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雨煦风
　　
　　2008 年12 月11 日上午，外交部主管同志给我办公室打电话说，当天清晨，印度尼西亚前外长阿拉塔斯先生在新加坡病逝。听到这一不幸消息，我心情十分沉重。阿拉塔斯外长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老朋友。我和他曾经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特别是1998 年4 月我对印尼的访问，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我担任外长后不到一个月，对印尼进行的一次工作访问。
　　1998 年3 月，我被任命为新中国第八任外交部长。站在外长这个新的岗位上，我深刻意识到，使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
　　一般来讲，外长的首次出访是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会被外界视为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宣示。更何况像中国这样一个备受世界瞩目的发展中大国，我意识到作为外长，一举一动牵动着世界的目光。我将印尼作为担任外长后的首访国，主要是因为当时东南亚各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央决定派我尽快去一趟印尼。一来可以实地考察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国造成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借这次访问向世界充分表明，中国对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国带来的影响感同身受，将与他们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千岛之国 风雨飘摇
　　
　　在那场金融危机中，印尼是受到波及较晚的一个国家，但遭受的打击却最为沉重。面对不断恶化的金融形势，印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包括动用大量外汇储备稳定汇率，但效果不彰。1997年8月14日，印尼政府宣布取消对汇率的干预，开始实行印尼盾对外币汇率的自由浮动，以保证印尼盾更具灵活性，减少外界投机活动带来的冲击。这项政策一经宣布，印尼盾当天就暴跌112点。为拯救经济，9月3 日，苏哈托总统又宣布了旨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十项措施。
　　尽管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民众仍旧信心不足。到9 月底，由于社会恐慌情绪加重，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印尼盾汇率再度出现明显下滑。虽然印尼政府一再公开表示决心维护盾值稳定，但仍不时出现挤兑和套汇的现象。温家宝总理曾多次讲过，危机面前，关键是要保持信心，信心比黄金更贵重。这句话千真万确。在经济危机面前，民众的恐慌心理往往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足以使经济问题瞬间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放大效应比经济问题本身带来的影响更大、更猛。
　　当时印尼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印尼政府与经济界反复磋商，结论是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力争摆脱困境。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并非一剂良药。经过几轮讨价还价，IMF 决定向印尼提供230 亿美元一揽子援助计划，包括恢复金融健康运转、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经济结构等多个方面。由于规模庞大且涵盖领域广泛，该计划需要3年的实施时间。在IMF 的压力下，印尼政府被迫改变以往政策，实行金融自由化，取消基本生活品补贴，导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加剧。伴随着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印尼社会、政治矛盾开始凸显，局势趋于动荡。
　　当时，印尼总统苏哈托已经执政30多年。他实行军政强权统治，通过强化军队职能掌控国家和社会，树立绝对权威。与此同时，他任用专家治国，挑选各领域专家出任部长，全力发展经济。在他统治的30余年，印尼经济得到较大发展，苏哈托也被誉为印尼“建设之父”。
　　但到了执政后期，苏哈托的子女及其朋党把持印尼主要经济命脉，滥用职权，贪污腐化，聚敛财富，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印尼社会贫富差距极为悬殊，民怨累积，矛盾激化。此时苏哈托本人年事已高，执政地位开始出现一些不稳的迹象。但由于他多年执政，地位和作用一时还无人能够取代。1998 年3月，苏哈托第7次蝉联总统。他当选后，公然把女儿和亲信安插到内阁担任部长，愈发引起民众不满。
　　金融危机使印尼政治雪上加霜。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印尼是重要的区域大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有着特殊和重要的影响。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任其局势不断恶化，势必对整个东南亚的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国际社会对印尼局势高度关注。
