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来选择,而是受地方示范效应左右,简单进行模仿,一哄而起,导致立项不准,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而在支柱众多的情况下,农行在该不该支持,如何支持上也不知如何把握。
二是农业协会不规范。华容是传统农业大县,现有粮食协会、棉花协会、蔬菜协会、养殖协会等。一些乡镇想靠大力发展农业协会来增加农民收入,但美好初衷往往由于盲目跟风而忽视风险,出现农业经济受损、银行信贷资金沉淀的现象。
三是规模效益不显。受信息、市场、资源、交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的微观经济组织不健全,活动范围极为有限,规模经济性差,龙头作用还未形成,而且一些地方只重生产,忽视流通,只抓生产技术,不重市场规律,不能为农业生产、经营和科学发展创造条件。
(五)“三农”贷款的政策性和趋利性的矛盾
由于“三农”贷款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而社会效益较高,因此带有一定的政策性,导致与农行的商业经营“趋利性”目标相矛盾。近五年来,农行逐渐“城市化”并与中行、工行、建行争客户,以求获得丰厚利润,加剧了农村资金的供需矛盾,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
四、政策建设:机构与社会信用环境改良
我们认为促进“三农”贷款增长的关键在于改良机构和社会信用环境,这也是改善经济环境的前提条件,因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机构本土化经营策略
首先,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目前,农业银行在县城以下网点已日益萎缩,人员年年减少,在农村金融中显得不是那么有位,支农主力军作用也没有发挥,尤其是在传统农业大县,更谈不上担负支持“三农”的重任。为此,农行要支持“三农”,必须要脱下“皮鞋”换上“草鞋”,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大力宣传农行支持“三农”的政策。在服务定位上,以县域为基础,充分利用现有网点优势,满足“三农”客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牢固树立“大三农”、“新三农”理念,不断拓宽服务“三农”的范围。
其次,针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三农”资金需求发生新变化的情况,农行信贷投入要学会适应,及时调整服务目标和方向。一是大力扶持巩固主导产业,使期成为“三农”增收主渠道。二是坚持种植业不动摇,支持农村搞好传统种植,确保粮食稳产增收。三是坚持畜牧业和传统农业相结合,达到农业的良性循环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四是支持农副产品加工业,推动粮食、棉花就地转化增值。五是支持特色农业,为农村、农民开辟新的效益增长点。六是积极拓宽“三农”消费领域,培育农村消费市场,实现内部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在客户定位上,大力扶持带动“三农”发展的重点客户和项目。以全县100家规模企业为重点,扶持企业加强原料基地建设,改造升级生产技术。优先支持“公司+基地”的一体化经营,积极支持“公司+基地”的契约式经营、支持农机经营,改进农业装备。加大对县域扩容,旧城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择优支持县城房地产开发,促进农村城镇化建设。以关系国计民生、财政性先支后收的投资型项目为重点,大力支持通乡油路、通村公路、供电、供水、医院、学校等公益建设项目,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县域中小企业群体。重点支持分布在工业园企业的配套建设,品牌优势突出,现金流量充沛的服务型小企业,拥有核心技术,市场前景看好的科技型小企业。择优支持农村经济示范户。依托优势农产品产业链和农业产业化企业基地建设,结合县政府的技术支撑,市场引导等服务,大力支持种养大户,能人示范户、订单农业户扩大生产规模,积极支持城郊型“农家乐”。择优支持城乡个体工商户,以及各类集贸市场经营户、专业合作组织经纪人等,活跃农村经济。
再次,灵活经营。一是要适当延长“三农”贷款期限,特别是遇到灾年,要自动为“三农”贷款办理展期,同时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三农”防灾减灾工作,如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科学种田等。二是对“三农”贷款适当降低利率,以充分体现倾斜“三农”的原则。三是农行虽然向商业化转型,但必须坚持支农方向,保证县域有一定规模的资金用于扶持“三农”。
最后,完善机制。一是既不能慎贷、惜贷,又不能无休止、无原则的放贷,要结合“三农”实际情况,充分利用“三农”规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二是对贷款质量的考核,既要明责自清,严加惩处,又要对贷款放得出,收得回的银行客户经理给予从物质到精神两方面的适当奖励。三是要正确界定县级农行贷款审批权限和贷款限额控制权,充分调动县支行支持“三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基层农行创造良好的服务“三农”环境。在产业定位上,支持粮、棉、油、鱼、蔬菜产业。依托华容丰富的资源禀赋,重点支持主宗农副产品加工项目、农村电网改造续建配套工程等,着力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二)良性政府干预促社会良好信用环境
实践证明,在建设信用环境上,单靠金融机构作用是有限的,在该领域具备比较优势的是政府和司法部门。因此,有必要引进良性政府干预,解决本地区信用制度建设问题。
