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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5-06-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埃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编号：13BSS004）。
[作者简介] 王恋恋（1988-），女，山西泽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层面的建构进程就是主权在民、宪法至上以及政治多元等政治理念从思想化、文本化和标签化逐渐走向现实化、实践化和本质化的过程。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在政治层面上看似混乱无序，却包含着新的社会经济内容，孕育着新的政治秩序。从现代民族国家和政治现代化的视角来看，自由主义时代埃及的政治层面经历了从殖民统治到主权独立的初步实现、从传统封建制度到宪法政治的确立、从君主专制到多元政治的初步实践三个阶段的政治建构进程。宪政实践为埃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民主、自由、宪法、议会、政党等诸多现代政治理念和宪政实践经验。因此，自由主义时代作为埃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亦构成埃及政治从君主专制向共和政体转变的过渡阶段。
[关键词] 埃及； 自由主义时代； 现代民族国家；宪政实践
[中图分类号] K411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4-0055-08
1919年的宪政运动中，埃及民众在国内民族精英的带领下同英国殖民者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迫使英国于1922年承认埃及的主权独立地位，成为埃及近代史的转折点，也是埃及民众开创自身历史实现民族自决的开端[1]35。尽管此时埃及的独立地位仍是不完整的，但这毕竟是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性成果，也为埃及政治精英推动埃及彻底独立和宪政实践以复兴埃及提供了政治平台。此前，阿里王朝和英国殖民时代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促使埃及民众对各个部落、村落、地方、种姓的认同逐渐转向了对统一主权国家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埃及政府建立了受中央政府监督控制的地方政权，保障了埃及中央政府的权力得以实现。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埃及新政府还是埃及国内的各类组织，都在积极地挥舞民族主义的旗帜，倡导建立一个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2]。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在政治层面建构的核心即政治的民主化。然而，尖锐的民族矛盾、封建制度濒临崩溃、民众政治的觉醒，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埃及自由主义时代政治民主化的内容：从殖民统治到主权独立的初步实现、从传统封建制度到宪法政治的确立、从君主专制到多元政治的初步实践。
一、从殖民统治到主权独立的初步实现
伊斯玛仪（1863～1879年在位）统治后期，一味的推行西化道路，逐步将埃及引上了一条西化与殖民化错综交织的历史道路，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混合法庭和欧洲内阁的建立，标志着埃及国家主权的丧失和政治层面殖民化的开始，激起了国内各阶层民众的激烈反对。1881年，以奥拉比为首的埃及土著军官发动兵变，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强调埃及超越宗教界限形成政治联合，以共同抵抗英国的入侵，可谓埃及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争取国家主权独立的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然而，这场运动却在英国的武装干涉下失败了。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全面把持埃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外交，埃及阿里家族的统治名存实亡，英国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统治者，埃及则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作为埃及历史上民族主义思想的初次实践，也为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积累了一定经验和基础[3]57。
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一方面试图将埃及彻底变成其海外附属国，政治上把持政府解散议会，经济上将埃及作为廉价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军事上裁减军队削弱其军事力量。一战初期，英国将埃及置为自己的“保护国”，对埃及极尽搜刮导致埃及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广大埃及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加上英国殖民者的剥削掠夺，迫使埃及民众投入了民族解放事业，同英国殖民者展开斗争，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推动了世俗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4]511。1906年，“丁沙微事件”中英军的暴行更是加剧了埃及的民族矛盾。
一战结束之时，面对埃及政府提出主权完全独立、取消英国殖民统治的合理要求，英国政府本应践行承诺取消埃及“保护国”的身份。然而，庞大的殖民利益决定了英国不会心甘情愿放弃对埃及的殖民统治[5]273，面对英国政府的不断推诿拒绝，萨阿德·柴鲁尔为首的一批政治精英下决心夺回埃及的领导权[6]8。这批政治精英往往身兼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双重身份，税收财政政策的稳定、人口增长、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的扩大，也推动了这批人实力的增长。然而，他们却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为了获得政治主导和更多的经济权益，埃及的政治精英急切地开始寻求机会夺回国家的统治权[7]。1918年11月23日，柴鲁尔为首的代表团引导埃及民众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请愿活动，学生、工人、农民、妇女以及科普特人团结在一起支持代表团，推动华夫托（意为代表团）成为一个正式的组织[8]67。这次请愿签名运动很快在埃及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引起英国殖民者的极度恐慌，英国随即出动军队逮捕了柴鲁尔、伊斯玛仪·赛义德、穆罕默德·马哈麦德等人，并将他们流放到了马耳他群岛。英军对华夫托领袖的暴行激起了埃及民众的激烈反抗，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英国殖民者却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对待示威群众，愤怒的民众开始攻击欧洲人驻扎和居住的地方，人们再也不愿忍受欧洲人制定的殖民规则和各种特权[6]68。埃及民众声势浩荡的游行示威迫使英国不得不释放了柴鲁尔等人。当柴鲁尔满怀希望巴黎和会可以给予埃及独立地位时，却发现自己在巴黎和会上得不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同情和关心[8]70。消息传来，群情激奋，以致受命来调查埃及“骚乱”原因的米尔纳调查团遭到埃及各界人士的抵制，英埃谈判被迫重启。1920年7月，柴鲁尔率团赴伦敦进行谈判，由于柴鲁尔断然拒绝英国提出的在埃及驻扎军队、干涉司法、英国公民优先地位等无理要求，英国再次逮捕了柴鲁尔等人，埃及人民随即又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英斗争。最终迫使英国政府于1922年2月28日发表声明，放弃对埃及的保护，承认埃及的独立，1919年宪政革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1922年，图坦卡蒙墓室为埃及新的民族主义政府提供了一个民族认同强有力的证据。华夫托政府为了维持埃及的民族凝聚力，还拒绝了英国政府要求占有此次考古发现50%成果的提议，显示了埃及现代民族国家新政府的权威[2]182。 1919年宪政运动为以华夫托为代表的埃及上层精英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和合法性，也直接推动了埃及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进程，以大地产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上层政治精英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后，推行宪政主义政治实践，诸如颁布宪法、议会选举以及政党政治等创造了政治平台，亦为新兴社会势力问鼎政坛和角逐权力提供了必要的外在形式。因此，埃及1919年革命包含着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双重内涵。此外，作为民族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伊斯兰现代主义也初露端倪，民族主义的大旗始终在伊斯兰改革主义者和世俗政治家之间交替着[9]。