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强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高级讲师

　　1995年，美国发生过一宗轰动全球的裁决，那就是前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O J Simpson）谋杀前妻案。在公众本以为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辛普森最终被判无罪，举世哗然。
　　尽管没有目击证人，未能找到凶器，也没有采集到清晰的指纹证据，但控方认为有充足的血液、DNA、环境证据。警方在凶案现场找到一只染血手套，之后又在辛普森住宅附近找到另一只，而其前妻曾为他买过类似的手套。更重要的是，两只手套都找到辛普森及其前妻的DNA样本，在辛普森住处发现的那一只，更找到其前妻的金发。
　　旁观者认为这几乎是铁证如山，但辛普森在法庭中试戴手套时，手套却似乎太紧，不易戴上。控方后来辩称，这是因为手套经血液浸泡，以及反复测试，缩水变形，再加上辛普森患有关节炎，而当时未服药物，致手部关节发炎肿胀，不易戴上手套。
　　结果，辛普森被判无罪释放。
　　旅美中国作家林达，当时在彼邦目赌辛普森案始末，经历了一次cultural shock（文化震撼），一次中国人的cultural shock。深刻反思后，他写了《辛普森案的启示》一书，这是一本特别写给中国人看的书，针对国人内心种种疑问，以辛普森案为起点，继而阐释美国司法制度的种种精神，诸如“无罪推定”、“司法独立”、“陪审团制度”等等。这些概念对于习惯了党政法合作无间、信奉宁枉无纵、法院判案快捷效率奇高的中国人来说，都可能是完全陌生的事物。
　　对中国人来说陌生，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习惯了被告如果“拒不认罪”，那么就“抗拒从严，罪加一等”。
　　但在英美普通法的法治传统下，任何人在被定罪前，都应被视作无罪，控方有责任在并无疑问的情况下证明被告犯了罪，而不是被告有责任证明自己清白无辜，举证责任在控方，而非辩方。这就是所谓“无罪推定”，这项对被告的保障，被形容为“贯串整个英国刑法制度的金线”。
　　德高望重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教授曾解释：“在刑事检控中，被告人面对的是整个政府架构，控方拥有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更有不同政府部门与庞大的执法机关作为后盾；被告人则往往是升斗市民，缺乏资源。于是无罪推定及较高的举证责任，正好减少控方和被告人因资源方面的不平衡而造成的不公平，从而保证公平的审讯。”
　　因此，在被定罪之前，被告是被假定为无罪的，他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不会被视为态度不好，与控方不合作，因而罪加一等。控方责任是列出证据，证明控罪站得住脚；而相反，作为辩方，他能证明自己无罪固然是好，但他甚至只是提出疑问，让陪审团认为对控方举证和控罪有合理怀疑，那么他一样可以脱罪。
　　所以在这样的法治传统下，被告“拒不认罪”，根本就是常态，那也是他的权利。
　　很多人或会认为前述这些司法原则可能对控方太过严苛，几近吹毛求疵，而对被告却过于宽松，常常让“坏人”逃脱法网。但关键是我们希望法律站在哪一个基础上？
　　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还是帮助政府执法便利？
　　是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杀一个，还是宁枉勿纵？
　　当一个平民沦为被告，在执法人员的强势之前，是如何的脆弱！如果出现品格低劣的执法人员，那么被告被诬告、被陷害、被夸大罪行的机会，就更大。
　　设想万一自己某天也会陷入类似处境，对于前述两条问题的答案，大家倾向于选择哪一个？对于司法的天秤，大家又倾向于侧向哪一方？
　　这不仅是无权无势的小民，也是位高权重的当权者都要反思的问题，毕竟“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