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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的乱麻
我来得太早了，春天还在赶往北方的路上。
我来得太迟了，错过了小镇最繁盛的时光。
在三月的午后我抵达这里，斜阳草树，西风沁凉。牛庄。古老的、声名远扬的牛庄。湮埋在发黄的故纸堆里的牛庄。让多少人欲言又止的牛庄。
许多年，它距离我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它就在我长年生活的城市里，它的名字，镌刻在那些建筑物前的石碑上：牛庄邮便局旧址；牛庄海关旧址；牛庄俱乐部旧址；牛庄居留民团役所旧址……然而，在那么多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包括所有教导过我的历史老师——向我吐露有关它与它的这一段隐秘：这个城市，曾经被冠以另一个地域的名字。它曾经以一个冒名顶替者的身份，完成了一个城市最初的累积。
是的，这个名叫营口的城市，曾经被称作：牛庄。但真正的牛庄却始终真切地存在于同一个时空里。它们之间，空间上的距离为四十五公里。而在新中国的行政区划图上，牛庄早已与营口切割掉所有的关联，隶属于另一个城市。
或许，这实在是一段难以说清的经历。它太繁杂了，一团扭结的乱麻，每一根线头上都牵连着难以厘清的往昔。它也像一段漫漶的笔迹，在方正齐整的应试教育大背景之下，它更像一条没有理由存在的歧路，通往杂芜而泥泞的沼泽地。
而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年的历史科目总是让我穷于应对——在这个三维的世界上，他们用点和线描画出一幅二维的图景，却在有意无意间省略了它纵深的部分。这些无从补救的漏洞和虚空，使那个力图被描绘的世界，包裹在云里雾中，成为奇怪的飘浮体。
吊诡的是，恰恰是这些失重的平面，被标注以星号和波浪线，要求背诵和记忆，并一再毫无悬念地，成为考卷上的一道道名词解释或者简答题。
与牛庄紧密相关的这道简答题，通常是这样的：“试述《中英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2.条 约
西元1858年6月26日，牛庄，这个飘荡着泥土气息的名字，在世界历史版图上正式出场。
中国历史课本对此事件的描述大抵是这样：
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中国广州，并于翌年四月北犯大沽。英、法、美、俄四国专使向清政府递交照会，限其于六日内答复他们关于开放中国内地、公使常驻北京以及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26日进犯天津，并威胁清政府速派大臣谈判，否则将进攻北京。其时清政府正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焦头烂额，因此决定对英、法妥协议和，并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代表，被迫接受了英国提出的全部条件。
牛庄，它由此出现在《中英天津条约》的第十一款上：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办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
语句拗口，似从外文翻译而来。偏僻的歧路开始隐约浮现。在离开中学校园二十几年后，我平生第一次读到了《中英天津条约》的原始版本。这种感觉几乎是怪异的，因为难以置信——这些入侵者，他们用了大篇幅的文字，来要求在今天看来完全属于国际惯例的种种“特权”，详尽到诸如规定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副领事官及翻译官与知府同品，以便公事往来，双方平礼相见；详尽到规定双方相应官员不得推诿塞责、索取贿赂；详尽到要反复申明“英国船只在中国辖下海洋，有被强窃抢劫者，地方官一经闻报，即应设法查追拿办，所有追得贼物，交领事官给还原主”。
至于开放港口、设立领事馆和自由通商，这一切看起来多么熟悉——它是不是，更像发生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一场改革开放？
但屈辱感是如此挥之不去如鲠在喉……因为，无论结局如何，它是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发生的。
而细节也掀开了一角可笑的面纱——我们怎么能够想到，是关乎礼仪方面的争执，而非看上去更为重要的其他，构成了当时中外条约最关键也最频繁的一场场拉锯。对此咸丰皇帝谕示：只要外国人肯向他行叩拜之礼，外国商船的一应海关关税，皆予蠲免。
看来，身为后来者，我们完全会错了意。大清帝国从来不曾心痛那些流水般输送出去的银子，他们心念所系的，是身为“中央之国”的赫赫威仪。