埃及虽然在名义上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在政治军事诸多方面仍受到英国牵制，埃及国内也存在着实力强大的宫廷势力，在完全取得主权国家地位和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埃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同英国斗争胜利之后，新成立的埃及民族主义宪政政府开始展开独立自主国家的外交姿态，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利益来处理其内政外交事宜[10]。尽管埃及自由主义时代外交层面总体来说依附于英国，在同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独特特征，尤其在同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中。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对阿拉伯世界事务的态度经历了从20年代的冷漠，30年代的热心关注，到40年代的逐步参与的过程。20年代，国内矛盾制约着埃及的外交政策，使其无暇参与到阿拉伯事务中。30年代初，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在耶路撒冷召开的国际伊斯兰大会，此时埃及的西德基政府对大会的态度仍抱以消极的态度，作为西德基政府的反对派华夫托为了扩大国内民众的支持，排斥西德基政权，对大会的召开和倡导十分支持。大会中埃及派出的几位代表：自由党领袖穆罕默德·阿鲁巴，华夫托的拉赫曼·阿扎姆和思想家拉希德·里达，作为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对大会的成功举办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时任埃及首相的西德基访问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这是埃及自独立以来首次访问邻国。而后的马希尔和纳哈斯两届内阁明确了埃及地区政策，不断加强埃及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参与程度。30年代后期法鲁克国王成为主导埃及政坛的主要力量，王党成员开始极力塑造法鲁克作为伊斯兰世界哈里发的形象，尽管这项努力并未使法鲁克成为阿拉伯哈里发，却为而后埃及致力于阿拉伯团结和合作的地区政策以及埃及在阿拉伯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调。1936年爆发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更成为了推动埃及卷入地区事务的催化剂。埃及民众、学生和各类组织纷纷呼吁埃及援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要求英国介入，制止犹太人的移民，而刚刚签订“1936年英埃条约”的纳哈斯政府也积极地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但拒绝作为多边调停的一边，以保持埃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优先和主导地位。1943年由华夫托内阁领导的埃及政府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出参加9月～10月在亚历山大举行的大会的邀请，此次大会通过的《亚历山大草案》，成为阿拉伯国家联合的纲领性的文件。埃及作为这场国际会议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会议上有自己的政治考量，例如，它不提倡阿拉伯各国政治结盟的制度化，坚决反对伊拉克倡导的新月地带阿拉伯国家联盟，在阿拉伯国家谈判协商的过程中积极的扮演着调停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尽管在亚历山大会议中各个国家在阿拉伯联盟问题上都有所保留，但《亚历山大草案》为新的联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为各国之间进一步协商制定了联盟条例[11]。1944年10月，华夫托内阁垮台之后，由萨阿德党领袖艾哈迈德·马希尔为首相的联合政府上台执政，新的政府在外交方面继续推动阿拉伯国家联合。1945年2月，阿拉伯国家代表相继来到开罗召开会议商议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的具体建构，会议最后形成一个《阿拉伯国家联盟合约》，此次会议被埃及政界视为走向真正的阿拉伯国家联合的第一步，也标志着埃及成为了阿盟无可替代的核心。埃及国内的反对派对此次会议形成的阿盟存在着诸多不足提出了批评，诸如，一些反对派提出合约的附件中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消极的态度，不利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彻底解决，在安全问题上的过度谨慎也不利于阿盟的发展。尽管如此，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和战后民族解放浪潮推动下成立的阿盟，毕竟标志着现代埃及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的历史性转折，为之前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疏远的埃及提供了一个加强联系的强有力的纽带，而埃及作为阿盟毫无疑问的领袖积极地协调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也为纳赛尔时期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奠定了基础，在埃及外交理念和政策成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从传统封建制度到宪法政治的确立
宪法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立国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原则，也是国家内部政治势力间相互制衡的产物。宪法的重要性决定了独立之初的埃及各方势力在围绕立宪问题中的激烈斗争。1923年的头三个月，关于宪法起草的争论充斥着整个埃及政府。来自埃及各大政治团体的精英组成了选举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大纲，临时内阁组织大选，准备实施宪政。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埃及政坛国王、立宪政党和英国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华夫托党为主的民族精英希望通过推行议会民主制，限制国王的特权，继而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机构；国王福阿德坚持专制君主广泛的特权，极力排斥华夫托等立宪政党和英国对其权势的干预，福阿德国王虽未能直接参与宪法委员会的起草工作，却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尽量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左右宪法的起草工作；“英国一方面限制国王福阿德君主专制权力，另一方面也不愿意让华夫托党大权独揽”[6]154，因此英国虽然反对埃及政坛出现独裁专制政权，推动福阿德国王签署宪法草案，“却也为国王提供了某些重要合法性……以便借以粉碎一些民族主义人士倡导的限制英国特权的运动”[12]。“1923年宪法”是国王、立宪政党和英国三方势力在宪政理想和半独立现实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
各方围绕立宪问题展开一系列谈判斗争之后，最终于1923年4月19日颁布了“1923年宪法”规定：“埃及的一切权力归国家所有”，埃及是“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立法权由国王和议会共享；议会分上下院，上院议员任期10年，下议院任期5年；国王可指派上院2/5的席位，剩余3/5的上院席位和下院全体则在全体男性公民中进行公选；所有公民均可“享有平等自由权利”。宪法条款中虽规定埃及实行宪政君主制，却赋予国王过多权力，为接下来国王破坏议会、解散内阁、干预选举埋下了隐患。“而且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埃及民族和国家没有真正自治的权力，因此这部宪法是在被奴役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宪法，丧失了其本身的宪政意义和实际的政治作用。”[13]尽管如此，这部宪法仍不失其历史进步意义，它的颁布表明了埃及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影响着埃及国家的政治生活，宪法中的公众意识和民选政府的权威都被着重体现出来，赋予埃及人民开放而自由的选举权，为埃及主权在民、宪法至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理念的实现奠定了基础。1924年1月12日，在华夫托党、自由立宪党以及自由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埃及顺利举行了首次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几乎是预知的，华夫托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151个席位，只给自由立宪党留了7个，柴鲁尔出任政府首脑，组成了自由主义时代第一届选举政府。“（柴鲁尔）上台后，撤换了原来土耳其切尔克斯精英，代之以埃及民族精英，这些人从那时起就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要的统治因素。”[14]99议会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包括农业灌溉技术问题、乡村问题、高等教育问题以及工人工资问题等。柴鲁尔相信他领导的埃及新内阁最大的使命就是要达成英埃协定，废除四项保留条件，把埃及人民从英国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结束英国干预埃及内政的局面。 自由时代初期，无论是在1923年围绕立宪问题的斗争，还是1924年举行的第一次议会选举，都表明了这一阶段精英政治主导下的政党政治在埃及政治建构中仍处于鼎盛时期，埃及的各方势力亦以合作妥协为主，彼此之间都尽量避免正面冲突。私下里，福阿德国王将柴鲁尔比喻成一个女人：“你可以用微笑和玫瑰赢得他的欢心。”柴鲁尔对福阿德的看法是：“我们仍旧需要他的权威。”[6]164然而，表面的平静掩盖不了各个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第一届议会成立不久，1924年11月由于英驻苏丹总督、埃军总司令李·斯塔克在开罗遇刺身亡，英国要求柴鲁尔辞职，福阿德国王亦伺机破坏宪政体制，解散议会，削弱华夫托等精英政党的力量。1925年议会再次举行选举，华夫托党再次获胜，柴鲁尔出任议会议长，福阿德却控制新政府修改选举程序，排斥精英政党，组成清一色的王党内阁。1928年福阿德再次制造事端解散议会，在1929年恢复的议会选举中，华夫托党新的领导人纳哈斯出任首相组成第二届华夫托党内阁，1930年福阿德国王再次解散华夫托党内阁，随后支持人民党领袖西德基出任首相，废除“1923年宪法”，并颁布新的宪法加强君主地位，恢复专制独裁的君主统治。