　　
　　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作为亚洲一员，中国一直关注着东南亚邻国，特别是印尼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
　　这场危机给中国经济也带来了严重影响，出口下滑，外资减少，并且承受着货币贬值的巨大压力。如果中国当时放任货币贬值，的确能够有效扩大出口，拥有更多的对欧美市场出口份额。然而，这样会给东南亚邻国带来更大的灾难。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并没有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而是尽最大努力，向深陷经济危机的周边邻国伸出援手，努力消除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精神，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国做出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重大战略性决策，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恢复地区金融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IMF，并以双边援助的形式向有关国家提供了约40 亿美元资金支持。其中，向印尼提供了约4 亿美元，并无偿提供了价值300 万美元的药品援助。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提供的援款数目仅次于美国、日本两大发达国家，多于其他任何国家。这些数字在十余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不是很大，但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与条件下，特别是中国自身也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这笔援款难能可贵。中方的善举赢得了邻国的赞赏，也感动了很多对中国抱有疑虑的人。印尼十分赞赏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比以往更加重视中国的地位，希望进一步深化同中国的合作关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印尼的访问受到印尼方的热烈欢迎和高度重视。
　　
　　重要时刻出访印尼
　　
　　从决定出访到成行，只有短短的一周。虽然我对印尼并不陌生，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准备一次访问，还是颇费一番心思。确定访问日程成为双方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由于我那段时间的日程安排十分紧张，此次访问只能利用4 月11 日、12 日周末时间。按照惯例，印尼方在周末是从不安排正式活动的。印尼民族自尊心很强，礼宾规矩十分严格，极少做逾矩破格的事。亚洲司的同志对印尼方面能不能破格接受这样的安排，没有把握。当我们通过驻印尼使馆向印尼外交部说明了中方对这次访问的考虑，以及中方在时间安排上的特殊困难后，印尼方面十分爽快地同意了我们的方案。从这一细节也可以看出，印尼方面对我这次访问的确相当重视。
　　由于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新一届政府首次向东南亚地区派出高级别政府代表，中央领导十分重视。江泽民主席专门嘱咐我要带去他给苏哈托总统的一封亲署信，并且在信中明确表达中方支持印尼渡过难关的态度，以及继续深入发展中印尼关系的意愿。一般来说，见信如晤。递交亲署信相当于两国领导人的一次重要交流，半点马虎不得。外交部的同志对如何使用地道的印尼文把信的内容准确流畅地翻译出来，花了很多心思，几易其稿，努力使江主席亲署信的印尼文译本真正做到信、达、雅，充分、完整地体现中文稿所要传达的信息。不仅如此，他们还专程登门求教了中联部的印尼文专家谢志琼。谢先生是印尼归侨，又出生在印尼，印尼文一流。经过他的润色和修改，这封信的译文就更加准确、达意而雅致了。访问日期确认后，使馆的同志们就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并在很短时间内同印尼方敲定了具体日程，落实了一系列礼宾事宜。经过紧张忙碌的准备，我如期启程前往印尼进行工作访问。由于当时北京与雅加达之间没有直航，我取道新加坡前往印尼，于11 日下午5 点30 分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印尼外交部礼宾司长穆斯塔法、亚太司长哈迪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陈士球前来机场迎接我，并陪同我前往下榻的香格里拉饭店。当天晚上，阿拉塔斯外长就在香格里拉饭店一层的爪哇厅为我举行了欢迎宴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陈士球也参加了宴会。陈大使当时刚刚到任不久，还没有递交国书。按照国际惯例，大使在递交国书前不能参加驻在国的正式活动。不难看出，印尼方面对我此行的确给予了特殊安排。
　　