首先,农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是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是服务“三农”,维护“三农”稳定的重要支柱,政府部门必须从政治高度正确看待农行的位置,千方百计支持农行的工作,给农行创造宽松的经营环境,同时要发挥好政法部门的作用,大力帮助农行清收不良贷款,严厉打击故意拖欠贷款的钉子户、赖债户。其次,信用状况依赖于收入状况。建议政府部门做好农民增产增收这篇文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华容县支行)
农行股改十六字原则中“面向三农”列在首位,体现了国有资本意志和农行自身市场定位的结合;“整体改制”是必要条件,是农行服务“三农”而必须具备的体制保障;“商业运作”是本质特征,是农行服务“三农”的基本业务运作方式;“择机上市”是具体目标,是国家明确的把农行打造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强的现代化大银行”的具体要求。
农业银行“面向三农”是个有趣的话题。从名词上看,“面向三农”意味着某个有意愿且有能力的信贷主体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所需资金的有力支持。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当前的信贷主体,即现实中的农行是否可以视为一个合格的支持者?第二,如果它是合格主体,那么此种资金支持为何要安排为贷款而非拨款形式?可能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只有有偿融资才能形成对农业的激励约束,避免单纯拨款带来依赖行为;二是国家或其他机构财力有限,无法对传统县域农业实施单纯性投入。因此,无论“三农”贷款是否具备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性,其存在本身就体现了一定制度背景下的合理性,即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发展现代农业必需专项贷款支持这个大背景。
然而“三农”贷款一但进入现实运行,道义性“支农”与营利性“贷款”的矛盾随之产生。要么贷款支持力度不够,要么支农性资金无法回收,由此形成两难困境。
为深入研究传统农业县域“三农”贷款运行状况,我们对华容县444个村、5723户农户进行了“三农”贷款现状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生长在农村,发展在农村,特别是经过改革规范,联系“三农”纽带的情结已初步建立,基本成为一种相对有效的微观金融主体。但是由于机构、社会信用环境和县域经济环境等因素制约,“三农”贷款质量很难提高。
二、农行转型:供给面的发展
(一)农行支农作用弱化,信用社挑大梁
据对5723户调查显示,有68.3%的农户需要借款时,首先想到的是信用社,18.5%的农户首先想到是亲朋好友,13.8%的农户想到向其它银行贷款(主要是农行,因其在乡镇还有少量网点)。67.3%的农户认为信用社能满足和基本满足贷款需求,32.7%的农户认为不能满足。这说明,农民对信用社的信贷投入比较满意,信用社支持“三农”的力度还是较大的。
以2009年一季度为例,全县信用社累计发放各项贷款37654万元,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县8家金融机构(工、农、中、建、信用社、邮储、农发行)的24.16%,净增额占83.53%,位居第一,其中累放“三农”贷款16783万元,占累放贷款额的100%,“三农”贷款余额达到32815万元,占到贷款余额的100%。而农行面向“三农”的贷款余额近五年来逐年减少。
(二)县域农行渐边缘化,信用社服务质量占明显优势
从2003年到2009年,华容农行的营业网点从13个减少到7个,人员从151人减少到83人。从改革后的情况看,简单的撤机构裁人员并未增效,我们先分析下前些年农行“三农”贷款为什么会无效投入?
一是贷款随产值向上滚动,产值增长了,贷款增加了,经济效益却没有同步提高,有些传统农业地区反而下降了,但“前车之辙”,仍未成为“后车之鉴”。
二是信贷资金运动是价值运动,必然要求实现价值的补偿和增值,但是,由于某些信贷政策违背基本经济规律而投向失误,造成“三农”贷款沉淀。
三是农行自我盲目扩张,争贷款规模而不争经济效益,争贷款总量而不重资金管理,争业务地盘而不争整体化,缺乏资金科学规范化管理意识。
四是对国家支农投入期望值过高,当国家提出增加投入支持农业时,农行和农村其他各界一样寄厚望于财政增加投入,结果因配套支持难以到位也造成了不少项目出现失误。
五是对农村自身积累能力看的过高。以为通过吸引农民投资,会形成大办农业、大办企业的高潮,但这种高潮迟迟未见到来。
农业生产受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双重制约,为什么信用社在与农行脱钩后在县域越做越强呢?我们拿一组数据来说明问题。据对5723户农户调查,有81.3%的农户对信用社的支农工作是比较了解的,只有11.2%没有听说过。在问卷中,有62%的农户接受过信用社“了解贷款需求”的服务,有9%的农户接受过信用社“提建议、出点子”服务。问到是否想到农行贷款时,有农户反映:农行卡用起来还是蛮方便,贷款没有办过,这几年也没听说农行可以贷款。在调查时,有87%的农户到信用社存过款,有13%的农户到农行存过款,有80.2%的农户贷过信用社的款,只有8.1%的农户缺资金时到农行办存单质押贷款,另有0.83%的农户向高利贷借过钱。
(三)“三农”领域得以拓宽,贷款投入呈多元化
调查表明,农村信用社在优先满足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等农业贷款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在信贷支农深度、广度上下功夫。一是配合农业产业化,贷款投向突出区域性农业主导产业,重点支持了棉花加工、蔬菜业、养殖业等。如华容信用联社重点支持插旗镇芥菜业发展,现已成为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二是支持农副产品龙头企业和外向型企业,培育了一批农产品基地,形成了企业带动基地,基地联结农户的模式,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如信用社支持华容银利棉花加工有限公司,就是这种模式。农行该如何利用传统农业大县优势搞好产业定位、客户定位、服务定位,从而真正实现“面向三农”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信用环境:需求面约束
