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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冰，山东卫视主持人，兼民谣歌手、背包客、酒吧老板等。十年行走生长，一路遇见了传奇精彩的同行人故事，成书《他们最幸福》，不说教不励志，只想将这些故事分享。他们的故事中，有无畏奋斗和孤身寻找，有疯狂爱情和极致浪漫，有你我不曾尝试却跃跃欲试的叛逃生活……无关成功，只关乎幸福。
在大学里好好谈恋爱，有时间多出来玩
从我1999年出道一直到现在，半红不紫的。但正儿八经地说，我应该陪伴了你们很多年，特别是山东的孩子们，他们老在我微博底下留言，说我代表了他们的童年。
不是吹牛，我接到很多学校的演讲邀请，我为什么在北京选择对外经贸大学和人大呢？选择外经贸是因为那里的老师跟我说：“你得来一个专门研究经济的院校讲故事，一定会有人温柔地把鞋子脱下来照你脸上摔过去。”的确，年轻人步入社会之前的思维是会受到专业的影响和框架的限制。结果还不错，有很多人来听我的演讲，有人在前排盘着腿听讲座还玩陌陌。
选择人大，是我联系的。因为我的书《他们最幸福》里写到了一对最年轻、最幸福、最神奇的小两口儿，他们就是你们的师哥师姐。在书中，我曾经用了五万字专门写他们，结果中信出版社告诉我太长了，得在卖价里加1块钱，会直接导致买这本书的人少20万人。后来我才减了篇幅。所以，我必须来一次人大。我刚才在外边抽了根烟，给你们的师兄发了微信，问有没有什么想和师弟师妹说的？这个03级国际关系学院的师兄这么说的：“在大学里好好谈恋爱，有时间多出来玩。”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人——卡尔维诺。在我们那个年代，文艺青年必须读卡尔维诺，要不然很丢人。他有一本书叫《树上的男爵》，我不止一次引用那句话：要想把地面上的人看清楚，那就得和地面保持距离。这句话给我带来无限延伸的联想。这句话也可以贯穿今天故事的始终。
行于心而不住于心
我以前当过歌手，一路走来我学了很多奇怪的手艺，比如不用针和线、只用剪刀和材料做皮具。皮具做出来之后，多漂亮！你自己看，右下角还有我自己做的logo，就是“驴”（LV）的拼音，多高端啊。很多年旅行，我都是背着吉他、手鼓，卖唱，穷游，有的时候没钱了，就拿出颜料来给人画画。我用这种方式走了滇藏、川藏、西藏线。我就想跟你们说一些和主流文化不一样的人群。他们没有自己站出来总结说——我们是不一样的一种人群，有怎样的内核和价值取向。但是中国的当下的确出现了这样的人群。他们在对物质文化的追求到了无法附加的地步、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能把实用主义用得炉火纯青的时候，跳了出来。在那样的文化里，你站在桌子上一边喝酒一边念诗，没有人会说你是疯子。
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越战的老兵，他当年获得了一等兵的功勋。他把自己的一只耳朵和三分之一的脑壳留在了另外一个国度，换来了回乡之后的一系列荣誉。按理来说，他可以理所应当地享受了，但他没有当之无愧地活在英雄的光环里。他做了一个选择。他去了云南丽江一个小地方，娶了一个泸沽湖畔的摩梭女人为妻，一直隐居到现在，开着小小的火塘烧烤店。他生了三个儿子。我是断断续续地知道一些他的故事，比如每年8月1日他都喝得酩酊大醉，对着一面墙的老照片唱歌，给他战死的弟兄们唱歌，永远只唱一首歌《望星空》。我曾问过他，你为什么不换个活法儿？要知道他退伍的时候已经是团长军衔了。他反问我，我为什么要那样子？我年龄还不够，没办法解构他的完全想法，但我想说，就算是当年经历过战争的人，也有像老兵一样的人，在做主流之外这样的选择。
接下来这个叫“菜刀”的人也很奇怪。我在丽江有一个酒吧，他就是在我招义工的时候来报名的。我当时很挑，希望每一个义工都代表一个不一样的群体，就不太想招他。他说，我会给你证明。我就说了，这里不需要你为别人证明什么。但他还是坚持说，给他三个月，他证明给我看。可能每个人对“证明”的理解不同，他可能理解岔了，背起吉他去了一个叫罗布泊的地方。他是中国第一个背着吉他横穿罗布泊的男人。之前他体重110斤，出来时只剩92斤。站在我门前，就像一块把所有肉都剔掉了的排骨架子一样，问我，现在可以进来了吗？
