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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一贯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不但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亲自实践，取得第一手的调查材料，而且还有许多关于调查研究的专题论述。就是在他的每篇著作中，也都随处可见他调查研究的来龙去脉。他一生中写出的许多不朽论著和对伟大事业的战略决断，都是来自他调查研究后作出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
毛泽东说：“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要求大家必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毛泽东曾经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他认为“了解情况是认识世界，掌握情况是改造世界”。
毛泽东到各地视察工作时，一面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一面还就地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他有时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问题，便及时找来当地的领导进行座谈，听他们的汇报，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同大家研究。毛泽东曾说：登门拜访这个办法，要比把大家请到北京去开会好。
请警卫战士帮助作社会调查
毛泽东不但自己经常到群众中去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还要求并教导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助他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作更广泛具体的社会调查。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经常利用警卫战士回家探亲的机会，帮助他了解农村的社会情况。当时这些战士大都来自农村，思想单纯，作风朴实，一般都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对自己土生土长的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凡是自己的所见所闻，都有清楚的记忆，而且反映情况一是一，二是二，从不添枝加叶，不是亲身经历的事情不会编造。毛泽东从他们调查的情况中，了解到全国很多地区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和悲喜交集的民间故事，听到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
1955年5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地——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前的院子里，接见在他身边担负警卫任务的解放军战士，给大家讲了关于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怎样才能作好调查研究工作的问题。他耐心地讲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首先向战士们说：“作调查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多为人民服务。”“我们各人的工作不同，有站哨的，有做别的工作的，但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说：“你们都做警卫工作，我现在想给你们加一样，不知同意不同意，就是调查工作，这个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
毛泽东看着战士们神情专注的样子，高兴地说：“大家有三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学习文化；一个是调查工作，一方面可以看家，另一方面以看家为名作调查工作。”怎样做调查工作呢？毛泽东说：“我们拟了个章程，对人要谦虚。要尊重家里边的人，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乡村干部，别摆架子。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不高兴，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高兴，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毛泽东接着就给战士们布置任务。要调查什么呢？他说，回去“调查生产的情况，生产的粮食、特产、花生、芝麻、烟叶、小米、大麦等等，生产的情况怎么样，吃的够不够……”总之，毛泽东指出，农业生产的项目多得很，数也数不清；还有群众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意见，这些都是调查的内容。
毛泽东不但要求战士们探亲回来要写出农村情况调查报告，他还把报告里的一些生动事例和遇到的问题，结合当前的政策，讲解给大家听，帮助战士们了解党的政策，解答在调查中遇到的问题，提高战士们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他还要大家回到家乡，不但作调查，还要作宣传。
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道路
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如何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虽然众说纷纭，但多是参照苏联的蓝本。毛泽东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遍了大江南北，反复不断地进行着调查研究，以求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蓝图。
1954年春，毛泽东在掌握全国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还想了解一下中央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以求各部门工作成龙配套，形成全国一盘棋，大家互相支援，消除矛盾，通力合作，更加有力地促进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可是，毛泽东日理万机，每天忙得不分昼夜，哪有那么多时间了解各部门工作情况呢？
时隔不久，纺织工业部门生产了一批革新的纺织品，产品优美，花色新颖，做工精细，深受群众欢迎，市场供不应求，拟大批生产，向国内外销售。周总理指示，送请毛主席看一看。因为花色品种很多，又不知毛主席什么时间能看，便在瀛台布置了一个展览室，以便他随时去看。
一个星期天，毛泽东散步走到瀛台，便去观看这些纺织品。展览室布置得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毛泽东看得很仔细，边看边听解说，当他得知讲解人员就是生产这些纺织品的专业人员和纺织工人时，便向他们详细了解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质量、销售以及群众的反映等情况，他们都一一向他作了汇报，还特别指着那些府绸类的花布向他报告，说这些产品质量好，式样大方，料子又薄又软，穿在身上很舒服，比当时从国外进口的花布要好得多，价钱也便宜，深受群众欢迎，准备大量生产，向国内外销售。毛泽东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搓了又搓，满意地说“很好”。他对专业人员的解说也很满意，一直看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把这次观展叫作“业余活动”，他建议那些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来进行这种“业余活动”中的调查研究。