可惜，“万国来朝”的经典剧目，至此时，已经再也演不下去。
3.替 身
公元1861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就在这一年，年仅三十一岁的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死因据说源于纵欲和严重的花柳病。
也是这一年，北中国的夏日大雨滂沱，暴涨的辽河水在冷家口附近决堤，泛滥的河水随即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距离大海最近的道路，经由一条默默无闻的潮沟笔直入海，辽河入海口从此一分为二。一百多年后，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一场关于辽河的命名之争。
也正是这一年，托马斯·泰勒·密迪乐从宁波出发，前往奔赴英国驻牛庄首任领事官任上。他麾下的日不落帝国军舰逶迤穿越中国内海，顺利抵达辽河入海口，一道意想不到的难题陡然横亘在他的眼前。
长久的闭关锁国，使得西方世界对这片神秘的东方土地的了解还停留在一千年以前。不知是从哪一本古籍里，他们发现了这个中国北方的小镇，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可以担当起开埠的重任。他们没有想过，一条滔滔的大河既然可以在漫长的岁月里淤积起一片肥沃的三角洲，那么这些随波逐流的卑微泥土，每时每刻，都在悄然改写着大国的版图。
大致说来，在汉唐时代，辽河在今海城附近入海；宋辽时期，河口迁移到东昌堡；直至元明时，才西迁到今营口市郊。这就是说，至少在唐代，整个营口市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而往东三十里外的大石桥县城在汉代时期仍浸泡于海水之中。在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辽河入海口在营口东北二十公里外的田庄台。按照《汉书··地理志》和《水经》上的记载推算，这片渤海东岸与陆地相接的海岸线，以平均每百年两公里的速度，向西南方向一路退却，使河与海交错的坐标点一再西迁。 没错，这是一条不断迁徙的河，这是一片步步退却的海。
托马斯的军舰不得不停泊在距离牛庄近百华里之外。改乘小舟前往考察，水浅淤塞的牛庄河道更让他大吃一惊。根据多年与中方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托马斯不能不想到，狡猾的中国人又在挑战他的智商和帝国的尊严。
但是一转念，这个已经在中国工作了整整十八年的“中国通”马上明白，负责谈判和签字的中国大臣压根儿就不了解关于这片土地的细枝末节。早年在慕尼黑大学里专事学习汉语言，托马斯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最早的印象来自《山海经》。但是多年的经历让他明白，这本神奇的古书与其说是一部科学著作，毋宁说更接近神话和寓言。他开始与派驻牛庄的各级中国官员反复交涉，他提出的方案是，既然从辽河口到牛庄的三处码头同属牛庄管辖，那么将他的军舰停泊的没沟营作为通商口岸也并不有违约定。他提出此前已有汕头取代潮州开港的先例，并且也曾以芝罘（烟台）代替了登州。他了解中国官员的思维传统，但凡已有先例的事情，除非明令禁止，便可依行不悖，而高层也通常不予追究。
托马斯的交涉最终获得了成功，并且无意中成就了一座城市的命名。在此之前，这处辽河入海口的官方注册名称是“没沟营”。“没”读四声，意即“淹没”。而此后，中国官方对此地改称“没沟营口岸”，久之则简称为“营口”。但较为正式的官方文件中，仍只能称 “牛庄”，英方文件则一律沿袭“牛庄”之名。也就是说，两处地域时而共用一个名称，时而又分成两个，牛庄和营口从此在史书和资料中纠缠不清。直到一百年后，真正的牛庄零落为一个寂寥的小镇，而在这座名为营口的海滨城市，则散落着一幢幢令人迷惑的百年建筑……历史在此再次写下了流俗的一页，冒名顶替者同时收获了利润和光荣。
4.曾 经
从地图上看，渤海像一个在雪地里袖手散步的胖子，左脚刚刚离开天津，右脚已经踏进了山东，辽东湾是他戴着无沿毡帽的长圆的头。或者，辽东湾其实更像一只张开的大嘴，在交通主要依靠水运的年代，辽河口成为外来者深入东北腹地的咽喉。
在汉代，渤海湾青碧的海水径直拍打在牛庄的脚下，辽河则横亘在牛庄与海城之间。沧海桑田，而今的辽河河道已迁移到牛庄以西，并改称大辽河；太子河则在牛庄镇北从东到西横穿而过，汇入大辽河；而另一条名叫海城河的河流，则由南至北穿过牛庄，汇入太子河。
正是这些纵横交织的河，直接牵系着这片土地的繁华和衰败。
有明一代，牛庄已成为驿站，一圈低矮的土墙是它淡黄色的简陋花边。到了1609年，牛庄正式设置起官方渡口，所运送的物资，主要供给辽东驻军所用。而正是这一年，大明皇朝最后一任皇帝朱由检呱呱坠地，转眼之间，朝代更迭。牛庄作为战略要地，努尔哈赤命人在此重修城池。以青砖为墙，上方设置垛口、腰台和箭位，并设有东、西、北三个城门。十七年后，登基为帝的皇太极巡视至此，远远地，他望见一座巍峨的城池，齐整的垛口有如长长一排坚韧的牙齿，等待着一场来自上天的盛宴。欣悦之下，皇太极以“牛四十犒之”，赏赐给建城军民。