他就这样留在我的小屋里天天往外撵客人，他不认可的人统统不招待。我还蛮欣赏这一点的。小屋有上千册图书，菜刀天天看书，有天突然就去了宁蒗的山区，做了一名支教志愿者。再后来，他硬着脸皮上了《中国达人秀》的节目，他上去说，我要给孩子们挣点肉钱。后来节目组带去了不少物资，解决了不少问题。按理来说，做完这件大事儿，他已经有资本享受荣誉，他当时的威望已经大到村里的妯娌吵架都找他调解。但他没有。
2012年中下旬，我发现在康巴地区有一个阿木拉小学被山洪冲毁了。我募集到学校重建的善款，但找不着有时间的人进山去对接执行，菜刀说他去。我后来很后悔，不知道他是初次进藏。从德格到阿木拉，交通工具早些年是马，现在是摩托车，他冒着高原反应的危险，一路上悬崖峭壁，进去了，两三个星期就把学校盖好了。盖完之后，我很过意不去，就跟他说，你需不需要媒体来报道一下？宣传一下？他说，我做完自己该做的事情，就会离开。
之后他来找我，指着我鼻子问——你明知道那些钱只够盖学校的而且学生都是睡在地上，你为什么开了个头却不把事情做好？他让我汗颜。他重新募捐，把我们在世俗世界看得很重的人格和尊严都抛掉了，终于筹钱帮孩子们把宿舍也盖好了。他说，既然有心做，就要把事情做好，有能力解决的，会一直做下去。“行”于心而不“住”于心，就是这样。
菜刀就是我想说的人群中的一个——他们也需要存在感，也需要一定意义上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是，他不把体面的生活、稳定的经济来源和世俗意义上的安全感打包等同于他认可的幸福感和存在感。
我在丽江的酒吧一直赔钱，赔掉了好几家。我一直招义工，不给钱，也不管吃、不管住，但喜欢漂白人——漂白你的实用主义。因为我做过很多年的少儿节目，有时会觉得毛骨悚然，特别是当小孩子以25、26岁的口吻跟我交流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小孩子不像小孩子，青年人不像青年人，而中年人不善良。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作为青年人，要有青年人的朝气，不要长着一副年轻的脸，思维方式却和一个中年人没有什么两样。 那朵头花还在吗
24岁的时候，我在拉萨开了我的第一家酒吧，同时在济南做着主持的工作。当时，他们都喊我“一哥”，这样一喊就喊了很多年。很多东西，并不是获得的越早越好。我在当主持的高压下，放下一切名望声誉，去拉萨开酒吧，不是抛弃原有的生活，而是换一种活法。我在酒吧做生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唱着郑智化的《冬季怎么过》，进来了一个女孩子，蹲在那儿，双手抱膝，眼泪浸湿了整个膝盖。我当时就想，这首歌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啊！“冬季怎么过，在心里生把火，冬季怎么过，单身的被窝。冬季来临的时候，我总是想到我，明天是否依然，一个人生活。我究竟在害怕什么，是不是寂寞，想接受它的温柔，又不愿失去自由。冬季是一个迷惑，年年困扰我，年年我都在迷惑，年年这样过。”
你看，就这么普通的歌儿，那姑娘哭得……我特别害怕她就是那种“文艺表演青年”，爱演。加上我自己当时也年轻，我就特别矫情地走过去，用一种文艺的腔调跟她说：“朱丽叶，在秋天是没人会帮你擦去冬天的眼泪的。”她埋着头说：“就是有一小点难受，慢慢就好了……你陪我出去走走吧。”我想，这也算是老板的义务吧，就问她去哪儿。她说，去比拉萨再远一点的地方吧。我一下子就乐了，这是在演偶像剧呢？我随手在酒吧墙上的丝绸大藏区地图上一点，说：“您觉着去这儿怎么样？”我回头顺着手臂一看，手指点着的地方是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她目光渺茫地看着地图上那一点，然后点点头说：“走。”我以为这是一个玩笑，没想到她用力裹紧衣服，推开门就走进拉萨深秋明亮的午夜了。我把手鼓背起来，想了想又放下了……最后还是背着出门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已经横穿出了拉萨城，沿着河谷走在国道上了。我特别后悔。
