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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们越来越倾向于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对于作家们来说，直面“此在”的现实生活，不仅是对时代变迁的认识需要，也是寻找自我、展现“小我”的一个重要途径。作家们将他们对于时代、人生的理解，通过庸常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来，使读者在文学审美体验中体会生命的沉重与轻盈。
曹海英《多多的春天》，《民族文学》2019年第3期。“70后”回族女作家曹海英是一位扎根现实的作家，她的作品多取材于细碎的日常生活，揭示了乏味生活中的压抑与温情。小说《多多的春天》以残疾女孩多多为第一人称视角，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卡布梁煤矿生活的美好回忆，表达作家对故土的眷恋和对生活的哲思。小说中的“我”是卡布梁煤炭生活区的大头娃娃，异于常人的身体状况让“我”终日将自己困于小楼上，透过窗户来观察外面鸡毛蒜皮的乏味生活。然而当卡布梁生活即将永远消失时，“我”才发现卡布梁之于“我”的重要性。卡布梁的消失，意味着近五十年热气腾腾的生活的消失，意味着精神家园的逝去。对于现代化对卡布梁的冲击，作家并没有正面强攻地去呈现，而是在缓慢而又略带伤感的文字里，将卡布梁的命运与个体的命运遭际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作家对大地逝去后人类灵魂无法寄居的担忧。如同小说中写到的那样：“这人啊，就跟尘土一样，风往哪儿刮就扬到哪儿，谁也不知道这风往哪儿扬。”作家对个体命运的迷茫，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作家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
王瑢《黑白往事》，《山花》2019年第3期。小说主要围绕父亲生病到父亲逝世的全过程而展开，看似很简单的故事，作家却能巧妙地将父母过去的情感纠葛和父亲与子女之间相互依恋的感情呈现出来，情感真挚动人。作家善于品味细节描写带来的魅力，善于感知日常生活的审美质感，比如小说中病重的父亲面对母亲的埋怨时，一如当年般倔强，他从不肯向母亲服软，而且凡事只要不顺意，便“哼”一声表达不满之意;而母亲即便有再多的怨言，只要听见父亲的“指令”，便立即停止控诉，选择忍让与妥协，伺候父亲喝水吃饭。这些小细节都浸透了作家的生命感受，细腻而温婉，以丝丝入扣的方式冲击着读者的心灵。母亲的絮叨与父亲的羸弱，似乎给读者呈现了一幅极其不和谐的画面，然而正是这样一种错位的情感表达方式，却更加彰显了父母之间相濡以沫的真情。无论是文革时代的守护，还是病重时的唠叨、照顾，母亲始终用她的方式温暖着父亲，照亮着父亲的人生之路……整体而言，小说的基调是哀而不伤的，作家在悲怆的生命体验中，凸显了人性的美好与温暖，传达给读者的是“带泪的微笑”。
周瑄璞《星期天的下午餐》，《长江文艺·好小说》2019年第4期。小说的时代氛围浓厚，主要讲述了物质匮乏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让读者在悲苦的特殊年代体会人性的温暖。小说从一桌冷掉的丰盛菜肴写起，用倒叙的方法串起主人公小龙的回忆。在计划经济年代，家庭的贫穷让小龙饱受饥饿的折磨，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舍弃自尊去食堂乞讨。在这段破败而灰暗的岁月里，程老师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每周日下午四点到程老师家饱餐一顿，成为小龙全家的必修课。值得品味的是作家无意将这种接济与被接济的关系放大化，而是用生动的细节来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尊重，双方都不提吃饭的事儿，却在相互馈赠中完成这一主题;程老师之子壮壮多年后见到功成名就的小龙，却选择不去相认，也是在间接给予对方尊重，人性的温暖在这种无形的相互尊重中流淌。作家用平凡的生活经历，展现了那些被庸常遮蔽的丰盈的生命体验。一顿饱饭不仅养育了小龙的身体，而且滋养了他的心灵，让他在困顿中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小说借用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向读者传递了作家对生活的礼赞、对生命的包容，让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体会生命的轻盈。
陈玺《欲醒之殇》，《北京文学》2019年第4期。东莞作家陈玺近年来佳作不断，无论是呈现塬上乡村风情的《塬上童年》，还是还原关中农村生活的《一抹沧桑》，都显露出作家不凡的创作功底。对时代和现实生活的关注，是陈玺小说始终不变的文学追求。陈玺的最新力作《欲醒之殇》继续将目光投向关中农村，讲述了计划生育背景下由欲望引发的生存悲剧。德胜与水秀、大粉与志宏本是两对非常和睦的夫妻，日子平淡卻温馨，但计划生育的到来将这一切彻底打破，德胜和大粉分别被结扎，成为人们眼中不完整的人。德胜的性无能让水秀在志宏的引诱下逐步堕入情欲的迷网，她游走在欲望与现实之间，欲罢不能。从表面上来看，作家似乎在讲述一个屡见不鲜的婚外情故事，实则不然，作家想要表现的是人性在现实欲望面前的挣扎与扭曲。水秀因为对情欲的放纵，成为人人喊打的小三，并间接导致了儿子的死亡;德胜对金钱的贪念，让他成为赌徒，为还巨额赌债不惜敲诈勒索志宏，最终家破人亡、锒铛入狱;“上门女婿”是牢牢贴在志宏身上的标签，也是他自卑的根源，无论是出轨水秀还是渴望水秀帮他生儿子，都只不过是男人的自尊心在作祟，这份畸形的认同也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怀揣着道德悖论，在自相矛盾的漩涡中不断堕落，他们热爱生活，也被生活所胁迫。