刘少奇同志知道后，也利用饭后的休息时间，到瀛台去看了这些展品，纺织工业部钱之光部长还赶来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来观看了纺织工业部的展品。大家一边看着展品，一边听着汇报，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跟专业人员进行交谈，都很关心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也都称赞那些花布好，说怪不得市场上苏联的花布卖不出去，我们自己能生产这么漂亮的花布，不但物美而且价廉，谁不愿意买呢？并提出，我们有这么好的产品，应该大量生产，出口换机器。
纺织工业部这种汇报革新产品的做法，同时也受到中央其他部门领导人的注意，大家都希望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他们的“产品”，指导他们的工作。于是，纷纷把本部门的革新“产品”拿来向毛泽东和中央作汇报。于是，毛泽东原打算对中央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的调查研究，就这样开始了，而且使他的调查研究又增加了一种新方法。
1955年春，瀛台又布置起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的革新成果展品。4月6日，毛泽东饭后散步到了瀛台，去看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的展品。在参观过程中，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双轮双铧犁上。他看过说明，又亲自操作了一下。他说，要能够比旧犁头节省人力，提高效率就好了。这时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和几个同志赶来了，一一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在察看过程中，有时提出问题，有时指示工作。他指出：手工业很重要，它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活，要大力发展，党委要鼓励干部做好手工业的工作，手工业有许多好东西，像王麻子的刀子和张小泉的剪子，便利了群众生活，一定要帮助他们发展；手工业要更好地为农民服务，手工业也要向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发展，目标是实现农业机械化。
1956年初，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连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这些汇报中，毛泽东看到了有关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10个重大的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都是矛盾。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从而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就围绕着这个基本方针，又借鉴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了我国的经验，写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名著《论十大关系》，并在1956年4月25日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报告，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文献。
“八字宪法”的诞生
每年春华秋实季节，毛泽东总要抽出时间到各地去视察，了解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情况，帮助农民研究农业丰歉的原因，解决生产上遇到的问题，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55年秋天，毛泽东听说河北省有些地区善于种植棉花，今年的长势又很好，便到邯郸地区视察了一处棉田。他走进棉田，只见广阔的棉田枝叶茂盛，果实累累，长势喜人，细看大片棉田又划分成了许多地块。原来这是给种棉姑娘们划分的责任田，她们要在棉花的种植、管理直到收获等各方面开展生产竞赛。
正在棉田里劳动着的姑娘们看见毛泽东来了，惊喜异常，大家一声叫喊，蜂拥跑来，高兴地跳着脚争着和毛泽东握手，给毛泽东戴上了她们的遮阳草帽，争着请毛泽东看她们的责任田。毛泽东一边察看棉花，一边听她们滔滔不绝的解说，好像谁的话都说不完。毛泽东看着听着，好像发现了什么，便亲自到高矮两种棉花前分别进行仔细观察，又数了几棵棉花上各自结的棉桃，进行了比较。他问大家，高的好还是矮的好？管理高株责任田的种棉姑娘立刻回答：“高的好！”她让大家看，哪一片棉花都没有她种的棉花长得高！也有的说矮的好，还有的说两种都好，大家争论不休。有人提出请毛泽东评一评，于是大家都围成一团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首先称赞大家管理的棉田很好，又指着那块矮的棉田说，那一片棉花长得矮，可是又粗又壮，特别是棉桃结得多；当然高株的棉花生长也很茂盛，可是结的棉桃比矮的少，你们数数看，每一棵矮的都比高的结的棉桃多。应该挑选良种，争取高产，对不对？大家都被毛泽东说服了，齐声说毛泽东说得对。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到了田间临时休息的凉棚下，请他喝她们防暑的绿豆汤，有的还跑回家去拿来了自己生产的花生和红枣，请毛泽东和大家吃，都争着向毛泽东报告她们种植棉花的情况。这时村支部书记跑来了，他高兴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真想不到毛主席会到这里来看他们种的棉花！便向毛泽东报告了全村的生产情况和群众的干劲，又向毛泽东保证，明年一定要增产！毛泽东听了汇报很高兴，并指出：大平原的农业生产要关心水利和施肥，还有改造盐碱地等问题；又称赞大家种的棉花很好，个个都是种棉能手，还要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农业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还鼓励种棉姑娘们，要很好地研究和提高植棉技术，努力增加生产。
为了发展农业，帮助农民学习科学种田，毛泽东总结了多年来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经验，汇集研究了我国农民历年来的耕作方法和实际效果，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并对每一条都作了详细说明，以求提高农业耕作技术，保持农业不断地增产。“八字宪法”是来自群众经验的总结，深受农民的欢迎。毛泽东一面让农民在现有耕作基础上试行和提高，一面自己还在继续进行核查研究。
血吸虫病就这样被发现和消灭了