一路上我就和她搭讪，可最后连个小名也没套出来。她没有手机，也没有和我解释。我们就这么一路走着，走到日喀则街头彻底没钱了，我自力更生唱着歌，打算买点儿包子吃。这时候来了几个拣垃圾的小孩子，背着蛇皮袋子，吵吵闹闹地围着我们。他们听不懂汉语，但很起劲地和着手鼓打拍子。我给他们唱了几首儿歌后，实在没得唱了，就开始唱许巍和崔健的歌。唱得差不多，我打算走了。他们中有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左手一直插在口袋，这时候忽然走了过来。他掏出薄薄的一叠毛票，橡皮筋扎着，大约有七八张。又黑又脏的手，抽出里面最新的一张，递到我面前，放进我手里，对我说：“吐金纳（谢谢）。” 每一个孩子开始学着他的样子掏口袋，往我们手心里一毛一毛的放钱，说：“吐金纳（谢谢）。”
多少年后，这一幕还一直在我眼前晃。他们要拣多少垃圾才能换回这么一点点钱！我在拉萨见过一群和他们一样的小孩子，在街头跟着游客走出去好几条街只为了等一个可乐罐，还不是“可口可乐”，是那种盗版的。他们拣起空罐子，放在嘴边舔半天，一滴一滴地吮着那个味儿。他们要捡几蛇皮袋垃圾才能换来一毛钱，可他们听我唱完歌后给了我一毛钱，还对我说谢谢。
我嗓子发干眼眶生疼，站在我左前方的她更是哭得厉害。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手里多了一个带花的头绳，是一个小小的小女孩递给她的，应该是从垃圾里捡到的。她噙着眼泪边走边戴，后来一直戴着到珠峰。八年后，不知道那朵头花还在吗？我相信她会保管得很好。
就是这些孩子们改变了我的价值观。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成年之后在所谓的屏幕前获得的认可、奖励都是浮云，孩子们让我明白，真正的认可、尊重是什么。是随着本心、不加修饰地真诚对待每一个人。所以我特别希望每个人都能保存那一点孩子气。
很多年之后，这句话才开始流行——年轻的时候要有一份涉世未深的感情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这话说的真好，一直在查是谁说的。后来也有很多人把这句话转给我，但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些人不只是我的旅行，他们是我另外的伙伴和家人。这是一次生活。
有时候感觉到了诗意，我们会不自主地遮掩
说到流浪歌手，那就得说到大军了。他是仫佬族人，颠沛流离了十几年。他的人生我看不懂：他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十几万块钱，去做了一张专辑，一分钱也没有给自己留下，做完之后只肯在丽江街头卖。我就问他，你到底怎么看自己的专辑？他说，这专辑是我的孩子。我就说，那你自己的孩子你给拿到街头去卖吗？他说，能用这么淳朴的方式卖掉，大家都高兴，卖掉不是因为过度包装，也不是因为某个大V的转发，这样有什么不好？所以但凡他能回笼钱，就继续录歌，然后继续街头传播，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和人对话。
