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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9年来到莫高窟的,可以说与段先生相处了50年。这50年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讲,每个阶段都有些对我教育比较深的事情。
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我在美术组,段先生是美术组组长,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深厚的壁画临摹功底。我因为搞临摹,听周围老同志介绍说,段先生经常在纸上练习线描,最困难的时候在玻璃板上练习。听了这些,我感触很深。线描是临摹壁画的基本功,如果线描的基本功不好,壁画临摹就搞不好,我就向他学习,也开始练习线描。后来我看到他的作品,他的线描确实棒,在准确的基础上,还非常灵动非常活,这是不容易的。准确是大家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做到活、传神就比较难,一般人的临摹作品比较呆板,但他的临摹显得非常灵动、传神。他在当时的敦煌壁画临摹方面确实是第一把手,是最好的,对于这一点我是心服口服。因此,对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他对我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是我学习的目标,是我心里默认的老师。
第二阶段是“文革”期间。对我印象最深、教育最深的事情是当时段先生因为历史问题受到冲击,被下放到郭家堡农村参加劳动。他临走的时候把自己积累的许多图书捐给了公家,给了资料室。我进过他的房子,见过他自己做的柜子和书架,满满几柜子书。对搞研究的人来说,资料是很珍贵的,尤其在那个时期收集书籍是很不容易的,他用心收集的这些资料,能捐献出来,在那样的情况下,能做这件事是很不容易的, 可见他心胸很开阔。
这一时期还有一件跟我个人有关系的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主动给我画了一幅画,可以叫作《咏梅图》,因为画了梅花,上面还题了毛主席的诗词。他主动送给我这样一幅画,我非常感动,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因为搬了几次家,弄丢了,感到非常遗憾。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段先生当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有这么几件事对我印象很深。一是他作为领头羊带领我们打敦煌学翻身仗,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苦口婆心地对大家讲外国人如何认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种言论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种刺激和提醒。想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拿出成果才行,因此,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一股不服气、不服输的劲。他就对我们讲一定要打一场翻身仗,不断提醒和触动我们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他自己首先潜心做研究,这对我们年轻人是个激励,我们也紧随其后。我记得那时候段先生住二楼,他很刻苦,花很多时间在工作和学习上面,睡眠时间很少,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起床,我们几乎每天早上起来都能看到他窗口的灯光,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触动和激励,带动我们年轻人也积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敦煌研究院后来成立了文献研究所,在文献和石窟等方面展开全面研究工作,并在国际国内形成了一定规模。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敦煌学发展的需要,现在看来他这样做是正确的,而且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打敦煌学翻身仗这个事是敦煌研究院的大事,也是整个国家敦煌学研究事业的大事,它的效果很明显,产生的作用也很大。现在的确是翻了身了,敦煌学在国际上都是站得住脚的,这和他当年的努力有关,他在这方面是立了大功的。
另外,我觉得七八十年代,大约是1983年的敦煌学会成立,他担任会长之后的那段时间,敦煌研究院内形成的两种空气是最浓的,让我一直都很怀念。一个是学术空气,一个是学习空气。他担任院长,作为领导,在学术方面的领导艺术也很值得一提,这一点我很欣赏。他的特点是担任领导很有气派,不是事无巨细,而是作为业务院长,很清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就是首先要紧抓业务,搞好研究,培养人才,多出产品,将精力投入进去为敦煌学打翻身仗。对于其他事情他敢于和愿意放手,抓得起也放得开,该各部门负责的事情就放手让各个部门去做,这是作为领导比较难得的,是一种大家风范。正是他的这种领导作风,使得院内形成了很好的学术氛围。再一个是学习空气,除了抓紧搞业务、出产品之外,同时也需要跟外国人交流。1987年,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开始,段先生要求我们有条件的一定要学习外语,他自己也开始学习外语。他以前是没有学过外语的,但是因为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他就号召、鼓励大家学习。当时,大家学习的劲头很足,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学习外语的空气,包括厕所墙上都贴着英语单词,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学习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气氛。那时候在院里办了好几个外语学习班,大家都开始学习外语,有英语、日语、俄语等,根据语种不同分班,还有的根据年龄不同进行分班。我现在很怀念那段时间,我认为那是敦煌研究院蒸蒸向上,学术、学习空气最好的年代。