至此，国王破坏宪政，践踏民主的行径达到了高潮，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在华夫托的支持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荡的护法运动。华夫托还组织了议员的请愿活动，将埃及独立事宜视为国务之重，要求在同英国的斗争中国王的步调需同华夫托党领导的议会保持一致[6]100。直到1935年，国王才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宣布恢复1923年宪法和1924年规定的选举程序。“1936年英埃协定”的签订随即成为了国王、英国以及各个政党之间激烈角逐的另一个契机，也是自由主义时代精英政治衰落的开始。在这个协定中，埃及取得了比1922年协定更多的权力，最大程度上结束了英国在埃及的占领，英国还将支持埃及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国际联盟。一方面，主导谈判的华夫托认为“1936年英埃协定”是他们努力抗争取得的“充满尊严和独立”的成果，为协议中取得的更多“独立”权力沾沾自喜。另一方面，条约中诸如对英军驻扎苏伊士运河合法化、英军承担埃及军队的训练和装备提供，英国派驻总督独掌苏丹军政大权等条款，却引起了埃及人民的强烈不满，法鲁克国王便借助此时国内的不满浪潮同华夫托党展开了斗争。从1936年起，华夫托党的民族主义旗手的形象已然摇摇欲坠，在国内政治势力的权力角逐中逐步衰落了。
自由主义时代初期精英政治之所以在同国王和外部势力的较量中暂时取得了优势，源于在民族解放斗争和反对专制的民主主义斗争中积攒的人气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民族主义思潮感染下的人民大众拥戴华夫托，在他们看来，柴鲁尔才是他们的代言人[14]99。然而，尽管民众拥护华夫托党，其精英色彩却决定了不会广泛地发动群众，而是“采取非革命的斗争方式，所以无论在反对王室的斗争中，或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华夫托党都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15]，同时，“意见分歧和动员力量的不对称性又削弱了埃及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力量”[16]。自由主义时代主导埃及政坛的以华夫托党为主的精英政党，只是社会上层精英争夺权力操控议会选举的政治工具，根本无意推动埃及政治层面的民主化进程，具有强烈的精英色彩和“非民众性，无力完成实现民族独立进而为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4]529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上半期的埃及传统农业仍占据主导地位，滞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埃及宪政实践所建立的民主政治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立宪制、代议制、普选制和政党政治等现代政治形式只是徒具形式。尽管如此，自由主义时代初期的宪政实践，锻炼了埃及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民主素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民主、选举、宪法、议会政党等政治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而自上而下的宪政实践为埃及不同社会群体角逐权力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和平台，政治生活的多元化格局也为下层民众超越议会框架的政治参与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三、从君主专制到多元政治的初步实践
1923年宪法规定埃及实行多党制的政治模式，为社会各方势力政治参与提供了合法性，议会则成为自由主义时代埃及各个政党竞争的主要平台。自由主义时代，主导埃及政坛的民族主义政党大多由大地产所有者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具有浓厚的精英色彩和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强烈倾向，同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决定了埃及精英政治的保守立场。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时代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政治意识的觉醒和宪政实践，也推动着以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埃及党以及祖国党等为代表的民众政治的逐步兴起。
精英政党之所以能在埃及自由主义时代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在于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和对国家宪政改革的规划。然而，政党之间赤裸裸的权力争夺却将精英政党同民众的联系割裂开来，精英政治逐渐失去了其社会基础，一步步走向衰落。围绕“1936年英埃协定”，除了来自国王的责难，原本被排斥的土耳其-切尔斯克精英也成立了“赫迪威农业协会”和“农业联合会”借助宪政议会的平台，参与埃及宪政实践，扩充其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17]，其他政党也对该协定没有取得期待的结果而大为不满，甚至“原先同华夫托党……共同签订‘1936年英埃协定’的自由宪政党和人民党利用人民的激烈反对，摇身一变也猛烈地攻击华夫托政府，企图取而代之”[18]；华夫托党内部也由于政见不一，华夫托党内一部分激进分子脱离华夫托行政委员会成立萨阿德党，华夫托党力量也大受削弱[14]109。为了争夺权力，自由主义时代的精英政党无论哪方上台掌权，都极力强化自身权力来维持其统治，削弱对方的竞争力，在斗争中各个政党将民族主义和宪政制度作为权力争斗的点缀和彼此攻击的武器，更为讽刺的是，“当原本支持宪政制度的自由立宪党在发现他们在议会中只占少数席位时，请求暂停宪政制度。”[14]109这样一个以党争为主要政治活动的政府，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代名词。此外，社会经济变革的裹足不前，亦是精英政治衰落的一个深层原因。独立之后的埃及民族矛盾趋于缓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复杂问题就凸现出来：人口激增、疾病、贫困、文盲、暴力、骚乱等。而精英政治主导的历届政府却醉心于权力斗争，无法有效应对内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或是推诿搁置对民生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社会批评家写道：“埃及的华夫托党从‘埃及民族’、‘撤离’、‘团结’和‘完全独立’的口号中茁壮成长起来了，华夫托党已经从这些口号中汲取了足够的力量，人们不禁要问，华夫托党到底还要打着这些旗帜多久呢？人们需要革新，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6]301华夫托党内部存在的分歧和存在的贪污腐化问题也是其衰落的一个内因。柴鲁尔在新政府的建构过程中，大开裙带蒙荫之门，导致华夫托党其他成员纷纷效仿，这直接造成了埃及政府的腐败和低效。这样，对外无法彻底解决殖民统治的苦难，对内缺乏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华夫托党为代表的精英政治的无所作为渐渐腐蚀了民众对精英政治的信任。1942年的“阿布丁宫之围”成为埃及精英政治衰亡的标志，曾经的民族英雄已经完全蜕变成了“英国的走狗”，其威信已荡然无存了。1952年的开罗纵火案成为压垮精英政治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中，政府既没有维护国王和政党的尊严，也没有安抚民众的情绪，甚至没有同英国进行有效的交涉，只是对事件作出简单的回应，埃及精英政府彻底失去了公信力[14]125。 宪政主义的实践，宽松的政治环境，民族意识的觉醒，都推动了埃及民众主权在民、宪法至上、政治参与、民主自由等政治实践意识的提高。在精英政党、国王和英国殖民者你争我夺的缝隙中，民众政治也悄然崛起。面对软弱无力的埃及政府，一些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民族人士对精英政治有了清醒的认识：以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为主的精英政党对内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在彻底结束英国殖民占领方面也无能为力，他们认为只有用暴力逼迫英国放弃在埃及的占领，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埃及的各类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了，包括关注政治多元化、宗教自由、少数民族及妇女等弱势群体权利的社会团体和组织[1]37，这些组织中也不乏跨越宗教民族界限的社会组织，如关注城市贫民权益的“穆斯林和科普特慈善协会”，其中重要的政治组织就是自由军官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和青年埃及党等，而民众政治势力的崛起必然会影响埃及政治发展的走向。在争取埃及独立以及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联合中，穆斯林兄弟会和青年埃及党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二战期间埃及国内“肮脏”的政治环境使“很多像年轻军官伽马尔·阿布德·埃尔·纳赛尔这样的埃及人开始感到厌烦，不只是厌烦华夫托党，而是厌烦他们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整个制度，并开始考虑根本变革。”[5]289在埃及持续了30年的内斗造成的政治领域一片混乱，军队成为重塑秩序——驱逐外国殖民势力和实施社会经济改革——的唯一力量，在“精英政治与民众政治的尖锐对抗，使自由军官得以貌似中间势力，进而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凝聚埃及民族的崭新象征”[20]。1952年7月23日，在贾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指挥下，由埃及军官组成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了政变，宣告了埃及自由时代的终结，民众政治在埃及的政治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四、总结
