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门外集合的13所北京大专学校的学生，据信有3000多人，他们生于忧患，现今可能已经全部不在人世了。
　　
　　1919年5月，白岐昌是北洋政府陆军部下辖宪兵部队的一名排长，驻署陆军部。5月4日这一天，他受指派前往天安门，监视当天下午的学生游行。 当夜上呈陆军部的报告中，白岐昌留下了一份关于五四当日学生游行路线的详细记录：
　　“学生团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天安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被阻止……代表等从事交涉，仍未允通行。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至赵家楼曹宅门首。”
　　现在如果要重走这条路线，白岐昌的记录仍然是最精确无误的路线图。当然，需要事先做一点考证工作。90年后，北京的市容风物已经大变，地名多有变更，幸运的是，这座城市的地面道路仍然保持着严谨的方向感，并且，因为集中了许多历史文脉，东交民巷等地的一些老建筑得以在翻天覆地的90年后幸存下来，为后人寻访提供了一点方便。
　　只是这更加证明了物是人非的道理，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门外集合的13所北京大专学校的学生，据信有3000多人，他们生于忧患，现今可能已经全部不在人世了。
　　
　　耻辱的季节
　　
　　五四当日，一群年轻人振臂一呼，举国响应他们“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影响深远，至今被看作是中国年轻一代爱国主义情绪的象征。但五四的游行本身是一个不得已的折中方案。北京的学生原计划在1919年5月7日举行游行，以纪念日本向中国政府发出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这个耻辱日子的四周年。然而，严厉的历史气氛甚至不容许人们多等三天时间。不能理解这种急迫，今天人们恐怕很难真正认识到， 1919年一群大学生的愤怒举动为什么会成为历史的分水岭。
　　这里应该先回顾一下“二十一条”。在多灾多难的1910年代，这是中国政治的最重要的关键词。关于这件事，史学家周策纵有过一个著名的描述：
　　那是在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冷凄凉的晚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一反正常外交途径，在一个私人的会晤中，向中国总统袁世凯呈递几页写在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的文件，这便是恶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公使在向袁世凯呈递这些要求前，警告中国政府必须“绝对保密，否则须负所有严重后果之责”。在开始谈判时，日方也显得极端神秘。日本用这些特别水印的纸，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对文件内容和意图的一个威胁暗示。这些要求对中国人民自尊心的损害之大、是真正的坚船利炮也从来未能做到的。
　　“二十一条”如果被接受，日本将控制中国的满洲、内蒙、山东，以及东南沿海区域和长江流域各地。很明显，曾受到中国文化恩泽的日本帝国并不甘心甲午和辛丑两次战争中攫取的利益，而显露出独霸中国的野心。袁世凯政府主持的对日谈判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在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纳一、二、三、四项内所有的要求和第五项内有关福建的要求”，两天后，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最后通牒，并在5月25日签订了中日协约。
　　5月7日——日本最后通牒的日子——自此成了国耻日。而1919年的5月，国耻日的耻辱是双倍的。如同诗人所说，四月是残酷的季节，1919年的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了新的羞辱。
　　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参战国。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奥宣战，宣战文告中说，“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这意味着德国必须退出他们强占的中国领土，尤其是胶州湾等山东的土地。
　　
　　中国也是一战的战胜国。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一战结束，次年，中国作为战胜国赴巴黎参加和会，收回山东（那时候被另一个战胜国日本所占据）是这次外交行动的首要目标。
　　看上去，应该是巴黎的和会而不是北京的学生运动更像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中国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挫，80年里经历了无数次内外战争，也尝试过变法、立宪和革命等种种可能的途径，而目标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其国际地位能够得到其他大国的承认。如此一来，即使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不能一一洗净，中国也将有机会在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美国总统威尔逊那时候提出了战后世界的“十四点”基本原则，承诺会有一个更加公平、自由和正义的国际秩序——中获得新生。