大军很会搭讪。就在街头，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当时姑娘和你们差不多大，大三的学生，去丽江玩。回来之后她迅速结束学业，做了一次选择，来到他的身边，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所以我觉得大军是最有资格享受《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的。两个人登记结婚，得到家长的祝福。她给他生了个宝宝，特别好看。现在是晚上八点半，他应该就在街头卖唱。如果这时候第一个150块没有赚到的话，他还会唱，唱到够。如果赚的多，他就在收工之后，牵着自己爱人的手，给她买一条碎碎的绣花裙子穿。从当年一直坚持到当下。他们家的小木屋整整一层全都是裙子，像一个仓库。我想这是大军表达自己情感最好的方式了——你爱我，我爱你，我每天要给你买一条花裙子穿。我每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自己都很羡慕，也很惭愧。本来这种面对爱情的态度，应该是所有的人天然拥有的权利和职责，但现在好像我们已经慢慢偏离了本心。你可以每天给你心仪的女孩儿买饭、占位，你开心，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不是为了追到手，而是很纯粹的。
接下来再说一个诗一样的女子吧，叫听夏。她很有故事，在欧洲游历了一圈之后，隐居大理只想找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她去应聘，一次一次，结果发现，没有任何关系还是没用，于是她主动退出了。她是个单亲妈妈，靠法文翻译养活自己和女儿。她带着她的小女儿，苍山洱海旁安静生活。相由心生，她很美丽娟秀，而且日子就过得和诗歌一样，还不是矫情的那种。她有一次跟我讲起背上的小女儿，说：“小朋友刚刚睡醒的样子，就像是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刚刚旅行回来，身心疲惫，向我索要一个温暖的拥抱。”
我们有时候感觉到了诗意，会不自主地遮掩，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想摆脱。其实听夏的故事告诉你，诗意或者说每一种亚文化都没什么不好。按理来讲，健全的文明社会就是多元文化、多种价值观并行，不是只有一种出口或者单一趋向。
太多太多的故事了。浪荡天涯的孩子，忽晴忽雨的江湖，祝你有梦为马，永远随处可栖。
（据大冰2013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座整理）
责任编辑：张蕾磊
在大学里好好谈恋爱，有时间多出来玩
从我1999年出道一直到现在，半红不紫的。但正儿八经地说，我应该陪伴了你们很多年，特别是山东的孩子们，他们老在我微博底下留言，说我代表了他们的童年。
不是吹牛，我接到很多学校的演讲邀请，我为什么在北京选择对外经贸大学和人大呢？选择外经贸是因为那里的老师跟我说：“你得来一个专门研究经济的院校讲故事，一定会有人温柔地把鞋子脱下来照你脸上摔过去。”的确，年轻人步入社会之前的思维是会受到专业的影响和框架的限制。结果还不错，有很多人来听我的演讲，有人在前排盘着腿听讲座还玩陌陌。
选择人大，是我联系的。因为我的书《他们最幸福》里写到了一对最年轻、最幸福、最神奇的小两口儿，他们就是你们的师哥师姐。在书中，我曾经用了五万字专门写他们，结果中信出版社告诉我太长了，得在卖价里加1块钱，会直接导致买这本书的人少20万人。后来我才减了篇幅。所以，我必须来一次人大。我刚才在外边抽了根烟，给你们的师兄发了微信，问有没有什么想和师弟师妹说的？这个03级国际关系学院的师兄这么说的：“在大学里好好谈恋爱，有时间多出来玩。”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人——卡尔维诺。在我们那个年代，文艺青年必须读卡尔维诺，要不然很丢人。他有一本书叫《树上的男爵》，我不止一次引用那句话：要想把地面上的人看清楚，那就得和地面保持距离。这句话给我带来无限延伸的联想。这句话也可以贯穿今天故事的始终。
行于心而不住于心