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层面建构进程的实质内涵，在于主权在民、宪法至上和政治多元等现代政治理念从思想化、文本化和标签化逐渐走向现实化、实践化和本质化的过程。而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构建的目标即是要确立来自于民众的政治合法性和合理性，不再有凌驾于民众意志和宪法之上的因素，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政治模式向现代社会政治模式的转变，达到民众意志同国家意志趋于吻合的目标。而伴随这一建构的进程，必然充满着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威权统治与民众参与、保守与改革等一系列矛盾运动。自由主义时代埃及在政治层面最大的挑战是结束外国殖民统治、恢复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地位，推动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的转变。特定的历史条件、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促使以大地主和工商业主为代表的上层精英挥舞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带领埃及民众对抗英国殖民统治寻求埃及独立面貌，华夫托党成为这一阶段埃及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精英政党，此外还有自由立宪党、祖国党、人民党、萨阿德党、青年埃及党和穆斯林兄弟会等诸多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共同推动着埃及的政治层面建构的去殖民化、宪政化和多元化进程。
首先，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力。而埃及自1882年英国借口镇压奥拉比兵变出兵埃及起，埃及实际上已经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驻埃总督成为埃及对内对外的最高统治者。王室权力衰微，对内无法行使有效的政治统治，对外依附于英国的外交战略。英国殖民者对埃及民众残酷的压榨盘剥，导致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促使以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政治精英开始领导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迫使英国于1922年发布声明承认埃及的主权国家地位，1936年再次订立英埃条约赋予埃及更多的权力。然而，两次英埃谈判都未能给予埃及彻底的“独立”，埃及在政治军事诸多方面受到英国的牵制，这也引起来埃及民众和诸多社会团体的激烈反对。尽管如此，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在争取主权独立的道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22年埃及的独立和“1936年英埃协定”可谓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性成果，相对于殖民主义时代埃及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埃及宪政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还实施诸多相对自主的政策措施，从而为埃及在纳赛尔时期彻底驱逐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主权国家地位奠定了历史基础。尤其是同阿拉伯国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外交，为而后纳赛尔时期埃及确立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和阿拉伯联合进程积累了历史经验和外交基础。
其次，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初期，政治层面的合法性往往来源于世袭、政变、民族革命斗争以及个人魅力。埃及自由主义时代，以华夫托党为代表的埃及精英政治得以上台执政，其政治合法性即来源于其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上台执政的埃及精英政治所进行的宪政主义实践，可谓自由主义时代政治建构进程的重要内容。然而，自由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政党精英色彩决定了，他们不会广泛地动员埃及民众，加之在20世纪上半期的埃及缺乏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而国内的传统封建势力和英国殖民干预的诸多破坏，宪政体制在埃及社会尚无法取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华夫托党倡导的宪政主义思想的盛行反映了近代埃及经济社会秩序的深刻变革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它的衰亡也体现了畸形的社会经济发展无法造就真正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变革，精英政治的衰落表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产主等社会上层精英领导下的宪政主义道路不适合仍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埃及。
第三，政党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亦是多元民主政治运作的主体，在现代社会政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政治领导的选举和甄拔、民众利益的表达和汇集、政府的组织与控制、社会力量的动员与整合、国家政权的控制和运作等等[21]。埃及早期的政党政治产生于埃及民众同英国殖民统治深刻对立的历史环境中，民族矛盾作为埃及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埃及早期政党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自由选举的议会制度把影响埃及社会发展的各种政治力量推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22]，无论是华夫托党、自由立宪党、人民党还是祖国党，都致力于废除四项保留条件，促进埃及独立，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主张建立宪政制度，倡导民众的民主和自由。然而，由于各个精英政党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实现目标的手段途径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因此自由主义时代埃及的精英政党也并非浑然一体，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政党之间围绕权力的斗争也愈演愈烈。自由主义时代宪政思想的传播，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在民众思想中生根发芽。面对华夫托党为代表的精英政治的无能和腐败，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民众政治悄然崛起，在推动埃及政治多元化道路上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埃及的宪政实践未能在埃及的土壤上生根发展，新的精英政治未能推动埃及取得彻底的独立地位，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完善方面也裹足不前。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亦笼罩着国王干预、殖民统治和党派斗争的阴影。尽管如此，埃及自由时代的宪政实践无疑为埃及的政治发展留下了诸多宝贵的遗产，诸如埃及近代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的颁布、宪政思想的宣传、议会政治、选举政治以及政党政治的实践，对埃及封建专制独裁政治制度形成了巨大冲击。宪政制度所倡导自由、平等、民主等诸多现代政治原则也开始逐步被埃及政治体制所吸收，对埃及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宪政制度的实践还锻炼了埃及民众的民主素质，进一步推动了民众参与意识的觉醒，促进了自由主义时代后期民众政治的崛起。自由主义时代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解放任务和经济社会秩序的更替，推动政治民众化运动的客观物质基础走向成熟，并着手政治能力和统治秩序的建构，成为埃及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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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埃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编号：13BSS004）。