最后我想谈的就是段先生对考古工作的热心关注。他担任院长职务之后,虽然不主抓考古研究了,但是还会经常过问和关心考古所的工作,每隔一段时间会问问课题进展的情况等。段先生在工作和生活上还给予我很多帮助和照顾。(根据录音整理)
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我在美术组,段先生是美术组组长,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深厚的壁画临摹功底。我因为搞临摹,听周围老同志介绍说,段先生经常在纸上练习线描,最困难的时候在玻璃板上练习。听了这些,我感触很深。线描是临摹壁画的基本功,如果线描的基本功不好,壁画临摹就搞不好,我就向他学习,也开始练习线描。后来我看到他的作品,他的线描确实棒,在准确的基础上,还非常灵动非常活,这是不容易的。准确是大家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做到活、传神就比较难,一般人的临摹作品比较呆板,但他的临摹显得非常灵动、传神。他在当时的敦煌壁画临摹方面确实是第一把手,是最好的,对于这一点我是心服口服。因此,对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他对我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是我学习的目标,是我心里默认的老师。
第二阶段是“文革”期间。对我印象最深、教育最深的事情是当时段先生因为历史问题受到冲击,被下放到郭家堡农村参加劳动。他临走的时候把自己积累的许多图书捐给了公家,给了资料室。我进过他的房子,见过他自己做的柜子和书架,满满几柜子书。对搞研究的人来说,资料是很珍贵的,尤其在那个时期收集书籍是很不容易的,他用心收集的这些资料,能捐献出来,在那样的情况下,能做这件事是很不容易的, 可见他心胸很开阔。
这一时期还有一件跟我个人有关系的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主动给我画了一幅画,可以叫作《咏梅图》,因为画了梅花,上面还题了毛主席的诗词。他主动送给我这样一幅画,我非常感动,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因为搬了几次家,弄丢了,感到非常遗憾。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段先生当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有这么几件事对我印象很深。一是他作为领头羊带领我们打敦煌学翻身仗,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苦口婆心地对大家讲外国人如何认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种言论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种刺激和提醒。想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拿出成果才行,因此,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一股不服气、不服输的劲。他就对我们讲一定要打一场翻身仗,不断提醒和触动我们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他自己首先潜心做研究,这对我们年轻人是个激励,我们也紧随其后。我记得那时候段先生住二楼,他很刻苦,花很多时间在工作和学习上面,睡眠时间很少,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起床,我们几乎每天早上起来都能看到他窗口的灯光,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触动和激励,带动我们年轻人也积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敦煌研究院后来成立了文献研究所,在文献和石窟等方面展开全面研究工作,并在国际国内形成了一定规模。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敦煌学发展的需要,现在看来他这样做是正确的,而且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打敦煌学翻身仗这个事是敦煌研究院的大事,也是整个国家敦煌学研究事业的大事,它的效果很明显,产生的作用也很大。现在的确是翻了身了,敦煌学在国际上都是站得住脚的,这和他当年的努力有关,他在这方面是立了大功的。
另外,我觉得七八十年代,大约是1983年的敦煌学会成立,他担任会长之后的那段时间,敦煌研究院内形成的两种空气是最浓的,让我一直都很怀念。一个是学术空气,一个是学习空气。他担任院长,作为领导,在学术方面的领导艺术也很值得一提,这一点我很欣赏。他的特点是担任领导很有气派,不是事无巨细,而是作为业务院长,很清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就是首先要紧抓业务,搞好研究,培养人才,多出产品,将精力投入进去为敦煌学打翻身仗。对于其他事情他敢于和愿意放手,抓得起也放得开,该各部门负责的事情就放手让各个部门去做,这是作为领导比较难得的,是一种大家风范。正是他的这种领导作风,使得院内形成了很好的学术氛围。再一个是学习空气,除了抓紧搞业务、出产品之外,同时也需要跟外国人交流。1987年,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开始,段先生要求我们有条件的一定要学习外语,他自己也开始学习外语。他以前是没有学过外语的,但是因为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他就号召、鼓励大家学习。当时,大家学习的劲头很足,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学习外语的空气,包括厕所墙上都贴着英语单词,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学习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气氛。那时候在院里办了好几个外语学习班,大家都开始学习外语,有英语、日语、俄语等,根据语种不同分班,还有的根据年龄不同进行分班。我现在很怀念那段时间,我认为那是敦煌研究院蒸蒸向上,学术、学习空气最好的年代。
最后我想谈的就是段先生对考古工作的热心关注。他担任院长职务之后,虽然不主抓考古研究了,但是还会经常过问和关心考古所的工作,每隔一段时间会问问课题进展的情况等。段先生在工作和生活上还给予我很多帮助和照顾。(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