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有把问题解决了，才算达到了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1955年仲夏，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一路从北向南，有时细察，有时访问。到了杭州，又请来了几位同志开会。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搞其他活动，便让部分同志帮助他去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的生活情况。
同行的几个同志出发，到杭州郊区的余杭地区去访问。他们走到田头，群众正忙着整理稻田。在池塘边的树荫下，有一个粗壮的农民，依着树干仰天半躺在那里，眼里满含泪水，呆望着天空。前来访问的同志问他有什么为难的事，为什么不下田去劳动。他看看来人，摇摇头闭上了眼睛，泪水滴在胸前。这时来访的同志才注意到，他的腹部鼓胀，颈部粗肿，可知行动困难，分明是病倒了。问他得了什么病，他只是摇头流泪，大家说明是特意来这里访问的，又问他有什么困难。
他抹掉泪水，勉强挺一挺身子说：家里几代人都是贫苦农民，在旧社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自己靠打工养活父母，还要逃避国民党抓壮丁。好不容易盼到解放，实行了土改，分到了田地，不愁吃不愁穿了，过上了好生活，真是说不尽的快活，全家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说着说着，忽然，他刚刚兴奋起来的情绪又低沉下来，有气无力地唉叹：可惜好日子不长，自己害了大肚子病（这是当地群众的叫法，即血吸虫病），使得他力不从心，有了田也不能种，成了废人。本打算一死了之，可仔细一想，全国都解放了，自己不但分了田，说话也挺起了腰杆，好日子才开头，要是白白地死了，实在对不起共产党毛主席的大恩大德！
大家对这位老实憨厚的农民都十分同情，劝他不要难过，要先把病治好。他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你们外地人不知道，这是我们这里的地方病，只要得了这种病，就是有钱也没办法治好，本地人祖祖辈辈都受这个害！”他声泪俱下，难过极了。大家向他解释：如今全国解放了，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各种困难，来建设咱们的国家，你们的病也会有办法治好的。
回到住地后，大家把这个农民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他说，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江南一些地方，长期以来，都有一些地方病危害人民的健康，情况很严重，血吸虫病对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帮助人民解除苦难，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斗争了！
毛泽东对此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先后同上海市委和华东地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据初步的调查了解，正如后来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指出的那样：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遍及南方12个省、市，患病人数约1000多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以上，轻则丧失劳动能力，重则死亡。患病的妇女不能生育，病区人口减少，生产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家破人亡。如江西省丰城县的梗头村，100多年前有1000多户，到1945年只剩下2人，其中死于血吸虫病的占90％；安徽省贵池县的碾子下村，100多年前有120户，现在只有曹金雨一户4口人，其中3人仍患血吸虫病。血吸虫病已成为我国现有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病害，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危及到民族的健康和繁荣。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他指出，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1000多万人受害，1亿人民受威胁，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动员人人动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决定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马上开展工作。
11月23日至25日，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以及防治研究等具体问题。
于是，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很快就在全国有血吸虫病的地区开展起来，边治疗，边预防，既治标，又治本，全面展开了工作。
全国各地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无私支援，更加鼓舞了灾区人民的信心和决心。
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他一面号召、部署和检查这项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一面又去向有关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意见与科学方法。
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1956年3月3日，毛泽东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2月28日写给他的信：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采用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土埋灭螺容易复出。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卫生部徐永北同志，请这位专家参加本年３月准备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并查询了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
1956年，毛泽东接见了广东省从事血防工作的陈心陶教授，听取他对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见。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又特意向有关专家询问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
1958年，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专门到省博物馆察看了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图，查询进展情况，促其实现。
从1955年到1958年，三年过去，血吸虫病的发病率降低了，有些地方的血吸虫病患者逐渐恢复了健康。捷报频传，人民一片欢腾。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
消息传来，人们欢呼：中国人民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不管是天灾人祸还是牛鬼蛇神，什么都不怕！