[作者简介] 王恋恋（1988-），女，山西泽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层面的建构进程就是主权在民、宪法至上以及政治多元等政治理念从思想化、文本化和标签化逐渐走向现实化、实践化和本质化的过程。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在政治层面上看似混乱无序，却包含着新的社会经济内容，孕育着新的政治秩序。从现代民族国家和政治现代化的视角来看，自由主义时代埃及的政治层面经历了从殖民统治到主权独立的初步实现、从传统封建制度到宪法政治的确立、从君主专制到多元政治的初步实践三个阶段的政治建构进程。宪政实践为埃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民主、自由、宪法、议会、政党等诸多现代政治理念和宪政实践经验。因此，自由主义时代作为埃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亦构成埃及政治从君主专制向共和政体转变的过渡阶段。
[关键词] 埃及； 自由主义时代； 现代民族国家；宪政实践
[中图分类号] K411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4-0055-08
1919年的宪政运动中，埃及民众在国内民族精英的带领下同英国殖民者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迫使英国于1922年承认埃及的主权独立地位，成为埃及近代史的转折点，也是埃及民众开创自身历史实现民族自决的开端[1]35。尽管此时埃及的独立地位仍是不完整的，但这毕竟是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性成果，也为埃及政治精英推动埃及彻底独立和宪政实践以复兴埃及提供了政治平台。此前，阿里王朝和英国殖民时代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促使埃及民众对各个部落、村落、地方、种姓的认同逐渐转向了对统一主权国家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埃及政府建立了受中央政府监督控制的地方政权，保障了埃及中央政府的权力得以实现。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埃及新政府还是埃及国内的各类组织，都在积极地挥舞民族主义的旗帜，倡导建立一个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2]。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在政治层面建构的核心即政治的民主化。然而，尖锐的民族矛盾、封建制度濒临崩溃、民众政治的觉醒，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埃及自由主义时代政治民主化的内容：从殖民统治到主权独立的初步实现、从传统封建制度到宪法政治的确立、从君主专制到多元政治的初步实践。
一、从殖民统治到主权独立的初步实现
伊斯玛仪（1863～1879年在位）统治后期，一味的推行西化道路，逐步将埃及引上了一条西化与殖民化错综交织的历史道路，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混合法庭和欧洲内阁的建立，标志着埃及国家主权的丧失和政治层面殖民化的开始，激起了国内各阶层民众的激烈反对。1881年，以奥拉比为首的埃及土著军官发动兵变，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强调埃及超越宗教界限形成政治联合，以共同抵抗英国的入侵，可谓埃及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争取国家主权独立的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然而，这场运动却在英国的武装干涉下失败了。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全面把持埃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外交，埃及阿里家族的统治名存实亡，英国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统治者，埃及则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作为埃及历史上民族主义思想的初次实践，也为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积累了一定经验和基础[3]57。
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一方面试图将埃及彻底变成其海外附属国，政治上把持政府解散议会，经济上将埃及作为廉价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军事上裁减军队削弱其军事力量。一战初期，英国将埃及置为自己的“保护国”，对埃及极尽搜刮导致埃及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广大埃及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加上英国殖民者的剥削掠夺，迫使埃及民众投入了民族解放事业，同英国殖民者展开斗争，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推动了世俗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4]511。1906年，“丁沙微事件”中英军的暴行更是加剧了埃及的民族矛盾。
一战结束之时，面对埃及政府提出主权完全独立、取消英国殖民统治的合理要求，英国政府本应践行承诺取消埃及“保护国”的身份。然而，庞大的殖民利益决定了英国不会心甘情愿放弃对埃及的殖民统治[5]273，面对英国政府的不断推诿拒绝，萨阿德·柴鲁尔为首的一批政治精英下决心夺回埃及的领导权[6]8。这批政治精英往往身兼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双重身份，税收财政政策的稳定、人口增长、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的扩大，也推动了这批人实力的增长。然而，他们却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为了获得政治主导和更多的经济权益，埃及的政治精英急切地开始寻求机会夺回国家的统治权[7]。1918年11月23日，柴鲁尔为首的代表团引导埃及民众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请愿活动，学生、工人、农民、妇女以及科普特人团结在一起支持代表团，推动华夫托（意为代表团）成为一个正式的组织[8]67。这次请愿签名运动很快在埃及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引起英国殖民者的极度恐慌，英国随即出动军队逮捕了柴鲁尔、伊斯玛仪·赛义德、穆罕默德·马哈麦德等人，并将他们流放到了马耳他群岛。英军对华夫托领袖的暴行激起了埃及民众的激烈反抗，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英国殖民者却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对待示威群众，愤怒的民众开始攻击欧洲人驻扎和居住的地方，人们再也不愿忍受欧洲人制定的殖民规则和各种特权[6]68。埃及民众声势浩荡的游行示威迫使英国不得不释放了柴鲁尔等人。当柴鲁尔满怀希望巴黎和会可以给予埃及独立地位时，却发现自己在巴黎和会上得不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同情和关心[8]70。消息传来，群情激奋，以致受命来调查埃及“骚乱”原因的米尔纳调查团遭到埃及各界人士的抵制，英埃谈判被迫重启。1920年7月，柴鲁尔率团赴伦敦进行谈判，由于柴鲁尔断然拒绝英国提出的在埃及驻扎军队、干涉司法、英国公民优先地位等无理要求，英国再次逮捕了柴鲁尔等人，埃及人民随即又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英斗争。最终迫使英国政府于1922年2月28日发表声明，放弃对埃及的保护，承认埃及的独立，1919年宪政革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1922年，图坦卡蒙墓室为埃及新的民族主义政府提供了一个民族认同强有力的证据。华夫托政府为了维持埃及的民族凝聚力，还拒绝了英国政府要求占有此次考古发现50%成果的提议，显示了埃及现代民族国家新政府的权威[2]182。 1919年宪政运动为以华夫托为代表的埃及上层精英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和合法性，也直接推动了埃及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进程，以大地产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上层政治精英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后，推行宪政主义政治实践，诸如颁布宪法、议会选举以及政党政治等创造了政治平台，亦为新兴社会势力问鼎政坛和角逐权力提供了必要的外在形式。因此，埃及1919年革命包含着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双重内涵。此外，作为民族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伊斯兰现代主义也初露端倪，民族主义的大旗始终在伊斯兰改革主义者和世俗政治家之间交替着[9]。埃及虽然在名义上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在政治军事诸多方面仍受到英国牵制，埃及国内也存在着实力强大的宫廷势力，在完全取得主权国家地位和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埃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同英国斗争胜利之后，新成立的埃及民族主义宪政政府开始展开独立自主国家的外交姿态，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利益来处理其内政外交事宜[10]。