社会信用环境欠佳是导致“三农”贷款质量下降的直接原因。当前社会整体信用环境质量受多方因素影响呈下降态势,影响了“三农”贷款的按期收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80年代改革初期,发放的贷款沉淀较多,这些贷款至今悬而未决,不了了之,动摇了农行的社会信用基础。二是由于企业集中改制,短时间内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已成为事实上的“核销贷款”。三是农行在分离出农发行之前承担了部分政策性贷款任务,也形成了部分“核销贷款”。四是公民的诚信意识较差,在赖债有理,逃债有功的不良风气影响下,不少贷户对农行的债务漠然置之,高枕无忧,更有甚者,要款没有,要命一条。五是农行剥离部分不良资产,导致了贷户对拖欠农行的贷款持等待观望态度。六是农行改革进程缓慢,行业自律职能弱化以及内控松驰,也在一定程序上加剧了信用环境恶化。
目前,“三农”贷款受制于经营机制落后,信贷机制设计缺陷等诸多因素,呈现总量不足,结构偏差等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撇开农村信用社不说,单从农行为寻求适合“三农”信贷投入和促进传统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作一下剖析,就可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资金投入总量不足,影响了投资的整体效益
财政投入、农村自筹和信贷投入是“三农”资金来源的三条主渠道。由于近几年地方财政普遍困难,农行收缩网点减员增效,农发行只保收购无其他投入,信用社虽适度增加了对“三农”的投入,但仅靠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对广大的农村市场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潜在的资金需求单靠农行和信用社无疑难以满足。据对华容县农户贷款需求调查显示,80%的农户有贷款资金需求,仅有41%的农户基本得到满足,满足率不到一半。因此,农业资金投入总量不足,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据统计,2007年华容县实现农业总产值25.48亿元,较上年下降5.1%,而当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1.7亿万元,较上年增长12.5%。
(二)信贷投入方式难以适应农村经营机制变化
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农村经济组织、经营方式、经营规模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产生了一些制约农村信贷投入的不利因素:一是大部分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实力薄弱,不具备担保资格。二是分散、独立的经营实体,决定了它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能在有限的小规模土地范围内进行。三是科技贷款、农田水利建设贷款等农业基础信贷投入缺乏借款主体。
(三)信贷结构和机制僵化,弱化了支农效益
一是长期贷款比重偏低。“三农”生产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一般年周转1-2次,有的需2-3年周转一次,而农行在实际贷款发放中,贷款期限与“三农”生产的周期不相吻合。以华容县金融机构贷款构成为例,期限在10个月以上的农业贷款所占比重只有41%,而期限在半年以内的农业贷款所占比重达到55%,跨年度贷款仅占4%。
二是基础性贷款投入少,农田基本建设和科技开发资金匮乏。2007年末,华容县用于水利建设和科技方面的贷款只有1200万元,占新增“三农”贷款总额的6%,占各项新增贷款总额的0.98%。政策性,长期性“三农”资金投入不足,造成原有基础设施老化,农业发展缺乏后劲。
三是农业贷款质量偏低,非正常资金占用量较大。近5年农行基本没有发放过“三农”贷款,据对华容信用社资金占用形态分析,在现有的64658万元“三农”贷款中,非正常贷款占用明显偏大,占现有贷款余额的20.89%。
(四)产业结构的缺陷性调整,制约了信贷的有效需求
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虽说见到了成效,但也暴露了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调整的品种单一,结构雷同,普遍是压“粮”扩“经”,调整后的产品没有特色和优势,效益欠佳,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支柱培植一哄而起。特别是农业支柱项目、支柱产品、支柱技术缺乏统一规范,有相当部分支柱不是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来选择,而是受地方示范效应左右,简单进行模仿,一哄而起,导致立项不准,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而在支柱众多的情况下,农行在该不该支持,如何支持上也不知如何把握。
二是农业协会不规范。华容是传统农业大县,现有粮食协会、棉花协会、蔬菜协会、养殖协会等。一些乡镇想靠大力发展农业协会来增加农民收入,但美好初衷往往由于盲目跟风而忽视风险,出现农业经济受损、银行信贷资金沉淀的现象。