　　史家说，“当1918年11月11日欧战结束时，中国人欢呼若狂。政府宣布放假三天，而且各处都有热烈真诚的庆祝。北京大游行以太和殿为集中地。18年前，八国联军也正在这个地方“庆祝胜利”，那次是庆祝德国的统帅瓦德西和其他高级联军司令率领八国联军战胜了义和团。现在情势似乎恰好相反，中国是协约国联盟里的一员，而德国却是战败国了。为了适合这种情绪．休战不久，在北京中国人一向认为侮辱象征的克林德碑也被移去了。全国普遍的感觉是，所有的国耻都会永远跟着这块北京人惯称做‘石头牌坊’的纪念碑而消失。”
　　被德国强占在前、被日本图谋在后的山东，人们以为，也将会被无条件地交还给中国。然而，等待情绪高涨的中国人的是一盆凉水。1919年4月30日具文的凡尔赛和约中，德国在山东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最后统统移交给了日本。
　　因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学生、知识群体和一般关心国事的中国人的沮丧和挫败情绪达到了极点。纽约协和神学院教会图书馆里至今保留着一份1919年印刷的英文传单，题为《学生罢课说明说》，印制者是上海学生联合会，里面说，“全世界本来都倾听威尔逊的话语，像是先知的声音，它使弱者强壮，使挣扎的人有勇气。中国人一再听说过了……威尔逊曾告诉过他们，在战后缔结的条约里，像中国这种不好黩武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他也告诉过他们不会承认秘密盟约和在威胁下所签的协定。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
　　
　　“国家的摇篮”说的是山东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价值。极度的沮丧使得等待成为一种折磨。翻查多位当事人的回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4月30日的消息传回国内之后，5月1日和2日许多年轻人在北京度过了两个不寐之夜。3日夜里，北京的大专学生集中在北京大学法科开会，一个十几岁的低年级学生拿出来一把菜刀，嚎啕着对在场的同学和学长说，如果不能通过决议对政府施加压力，表达对外交失败的抗议，他就要自杀。另一个更加年长的学生咬破了自己的中指，撕下一幅衣襟，在上面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这些情形造成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气氛，把原计划在7日进行的游行提前到了会议的第二天。
　　
　　五四的首要遗产
　　
　　5月4日学生游行到东交民巷美国使馆后受到军警阻拦，由于当日是星期天，各国公使都不在使馆内办公，学生只能派代表前往各国使馆递交说帖。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所编的《每周评论)第21期(5月11日)中，一位署名“亿万”的作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
　　从这四句口号中可以得知，学生在1919年的5
　　
　　实际掌权的内阁总统段祺瑞因为五四运动，地位发生了动摇月的游行，除了表达对日本和政府内的亲日派的愤慨，对外交努力仍然存有希望。学生对美国的角色寄望良多，试图做最后努力，扭转外交上的颓局。
　　对于五四学生的性格和行事方式，最中肯全面的评价，至今要推周策纵。周出生于1916年，父亲参加过武昌起义。1942年从中央大学（校长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毕业后，周曾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参事，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他在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论文以五四运动为题，再版7次，是关于五四最有名的研究著作。1980年代，周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其中引述了学生高呼美国和威尔逊万岁的这段材料，但周氏特意加了一段中文说明：
　　《每周评论》上面这段记载，我的英文原著没有转引，因为觉得未见于别种报导。但从下文所引的书面说帖看来，这记载似乎是可靠的。那时中国人总希望争取美国帮助抵抗日本，而且当时的中国学生比现在的还要天真，不知道欧美外交只顾自己利益，谈不到什么公理和道义。
　　中文版和英文版周氏著作的差别，以及这个不起眼的说明，能够说明一个中国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压抑心情。五四游行当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败局已定，高呼美国和威尔逊万岁只是徒然惹人耻笑。五四运动过去30多年之后，学生的天真和单纯仍然刺痛了周氏的心。对待历史的复杂心情影响到了周氏对材料的选择与使用。
　　90年后，重新走在五四学生的游行路线上，一种奇特的心情会油然而生，让人对周氏这一代中国人的感情倾向产生同情的理解。中国这样古老的大国，其历史犹如天安门广场（1919年还没有天安门广场。1950年代，遵照毛泽东的设想，天安门前才建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广场，能够供100万人同时在此集会）四周的古老建筑，既有一種超越时光的尊严，又与长安街两侧林立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这和20世纪初中国置身世界的情景何其相似。中国犹如一个来自古老的农业时代的巨人，无意中进入了机器工业的世界，他已经年老力衰，被一群矮小然而精壮的年轻人用暴力折服，立国和文明时间都较短的列强用暴力将中国用作殖民地，中国不得不试图竭力赶上后者的步伐。年轻人目睹领土割裂，赔款和举债使得国家财富源源外流，国内政治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和政治精英的叛卖行为，让他们的情绪处在绝望与暴力的边缘。