尽管埃及自由主义时代外交层面总体来说依附于英国，在同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独特特征，尤其在同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中。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对阿拉伯世界事务的态度经历了从20年代的冷漠，30年代的热心关注，到40年代的逐步参与的过程。20年代，国内矛盾制约着埃及的外交政策，使其无暇参与到阿拉伯事务中。30年代初，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在耶路撒冷召开的国际伊斯兰大会，此时埃及的西德基政府对大会的态度仍抱以消极的态度，作为西德基政府的反对派华夫托为了扩大国内民众的支持，排斥西德基政权，对大会的召开和倡导十分支持。大会中埃及派出的几位代表：自由党领袖穆罕默德·阿鲁巴，华夫托的拉赫曼·阿扎姆和思想家拉希德·里达，作为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对大会的成功举办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时任埃及首相的西德基访问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这是埃及自独立以来首次访问邻国。而后的马希尔和纳哈斯两届内阁明确了埃及地区政策，不断加强埃及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参与程度。30年代后期法鲁克国王成为主导埃及政坛的主要力量，王党成员开始极力塑造法鲁克作为伊斯兰世界哈里发的形象，尽管这项努力并未使法鲁克成为阿拉伯哈里发，却为而后埃及致力于阿拉伯团结和合作的地区政策以及埃及在阿拉伯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调。1936年爆发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更成为了推动埃及卷入地区事务的催化剂。埃及民众、学生和各类组织纷纷呼吁埃及援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要求英国介入，制止犹太人的移民，而刚刚签订“1936年英埃条约”的纳哈斯政府也积极地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但拒绝作为多边调停的一边，以保持埃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优先和主导地位。1943年由华夫托内阁领导的埃及政府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出参加9月～10月在亚历山大举行的大会的邀请，此次大会通过的《亚历山大草案》，成为阿拉伯国家联合的纲领性的文件。埃及作为这场国际会议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会议上有自己的政治考量，例如，它不提倡阿拉伯各国政治结盟的制度化，坚决反对伊拉克倡导的新月地带阿拉伯国家联盟，在阿拉伯国家谈判协商的过程中积极的扮演着调停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尽管在亚历山大会议中各个国家在阿拉伯联盟问题上都有所保留，但《亚历山大草案》为新的联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为各国之间进一步协商制定了联盟条例[11]。1944年10月，华夫托内阁垮台之后，由萨阿德党领袖艾哈迈德·马希尔为首相的联合政府上台执政，新的政府在外交方面继续推动阿拉伯国家联合。1945年2月，阿拉伯国家代表相继来到开罗召开会议商议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的具体建构，会议最后形成一个《阿拉伯国家联盟合约》，此次会议被埃及政界视为走向真正的阿拉伯国家联合的第一步，也标志着埃及成为了阿盟无可替代的核心。埃及国内的反对派对此次会议形成的阿盟存在着诸多不足提出了批评，诸如，一些反对派提出合约的附件中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消极的态度，不利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彻底解决，在安全问题上的过度谨慎也不利于阿盟的发展。尽管如此，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和战后民族解放浪潮推动下成立的阿盟，毕竟标志着现代埃及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的历史性转折，为之前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疏远的埃及提供了一个加强联系的强有力的纽带，而埃及作为阿盟毫无疑问的领袖积极地协调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也为纳赛尔时期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奠定了基础，在埃及外交理念和政策成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从传统封建制度到宪法政治的确立
宪法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立国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原则，也是国家内部政治势力间相互制衡的产物。宪法的重要性决定了独立之初的埃及各方势力在围绕立宪问题中的激烈斗争。1923年的头三个月，关于宪法起草的争论充斥着整个埃及政府。来自埃及各大政治团体的精英组成了选举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大纲，临时内阁组织大选，准备实施宪政。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埃及政坛国王、立宪政党和英国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华夫托党为主的民族精英希望通过推行议会民主制，限制国王的特权，继而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机构；国王福阿德坚持专制君主广泛的特权，极力排斥华夫托等立宪政党和英国对其权势的干预，福阿德国王虽未能直接参与宪法委员会的起草工作，却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尽量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左右宪法的起草工作；“英国一方面限制国王福阿德君主专制权力，另一方面也不愿意让华夫托党大权独揽”[6]154，因此英国虽然反对埃及政坛出现独裁专制政权，推动福阿德国王签署宪法草案，“却也为国王提供了某些重要合法性……以便借以粉碎一些民族主义人士倡导的限制英国特权的运动”[12]。“1923年宪法”是国王、立宪政党和英国三方势力在宪政理想和半独立现实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
各方围绕立宪问题展开一系列谈判斗争之后，最终于1923年4月19日颁布了“1923年宪法”规定：“埃及的一切权力归国家所有”，埃及是“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立法权由国王和议会共享；议会分上下院，上院议员任期10年，下议院任期5年；国王可指派上院2/5的席位，剩余3/5的上院席位和下院全体则在全体男性公民中进行公选；所有公民均可“享有平等自由权利”。宪法条款中虽规定埃及实行宪政君主制，却赋予国王过多权力，为接下来国王破坏议会、解散内阁、干预选举埋下了隐患。“而且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埃及民族和国家没有真正自治的权力，因此这部宪法是在被奴役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宪法，丧失了其本身的宪政意义和实际的政治作用。”[13]尽管如此，这部宪法仍不失其历史进步意义，它的颁布表明了埃及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影响着埃及国家的政治生活，宪法中的公众意识和民选政府的权威都被着重体现出来，赋予埃及人民开放而自由的选举权，为埃及主权在民、宪法至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理念的实现奠定了基础。1924年1月12日，在华夫托党、自由立宪党以及自由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埃及顺利举行了首次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几乎是预知的，华夫托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151个席位，只给自由立宪党留了7个，柴鲁尔出任政府首脑，组成了自由主义时代第一届选举政府。“（柴鲁尔）上台后，撤换了原来土耳其切尔克斯精英，代之以埃及民族精英，这些人从那时起就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要的统治因素。”[14]99议会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包括农业灌溉技术问题、乡村问题、高等教育问题以及工人工资问题等。柴鲁尔相信他领导的埃及新内阁最大的使命就是要达成英埃协定，废除四项保留条件，把埃及人民从英国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结束英国干预埃及内政的局面。 自由时代初期，无论是在1923年围绕立宪问题的斗争，还是1924年举行的第一次议会选举，都表明了这一阶段精英政治主导下的政党政治在埃及政治建构中仍处于鼎盛时期，埃及的各方势力亦以合作妥协为主，彼此之间都尽量避免正面冲突。私下里，福阿德国王将柴鲁尔比喻成一个女人：“你可以用微笑和玫瑰赢得他的欢心。”柴鲁尔对福阿德的看法是：“我们仍旧需要他的权威。”[6]164然而，表面的平静掩盖不了各个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第一届议会成立不久，1924年11月由于英驻苏丹总督、埃军总司令李·斯塔克在开罗遇刺身亡，英国要求柴鲁尔辞职，福阿德国王亦伺机破坏宪政体制，解散议会，削弱华夫托等精英政党的力量。1925年议会再次举行选举，华夫托党再次获胜，柴鲁尔出任议会议长，福阿德却控制新政府修改选举程序，排斥精英政党，组成清一色的王党内阁。1928年福阿德再次制造事端解散议会，在1929年恢复的议会选举中，华夫托党新的领导人纳哈斯出任首相组成第二届华夫托党内阁，1930年福阿德国王再次解散华夫托党内阁，随后支持人民党领袖西德基出任首相，废除“1923年宪法”，并颁布新的宪法加强君主地位，恢复专制独裁的君主统治。