区区四十头牛当然并不足以支撑起“牛庄”的大名，后来它之成为商贸码头，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东北移民逐渐增多，这片广袤的塞外大地得到了开垦，收获的农副产品除了供给住民们所需，开始有余裕发展起日渐庞大的贸易。在行旅和商贸皆主要依赖水运的年代，牛庄的地理优势毫无悬念地显露出来。东三省产出的农副产品和木材，开始经由各种渠道汇聚在海城河码头，然后由船只转运到牛庄渡口的大型货船上。这种当地用来转运货物的船只，比舢板大一些，比驳船和槽船小一点儿，大致载重量在三十至九十石之间（四石为一吨），通常需要配备五名船工进行操纵。这种船的特点是吃水较浅，行驶轻快又灵活，船首前扬，前高后平，开航起锚后船头高高扬起，配上两边的铁锚，活像一头怪牛浮游水上。时人称此为“牛船”，俗称“牛子”。
牛庄水运繁华之时，数百艘牛船在港口装卸完货物，回到城西的湖面上休息。夜幕降临，湖面上的船只亮起点点渔火，远远望去，宛如一座人口稠密的村庄。而更多的人开始在附近定居，形成集镇和村落。
牛庄之名，由此诞生。
到了康熙年间，牛庄已是整个关东大地上重要的商贸集镇。
在当年，这个作为物资集散地的海城河码头到底是什么模样？我只知道，它后来，变成了一座桥。
5.一座桥
“南有赵州桥，北有太平桥”，自矜之辞总是难免涉嫌夸张——仅是二者建筑的年代，就至少相差了一千二百年。太平桥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彼时，康熙王朝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也就是说，这座桥始建之时，牛庄业已经历了一二百年的繁华。要知道，在许多时候，一座桥也如同一个人，倘若生逢乱世，则难免目光短浅、细节潦草；反过来说，有幸生逢盛景，一座桥方得以根基坚牢。
这座太平桥的桥身长五十余米，与赵州桥倒也相近。但是赵州桥修长的跨拱宛如彩虹般飘逸轻灵，而太平桥的桥下，却是扎扎实实地砌了十几座用以支撑的桥墩，每一座都是由大块的条石相叠垒就，一派憨厚务实的北方风格。这样一来，建造所用的石材可就比赵州桥靡费得多了。或许，当年的建桥者们曾经面对一个两难选择：他们想要建起一座坚实的桥，也希望在桥墩之间保留足够的距离，以便让船只自桥下自如往返。但是这样一来，桥身自然需要抬高成拱形，建筑的难度由此成倍增加。大约是在反复权衡之下，他们放弃了。这是一群诚恳的匠人，他们没有李春那样传奇般的技艺——艺术多多少少含有疯狂的成分。因此赵州桥成为一件梦想凝就的艺术品，而太平桥则是脚踏实地的现世安稳。
但只要时日稍远，点滴的异样也会演绎出离奇的故事。比如说，太平桥桥面正中有一块形状奇特的花岗岩，四条边长倾斜出些微的角度，方才得以与四周的石板吻合得严丝合缝。于是有了鲁班显灵参与建桥的传说。桥栏两侧的望板均由大块的石板凿成，但并未像赵州桥那样精雕细琢。桥栏上端雕刻着猕猴、狮子、寿桃、石榴这类吉祥之物，每一只猴子的情状也不相同：有的背负小猴，有的踞伏观望，有的作捧食蟠桃状……但如果细看，能看得出它们和望板一样，多系近年修补上去的。这些补修的望板材质新鲜偏绿，虽然也全部采用手工雕凿，细密的凿痕也透出古老手艺特有的舒缓和温润，但相比之下，那些老旧的望板历经百余年风吹雨淋，表面灰白，它的创造者是无可仿制的漫长光阴。 曾经，太平桥两岸商贾云集，整个东北大地的方言汇聚于此。这些聚拢又飘散开去的方言，在上滑音、下滑音、鼻音和俚语间做出微妙的区分。而两条街上林立的饭馆则以店幌进行区分：红色幌是汉族饭馆，蓝色幌是回族饭馆。幌中间的罗圈模拟了筛面的箩；下面的纸条则代表面条；上下方所系的白花和彩花，则分别代表烧麦或花卷。挂一个幌，表示店家是经营单一品种的饺子馆或包子铺；挂两个幌子为经营家常便饭的中等饭馆；如果是一口气挂出了四个幌子，那可是能够承办酒席的大型饭店。
这些古老的旗语，如今早已消泯不见。在临近太平桥的主街上，新建了一排崭新的仿古建筑，所有的门市上方，清一色的黑底金字匾额，无论是著名的牛庄馅饼，还是烟酒糖杂超市和美容院，店名文字一律从右往左——似乎，规划者试图以这样的方式，还原出一个旧年的牛庄。
建筑在水面之上，桥沾染了水的命运。一座桥，总是比一条路更易于毁损。但是或许，也正因为有了水，于沧桑之外，桥比路多了几分柔软和温情。作为与时间有关的隐喻，水的倒影里波动着桥的低语，而桥墩石隙间一年年长出的不知名的草，它们会不会，照见自己来世的影子？
……桥下的河水缓慢得近乎静止。这条名为海城河的河流，它如此纤瘦，看上去几乎承载不起一只舢板的重量。我怎样才能想象，当年这里牛船如织，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大豆和木材，正是从这座桥头出发，一路径直抵达辽阔无垠的海洋？
6.河流和它的逗点