毛泽东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消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当旭日临窗时，他凭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挥写成七律二首《送瘟神》的不朽诗篇。正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责编 雷蕾）
毛泽东说：“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要求大家必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毛泽东曾经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他认为“了解情况是认识世界，掌握情况是改造世界”。
毛泽东到各地视察工作时，一面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一面还就地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他有时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问题，便及时找来当地的领导进行座谈，听他们的汇报，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同大家研究。毛泽东曾说：登门拜访这个办法，要比把大家请到北京去开会好。
请警卫战士帮助作社会调查
毛泽东不但自己经常到群众中去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还要求并教导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助他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作更广泛具体的社会调查。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经常利用警卫战士回家探亲的机会，帮助他了解农村的社会情况。当时这些战士大都来自农村，思想单纯，作风朴实，一般都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对自己土生土长的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凡是自己的所见所闻，都有清楚的记忆，而且反映情况一是一，二是二，从不添枝加叶，不是亲身经历的事情不会编造。毛泽东从他们调查的情况中，了解到全国很多地区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和悲喜交集的民间故事，听到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
1955年5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地——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前的院子里，接见在他身边担负警卫任务的解放军战士，给大家讲了关于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怎样才能作好调查研究工作的问题。他耐心地讲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首先向战士们说：“作调查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多为人民服务。”“我们各人的工作不同，有站哨的，有做别的工作的，但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说：“你们都做警卫工作，我现在想给你们加一样，不知同意不同意，就是调查工作，这个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
毛泽东看着战士们神情专注的样子，高兴地说：“大家有三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学习文化；一个是调查工作，一方面可以看家，另一方面以看家为名作调查工作。”怎样做调查工作呢？毛泽东说：“我们拟了个章程，对人要谦虚。要尊重家里边的人，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乡村干部，别摆架子。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不高兴，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高兴，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毛泽东接着就给战士们布置任务。要调查什么呢？他说，回去“调查生产的情况，生产的粮食、特产、花生、芝麻、烟叶、小米、大麦等等，生产的情况怎么样，吃的够不够……”总之，毛泽东指出，农业生产的项目多得很，数也数不清；还有群众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意见，这些都是调查的内容。
毛泽东不但要求战士们探亲回来要写出农村情况调查报告，他还把报告里的一些生动事例和遇到的问题，结合当前的政策，讲解给大家听，帮助战士们了解党的政策，解答在调查中遇到的问题，提高战士们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他还要大家回到家乡，不但作调查，还要作宣传。
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道路
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如何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虽然众说纷纭，但多是参照苏联的蓝本。毛泽东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遍了大江南北，反复不断地进行着调查研究，以求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蓝图。
1954年春，毛泽东在掌握全国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还想了解一下中央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以求各部门工作成龙配套，形成全国一盘棋，大家互相支援，消除矛盾，通力合作，更加有力地促进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可是，毛泽东日理万机，每天忙得不分昼夜，哪有那么多时间了解各部门工作情况呢？
时隔不久，纺织工业部门生产了一批革新的纺织品，产品优美，花色新颖，做工精细，深受群众欢迎，市场供不应求，拟大批生产，向国内外销售。周总理指示，送请毛主席看一看。因为花色品种很多，又不知毛主席什么时间能看，便在瀛台布置了一个展览室，以便他随时去看。
一个星期天，毛泽东散步走到瀛台，便去观看这些纺织品。展览室布置得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毛泽东看得很仔细，边看边听解说，当他得知讲解人员就是生产这些纺织品的专业人员和纺织工人时，便向他们详细了解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质量、销售以及群众的反映等情况，他们都一一向他作了汇报，还特别指着那些府绸类的花布向他报告，说这些产品质量好，式样大方，料子又薄又软，穿在身上很舒服，比当时从国外进口的花布要好得多，价钱也便宜，深受群众欢迎，准备大量生产，向国内外销售。毛泽东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搓了又搓，满意地说“很好”。他对专业人员的解说也很满意，一直看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把这次观展叫作“业余活动”，他建议那些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来进行这种“业余活动”中的调查研究。