三是规模效益不显。受信息、市场、资源、交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的微观经济组织不健全,活动范围极为有限,规模经济性差,龙头作用还未形成,而且一些地方只重生产,忽视流通,只抓生产技术,不重市场规律,不能为农业生产、经营和科学发展创造条件。
(五)“三农”贷款的政策性和趋利性的矛盾
由于“三农”贷款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而社会效益较高,因此带有一定的政策性,导致与农行的商业经营“趋利性”目标相矛盾。近五年来,农行逐渐“城市化”并与中行、工行、建行争客户,以求获得丰厚利润,加剧了农村资金的供需矛盾,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
四、政策建设:机构与社会信用环境改良
我们认为促进“三农”贷款增长的关键在于改良机构和社会信用环境,这也是改善经济环境的前提条件,因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机构本土化经营策略
首先,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目前,农业银行在县城以下网点已日益萎缩,人员年年减少,在农村金融中显得不是那么有位,支农主力军作用也没有发挥,尤其是在传统农业大县,更谈不上担负支持“三农”的重任。为此,农行要支持“三农”,必须要脱下“皮鞋”换上“草鞋”,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大力宣传农行支持“三农”的政策。在服务定位上,以县域为基础,充分利用现有网点优势,满足“三农”客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牢固树立“大三农”、“新三农”理念,不断拓宽服务“三农”的范围。
其次,针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三农”资金需求发生新变化的情况,农行信贷投入要学会适应,及时调整服务目标和方向。一是大力扶持巩固主导产业,使期成为“三农”增收主渠道。二是坚持种植业不动摇,支持农村搞好传统种植,确保粮食稳产增收。三是坚持畜牧业和传统农业相结合,达到农业的良性循环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四是支持农副产品加工业,推动粮食、棉花就地转化增值。五是支持特色农业,为农村、农民开辟新的效益增长点。六是积极拓宽“三农”消费领域,培育农村消费市场,实现内部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在客户定位上,大力扶持带动“三农”发展的重点客户和项目。以全县100家规模企业为重点,扶持企业加强原料基地建设,改造升级生产技术。优先支持“公司+基地”的一体化经营,积极支持“公司+基地”的契约式经营、支持农机经营,改进农业装备。加大对县域扩容,旧城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择优支持县城房地产开发,促进农村城镇化建设。以关系国计民生、财政性先支后收的投资型项目为重点,大力支持通乡油路、通村公路、供电、供水、医院、学校等公益建设项目,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县域中小企业群体。重点支持分布在工业园企业的配套建设,品牌优势突出,现金流量充沛的服务型小企业,拥有核心技术,市场前景看好的科技型小企业。择优支持农村经济示范户。依托优势农产品产业链和农业产业化企业基地建设,结合县政府的技术支撑,市场引导等服务,大力支持种养大户,能人示范户、订单农业户扩大生产规模,积极支持城郊型“农家乐”。择优支持城乡个体工商户,以及各类集贸市场经营户、专业合作组织经纪人等,活跃农村经济。
再次,灵活经营。一是要适当延长“三农”贷款期限,特别是遇到灾年,要自动为“三农”贷款办理展期,同时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三农”防灾减灾工作,如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科学种田等。二是对“三农”贷款适当降低利率,以充分体现倾斜“三农”的原则。三是农行虽然向商业化转型,但必须坚持支农方向,保证县域有一定规模的资金用于扶持“三农”。
最后,完善机制。一是既不能慎贷、惜贷,又不能无休止、无原则的放贷,要结合“三农”实际情况,充分利用“三农”规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二是对贷款质量的考核,既要明责自清,严加惩处,又要对贷款放得出,收得回的银行客户经理给予从物质到精神两方面的适当奖励。三是要正确界定县级农行贷款审批权限和贷款限额控制权,充分调动县支行支持“三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基层农行创造良好的服务“三农”环境。在产业定位上,支持粮、棉、油、鱼、蔬菜产业。依托华容丰富的资源禀赋,重点支持主宗农副产品加工项目、农村电网改造续建配套工程等,着力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二)良性政府干预促社会良好信用环境
实践证明,在建设信用环境上,单靠金融机构作用是有限的,在该领域具备比较优势的是政府和司法部门。因此,有必要引进良性政府干预,解决本地区信用制度建设问题。
首先,农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是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是服务“三农”,维护“三农”稳定的重要支柱,政府部门必须从政治高度正确看待农行的位置,千方百计支持农行的工作,给农行创造宽松的经营环境,同时要发挥好政法部门的作用,大力帮助农行清收不良贷款,严厉打击故意拖欠贷款的钉子户、赖债户。其次,信用状况依赖于收入状况。建议政府部门做好农民增产增收这篇文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华容县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