　　资深外长忧心忡忡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同阿拉塔斯外长会面了。我在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时，曾两次在多边场合同他会晤。阿拉塔斯外长是资深外交家，担任印尼外长长达13年，他非常重视发展对华关系。1990 年，就是他与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共同启动中国和印尼复交谈判，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担任外长期间及卸任以后，他多次来华访问或出席国际会议，为推动中印尼关系深入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可以说，阿拉塔斯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在宴会桌旁落座后，我首先对阿拉塔斯说，您担任外长已经十几年了，我刚刚当了十几天，从经验和资历上说，您是教授，我是学生。我是来向您请教的。阿拉塔斯外长听了我的话，显得有些激动。他微笑着摘下眼镜，充满深情地说，在印尼这么困难的时候，中国朋友毫不避讳，真诚援助，让我们特别感动。他接着说，阁下刚刚被任命为外长，第一次出访就选择到印尼，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视，体现了中国朋友的友好情谊。宴会自始至终就在这样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都感到十分愉快。这为第二天的会谈做了很好的铺垫。
　　我与阿拉塔斯外长的会谈安排在第二天下午2 点，地点在印尼外交部。当我在印尼外交部礼宾官的引导下走向会议室时，阿拉塔斯外长早已站在会议室门口等待着我的到来。在他身后，我看到有数十位印尼官员排成长长的一列，欢迎来自中国的客人。经过阿拉塔斯外长的介绍，我才知道原来印尼外交部在任的所有总司长（副部级，当时印尼外交部不设副部长的职务）都来出席当天的会谈，甚至包括主管行政后勤的总司长，约有二三十人，远远超过中方人数。会谈正式开始后，我和阿拉塔斯外长主要就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我首先表示，中国领导人对印尼面临的困难十分关心，可以说是感同身受。我诚恳地对阿拉塔斯外长说，近10年来，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一点不能因为发生金融危机而简单否定。包括印尼在内的一些国家虽然遇到一些困难，但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依然存在。我还鼓励他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过去。只要有关国家团结一致，增强自信，举措得当，继续为克服困难做出不懈努力，加上国际社会的帮助，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使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轨道。中国对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我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措施，以及为东南亚金融稳定所做的工作。我告诉他，为了稳定东南亚金融局势，中国政府甘愿承受损失和牺牲，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我们向有关国家提供的帮助是非常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条件。阿拉塔斯外长对我在印尼面临经济困难的特殊时刻来访感到特别高兴，用他的话说，“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对印尼兄弟般的情谊”。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印尼的经济、金融形势。
　　阿拉塔斯感谢中国对印尼的同情与支持，赞赏中国政府在危机中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他说，中国除了参加IMF对有关国家的援助计划外，还明确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向印尼提供了实际的资金物品支持和援助，对印尼帮助很大。他真诚地说，印尼十分清楚，中方这样做在经济上要付出很大代价。如果中方此时宣布人民币贬值，将使东南亚已经十分脆弱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还就缩短申请签证时间、简化人员往来手续、加强渔业合作、重新设立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等双边具体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两人在会谈时都很坦率，也谈得非常深入，加上会谈中涉及的议题较多，以至于会谈时间一再延长，原计划两个小时的会谈最终谈了4个小时，接近下午6 点才结束。原定两国外长共同会见记者的时间也相应顺延了。我和阿拉塔斯外长的这次会谈效果非常好，不仅增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个人友谊。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让我至今难忘。由于谈的时间太长了，会谈结束后我和阿拉塔斯外长不约而同地走进了卫生间。印尼的卫生间当时已采用掌压式水龙头，阿拉塔斯外长亲自给我按了水龙头，在我洗手后，还亲自递给我擦手毛巾。这样的举动在外交界是罕见的。这不仅反映出他对中国的尊重和友好，也显示出他已经发自内心地希望与我建立起个人友谊。在对外交往中，工作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真诚个人友谊往往可以对推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后多年，我和阿拉塔斯外长一直保持着友好交往。他卸任后，我们在很多场合见过面。他每次访华，我都抽出时间与他重叙旧谊。阿拉塔斯去世后，我向他的家属发去了唁电，还委托中国驻印尼大使章启月代我送去了花圈和前往印尼外交部出席阿拉塔斯的追悼活动，向他的遗孀再次转达了我的深切哀悼和亲切慰问。那次会谈结束后，我和阿拉塔斯外长共同会见记者，介绍会谈情况。后来我了解到，这次访问的有关情况多次见诸印尼报端，媒体反应积极、友好。