至此，国王破坏宪政，践踏民主的行径达到了高潮，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在华夫托的支持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荡的护法运动。华夫托还组织了议员的请愿活动，将埃及独立事宜视为国务之重，要求在同英国的斗争中国王的步调需同华夫托党领导的议会保持一致[6]100。直到1935年，国王才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宣布恢复1923年宪法和1924年规定的选举程序。“1936年英埃协定”的签订随即成为了国王、英国以及各个政党之间激烈角逐的另一个契机，也是自由主义时代精英政治衰落的开始。在这个协定中，埃及取得了比1922年协定更多的权力，最大程度上结束了英国在埃及的占领，英国还将支持埃及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国际联盟。一方面，主导谈判的华夫托认为“1936年英埃协定”是他们努力抗争取得的“充满尊严和独立”的成果，为协议中取得的更多“独立”权力沾沾自喜。另一方面，条约中诸如对英军驻扎苏伊士运河合法化、英军承担埃及军队的训练和装备提供，英国派驻总督独掌苏丹军政大权等条款，却引起了埃及人民的强烈不满，法鲁克国王便借助此时国内的不满浪潮同华夫托党展开了斗争。从1936年起，华夫托党的民族主义旗手的形象已然摇摇欲坠，在国内政治势力的权力角逐中逐步衰落了。
自由主义时代初期精英政治之所以在同国王和外部势力的较量中暂时取得了优势，源于在民族解放斗争和反对专制的民主主义斗争中积攒的人气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民族主义思潮感染下的人民大众拥戴华夫托，在他们看来，柴鲁尔才是他们的代言人[14]99。然而，尽管民众拥护华夫托党，其精英色彩却决定了不会广泛地发动群众，而是“采取非革命的斗争方式，所以无论在反对王室的斗争中，或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华夫托党都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15]，同时，“意见分歧和动员力量的不对称性又削弱了埃及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力量”[16]。自由主义时代主导埃及政坛的以华夫托党为主的精英政党，只是社会上层精英争夺权力操控议会选举的政治工具，根本无意推动埃及政治层面的民主化进程，具有强烈的精英色彩和“非民众性，无力完成实现民族独立进而为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4]529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上半期的埃及传统农业仍占据主导地位，滞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埃及宪政实践所建立的民主政治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立宪制、代议制、普选制和政党政治等现代政治形式只是徒具形式。尽管如此，自由主义时代初期的宪政实践，锻炼了埃及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民主素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民主、选举、宪法、议会政党等政治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而自上而下的宪政实践为埃及不同社会群体角逐权力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和平台，政治生活的多元化格局也为下层民众超越议会框架的政治参与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三、从君主专制到多元政治的初步实践
1923年宪法规定埃及实行多党制的政治模式，为社会各方势力政治参与提供了合法性，议会则成为自由主义时代埃及各个政党竞争的主要平台。自由主义时代，主导埃及政坛的民族主义政党大多由大地产所有者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具有浓厚的精英色彩和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强烈倾向，同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决定了埃及精英政治的保守立场。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时代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政治意识的觉醒和宪政实践，也推动着以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埃及党以及祖国党等为代表的民众政治的逐步兴起。
精英政党之所以能在埃及自由主义时代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在于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和对国家宪政改革的规划。然而，政党之间赤裸裸的权力争夺却将精英政党同民众的联系割裂开来，精英政治逐渐失去了其社会基础，一步步走向衰落。围绕“1936年英埃协定”，除了来自国王的责难，原本被排斥的土耳其-切尔斯克精英也成立了“赫迪威农业协会”和“农业联合会”借助宪政议会的平台，参与埃及宪政实践，扩充其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17]，其他政党也对该协定没有取得期待的结果而大为不满，甚至“原先同华夫托党……共同签订‘1936年英埃协定’的自由宪政党和人民党利用人民的激烈反对，摇身一变也猛烈地攻击华夫托政府，企图取而代之”[18]；华夫托党内部也由于政见不一，华夫托党内一部分激进分子脱离华夫托行政委员会成立萨阿德党，华夫托党力量也大受削弱[14]109。为了争夺权力，自由主义时代的精英政党无论哪方上台掌权，都极力强化自身权力来维持其统治，削弱对方的竞争力，在斗争中各个政党将民族主义和宪政制度作为权力争斗的点缀和彼此攻击的武器，更为讽刺的是，“当原本支持宪政制度的自由立宪党在发现他们在议会中只占少数席位时，请求暂停宪政制度。”[14]109这样一个以党争为主要政治活动的政府，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代名词。此外，社会经济变革的裹足不前，亦是精英政治衰落的一个深层原因。独立之后的埃及民族矛盾趋于缓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复杂问题就凸现出来：人口激增、疾病、贫困、文盲、暴力、骚乱等。而精英政治主导的历届政府却醉心于权力斗争，无法有效应对内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或是推诿搁置对民生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社会批评家写道：“埃及的华夫托党从‘埃及民族’、‘撤离’、‘团结’和‘完全独立’的口号中茁壮成长起来了，华夫托党已经从这些口号中汲取了足够的力量，人们不禁要问，华夫托党到底还要打着这些旗帜多久呢？人们需要革新，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6]301华夫托党内部存在的分歧和存在的贪污腐化问题也是其衰落的一个内因。柴鲁尔在新政府的建构过程中，大开裙带蒙荫之门，导致华夫托党其他成员纷纷效仿，这直接造成了埃及政府的腐败和低效。这样，对外无法彻底解决殖民统治的苦难，对内缺乏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华夫托党为代表的精英政治的无所作为渐渐腐蚀了民众对精英政治的信任。1942年的“阿布丁宫之围”成为埃及精英政治衰亡的标志，曾经的民族英雄已经完全蜕变成了“英国的走狗”，其威信已荡然无存了。1952年的开罗纵火案成为压垮精英政治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中，政府既没有维护国王和政党的尊严，也没有安抚民众的情绪，甚至没有同英国进行有效的交涉，只是对事件作出简单的回应，埃及精英政府彻底失去了公信力[14]125。 宪政主义的实践，宽松的政治环境，民族意识的觉醒，都推动了埃及民众主权在民、宪法至上、政治参与、民主自由等政治实践意识的提高。在精英政党、国王和英国殖民者你争我夺的缝隙中，民众政治也悄然崛起。面对软弱无力的埃及政府，一些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民族人士对精英政治有了清醒的认识：以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为主的精英政党对内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在彻底结束英国殖民占领方面也无能为力，他们认为只有用暴力逼迫英国放弃在埃及的占领，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埃及的各类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了，包括关注政治多元化、宗教自由、少数民族及妇女等弱势群体权利的社会团体和组织[1]37，这些组织中也不乏跨越宗教民族界限的社会组织，如关注城市贫民权益的“穆斯林和科普特慈善协会”，其中重要的政治组织就是自由军官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和青年埃及党等，而民众政治势力的崛起必然会影响埃及政治发展的走向。在争取埃及独立以及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联合中，穆斯林兄弟会和青年埃及党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二战期间埃及国内“肮脏”的政治环境使“很多像年轻军官伽马尔·阿布德·埃尔·纳赛尔这样的埃及人开始感到厌烦，不只是厌烦华夫托党，而是厌烦他们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整个制度，并开始考虑根本变革。”[5]289在埃及持续了30年的内斗造成的政治领域一片混乱，军队成为重塑秩序——驱逐外国殖民势力和实施社会经济改革——的唯一力量，在“精英政治与民众政治的尖锐对抗，使自由军官得以貌似中间势力，进而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凝聚埃及民族的崭新象征”[20]。1952年7月23日，在贾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指挥下，由埃及军官组成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了政变，宣告了埃及自由时代的终结，民众政治在埃及的政治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四、总结