曹海英《多多的春天》，《民族文学》2019年第3期。“70后”回族女作家曹海英是一位扎根现实的作家，她的作品多取材于细碎的日常生活，揭示了乏味生活中的压抑与温情。小说《多多的春天》以残疾女孩多多为第一人称视角，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卡布梁煤矿生活的美好回忆，表达作家对故土的眷恋和对生活的哲思。小说中的“我”是卡布梁煤炭生活区的大头娃娃，异于常人的身体状况让“我”终日将自己困于小楼上，透过窗户来观察外面鸡毛蒜皮的乏味生活。然而当卡布梁生活即将永远消失时，“我”才发现卡布梁之于“我”的重要性。卡布梁的消失，意味着近五十年热气腾腾的生活的消失，意味着精神家园的逝去。对于现代化对卡布梁的冲击，作家并没有正面强攻地去呈现，而是在缓慢而又略带伤感的文字里，将卡布梁的命运与个体的命运遭际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作家对大地逝去后人类灵魂无法寄居的担忧。如同小说中写到的那样：“这人啊，就跟尘土一样，风往哪儿刮就扬到哪儿，谁也不知道这风往哪儿扬。”作家对个体命运的迷茫，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作家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
王瑢《黑白往事》，《山花》2019年第3期。小说主要围绕父亲生病到父亲逝世的全过程而展开，看似很简单的故事，作家却能巧妙地将父母过去的情感纠葛和父亲与子女之间相互依恋的感情呈现出来，情感真挚动人。作家善于品味细节描写带来的魅力，善于感知日常生活的审美质感，比如小说中病重的父亲面对母亲的埋怨时，一如当年般倔强，他从不肯向母亲服软，而且凡事只要不顺意，便“哼”一声表达不满之意;而母亲即便有再多的怨言，只要听见父亲的“指令”，便立即停止控诉，选择忍让与妥协，伺候父亲喝水吃饭。这些小细节都浸透了作家的生命感受，细腻而温婉，以丝丝入扣的方式冲击着读者的心灵。母亲的絮叨与父亲的羸弱，似乎给读者呈现了一幅极其不和谐的画面，然而正是这样一种错位的情感表达方式，却更加彰显了父母之间相濡以沫的真情。无论是文革时代的守护，还是病重时的唠叨、照顾，母亲始终用她的方式温暖着父亲，照亮着父亲的人生之路……整体而言，小说的基调是哀而不伤的，作家在悲怆的生命体验中，凸显了人性的美好与温暖，传达给读者的是“带泪的微笑”。
周瑄璞《星期天的下午餐》，《长江文艺·好小说》2019年第4期。小说的时代氛围浓厚，主要讲述了物质匮乏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让读者在悲苦的特殊年代体会人性的温暖。小说从一桌冷掉的丰盛菜肴写起，用倒叙的方法串起主人公小龙的回忆。在计划经济年代，家庭的贫穷让小龙饱受饥饿的折磨，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舍弃自尊去食堂乞讨。在这段破败而灰暗的岁月里，程老师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每周日下午四点到程老师家饱餐一顿，成为小龙全家的必修课。值得品味的是作家无意将这种接济与被接济的关系放大化，而是用生动的细节来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尊重，双方都不提吃饭的事儿，却在相互馈赠中完成这一主题;程老师之子壮壮多年后见到功成名就的小龙，却选择不去相认，也是在间接给予对方尊重，人性的温暖在这种无形的相互尊重中流淌。作家用平凡的生活经历，展现了那些被庸常遮蔽的丰盈的生命体验。一顿饱饭不仅养育了小龙的身体，而且滋养了他的心灵，让他在困顿中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小说借用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向读者传递了作家对生活的礼赞、对生命的包容，让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体会生命的轻盈。
陈玺《欲醒之殇》，《北京文学》2019年第4期。东莞作家陈玺近年来佳作不断，无论是呈现塬上乡村风情的《塬上童年》，还是还原关中农村生活的《一抹沧桑》，都显露出作家不凡的创作功底。对时代和现实生活的关注，是陈玺小说始终不变的文学追求。陈玺的最新力作《欲醒之殇》继续将目光投向关中农村，讲述了计划生育背景下由欲望引发的生存悲剧。德胜与水秀、大粉与志宏本是两对非常和睦的夫妻，日子平淡卻温馨，但计划生育的到来将这一切彻底打破，德胜和大粉分别被结扎，成为人们眼中不完整的人。德胜的性无能让水秀在志宏的引诱下逐步堕入情欲的迷网，她游走在欲望与现实之间，欲罢不能。从表面上来看，作家似乎在讲述一个屡见不鲜的婚外情故事，实则不然，作家想要表现的是人性在现实欲望面前的挣扎与扭曲。水秀因为对情欲的放纵，成为人人喊打的小三，并间接导致了儿子的死亡;德胜对金钱的贪念，让他成为赌徒，为还巨额赌债不惜敲诈勒索志宏，最终家破人亡、锒铛入狱;“上门女婿”是牢牢贴在志宏身上的标签，也是他自卑的根源，无论是出轨水秀还是渴望水秀帮他生儿子，都只不过是男人的自尊心在作祟，这份畸形的认同也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怀揣着道德悖论，在自相矛盾的漩涡中不断堕落，他们热爱生活，也被生活所胁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