　　
　　铁腕总统自信满满
　　
　　13 日上午，我前往印尼总统府独立宫会见苏哈托总统。苏哈托给人的第一印象像一位学者，满头银发, 与他多年的军旅生涯和铁腕作风相比，平添了几分深沉和从容。平常他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但这次他神色略显沉重。在和我交谈的过程中，他始终神态沉稳，思路清晰。我感觉他似乎对印尼的局势很有把握，对印尼顺利走出金融危机也颇有信心。但不幸的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他对印尼的局势过于乐观，也对自己的执政地位过于自信。
　　我首先向苏哈托总统转交了江泽民主席的亲署信。江主席在信中对印尼经济面临的困难处境表示关心和同情，对印尼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表示支持，相信印尼一定会克服暂时困难。中国政府愿与印尼政府一道努力，把两国睦邻互信友好合作关系推向新的高度。苏哈托总统打开信封，取出信来认真地看了一遍后，抬起头来郑重地对我说，非常感谢江泽民主席的来信。他表示，相信江主席在这个特殊时刻派外长前来访问，一定会极大地促进两国友好，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我向苏哈托总统简要介绍了我同阿拉塔斯外长会谈的情况。我再次表达了对印尼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困难，恢复经济活力的信心，我向他重申，为实现本地区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尽快恢复信心，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苏哈托总统感谢中国做出这样艰难的决定，称赞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他告诉我，金融风暴的确对印尼30年经济建设成果造成了巨大冲击。他说，印尼经济抵御风险能力十分有限，社会上出现了信心危机。印尼政府正在为恢复信心艰苦努力。苏哈托最后说，克服危机的根本出路还是要依靠印尼自己。我十分赞同苏哈托关于印尼要自力更生的观点，并表示中方愿从印尼的实际需要出发，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实实在在地为印尼做些事。苏哈托对此再三致谢。我结束对印尼访问后不久，苏哈托总统复函江主席，介绍了印尼国内情况，并表达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合作的强烈愿望。我想，他当时肯定没有预料到，一个月后他就被迫下台了。
　　访问期间，我还看望了驻印尼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在印尼的部分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
　　长期奋斗在海外第一线的外交官们，时刻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为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利益，不仅要常年忍受着各种艰苦的生活环境、远离亲朋的孤寂，有的甚至还要面临战火、冲突和骚乱的威胁，其辛苦的程度、承受的压力和付出的牺牲是外人所无法想象的。因此，多年来我始终坚持在每次出访期间都到使馆去看望大家。当年的通讯条件远不如今天，网络也还不够发达。驻外使馆同志们很希望能经常听听国内的最新情况。我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当时国际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内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举措，鼓励大家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越要坚定信心，积极工作，努力化挑战为机遇，为推动中印尼关系的发展多作贡献。算起来，我在印尼停留总共不到48 个小时，完全是一次工作访问。时间虽短，但通过直接观察，我对印尼国内情况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归结为一点，即印尼局势充满变数。我选择在印尼深陷经济危机的困难时刻去访问，讲政策，谈支持，给援助，令印尼方面深受触动。尽管中国援助的数额有限，但不设前提条件，是十分真诚的。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也让印尼社会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蓬勃发展的中国，令很多印尼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重新思考印尼的对华政策。这次访问还产生了一个事先未曾料及的积极而重要的影响，那就是为接下来妥善处理因印尼“五月骚乱”而引发的华人华侨问题打下了良好基础。
　　
　　五月骚乱受到冲击
　　
　　尽管苏哈托对掌控政局、恢复经济保持信心，但局势还是朝着对苏哈托政府极为不利的方向发展。为向外界显示坚强稳定的执政能力，苏哈托在国内局势十分动荡的情况下，仍然决定于1998年5月初远赴埃及出席15国集团会议。苏哈托出访后，印尼反政府组织活动更加频繁。
