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9年来到莫高窟的，可以说与段先生相处了50年。这50年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讲，每个阶段都有些对我教育比较深的事情。
　　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我在美术组，段先生是美术组组长，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深厚的壁画临摹功底。我因为搞临摹，听周围老同志介绍说，段先生经常在纸上练习线描，最困难的时候在玻璃板上练习。听了这些，我感触很深。线描是临摹壁画的基本功，如果线描的基本功不好，壁画临摹就搞不好，我就向他学习，也开始练习线描。后来我看到他的作品，他的线描确实棒，在准确的基础上，还非常灵动非常活，这是不容易的。准确是大家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做到活、传神就比较难，一般人的临摹作品比较呆板，但他的临摹显得非常灵动、传神。他在当时的敦煌壁画临摹方面确实是第一把手，是最好的，对于这一点我是心服口服。因此，对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他对我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是我学习的目标，是我心里默认的老师。
　　第二阶段是“文革”期间。对我印象最深、教育最深的事情是当时段先生因为历史问题受到冲击，被下放到郭家堡农村参加劳动。他临走的时候把自己积累的许多图书捐给了公家，给了资料室。我进过他的房子，见过他自己做的柜子和书架，满满几柜子书。对搞研究的人来说，资料是很珍贵的，尤其在那个时期收集书籍是很不容易的，他用心收集的这些资料，能捐献出来，在那样的情况下，能做这件事是很不容易的， 可见他心胸很开阔。
　　这一时期还有一件跟我个人有关系的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主动给我画了一幅画，可以叫作《咏梅图》，因为画了梅花，上面还题了毛主席的诗词。他主动送给我这样一幅画，我非常感动，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因为搬了几次家，弄丢了，感到非常遗憾。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段先生当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有这么几件事对我印象很深。一是他作为领头羊带领我们打敦煌学翻身仗，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苦口婆心地对大家讲外国人如何认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种言论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种刺激和提醒。想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拿出成果才行，因此，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一股不服气、不服输的劲。他就对我们讲一定要打一场翻身仗，不断提醒和触动我们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他自己首先潜心做研究，这对我们年轻人是个激励，我们也紧随其后。我记得那时候段先生住二楼，他很刻苦，花很多时间在工作和学习上面，睡眠时间很少，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起床，我们几乎每天早上起来都能看到他窗口的灯光，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触动和激励，带动我们年轻人也积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敦煌研究院后来成立了文献研究所，在文献和石窟等方面展开全面研究工作，并在国际国内形成了一定规模。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敦煌学发展的需要，现在看来他这样做是正确的，而且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打敦煌学翻身仗这个事是敦煌研究院的大事，也是整个国家敦煌学研究事业的大事，它的效果很明显，产生的作用也很大。现在的确是翻了身了，敦煌学在国际上都是站得住脚的，这和他当年的努力有关，他在这方面是立了大功的。
　　另外，我觉得七八十年代，大约是1983年的敦煌学会成立，他担任会长之后的那段时间，敦煌研究院内形成的两种空气是最浓的，让我一直都很怀念。一个是学术空气，一个是学习空气。他担任院长，作为领导，在学术方面的领导艺术也很值得一提，这一点我很欣赏。他的特点是担任领导很有气派，不是事无巨细，而是作为业务院长，很清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就是首先要紧抓业务，搞好研究，培养人才，多出产品，将精力投入进去为敦煌学打翻身仗。对于其他事情他敢于和愿意放手，抓得起也放得开，该各部门负责的事情就放手让各个部门去做，这是作为领导比较难得的，是一种大家风范。正是他的这种领导作风，使得院内形成了很好的学术氛围。再一个是学习空气，除了抓紧搞业务、出产品之外，同时也需要跟外国人交流。1987年，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开始，段先生要求我们有条件的一定要学习外语，他自己也开始学习外语。他以前是没有学过外语的，但是因为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他就号召、鼓励大家学习。当时，大家学习的劲头很足，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学习外语的空气，包括厕所墙上都贴着英语单词，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学习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气氛。那时候在院里办了好几个外语学习班，大家都开始学习外语，有英语、日语、俄语等，根据语种不同分班，还有的根据年龄不同进行分班。我现在很怀念那段时间，我认为那是敦煌研究院蒸蒸向上，学术、学习空气最好的年代。
　　最后我想谈的就是段先生对考古工作的热心关注。他担任院长职务之后，虽然不主抓考古研究了，但是还会经常过问和关心考古所的工作，每隔一段时间会问问课题进展的情况等。段先生在工作和生活上还给予我很多帮助和照顾。（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