这一段流经牛庄的辽河，确切地说，是太子河的下游，距离浑河与太子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仅十公里左右。为简便计，通常也称这一截河段为“辽河”或“里辽河”。
公元238年，司马懿奉魏明帝曹睿之命，率四万大军征讨反复无常的辽东太守公孙渊。时值盛夏，连月大雨，辽水暴涨，司马懿麾下大军乘船由辽河入海口经由太子河，直抵辽阳城下。公孙渊父子最终兵败被杀。
当然那时候，太子河还不叫太子河，而称作梁水。太子河这个称呼，要到辽代时才会出现。之后这两种称呼并行不悖，直到明代之后，梁水之称才彻底为太子河所取代。
而这条河流的命名，据说与太子丹有关。
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行刺秦王，事败后秦王震怒，派兵攻打燕国。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奔至辽东，藏匿于太子河畔。秦国人找不到他们，遂施离间计称，秦之所以伐燕，是因为太子丹得罪了秦王，如将其斩首以献，秦国即可罢兵。燕王喜听信此言，果真让人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将首级献给秦国。随后，燕即为秦所灭。
这样的一个故事，兼具凄美和惨烈，不同的人会品出不同的人生况味。在政治面前，亲情多么脆弱。而作为敢于向强权挑战并寻找机会拼死一搏的叛逆者，太子丹似乎代表了人性中明亮刚烈的部分。但问题在于，他恰恰死于人性中最黑暗的组合：自私、冷酷、轻信和懦弱——中国的民间智慧，一向善于在赞美中暗藏惩戒。
这样一条意味深长的河，一路穿越辽阔的传奇和隐喻，它被吸吮、消磨、改写，时光的橡皮擦一遍遍地擦过……我来得太迟了，那经过多少代人涂改过的古渡，还会留下一些什么？
这里也有一座桥。十几只趸船并排挨在一起，上面以铁板连接成桥身。桥面上铁青色的微光泛起湿漉漉的质感，好像桥下的河水正在不断地渗上来。蜿蜒的土路在河面上凹陷，尔后上升，呈现出原始河床的弧度。
短暂的犹疑之间，车轮已经滑上了桥面。桥身微微陷落、摇晃，沼泽般的动荡让人心慌。过了桥，沿着倾斜上升的土路望过去，那座门脸狭小的建筑出现在视野之中。
小姐庙渡口。五个汉字被漆成正红色，是上个世纪70年代特有的那种一板一眼的手写仿宋体。而建筑外围的涂料是曾经粉嫩的西瓜红，眼下一片老旧斑驳。红与红溶解在一起，使门楣上方的这五个汉字并不醒目。两侧则以同样的字体标示出“停车买票”字样，但没有涂漆。建筑一旁半封闭的庭院里，一只棕黄色的小狗尽职尽责地冲着我“汪汪”警告了一阵子。站在门前台阶上的中年男子则显得百无聊赖。他说，每年夏天，这里河水暴涨，至于涨到什么程度，每年都不一样。彼时河水湍急，这桥——他指一指来路上由趸船搭成的那座浮桥——就不能用了，只能以轮船摆渡。说着，他又指了指搁浅在岸上的那艘白色渡轮。
这就是被明文书写在历史中的小姐庙码头。在所有辽河沿岸码头们粗犷土气的名字中间，娇滴滴的“小姐庙”看起来古怪而突兀。
其实“小姐庙”是“妈祖庙”的旧称。作为传说中佑护水上平安的民间女神，历代皇帝对林默娘多有褒封，且规格越来越高。从宋时的“灵惠夫人”到元代的“天妃”，到康熙二十三年晋封为“天后”，妈祖庙因此同时兼具多个别名：娘娘庙、天妃小姐庙、天后宫。据民国十三年《海城县志》中记载，牛庄的这座天妃小姐庙建于清顺治二年，彼时妈祖尚未由天妃晋封为天后，是以俗称“小姐庙”。
庙当然早已不在了，也没有人知道它消失在哪一年。陆运发达之后，淤浅的水路迅速淡出历史。而陆路，并非妈祖的管辖范畴。
在中国民间，一向供奉“有用的”神祇。我们的信仰，倾向于谋求现世的福祉。
由此推测，认为“小姐庙”出于“枭姬庙”的谐音，多半只是文人们一厢情愿的纸上考据。刘备死后，其夫人孙尚香投江而死，后人以刘备为枭雄，遂在水旁建枭姬庙祭祀孙尚香。但此风大抵只局限于荆州一带，基本没有流传到牛庄的可能。
我在渡口旁边的河岸上茫然走动。眼前的河水依旧波光粼粼，偶尔有一辆车从浮桥上驶过，河水荡漾，尔后迅速平静如初。
在桥东的北岸上，我找到了两个相对而立的方形建筑物。它们像一道门扉，大半个侧面湮埋在土中，上部则差不多与地表平齐。它们是什么？又是哪个年代的遗留物？隔着一汪水洼望过去，它们的材质难以辨识。假如是石材，如此整块的石料，工程之巨可想而知；如果是水泥浇铸，想必也是当年一处重要的设施。可惜，“重要”这个词是有时效的，再桀骜的人与物，也难以逃脱时间的诅咒。
而所谓渡口，不过是一条河流上人为的逗号。或者，它也是些虚无的逗号，没有哪一条河会因为它们的存在而稍事停留。纵使逗点密集，也只是人与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充盈现代感的语气也越发简短急促。而河流的倾诉如此悠远绵长，只有苍天和大地，是它们永恒的听众。
回程又是一路颠簸，大段大段的路面上，路基碎石裸露。
车尾扬起的淡淡烟尘之中，我看着小镇在后视镜里渐去渐远。我知道，方圆几十公里之内，大辽河正纠结成一团九曲回肠；只有流经牛庄的这一段，河道舒缓平滑——赶在入海之前，一条河幽幽唱出了它最后的一腔慢板。