　　5 月12 日，在雅加达西区特里萨克蒂私立大学就读的约800 名学生，在学校门口与军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身着便装混入学生队伍，被学生发现后遭到痛打，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军队从人行天桥和高速公路对面的制高点上向学生开枪，造成4 人死亡、18 人受伤。在印尼国内，这一事件被称为“5·12”流血事件。翌日，学生们不顾一切地冲出校园，与军警对峙街头。流血惨案使得社会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急剧升温。雅加达各地出现了一连串的暴力事件，车辆被毁，商铺、银行受到冲击，店主遭到殴打。这些暴力事件逐渐演变成对雅加达主要商业街的大规模哄抢和焚烧，最终酿成严重的骚乱。印尼媒体称之为“五月骚乱”。
　　“五月骚乱”中，华人不幸成为被攻击对象。被抢劫和烧毁的店铺多为华人所有，损失极为惨重，迄今无法进行完整、准确的统计。据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和人道志愿者组织后来公布的材料显示，5000 多间房屋和商店被抢劫和烧毁，多为印尼华人的财产。特别是约有168 名华人妇女遭强暴，其中20 人死亡。
　　
　　艰苦努力积极救援
　　
　　骚乱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始终密切关注印尼华人华侨的安危。外交部根据中央精神，多次召集国内有关部门召开协调会，研究对策，提出建议。驻印尼使馆为营救受难的华人华侨做了大量工作。需要说明的是，华人与华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华侨是旅居国外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华人则已加入当地国籍，从法律上说已是驻在国公民。虽然如此，从血缘上说，华人仍是我们的亲戚。周恩来总理当年曾对华人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称他们是“嫁出去的女儿”。
　　中国政府不能也不会对华人华侨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我们立即向印尼政府表明关切，指出印尼政府有责任保护华人华侨的基本权利。但同时，华人的法律地位也决定了我们不便采取撤侨等方式。对印尼华人的保护，主要还是要通过印尼政府。当务之急是要全力营救受难华人华侨同胞。我要求驻印尼使馆全体人员，想方设法帮助受到冲击的华人华侨。我们还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印尼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依法维护华人华侨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华人华侨问题，查明事实真相，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并避免类似不幸事件再次发生。根据事态的发展，我两次指示外交部发言人就“五月骚乱”发表谈话，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强调中国政府一直对印尼华人华侨所受遭遇表示强烈关切和不安。国内有关部门也予以积极配合，对愿意来中国的华人，我们一律放宽和简化入境手续，延长在华停留期限，还帮助他们解决子女来华就学等问题，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受难华人做了大量安抚工作。据中国边检部门统计，仅五六月份来华避难的印尼华人总数就超过10800 人。
　　
　　启德机场 抵埠谈话
　　
　　“五月骚乱”后两个月，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
　　我了解到印尼外长阿拉塔斯也将出席这次会议。我决定在会议期间同他会晤，就印尼华人华侨受冲击问题当面与他认真、严肃地谈一谈。
　　7 月28 日，我在马尼拉会见了阿拉塔斯。尽管我与阿拉塔斯有着良好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但在华人华侨切身利益这样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丝毫没有客气。我严肃地向他指出，印尼华人遭受冲击的事，已经在全球华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义愤。华人和其他印尼公民一样，他们的正当权益理应受到合法保护。作为印尼华人的祖籍国，我们要求印尼政府重视目前事态，采取切实措施，妥善处理，确保此类事件不再重演。阿拉塔斯外长心情沉重地表示，这是一件让印尼感到耻辱的事情。他告诉我，哈比比总统已经下令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阿拉塔斯允诺印尼政府一定将凶手绳之以法。
　　我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全球海外华人对印尼华人华侨遭受冲击一事反响越来越强烈。在香港，还有不少政界人士已经就此联名致函哈比比总统，有人甚至走上街头，强烈呼吁印尼政府善待华人华侨。中央对此高度重视，要求有关部门加紧做各方面工作，进一步保护海外华人华侨的合法权益。为此，王英凡副部长专门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传达了中央的有关精神。随着海外舆论的高涨，印尼局势和华人问题逐步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以及已经采取的各种措施。