　　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被普遍看作是五四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在20世纪，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一直是头等的政治议题。1928年（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统一）、1945年（中国战胜日本）和1949年（中国结束内战），民族主义分别经历了三个高潮；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政治领袖大多数深受1919年充满历史悲情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191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都深深打上了五四运动的烙印。
　　
　　从五月到六月
　　
　　五四当天广为散发的一张传单写道：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张传单的作者罗家伦生于1897年，当年23岁，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是“五四运动”这个词的发明者，也是游行活动主要的组织者。1919年5月4日的游行，在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的组织下，在开始的一两个小时内井然有序，其秩序与纪律令观者感动。如果不是在东交民巷被军警阻拦，事态或许不至于激化，“火烧赵家楼”的场面就不会出现，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
　　东交民巷是5月4日游行的目的地之一（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北京警察博物馆等机构的所在地，绿荫掩映下的街道十分安静，点缀着若干警备森严的高墙大院）。那里是使馆区，依据义和团事件之后的辛丑条约建成，四面高墙围绕，中国军警不得进入，国人也不准居住。距那次游行40年后，在东交民巷和天安门之间，建起了一座有11孔方柱式门廊的庞大的四层建筑，即中国国家博物馆，但在1919年，东交民巷与天安门只有一街之隔。13所院校的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前集结完毕后，随北大学生到场的这位教育部官员，以及随后赶到的北洋政府步兵总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都以东交民巷无法进入为由，试图劝服学生放弃游行。而当游行的学生真的被军警（既有驻扎在巷内的各国警察，也有赶到巷口的中国军警）所阻，无法通过东交民巷接近日本公使馆的时候，学生的情绪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他们心想，现在国家还没有亡掉，自己的国土已不能通行，而且自己的政府还要来阻碍。将来亡国，更何堪设想?因此更迁怒到亲日的官吏。”事发30多年后，周策纵这样揣测学生的心情道，“忽然他们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曹汝霖在袁世凯时代先后任外交次长和外交总长，“二十一条”的谈判，他是主事人，袁世凯死后，又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委员和交通总长，主持了对日借款事宜。这个政坛不倒翁是前留日学生，与日本金融界和政界往来密切。
　　从东交民巷到赵家楼，这一段路程不长不短。历史的巧合在于，种种机缘汇集于一点，如果从东交民巷到赵家楼的路程太长，等到学生赶到曹汝霖的住宅，势成强弩之末，如果太短，就碰不上当时还在总统府内午餐的曹汝霖和章宗祥等人。下午5点钟左右，当学生在曹汝霖住宅前聚集，为警察所阻，于是有五个学生翻过围墙，打破窗子，进入曹宅后打开了大门，其他学生一拥而上，打伤了章宗祥，放火烧掉了曹宅（这里如今是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有两块铮亮的铜招牌，不远的巷子口有一块不起眼的石碑，上面的文字简要地叙述了火烧赵家楼的历史）。曹汝霖本人藏在储物间，才免于不测。
　　尽管1919年5月4日有32名学生被捕，但军警与学生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几乎旁观了学生放火的全过程。
　　那一天之后，北京学生组织了学生联合会，游行示威和罢课延续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并且动员了全国各地的学生响应。学生上街演讲，呼吁抵制日货，催生了运动的另一个转折点。
　　6月3日与4日，政府突然在北京大肆搜捕学生，一千多名学生被捕，北京大学法科和理科两处校舍被改造成临时拘留所。政府的暴力引发上海和长江沿线各地的商人罢市和工人罢工，到了6月9日，天津商会决定从第二天开始罢市，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突然不能在市面上兑现。局势变得紧张而脆弱。金融体系有崩溃的迹象，而关于军队动向的谣言四起，加剧了北京的不确定情绪。
　　但就在国家动荡的危险边缘，一切突然戛然而止。北京政府做出了决定性的让步。6月10日，政府发布公告，接受曹汝霖（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和陆宗舆（前驻日公使、币制局总裁）辞职。总统徐世昌当天也请求辞职，但未获国会批准，几天后，内阁总理钱能训引咎向总统辞去了自己的职务。
　　3000多名学生的一次抗议活动，引发的社会抗议的潮流使得内阁倒台，5月4日以来的街头抗议可以说成功了。载入史册的成功还有中国在巴黎的抗议。6月28日是凡尔赛合约的签约日，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以示抵制，并集体向徐世昌提交了辞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