刘少奇同志知道后，也利用饭后的休息时间，到瀛台去看了这些展品，纺织工业部钱之光部长还赶来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来观看了纺织工业部的展品。大家一边看着展品，一边听着汇报，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跟专业人员进行交谈，都很关心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也都称赞那些花布好，说怪不得市场上苏联的花布卖不出去，我们自己能生产这么漂亮的花布，不但物美而且价廉，谁不愿意买呢？并提出，我们有这么好的产品，应该大量生产，出口换机器。
纺织工业部这种汇报革新产品的做法，同时也受到中央其他部门领导人的注意，大家都希望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他们的“产品”，指导他们的工作。于是，纷纷把本部门的革新“产品”拿来向毛泽东和中央作汇报。于是，毛泽东原打算对中央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的调查研究，就这样开始了，而且使他的调查研究又增加了一种新方法。
1955年春，瀛台又布置起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的革新成果展品。4月6日，毛泽东饭后散步到了瀛台，去看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的展品。在参观过程中，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双轮双铧犁上。他看过说明，又亲自操作了一下。他说，要能够比旧犁头节省人力，提高效率就好了。这时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和几个同志赶来了，一一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在察看过程中，有时提出问题，有时指示工作。他指出：手工业很重要，它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活，要大力发展，党委要鼓励干部做好手工业的工作，手工业有许多好东西，像王麻子的刀子和张小泉的剪子，便利了群众生活，一定要帮助他们发展；手工业要更好地为农民服务，手工业也要向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发展，目标是实现农业机械化。
1956年初，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连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这些汇报中，毛泽东看到了有关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10个重大的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都是矛盾。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从而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就围绕着这个基本方针，又借鉴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了我国的经验，写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名著《论十大关系》，并在1956年4月25日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报告，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文献。
“八字宪法”的诞生
每年春华秋实季节，毛泽东总要抽出时间到各地去视察，了解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情况，帮助农民研究农业丰歉的原因，解决生产上遇到的问题，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55年秋天，毛泽东听说河北省有些地区善于种植棉花，今年的长势又很好，便到邯郸地区视察了一处棉田。他走进棉田，只见广阔的棉田枝叶茂盛，果实累累，长势喜人，细看大片棉田又划分成了许多地块。原来这是给种棉姑娘们划分的责任田，她们要在棉花的种植、管理直到收获等各方面开展生产竞赛。
正在棉田里劳动着的姑娘们看见毛泽东来了，惊喜异常，大家一声叫喊，蜂拥跑来，高兴地跳着脚争着和毛泽东握手，给毛泽东戴上了她们的遮阳草帽，争着请毛泽东看她们的责任田。毛泽东一边察看棉花，一边听她们滔滔不绝的解说，好像谁的话都说不完。毛泽东看着听着，好像发现了什么，便亲自到高矮两种棉花前分别进行仔细观察，又数了几棵棉花上各自结的棉桃，进行了比较。他问大家，高的好还是矮的好？管理高株责任田的种棉姑娘立刻回答：“高的好！”她让大家看，哪一片棉花都没有她种的棉花长得高！也有的说矮的好，还有的说两种都好，大家争论不休。有人提出请毛泽东评一评，于是大家都围成一团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首先称赞大家管理的棉田很好，又指着那块矮的棉田说，那一片棉花长得矮，可是又粗又壮，特别是棉桃结得多；当然高株的棉花生长也很茂盛，可是结的棉桃比矮的少，你们数数看，每一棵矮的都比高的结的棉桃多。应该挑选良种，争取高产，对不对？大家都被毛泽东说服了，齐声说毛泽东说得对。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到了田间临时休息的凉棚下，请他喝她们防暑的绿豆汤，有的还跑回家去拿来了自己生产的花生和红枣，请毛泽东和大家吃，都争着向毛泽东报告她们种植棉花的情况。这时村支部书记跑来了，他高兴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真想不到毛主席会到这里来看他们种的棉花！便向毛泽东报告了全村的生产情况和群众的干劲，又向毛泽东保证，明年一定要增产！毛泽东听了汇报很高兴，并指出：大平原的农业生产要关心水利和施肥，还有改造盐碱地等问题；又称赞大家种的棉花很好，个个都是种棉能手，还要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农业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还鼓励种棉姑娘们，要很好地研究和提高植棉技术，努力增加生产。
为了发展农业，帮助农民学习科学种田，毛泽东总结了多年来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经验，汇集研究了我国农民历年来的耕作方法和实际效果，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并对每一条都作了详细说明，以求提高农业耕作技术，保持农业不断地增产。“八字宪法”是来自群众经验的总结，深受农民的欢迎。毛泽东一面让农民在现有耕作基础上试行和提高，一面自己还在继续进行核查研究。
血吸虫病就这样被发现和消灭了
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有把问题解决了，才算达到了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1955年仲夏，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一路从北向南，有时细察，有时访问。到了杭州，又请来了几位同志开会。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搞其他活动，便让部分同志帮助他去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的生活情况。