我以前当过歌手，一路走来我学了很多奇怪的手艺，比如不用针和线、只用剪刀和材料做皮具。皮具做出来之后，多漂亮！你自己看，右下角还有我自己做的logo，就是“驴”（LV）的拼音，多高端啊。很多年旅行，我都是背着吉他、手鼓，卖唱，穷游，有的时候没钱了，就拿出颜料来给人画画。我用这种方式走了滇藏、川藏、西藏线。我就想跟你们说一些和主流文化不一样的人群。他们没有自己站出来总结说——我们是不一样的一种人群，有怎样的内核和价值取向。但是中国的当下的确出现了这样的人群。他们在对物质文化的追求到了无法附加的地步、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能把实用主义用得炉火纯青的时候，跳了出来。在那样的文化里，你站在桌子上一边喝酒一边念诗，没有人会说你是疯子。
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越战的老兵，他当年获得了一等兵的功勋。他把自己的一只耳朵和三分之一的脑壳留在了另外一个国度，换来了回乡之后的一系列荣誉。按理来说，他可以理所应当地享受了，但他没有当之无愧地活在英雄的光环里。他做了一个选择。他去了云南丽江一个小地方，娶了一个泸沽湖畔的摩梭女人为妻，一直隐居到现在，开着小小的火塘烧烤店。他生了三个儿子。我是断断续续地知道一些他的故事，比如每年8月1日他都喝得酩酊大醉，对着一面墙的老照片唱歌，给他战死的弟兄们唱歌，永远只唱一首歌《望星空》。我曾问过他，你为什么不换个活法儿？要知道他退伍的时候已经是团长军衔了。他反问我，我为什么要那样子？我年龄还不够，没办法解构他的完全想法，但我想说，就算是当年经历过战争的人，也有像老兵一样的人，在做主流之外这样的选择。
接下来这个叫“菜刀”的人也很奇怪。我在丽江有一个酒吧，他就是在我招义工的时候来报名的。我当时很挑，希望每一个义工都代表一个不一样的群体，就不太想招他。他说，我会给你证明。我就说了，这里不需要你为别人证明什么。但他还是坚持说，给他三个月，他证明给我看。可能每个人对“证明”的理解不同，他可能理解岔了，背起吉他去了一个叫罗布泊的地方。他是中国第一个背着吉他横穿罗布泊的男人。之前他体重110斤，出来时只剩92斤。站在我门前，就像一块把所有肉都剔掉了的排骨架子一样，问我，现在可以进来了吗？
他就这样留在我的小屋里天天往外撵客人，他不认可的人统统不招待。我还蛮欣赏这一点的。小屋有上千册图书，菜刀天天看书，有天突然就去了宁蒗的山区，做了一名支教志愿者。再后来，他硬着脸皮上了《中国达人秀》的节目，他上去说，我要给孩子们挣点肉钱。后来节目组带去了不少物资，解决了不少问题。按理来说，做完这件大事儿，他已经有资本享受荣誉，他当时的威望已经大到村里的妯娌吵架都找他调解。但他没有。
2012年中下旬，我发现在康巴地区有一个阿木拉小学被山洪冲毁了。我募集到学校重建的善款，但找不着有时间的人进山去对接执行，菜刀说他去。我后来很后悔，不知道他是初次进藏。从德格到阿木拉，交通工具早些年是马，现在是摩托车，他冒着高原反应的危险，一路上悬崖峭壁，进去了，两三个星期就把学校盖好了。盖完之后，我很过意不去，就跟他说，你需不需要媒体来报道一下？宣传一下？他说，我做完自己该做的事情，就会离开。
之后他来找我，指着我鼻子问——你明知道那些钱只够盖学校的而且学生都是睡在地上，你为什么开了个头却不把事情做好？他让我汗颜。他重新募捐，把我们在世俗世界看得很重的人格和尊严都抛掉了，终于筹钱帮孩子们把宿舍也盖好了。他说，既然有心做，就要把事情做好，有能力解决的，会一直做下去。“行”于心而不“住”于心，就是这样。
菜刀就是我想说的人群中的一个——他们也需要存在感，也需要一定意义上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是，他不把体面的生活、稳定的经济来源和世俗意义上的安全感打包等同于他认可的幸福感和存在感。
我在丽江的酒吧一直赔钱，赔掉了好几家。我一直招义工，不给钱，也不管吃、不管住，但喜欢漂白人——漂白你的实用主义。因为我做过很多年的少儿节目，有时会觉得毛骨悚然，特别是当小孩子以25、26岁的口吻跟我交流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小孩子不像小孩子，青年人不像青年人，而中年人不善良。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作为青年人，要有青年人的朝气，不要长着一副年轻的脸，思维方式却和一个中年人没有什么两样。 那朵头花还在吗
