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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叶永烈先生的《“四人帮”兴亡》（以下简称《兴亡》）一书。这部150万字的鸿篇巨制，据作者说，花费了20年的功夫，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料，访问了众多著名当事人才完成的。作者希望这套大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笔者拜读了这部书的部分章节后，觉得该书既有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描述，又有对“文革”中的重要人物的介绍，确实是一部可读的书。“工夫不负有心人”，作者的辛勤耕耘，定将得到读者的回报。
然而，要使这部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认为还需要下大功夫。正如该书作者所说，完成这部书，并不意味着画上了句号，仍需要补充修改。作者的这种态度是值得称道的。因为“文革”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停留在局部的表层的水平，若使“文革”史研究进一步深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史料这个基础工作。
时下出版了一些有关“文革”的口述史、回忆录等，虽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它们不能不受到形势、立场、观点、利害、感情和记忆等因素的影响。要将口述史、回忆录这类活史料提升到史实程度，还需要根据各种史料载体，如文书档案、笔记、信函、文件等来相互印证，并进一步鉴别、考证，去伪存真。而如今“文革”史的研究最大的难点就是“文革”档案还没有公开，致使许多重大问题的疑点难点无法深入研究下去。
《兴亡》一书，也难摆脱这种历史局限。如果把这部书当成演义小说似乎还更贴切，若作为信史，则还有待于作者作进一步的努力。
笔者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有八九年是在牢房、劳改中度过的，我只亲历了“文革”初期那一段历史。因为我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下面供过职，接触过一些“文革”要员，为他们跑过腿、办过事，加上耳闻目睹，了解一点支离破碎的情况，因此，我斗胆向叶永烈先生提供一些未经考证的史料，供参考。
在《兴亡》一书中，作者引证了一些亲历“文革”的人写的回忆录。这些文字有的确有参考价值，有的则是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颠倒黑白。
下面我想就《兴亡》一书中与史实不符的引证，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3日在解放军报社接见王洪文等人的情况
《兴亡》说：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轿车，载着三男一女，驶入报社。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二十五岁的陈阿大和十八岁的“小廖”。
……
至于那位女宾，嘿嘿一笑，冲张、姚点点头，她，老熟人——聂元梓。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飞机到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这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写出来的。
张春桥、姚文元这次接见王洪文等人，是笔者安排的，并且自始至终参加了接见。根据我的亲历，上述描写是不准确的，重要情节都不符合实际。
第一，车上没载着“三男一女”，只载了四五个男子，聂元梓压根儿就没有参加会见，她只帮王洪文叫通了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电话。
第二，聂元梓不可能直接给张春桥打电话，在张春桥的办公室里只设了一部保密电话（红机子），从不对外。
第三，会见谈话的中心议题，并非为回上海发动“一月革命”，上海什么时候成立新的政权组织，在这个会见中决定不了。说张春桥怕“大权旁落”没有根据。据我所知，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方向、进程，基本上掌控在中央文革和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他俩不必担心“大权旁落”。
第四，王洪文从北大招待所去解放军报社，乘的不是轿车，而是吉普车。
那么，这次张春桥、姚文元接见王洪文等人的真实情况和接见始末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写出来，向叶永烈先生请教。
1967年1月初，中央文革办公室改称办事组不久的一天，我接到聂元梓打来的电话，她说：上海的王洪文等人来北京串联，现在住在北大招待所。他们想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请张春桥同志接见。
我向张春桥报告了此事，张春桥答应接见，但要求人不要多，只让王洪文等主要负责人来谈就可以了。时间定在当天晚上，新任办事组组长宋琼将接见地点安排在解放军报社。
当天晚上，我乘解放军报社的吉普车到了北大招待所，找到了王洪文，由王叫了四个人，一起乘车去解放军报社。一会儿，张春桥、姚文元也到了。参加会议的除王洪文之外，还有陈阿大、一个小青年（可能是廖祖康），还有一两个人。会议的内容，大致是王洪文等人谈上海市各工人造反派在运动中的情况，介绍各派头头的能力、优缺点、威信，以及在运动中方向是否正确之类，也谈了和“走资派”斗争、批判“资反路线”的情况。张春桥在会上没有长篇大论地讲话，只是在座谈中提出一些问题或插话。张春桥讲的主要是让大家注意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加强同各种群众组织的团结，把上海各派工人组织联合起来。我不记得姚文元在会上有发言。
关于聂元梓去上海串联前后