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层面建构进程的实质内涵，在于主权在民、宪法至上和政治多元等现代政治理念从思想化、文本化和标签化逐渐走向现实化、实践化和本质化的过程。而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构建的目标即是要确立来自于民众的政治合法性和合理性，不再有凌驾于民众意志和宪法之上的因素，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政治模式向现代社会政治模式的转变，达到民众意志同国家意志趋于吻合的目标。而伴随这一建构的进程，必然充满着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威权统治与民众参与、保守与改革等一系列矛盾运动。自由主义时代埃及在政治层面最大的挑战是结束外国殖民统治、恢复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地位，推动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的转变。特定的历史条件、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促使以大地主和工商业主为代表的上层精英挥舞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带领埃及民众对抗英国殖民统治寻求埃及独立面貌，华夫托党成为这一阶段埃及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精英政党，此外还有自由立宪党、祖国党、人民党、萨阿德党、青年埃及党和穆斯林兄弟会等诸多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共同推动着埃及的政治层面建构的去殖民化、宪政化和多元化进程。
首先，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力。而埃及自1882年英国借口镇压奥拉比兵变出兵埃及起，埃及实际上已经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驻埃总督成为埃及对内对外的最高统治者。王室权力衰微，对内无法行使有效的政治统治，对外依附于英国的外交战略。英国殖民者对埃及民众残酷的压榨盘剥，导致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促使以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政治精英开始领导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迫使英国于1922年发布声明承认埃及的主权国家地位，1936年再次订立英埃条约赋予埃及更多的权力。然而，两次英埃谈判都未能给予埃及彻底的“独立”，埃及在政治军事诸多方面受到英国的牵制，这也引起来埃及民众和诸多社会团体的激烈反对。尽管如此，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在争取主权独立的道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22年埃及的独立和“1936年英埃协定”可谓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性成果，相对于殖民主义时代埃及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埃及宪政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还实施诸多相对自主的政策措施，从而为埃及在纳赛尔时期彻底驱逐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主权国家地位奠定了历史基础。尤其是同阿拉伯国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外交，为而后纳赛尔时期埃及确立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和阿拉伯联合进程积累了历史经验和外交基础。
其次，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初期，政治层面的合法性往往来源于世袭、政变、民族革命斗争以及个人魅力。埃及自由主义时代，以华夫托党为代表的埃及精英政治得以上台执政，其政治合法性即来源于其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上台执政的埃及精英政治所进行的宪政主义实践，可谓自由主义时代政治建构进程的重要内容。然而，自由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政党精英色彩决定了，他们不会广泛地动员埃及民众，加之在20世纪上半期的埃及缺乏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而国内的传统封建势力和英国殖民干预的诸多破坏，宪政体制在埃及社会尚无法取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华夫托党倡导的宪政主义思想的盛行反映了近代埃及经济社会秩序的深刻变革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它的衰亡也体现了畸形的社会经济发展无法造就真正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变革，精英政治的衰落表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产主等社会上层精英领导下的宪政主义道路不适合仍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埃及。
第三，政党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亦是多元民主政治运作的主体，在现代社会政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政治领导的选举和甄拔、民众利益的表达和汇集、政府的组织与控制、社会力量的动员与整合、国家政权的控制和运作等等[21]。埃及早期的政党政治产生于埃及民众同英国殖民统治深刻对立的历史环境中，民族矛盾作为埃及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埃及早期政党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自由选举的议会制度把影响埃及社会发展的各种政治力量推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22]，无论是华夫托党、自由立宪党、人民党还是祖国党，都致力于废除四项保留条件，促进埃及独立，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主张建立宪政制度，倡导民众的民主和自由。然而，由于各个精英政党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实现目标的手段途径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因此自由主义时代埃及的精英政党也并非浑然一体，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政党之间围绕权力的斗争也愈演愈烈。自由主义时代宪政思想的传播，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在民众思想中生根发芽。面对华夫托党为代表的精英政治的无能和腐败，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民众政治悄然崛起，在推动埃及政治多元化道路上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埃及的宪政实践未能在埃及的土壤上生根发展，新的精英政治未能推动埃及取得彻底的独立地位，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完善方面也裹足不前。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亦笼罩着国王干预、殖民统治和党派斗争的阴影。尽管如此，埃及自由时代的宪政实践无疑为埃及的政治发展留下了诸多宝贵的遗产，诸如埃及近代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的颁布、宪政思想的宣传、议会政治、选举政治以及政党政治的实践，对埃及封建专制独裁政治制度形成了巨大冲击。宪政制度所倡导自由、平等、民主等诸多现代政治原则也开始逐步被埃及政治体制所吸收，对埃及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宪政制度的实践还锻炼了埃及民众的民主素质，进一步推动了民众参与意识的觉醒，促进了自由主义时代后期民众政治的崛起。自由主义时代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解放任务和经济社会秩序的更替，推动政治民众化运动的客观物质基础走向成熟，并着手政治能力和统治秩序的建构，成为埃及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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