我来得太早了，春天还在赶往北方的路上。
我来得太迟了，错过了小镇最繁盛的时光。
在三月的午后我抵达这里，斜阳草树，西风沁凉。牛庄。古老的、声名远扬的牛庄。湮埋在发黄的故纸堆里的牛庄。让多少人欲言又止的牛庄。
许多年，它距离我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它就在我长年生活的城市里，它的名字，镌刻在那些建筑物前的石碑上：牛庄邮便局旧址；牛庄海关旧址；牛庄俱乐部旧址；牛庄居留民团役所旧址……然而，在那么多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包括所有教导过我的历史老师——向我吐露有关它与它的这一段隐秘：这个城市，曾经被冠以另一个地域的名字。它曾经以一个冒名顶替者的身份，完成了一个城市最初的累积。
是的，这个名叫营口的城市，曾经被称作：牛庄。但真正的牛庄却始终真切地存在于同一个时空里。它们之间，空间上的距离为四十五公里。而在新中国的行政区划图上，牛庄早已与营口切割掉所有的关联，隶属于另一个城市。
或许，这实在是一段难以说清的经历。它太繁杂了，一团扭结的乱麻，每一根线头上都牵连着难以厘清的往昔。它也像一段漫漶的笔迹，在方正齐整的应试教育大背景之下，它更像一条没有理由存在的歧路，通往杂芜而泥泞的沼泽地。
而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年的历史科目总是让我穷于应对——在这个三维的世界上，他们用点和线描画出一幅二维的图景，却在有意无意间省略了它纵深的部分。这些无从补救的漏洞和虚空，使那个力图被描绘的世界，包裹在云里雾中，成为奇怪的飘浮体。
吊诡的是，恰恰是这些失重的平面，被标注以星号和波浪线，要求背诵和记忆，并一再毫无悬念地，成为考卷上的一道道名词解释或者简答题。
与牛庄紧密相关的这道简答题，通常是这样的：“试述《中英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2.条 约
西元1858年6月26日，牛庄，这个飘荡着泥土气息的名字，在世界历史版图上正式出场。
中国历史课本对此事件的描述大抵是这样：
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中国广州，并于翌年四月北犯大沽。英、法、美、俄四国专使向清政府递交照会，限其于六日内答复他们关于开放中国内地、公使常驻北京以及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26日进犯天津，并威胁清政府速派大臣谈判，否则将进攻北京。其时清政府正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焦头烂额，因此决定对英、法妥协议和，并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代表，被迫接受了英国提出的全部条件。
牛庄，它由此出现在《中英天津条约》的第十一款上：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办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
语句拗口，似从外文翻译而来。偏僻的歧路开始隐约浮现。在离开中学校园二十几年后，我平生第一次读到了《中英天津条约》的原始版本。这种感觉几乎是怪异的，因为难以置信——这些入侵者，他们用了大篇幅的文字，来要求在今天看来完全属于国际惯例的种种“特权”，详尽到诸如规定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副领事官及翻译官与知府同品，以便公事往来，双方平礼相见；详尽到规定双方相应官员不得推诿塞责、索取贿赂；详尽到要反复申明“英国船只在中国辖下海洋，有被强窃抢劫者，地方官一经闻报，即应设法查追拿办，所有追得贼物，交领事官给还原主”。
至于开放港口、设立领事馆和自由通商，这一切看起来多么熟悉——它是不是，更像发生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一场改革开放？
但屈辱感是如此挥之不去如鲠在喉……因为，无论结局如何，它是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发生的。
而细节也掀开了一角可笑的面纱——我们怎么能够想到，是关乎礼仪方面的争执，而非看上去更为重要的其他，构成了当时中外条约最关键也最频繁的一场场拉锯。对此咸丰皇帝谕示：只要外国人肯向他行叩拜之礼，外国商船的一应海关关税，皆予蠲免。
看来，身为后来者，我们完全会错了意。大清帝国从来不曾心痛那些流水般输送出去的银子，他们心念所系的，是身为“中央之国”的赫赫威仪。
可惜，“万国来朝”的经典剧目，至此时，已经再也演不下去。
3.替 身