　　东盟论坛会议闭幕后，我对马来西亚进行了短暂访问。访问期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中国政府的立场传达给全世界。考虑到我回国途中将经停香港，而香港又是媒体相对集中之地，特别是香港对印尼华人华侨在“五月骚乱”中的遭遇反应强烈，我与有关同志商量后决定调整在香港的日程，一下飞机就在香港启德机场举行一场记者会，由我本人亲自就印尼华人华侨及“五月骚乱”问题，全面、系统地发表一次公开讲话。我在吉隆坡即指示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在最短时间内将这一消息通知到香港各主要媒体，特别是华文媒体的记者。当时外交部驻港公署负责新闻工作的参赞，就是后来担任过外交部部长助理吴红波。他火速给香港各媒体打电话，通知他们几个小时后我将抵达启德机场，并在机场发表重要讲话。各媒体反应积极，迅速派记者到场。在我抵达启德机场之前，大批记者已经等待多时，挤满了整个大厅。8 月3 日下午，我乘坐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离开吉隆坡启程赴香港。由于是在启程前才做的决定，我只好利用在飞机上的时间抓紧准备。我向随团负责新闻工作的同志口述了讲话内容，之后又亲自动笔反复修改，于飞机落地前才定稿。当晚8 点走下飞机时，我对讲话稿的内容已经烂熟于心，于是决定索性脱稿讲话。我一口气对新闻界发表了35 分钟的讲话。我首先表示，对于今年5 月印尼骚乱期间针对华人华侨的暴行，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地华人社会及团体感到十分义愤，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政府对此次事件十分重视，极为关注印尼华人华侨的处境，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印尼政府惩处凶手，确保华人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我还告诉新闻界，阿拉塔斯外长坦言这件事让印尼感到耻辱。哈比比总统也认为这是一起极不人道的事件，他已经下令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印尼政府承诺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并将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对此，我们拭目以待。讲话后，我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发表谈话后不久，当晚10 点半，香港电台抢先播发了快讯，稍后香港无线、亚视等电视台也详细播发了我的讲话内容。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南华早报》、《明报》等十几家报纸对上述谈话进行了大量突出的报道和评论，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全球海外华人华侨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9 月3 日，我在南非德班出席第十二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期间，与阿拉塔斯外长会晤时，再次敦促印尼方排除干扰，加快对“五月骚乱”事件进行调查。阿拉塔斯表示，印尼政府已组织专门调查小组，将彻底查处有关事件，惩处凶手，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以史为鉴放眼未来
　　
　　客观地讲，“五月骚乱”是印尼多年来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并不是完全针对华人华侨的，也不是针对中国的，但不幸的是华人华侨在骚乱中受到的伤害最深。
　　印尼华人华侨处境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尼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我们在关注、保护印尼华人华侨正当权益的同时，还应当努力保持中印尼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正面加强对印尼政府的工作，以利于印尼华人华侨改善生存环境。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既不能对华人华侨遭受的冲击和损失视而不见，也不能因为感情用事而影响大局，导致中印尼关系倒退，更不能因为举措不当，导致印尼华人华侨陷入更大困境。
　　2002 年和2004 年，我先后两次访问印尼。访问中，每每透过车窗，看到雅加达整齐的街区和车水马龙的道路，以及新的拔地而起的一幢幢大厦，我明显感受到印尼经济已逐步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霾，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几年来，印尼华人华侨的生存环境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瓦希德政府开始对华人政策逐渐松绑，他曾公开表示自己有华人血统，卸任后还到福建泉州一带寻根问祖。
　　梅加瓦蒂总统将春节定为印尼的法定节日，农历正月初一全国放假一天。自此，印尼华族和其他民族一样，有权庆祝本民族的传统节日。苏希洛政府2006 年通过新的《国籍法》，2008 年又通过《消除种族歧视法》，取消了对华人等少数族裔的歧视性条款，正式从法律上赋予印尼华人等少数族裔平等地位。印尼后来的几任政府，不论是瓦希德总统、梅加瓦蒂总统还是苏希洛总统，都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影响，也认识到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对印尼十分重要。
　　2005 年，胡锦涛主席对印尼进行了十分成功的国事访问，与苏希洛总统共同签署了建立中印尼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印尼在东盟各国中首先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