24岁的时候，我在拉萨开了我的第一家酒吧，同时在济南做着主持的工作。当时，他们都喊我“一哥”，这样一喊就喊了很多年。很多东西，并不是获得的越早越好。我在当主持的高压下，放下一切名望声誉，去拉萨开酒吧，不是抛弃原有的生活，而是换一种活法。我在酒吧做生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唱着郑智化的《冬季怎么过》，进来了一个女孩子，蹲在那儿，双手抱膝，眼泪浸湿了整个膝盖。我当时就想，这首歌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啊！“冬季怎么过，在心里生把火，冬季怎么过，单身的被窝。冬季来临的时候，我总是想到我，明天是否依然，一个人生活。我究竟在害怕什么，是不是寂寞，想接受它的温柔，又不愿失去自由。冬季是一个迷惑，年年困扰我，年年我都在迷惑，年年这样过。”
你看，就这么普通的歌儿，那姑娘哭得……我特别害怕她就是那种“文艺表演青年”，爱演。加上我自己当时也年轻，我就特别矫情地走过去，用一种文艺的腔调跟她说：“朱丽叶，在秋天是没人会帮你擦去冬天的眼泪的。”她埋着头说：“就是有一小点难受，慢慢就好了……你陪我出去走走吧。”我想，这也算是老板的义务吧，就问她去哪儿。她说，去比拉萨再远一点的地方吧。我一下子就乐了，这是在演偶像剧呢？我随手在酒吧墙上的丝绸大藏区地图上一点，说：“您觉着去这儿怎么样？”我回头顺着手臂一看，手指点着的地方是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她目光渺茫地看着地图上那一点，然后点点头说：“走。”我以为这是一个玩笑，没想到她用力裹紧衣服，推开门就走进拉萨深秋明亮的午夜了。我把手鼓背起来，想了想又放下了……最后还是背着出门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已经横穿出了拉萨城，沿着河谷走在国道上了。我特别后悔。
一路上我就和她搭讪，可最后连个小名也没套出来。她没有手机，也没有和我解释。我们就这么一路走着，走到日喀则街头彻底没钱了，我自力更生唱着歌，打算买点儿包子吃。这时候来了几个拣垃圾的小孩子，背着蛇皮袋子，吵吵闹闹地围着我们。他们听不懂汉语，但很起劲地和着手鼓打拍子。我给他们唱了几首儿歌后，实在没得唱了，就开始唱许巍和崔健的歌。唱得差不多，我打算走了。他们中有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左手一直插在口袋，这时候忽然走了过来。他掏出薄薄的一叠毛票，橡皮筋扎着，大约有七八张。又黑又脏的手，抽出里面最新的一张，递到我面前，放进我手里，对我说：“吐金纳（谢谢）。” 每一个孩子开始学着他的样子掏口袋，往我们手心里一毛一毛的放钱，说：“吐金纳（谢谢）。”
多少年后，这一幕还一直在我眼前晃。他们要拣多少垃圾才能换回这么一点点钱！我在拉萨见过一群和他们一样的小孩子，在街头跟着游客走出去好几条街只为了等一个可乐罐，还不是“可口可乐”，是那种盗版的。他们拣起空罐子，放在嘴边舔半天，一滴一滴地吮着那个味儿。他们要捡几蛇皮袋垃圾才能换来一毛钱，可他们听我唱完歌后给了我一毛钱，还对我说谢谢。
我嗓子发干眼眶生疼，站在我左前方的她更是哭得厉害。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手里多了一个带花的头绳，是一个小小的小女孩递给她的，应该是从垃圾里捡到的。她噙着眼泪边走边戴，后来一直戴着到珠峰。八年后，不知道那朵头花还在吗？我相信她会保管得很好。
就是这些孩子们改变了我的价值观。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成年之后在所谓的屏幕前获得的认可、奖励都是浮云，孩子们让我明白，真正的认可、尊重是什么。是随着本心、不加修饰地真诚对待每一个人。所以我特别希望每个人都能保存那一点孩子气。