公元1861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就在这一年，年仅三十一岁的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死因据说源于纵欲和严重的花柳病。
也是这一年，北中国的夏日大雨滂沱，暴涨的辽河水在冷家口附近决堤，泛滥的河水随即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距离大海最近的道路，经由一条默默无闻的潮沟笔直入海，辽河入海口从此一分为二。一百多年后，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一场关于辽河的命名之争。
也正是这一年，托马斯·泰勒·密迪乐从宁波出发，前往奔赴英国驻牛庄首任领事官任上。他麾下的日不落帝国军舰逶迤穿越中国内海，顺利抵达辽河入海口，一道意想不到的难题陡然横亘在他的眼前。
长久的闭关锁国，使得西方世界对这片神秘的东方土地的了解还停留在一千年以前。不知是从哪一本古籍里，他们发现了这个中国北方的小镇，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可以担当起开埠的重任。他们没有想过，一条滔滔的大河既然可以在漫长的岁月里淤积起一片肥沃的三角洲，那么这些随波逐流的卑微泥土，每时每刻，都在悄然改写着大国的版图。
大致说来，在汉唐时代，辽河在今海城附近入海；宋辽时期，河口迁移到东昌堡；直至元明时，才西迁到今营口市郊。这就是说，至少在唐代，整个营口市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而往东三十里外的大石桥县城在汉代时期仍浸泡于海水之中。在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辽河入海口在营口东北二十公里外的田庄台。按照《汉书··地理志》和《水经》上的记载推算，这片渤海东岸与陆地相接的海岸线，以平均每百年两公里的速度，向西南方向一路退却，使河与海交错的坐标点一再西迁。 没错，这是一条不断迁徙的河，这是一片步步退却的海。
托马斯的军舰不得不停泊在距离牛庄近百华里之外。改乘小舟前往考察，水浅淤塞的牛庄河道更让他大吃一惊。根据多年与中方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托马斯不能不想到，狡猾的中国人又在挑战他的智商和帝国的尊严。
但是一转念，这个已经在中国工作了整整十八年的“中国通”马上明白，负责谈判和签字的中国大臣压根儿就不了解关于这片土地的细枝末节。早年在慕尼黑大学里专事学习汉语言，托马斯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最早的印象来自《山海经》。但是多年的经历让他明白，这本神奇的古书与其说是一部科学著作，毋宁说更接近神话和寓言。他开始与派驻牛庄的各级中国官员反复交涉，他提出的方案是，既然从辽河口到牛庄的三处码头同属牛庄管辖，那么将他的军舰停泊的没沟营作为通商口岸也并不有违约定。他提出此前已有汕头取代潮州开港的先例，并且也曾以芝罘（烟台）代替了登州。他了解中国官员的思维传统，但凡已有先例的事情，除非明令禁止，便可依行不悖，而高层也通常不予追究。
托马斯的交涉最终获得了成功，并且无意中成就了一座城市的命名。在此之前，这处辽河入海口的官方注册名称是“没沟营”。“没”读四声，意即“淹没”。而此后，中国官方对此地改称“没沟营口岸”，久之则简称为“营口”。但较为正式的官方文件中，仍只能称 “牛庄”，英方文件则一律沿袭“牛庄”之名。也就是说，两处地域时而共用一个名称，时而又分成两个，牛庄和营口从此在史书和资料中纠缠不清。直到一百年后，真正的牛庄零落为一个寂寥的小镇，而在这座名为营口的海滨城市，则散落着一幢幢令人迷惑的百年建筑……历史在此再次写下了流俗的一页，冒名顶替者同时收获了利润和光荣。
4.曾 经
从地图上看，渤海像一个在雪地里袖手散步的胖子，左脚刚刚离开天津，右脚已经踏进了山东，辽东湾是他戴着无沿毡帽的长圆的头。或者，辽东湾其实更像一只张开的大嘴，在交通主要依靠水运的年代，辽河口成为外来者深入东北腹地的咽喉。
在汉代，渤海湾青碧的海水径直拍打在牛庄的脚下，辽河则横亘在牛庄与海城之间。沧海桑田，而今的辽河河道已迁移到牛庄以西，并改称大辽河；太子河则在牛庄镇北从东到西横穿而过，汇入大辽河；而另一条名叫海城河的河流，则由南至北穿过牛庄，汇入太子河。
正是这些纵横交织的河，直接牵系着这片土地的繁华和衰败。
有明一代，牛庄已成为驿站，一圈低矮的土墙是它淡黄色的简陋花边。到了1609年，牛庄正式设置起官方渡口，所运送的物资，主要供给辽东驻军所用。而正是这一年，大明皇朝最后一任皇帝朱由检呱呱坠地，转眼之间，朝代更迭。牛庄作为战略要地，努尔哈赤命人在此重修城池。以青砖为墙，上方设置垛口、腰台和箭位，并设有东、西、北三个城门。十七年后，登基为帝的皇太极巡视至此，远远地，他望见一座巍峨的城池，齐整的垛口有如长长一排坚韧的牙齿，等待着一场来自上天的盛宴。欣悦之下，皇太极以“牛四十犒之”，赏赐给建城军民。