同行的几个同志出发，到杭州郊区的余杭地区去访问。他们走到田头，群众正忙着整理稻田。在池塘边的树荫下，有一个粗壮的农民，依着树干仰天半躺在那里，眼里满含泪水，呆望着天空。前来访问的同志问他有什么为难的事，为什么不下田去劳动。他看看来人，摇摇头闭上了眼睛，泪水滴在胸前。这时来访的同志才注意到，他的腹部鼓胀，颈部粗肿，可知行动困难，分明是病倒了。问他得了什么病，他只是摇头流泪，大家说明是特意来这里访问的，又问他有什么困难。
他抹掉泪水，勉强挺一挺身子说：家里几代人都是贫苦农民，在旧社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自己靠打工养活父母，还要逃避国民党抓壮丁。好不容易盼到解放，实行了土改，分到了田地，不愁吃不愁穿了，过上了好生活，真是说不尽的快活，全家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说着说着，忽然，他刚刚兴奋起来的情绪又低沉下来，有气无力地唉叹：可惜好日子不长，自己害了大肚子病（这是当地群众的叫法，即血吸虫病），使得他力不从心，有了田也不能种，成了废人。本打算一死了之，可仔细一想，全国都解放了，自己不但分了田，说话也挺起了腰杆，好日子才开头，要是白白地死了，实在对不起共产党毛主席的大恩大德！
大家对这位老实憨厚的农民都十分同情，劝他不要难过，要先把病治好。他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你们外地人不知道，这是我们这里的地方病，只要得了这种病，就是有钱也没办法治好，本地人祖祖辈辈都受这个害！”他声泪俱下，难过极了。大家向他解释：如今全国解放了，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各种困难，来建设咱们的国家，你们的病也会有办法治好的。
回到住地后，大家把这个农民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他说，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江南一些地方，长期以来，都有一些地方病危害人民的健康，情况很严重，血吸虫病对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帮助人民解除苦难，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斗争了！
毛泽东对此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先后同上海市委和华东地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据初步的调查了解，正如后来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指出的那样：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遍及南方12个省、市，患病人数约1000多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以上，轻则丧失劳动能力，重则死亡。患病的妇女不能生育，病区人口减少，生产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家破人亡。如江西省丰城县的梗头村，100多年前有1000多户，到1945年只剩下2人，其中死于血吸虫病的占90％；安徽省贵池县的碾子下村，100多年前有120户，现在只有曹金雨一户4口人，其中3人仍患血吸虫病。血吸虫病已成为我国现有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病害，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危及到民族的健康和繁荣。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他指出，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1000多万人受害，1亿人民受威胁，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动员人人动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决定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马上开展工作。
11月23日至25日，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以及防治研究等具体问题。
于是，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很快就在全国有血吸虫病的地区开展起来，边治疗，边预防，既治标，又治本，全面展开了工作。
全国各地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无私支援，更加鼓舞了灾区人民的信心和决心。
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他一面号召、部署和检查这项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一面又去向有关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意见与科学方法。
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1956年3月3日，毛泽东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2月28日写给他的信：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采用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土埋灭螺容易复出。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卫生部徐永北同志，请这位专家参加本年３月准备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并查询了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
1956年，毛泽东接见了广东省从事血防工作的陈心陶教授，听取他对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见。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又特意向有关专家询问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
1958年，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专门到省博物馆察看了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图，查询进展情况，促其实现。
从1955年到1958年，三年过去，血吸虫病的发病率降低了，有些地方的血吸虫病患者逐渐恢复了健康。捷报频传，人民一片欢腾。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
消息传来，人们欢呼：中国人民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不管是天灾人祸还是牛鬼蛇神，什么都不怕！
毛泽东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消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当旭日临窗时，他凭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挥写成七律二首《送瘟神》的不朽诗篇。正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