很多年之后，这句话才开始流行——年轻的时候要有一份涉世未深的感情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这话说的真好，一直在查是谁说的。后来也有很多人把这句话转给我，但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些人不只是我的旅行，他们是我另外的伙伴和家人。这是一次生活。
有时候感觉到了诗意，我们会不自主地遮掩
说到流浪歌手，那就得说到大军了。他是仫佬族人，颠沛流离了十几年。他的人生我看不懂：他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十几万块钱，去做了一张专辑，一分钱也没有给自己留下，做完之后只肯在丽江街头卖。我就问他，你到底怎么看自己的专辑？他说，这专辑是我的孩子。我就说，那你自己的孩子你给拿到街头去卖吗？他说，能用这么淳朴的方式卖掉，大家都高兴，卖掉不是因为过度包装，也不是因为某个大V的转发，这样有什么不好？所以但凡他能回笼钱，就继续录歌，然后继续街头传播，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和人对话。
大军很会搭讪。就在街头，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当时姑娘和你们差不多大，大三的学生，去丽江玩。回来之后她迅速结束学业，做了一次选择，来到他的身边，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所以我觉得大军是最有资格享受《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的。两个人登记结婚，得到家长的祝福。她给他生了个宝宝，特别好看。现在是晚上八点半，他应该就在街头卖唱。如果这时候第一个150块没有赚到的话，他还会唱，唱到够。如果赚的多，他就在收工之后，牵着自己爱人的手，给她买一条碎碎的绣花裙子穿。从当年一直坚持到当下。他们家的小木屋整整一层全都是裙子，像一个仓库。我想这是大军表达自己情感最好的方式了——你爱我，我爱你，我每天要给你买一条花裙子穿。我每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自己都很羡慕，也很惭愧。本来这种面对爱情的态度，应该是所有的人天然拥有的权利和职责，但现在好像我们已经慢慢偏离了本心。你可以每天给你心仪的女孩儿买饭、占位，你开心，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不是为了追到手，而是很纯粹的。
接下来再说一个诗一样的女子吧，叫听夏。她很有故事，在欧洲游历了一圈之后，隐居大理只想找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她去应聘，一次一次，结果发现，没有任何关系还是没用，于是她主动退出了。她是个单亲妈妈，靠法文翻译养活自己和女儿。她带着她的小女儿，苍山洱海旁安静生活。相由心生，她很美丽娟秀，而且日子就过得和诗歌一样，还不是矫情的那种。她有一次跟我讲起背上的小女儿，说：“小朋友刚刚睡醒的样子，就像是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刚刚旅行回来，身心疲惫，向我索要一个温暖的拥抱。”
我们有时候感觉到了诗意，会不自主地遮掩，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想摆脱。其实听夏的故事告诉你，诗意或者说每一种亚文化都没什么不好。按理来讲，健全的文明社会就是多元文化、多种价值观并行，不是只有一种出口或者单一趋向。
太多太多的故事了。浪荡天涯的孩子，忽晴忽雨的江湖，祝你有梦为马，永远随处可栖。
（据大冰2013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座整理）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