区区四十头牛当然并不足以支撑起“牛庄”的大名，后来它之成为商贸码头，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东北移民逐渐增多，这片广袤的塞外大地得到了开垦，收获的农副产品除了供给住民们所需，开始有余裕发展起日渐庞大的贸易。在行旅和商贸皆主要依赖水运的年代，牛庄的地理优势毫无悬念地显露出来。东三省产出的农副产品和木材，开始经由各种渠道汇聚在海城河码头，然后由船只转运到牛庄渡口的大型货船上。这种当地用来转运货物的船只，比舢板大一些，比驳船和槽船小一点儿，大致载重量在三十至九十石之间（四石为一吨），通常需要配备五名船工进行操纵。这种船的特点是吃水较浅，行驶轻快又灵活，船首前扬，前高后平，开航起锚后船头高高扬起，配上两边的铁锚，活像一头怪牛浮游水上。时人称此为“牛船”，俗称“牛子”。
牛庄水运繁华之时，数百艘牛船在港口装卸完货物，回到城西的湖面上休息。夜幕降临，湖面上的船只亮起点点渔火，远远望去，宛如一座人口稠密的村庄。而更多的人开始在附近定居，形成集镇和村落。
牛庄之名，由此诞生。
到了康熙年间，牛庄已是整个关东大地上重要的商贸集镇。
在当年，这个作为物资集散地的海城河码头到底是什么模样？我只知道，它后来，变成了一座桥。
5.一座桥
“南有赵州桥，北有太平桥”，自矜之辞总是难免涉嫌夸张——仅是二者建筑的年代，就至少相差了一千二百年。太平桥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彼时，康熙王朝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也就是说，这座桥始建之时，牛庄业已经历了一二百年的繁华。要知道，在许多时候，一座桥也如同一个人，倘若生逢乱世，则难免目光短浅、细节潦草；反过来说，有幸生逢盛景，一座桥方得以根基坚牢。
这座太平桥的桥身长五十余米，与赵州桥倒也相近。但是赵州桥修长的跨拱宛如彩虹般飘逸轻灵，而太平桥的桥下，却是扎扎实实地砌了十几座用以支撑的桥墩，每一座都是由大块的条石相叠垒就，一派憨厚务实的北方风格。这样一来，建造所用的石材可就比赵州桥靡费得多了。或许，当年的建桥者们曾经面对一个两难选择：他们想要建起一座坚实的桥，也希望在桥墩之间保留足够的距离，以便让船只自桥下自如往返。但是这样一来，桥身自然需要抬高成拱形，建筑的难度由此成倍增加。大约是在反复权衡之下，他们放弃了。这是一群诚恳的匠人，他们没有李春那样传奇般的技艺——艺术多多少少含有疯狂的成分。因此赵州桥成为一件梦想凝就的艺术品，而太平桥则是脚踏实地的现世安稳。
但只要时日稍远，点滴的异样也会演绎出离奇的故事。比如说，太平桥桥面正中有一块形状奇特的花岗岩，四条边长倾斜出些微的角度，方才得以与四周的石板吻合得严丝合缝。于是有了鲁班显灵参与建桥的传说。桥栏两侧的望板均由大块的石板凿成，但并未像赵州桥那样精雕细琢。桥栏上端雕刻着猕猴、狮子、寿桃、石榴这类吉祥之物，每一只猴子的情状也不相同：有的背负小猴，有的踞伏观望，有的作捧食蟠桃状……但如果细看，能看得出它们和望板一样，多系近年修补上去的。这些补修的望板材质新鲜偏绿，虽然也全部采用手工雕凿，细密的凿痕也透出古老手艺特有的舒缓和温润，但相比之下，那些老旧的望板历经百余年风吹雨淋，表面灰白，它的创造者是无可仿制的漫长光阴。 曾经，太平桥两岸商贾云集，整个东北大地的方言汇聚于此。这些聚拢又飘散开去的方言，在上滑音、下滑音、鼻音和俚语间做出微妙的区分。而两条街上林立的饭馆则以店幌进行区分：红色幌是汉族饭馆，蓝色幌是回族饭馆。幌中间的罗圈模拟了筛面的箩；下面的纸条则代表面条；上下方所系的白花和彩花，则分别代表烧麦或花卷。挂一个幌，表示店家是经营单一品种的饺子馆或包子铺；挂两个幌子为经营家常便饭的中等饭馆；如果是一口气挂出了四个幌子，那可是能够承办酒席的大型饭店。
这些古老的旗语，如今早已消泯不见。在临近太平桥的主街上，新建了一排崭新的仿古建筑，所有的门市上方，清一色的黑底金字匾额，无论是著名的牛庄馅饼，还是烟酒糖杂超市和美容院，店名文字一律从右往左——似乎，规划者试图以这样的方式，还原出一个旧年的牛庄。
建筑在水面之上，桥沾染了水的命运。一座桥，总是比一条路更易于毁损。但是或许，也正因为有了水，于沧桑之外，桥比路多了几分柔软和温情。作为与时间有关的隐喻，水的倒影里波动着桥的低语，而桥墩石隙间一年年长出的不知名的草，它们会不会，照见自己来世的影子？
……桥下的河水缓慢得近乎静止。这条名为海城河的河流，它如此纤瘦，看上去几乎承载不起一只舢板的重量。我怎样才能想象，当年这里牛船如织，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大豆和木材，正是从这座桥头出发，一路径直抵达辽阔无垠的海洋？
6.河流和它的逗点
这一段流经牛庄的辽河，确切地说，是太子河的下游，距离浑河与太子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仅十公里左右。为简便计，通常也称这一截河段为“辽河”或“里辽河”。
