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一个偏远的山村，我见到一位老师，年近六十，右腿齐根断掉，架着双拐去学校上课。学校是新建的，比我想象中要好的得多，条件也都不错。他走上讲台，声音洪亮，两拐架在腋下，很自如地左手拿课本，右手板书。
　　这些动作已经做了近三十年了。三十年前的学校，极破旧，房屋摇摇欲坠，终于在一个雨天，仅有的一间教室坍塌。那次事故，没有一个学生受伤，而他却因此失去了一条腿。在家休养了一年后，他又开始去上课，风雨无阻。曾经有城里记者来采访他，他都拒绝，认为自己并没有多高尚，就是能教书，还给开工资，很正常的事，有什么好宣传的？
　　后来还是有人写了报道，他也因此成为当地名人，并有人慕名而来，捐款建学校。他也暗自欣慰，想着自己惭愧些就惭愧些吧，能让学生们在好的学校里上课，也是收获。他曾指着校园西北角对我说，他的那条右腿就埋在那里了。他很想告诉那些记者，为什么能做到三十年如一日地来学校上课，可他觉得说那些挺虚的，心里愧的慌。
　　他说的是：“因为我的右腿就埋在学校里，它不停地召唤我，我必须每天都要去找它！”
　　二
　　有一次，在城市边缘的一个公共厕所里，见一男人方便过后，刚提上裤子，就趴在地上。我大惊，以为他突然犯了什么急性病，忙来到近前，却见他正努力地向蹲位下面伸出胳膊，似要够什么东西。仔细看，却见下面的粪池里，有一张二十元面值的钞票。
　　面对二十元，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就那样全无形象不顾脏乱地趴在厕所里，我一时看得呆住了。终于，他将钱够了上来，手上身上都脏不可视，他冲我笑笑，说：“提裤子时不小心掉下去了！”然后就很自若地走了。厕所外有些人见他如此，都纷纷询问，他也是笑着解释。
　　一个老大爷告诉我，这人不容易，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每天蹬三轮收破烂儿，二十块钱，有时一天也挣不到。忽然就涌起一种莫名的情绪，觉得那个男人的行为并不可笑，也不惊人，而他手上粘满粪便的二十元钱，也是最干净的。
　　三
　　中午时，在街上遇见一个八九岁的女孩，手里拿着一叠广告宣传单，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习惯性地伸手去接，可她却怯怯地问：“叔叔，你手上的纸要不要了？不要给我行吗？”原来这一路走来，我手上也拿了不少别人发放的宣传单。便都给了她，她很高兴地走了。我想着又是一个准备卖废纸换钱的穷苦孩子，只是现在废纸极便宜，两角一斤，也不知她拾到多少才能换回一元钱。
　　在街上买了些东西，从商店出来转过街角時，竟又看到了那女孩。她正蹲在墙根的阴凉处，她前面是一个修鞋的男人，看样子是她父亲。便细看了看那女孩，她正拿着铅笔在那些宣传单的背面写字。于是大感兴趣，就问那修鞋男人，他告诉我，他女儿每天中午放学，都要到他这儿来，和他一起吃过饭，就去街上捡那些宣传单，回来在上面算题练字，最后把那些用过的纸留起来，攒够了再卖掉，买铅笔。
　　这时，女孩站起身，把那一叠纸放进爸爸的工具箱里，准备去上学。她给爸爸擦了擦汗，转身跑进无边无际的阳光里。
　　四
　　端午节之前的一天，正在远郊的一个公园门前散步，游人不少，路旁是许多卖纸葫芦、香荷包的，许多人都在那里挑选。这时狂风忽起，立时间大大的雨点就落了下来。于是人群惊散，买卖东西的都忙着收拾找地方避雨。我躲进不远处的一个公共卫生间，隔着窗，就看见大雨已经下起来。
　　之前就注意到一个女人，她买了几个各种颜色的纸葫芦，因为当时挑了许久，惹得卖家都有些不高兴，才引起我的注意。雨点滴落时，她把几个葫芦塞进怀里，从路边捡了一只塑料袋儿，将葫芦装进去，再塞回怀里。做完这些，她基本已经被浇透了。
　　雨来得疾去得也快，从公共卫生间里出来，又见那女人，她正从树底下走到阳光里，从怀里拿出塑料袋儿，小心地看那些葫芦有没有浇湿。见我看她，她不好意思地说：“每年过节都是我自己用纸叠，可孩子们说卖的好看，这才买了几个！”
　　那一刻，倒是真的想看一看那女人自己折的纸葫芦，我想，那应该是世界上最美的葫芦吧。
　　（摘自《辽宁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