《兴亡》一书中“江青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一节说：“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直到1977年9月19日，聂元梓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
笔者拜读了这部书的部分章节后，觉得该书既有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描述，又有对“文革”中的重要人物的介绍，确实是一部可读的书。“工夫不负有心人”，作者的辛勤耕耘，定将得到读者的回报。
然而，要使这部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认为还需要下大功夫。正如该书作者所说，完成这部书，并不意味着画上了句号，仍需要补充修改。作者的这种态度是值得称道的。因为“文革”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停留在局部的表层的水平，若使“文革”史研究进一步深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史料这个基础工作。
时下出版了一些有关“文革”的口述史、回忆录等，虽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它们不能不受到形势、立场、观点、利害、感情和记忆等因素的影响。要将口述史、回忆录这类活史料提升到史实程度，还需要根据各种史料载体，如文书档案、笔记、信函、文件等来相互印证，并进一步鉴别、考证，去伪存真。而如今“文革”史的研究最大的难点就是“文革”档案还没有公开，致使许多重大问题的疑点难点无法深入研究下去。
《兴亡》一书，也难摆脱这种历史局限。如果把这部书当成演义小说似乎还更贴切，若作为信史，则还有待于作者作进一步的努力。
笔者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有八九年是在牢房、劳改中度过的，我只亲历了“文革”初期那一段历史。因为我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下面供过职，接触过一些“文革”要员，为他们跑过腿、办过事，加上耳闻目睹，了解一点支离破碎的情况，因此，我斗胆向叶永烈先生提供一些未经考证的史料，供参考。
在《兴亡》一书中，作者引证了一些亲历“文革”的人写的回忆录。这些文字有的确有参考价值，有的则是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颠倒黑白。
下面我想就《兴亡》一书中与史实不符的引证，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3日在解放军报社接见王洪文等人的情况
《兴亡》说：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轿车，载着三男一女，驶入报社。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二十五岁的陈阿大和十八岁的“小廖”。
……
至于那位女宾，嘿嘿一笑，冲张、姚点点头，她，老熟人——聂元梓。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飞机到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这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写出来的。
张春桥、姚文元这次接见王洪文等人，是笔者安排的，并且自始至终参加了接见。根据我的亲历，上述描写是不准确的，重要情节都不符合实际。
第一，车上没载着“三男一女”，只载了四五个男子，聂元梓压根儿就没有参加会见，她只帮王洪文叫通了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电话。
第二，聂元梓不可能直接给张春桥打电话，在张春桥的办公室里只设了一部保密电话（红机子），从不对外。
第三，会见谈话的中心议题，并非为回上海发动“一月革命”，上海什么时候成立新的政权组织，在这个会见中决定不了。说张春桥怕“大权旁落”没有根据。据我所知，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方向、进程，基本上掌控在中央文革和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他俩不必担心“大权旁落”。
第四，王洪文从北大招待所去解放军报社，乘的不是轿车，而是吉普车。
那么，这次张春桥、姚文元接见王洪文等人的真实情况和接见始末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写出来，向叶永烈先生请教。
1967年1月初，中央文革办公室改称办事组不久的一天，我接到聂元梓打来的电话，她说：上海的王洪文等人来北京串联，现在住在北大招待所。他们想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请张春桥同志接见。
我向张春桥报告了此事，张春桥答应接见，但要求人不要多，只让王洪文等主要负责人来谈就可以了。时间定在当天晚上，新任办事组组长宋琼将接见地点安排在解放军报社。
当天晚上，我乘解放军报社的吉普车到了北大招待所，找到了王洪文，由王叫了四个人，一起乘车去解放军报社。一会儿，张春桥、姚文元也到了。参加会议的除王洪文之外，还有陈阿大、一个小青年（可能是廖祖康），还有一两个人。会议的内容，大致是王洪文等人谈上海市各工人造反派在运动中的情况，介绍各派头头的能力、优缺点、威信，以及在运动中方向是否正确之类，也谈了和“走资派”斗争、批判“资反路线”的情况。张春桥在会上没有长篇大论地讲话，只是在座谈中提出一些问题或插话。张春桥讲的主要是让大家注意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加强同各种群众组织的团结，把上海各派工人组织联合起来。我不记得姚文元在会上有发言。
关于聂元梓去上海串联前后
《兴亡》一书中“江青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一节说：“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直到1977年9月19日，聂元梓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