公元238年，司马懿奉魏明帝曹睿之命，率四万大军征讨反复无常的辽东太守公孙渊。时值盛夏，连月大雨，辽水暴涨，司马懿麾下大军乘船由辽河入海口经由太子河，直抵辽阳城下。公孙渊父子最终兵败被杀。
当然那时候，太子河还不叫太子河，而称作梁水。太子河这个称呼，要到辽代时才会出现。之后这两种称呼并行不悖，直到明代之后，梁水之称才彻底为太子河所取代。
而这条河流的命名，据说与太子丹有关。
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行刺秦王，事败后秦王震怒，派兵攻打燕国。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奔至辽东，藏匿于太子河畔。秦国人找不到他们，遂施离间计称，秦之所以伐燕，是因为太子丹得罪了秦王，如将其斩首以献，秦国即可罢兵。燕王喜听信此言，果真让人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将首级献给秦国。随后，燕即为秦所灭。
这样的一个故事，兼具凄美和惨烈，不同的人会品出不同的人生况味。在政治面前，亲情多么脆弱。而作为敢于向强权挑战并寻找机会拼死一搏的叛逆者，太子丹似乎代表了人性中明亮刚烈的部分。但问题在于，他恰恰死于人性中最黑暗的组合：自私、冷酷、轻信和懦弱——中国的民间智慧，一向善于在赞美中暗藏惩戒。
这样一条意味深长的河，一路穿越辽阔的传奇和隐喻，它被吸吮、消磨、改写，时光的橡皮擦一遍遍地擦过……我来得太迟了，那经过多少代人涂改过的古渡，还会留下一些什么？
这里也有一座桥。十几只趸船并排挨在一起，上面以铁板连接成桥身。桥面上铁青色的微光泛起湿漉漉的质感，好像桥下的河水正在不断地渗上来。蜿蜒的土路在河面上凹陷，尔后上升，呈现出原始河床的弧度。
短暂的犹疑之间，车轮已经滑上了桥面。桥身微微陷落、摇晃，沼泽般的动荡让人心慌。过了桥，沿着倾斜上升的土路望过去，那座门脸狭小的建筑出现在视野之中。
小姐庙渡口。五个汉字被漆成正红色，是上个世纪70年代特有的那种一板一眼的手写仿宋体。而建筑外围的涂料是曾经粉嫩的西瓜红，眼下一片老旧斑驳。红与红溶解在一起，使门楣上方的这五个汉字并不醒目。两侧则以同样的字体标示出“停车买票”字样，但没有涂漆。建筑一旁半封闭的庭院里，一只棕黄色的小狗尽职尽责地冲着我“汪汪”警告了一阵子。站在门前台阶上的中年男子则显得百无聊赖。他说，每年夏天，这里河水暴涨，至于涨到什么程度，每年都不一样。彼时河水湍急，这桥——他指一指来路上由趸船搭成的那座浮桥——就不能用了，只能以轮船摆渡。说着，他又指了指搁浅在岸上的那艘白色渡轮。
这就是被明文书写在历史中的小姐庙码头。在所有辽河沿岸码头们粗犷土气的名字中间，娇滴滴的“小姐庙”看起来古怪而突兀。
其实“小姐庙”是“妈祖庙”的旧称。作为传说中佑护水上平安的民间女神，历代皇帝对林默娘多有褒封，且规格越来越高。从宋时的“灵惠夫人”到元代的“天妃”，到康熙二十三年晋封为“天后”，妈祖庙因此同时兼具多个别名：娘娘庙、天妃小姐庙、天后宫。据民国十三年《海城县志》中记载，牛庄的这座天妃小姐庙建于清顺治二年，彼时妈祖尚未由天妃晋封为天后，是以俗称“小姐庙”。
庙当然早已不在了，也没有人知道它消失在哪一年。陆运发达之后，淤浅的水路迅速淡出历史。而陆路，并非妈祖的管辖范畴。
在中国民间，一向供奉“有用的”神祇。我们的信仰，倾向于谋求现世的福祉。
由此推测，认为“小姐庙”出于“枭姬庙”的谐音，多半只是文人们一厢情愿的纸上考据。刘备死后，其夫人孙尚香投江而死，后人以刘备为枭雄，遂在水旁建枭姬庙祭祀孙尚香。但此风大抵只局限于荆州一带，基本没有流传到牛庄的可能。
我在渡口旁边的河岸上茫然走动。眼前的河水依旧波光粼粼，偶尔有一辆车从浮桥上驶过，河水荡漾，尔后迅速平静如初。
在桥东的北岸上，我找到了两个相对而立的方形建筑物。它们像一道门扉，大半个侧面湮埋在土中，上部则差不多与地表平齐。它们是什么？又是哪个年代的遗留物？隔着一汪水洼望过去，它们的材质难以辨识。假如是石材，如此整块的石料，工程之巨可想而知；如果是水泥浇铸，想必也是当年一处重要的设施。可惜，“重要”这个词是有时效的，再桀骜的人与物，也难以逃脱时间的诅咒。
而所谓渡口，不过是一条河流上人为的逗号。或者，它也是些虚无的逗号，没有哪一条河会因为它们的存在而稍事停留。纵使逗点密集，也只是人与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充盈现代感的语气也越发简短急促。而河流的倾诉如此悠远绵长，只有苍天和大地，是它们永恒的听众。
回程又是一路颠簸，大段大段的路面上，路基碎石裸露。
车尾扬起的淡淡烟尘之中，我看着小镇在后视镜里渐去渐远。我知道，方圆几十公里之内，大辽河正纠结成一团九曲回肠；只有流经牛庄的这一段，河道舒缓平滑——赶在入海之前，一条河幽幽唱出了它最后的一腔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