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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两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档案，一份是1950年9月毛主席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写校名的原件，另一份是校长林励儒恭请毛主席为北师大题写校名的信函底稿。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毛主席为北师大题写校名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故事？这还要从北师大校名的演变及毛主席为北师大题写校名的缘由说起。
北京师范大学自1902年建校至今已有114年的历史，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后来校名几经演变，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8月，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6年春，学校师生陆续迁回北平，部分教师留在西北，支持西北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平改称北京，学校名称也由原来的北平师范大学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北师大正式更名后，1950年8月30日，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林励儒上书给毛主席，恭请毛主席为北师大题写校名，毛主席收到林校长的请求后，对于题写校名一事非常认真，一共写了三幅“北京师范大学”的题字，前两条的右上角还注明：“送师大林校长，一般用”。下面一条是毛主席认为写得最满意的一条，成为北师大一直沿用至今的毛体校名“北京师范大学”。校名写好后，原件及请求毛主席题写校名的信函底稿一直珍藏在档案馆里，为保护原件及方便使用，学校把题字的原件制成了影印件，使用时基本上都用影印件，原件则保存在学校档案馆里几乎没动用过。
毛主席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写校名的三幅真迹及一封请求信为何尘封60多年后又引起公众的兴趣并引发了舆论及媒体的广泛关注？这缘于2014年9月，在第3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被称为“教师的摇篮”的北师大考察，在参观教师节主题展览时的提问。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教师节前夕到北师大考察，看望、慰问教师并参观了“尊师重教、筑梦未来”教师节主题展览。习主席观看展览时格外仔细，边看边提问，还不时地翻看展出的书籍及展品。当他看到毛主席为北师大题写的校名时问道：“这是真迹吗？”当时在场的校党委副书记王炳林说：“展品都是真迹，我在师大工作了30年，从来都没见过，这回也是第一次见到。”习主席又指着下面一幅林励儒校长恭请毛主席为北师大题写校名的信函问：“这封信的落款为什么是林OO呢？这是什么意思？”习主席突然这么一问，学校书记、校长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睁大了双眼盯在这封信的落款处，果然是“林OO敬上”“林OO拜启”字样，由于事前大家都没有看到过信函的原件，习主席这么一问，大家都懵住了。为什么是“林OO”呢？在场的所有人都没回答上来，校长马上说：“这个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回去仔细研究一下，再给您答复。”于是，这个细节立刻成为媒体焦点，使在场的各路记者纷纷把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毛主席题写的校名原件及林校长信函原件的落款“林OO”上。参观刚一结束，很多网站立即出现“习大大到北师大考察时的提问难住了在场所有的人，留下了待解之谜”等新闻。各大网站纷纷转载，相关的评论多达几千条，一时间众说纷纭。第二天一大早，校领导立即派主管档案工作的副书记到档案馆仔细调查、询问缘由。
据北师大档案馆馆长介绍，得知习主席要来北师大参观、考察，学校领导非常重视，精心设计了展览内容，特意挑选了一些重要的实物档案，如珍藏的最早的毕业证书，名人真迹、手稿等。这些档案都非常珍贵，有些甚至多年来一直珍藏，从未展出过，而且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保护档案原件，毛主席题写的校名真迹在写好后制作成了影印件及电子版，而原件都是待展览布置好后留下准确位置，在习主席来参观考察的当天早晨才将原件放上去的，之前从未亮相。所以，校领导再三审查的也非原真迹，只是看到“此处为毛主席为北师大题写校名之原件及信函原件”的提示。而见过原件的只有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或许觉得“林OO”指的就是当时的校长林励儒，就没太在意，更不会想到习主席会就此提问。经过档案馆馆长调阅1950年左右的所有档案，询问当时的老专家教授及部分当事人，并到中央档案馆调查，最后才终于有了答案——馆藏的这封请求毛主席为北师大题写校名的信函是正式信函的底稿或叫草稿。按照当时学校的行文习惯，一般文件都是先由文书科起草，拟写出文稿后再由教务长、行政处处长、校长办公室秘书、文书科科长等相关人员传阅、签字并提出意见，流程走完没有异议之后再打印或者拟写正式文稿，而底稿或草稿中的落款校名一般都写简称，校长姓氏后面的名字也通常都用“OO”代替，以此来区别底稿和正式稿。馆长还注意到，当时在文件流转过程中需要哪位领导签字，有的领导只签名字中的一个字而不一定签全名，如教务长傅种孙只签一个字“种”，行政处处长只签一个字“蘅”，由于大家都习惯了这种签法而不会产生误会，当正式发文时才写学校的全名和校长的全名，这种行文方式在北师大四五十年代的公文中非常普遍，几乎所有文件的底稿全部如此。如黎锦熙校长为“黎OO”，林励儒校长为“林OO”，陈垣校长为“陈O”等。有了答案之后，此事的议论及风波才渐渐平息。但这次风波也让我们吸取了很大的教训。做事必须认真，不得有半点马虎。如果我们事先搞清楚了，也就不会有“习大大出难题”的风波了。
北京师范大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文化底蕴深厚，珍藏有很多十分珍贵的老档案、老照片，它们都有待挖掘和展示。一封信函的底稿都能保存得那么完好，说明学校对文书档案工作非常重视，做得也很不错。但是这么重要和珍贵的档案尘封多年，使大家难识庐山真面目，也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档案的编研及开发利用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每份珍贵档案的背后都有故事，要让人们知道它、了解它、熟悉它、记住它，发挥档案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作用，这才是我们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
北京师范大学自1902年建校至今已有114年的历史，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后来校名几经演变，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8月，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6年春，学校师生陆续迁回北平，部分教师留在西北，支持西北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平改称北京，学校名称也由原来的北平师范大学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北师大正式更名后，1950年8月30日，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林励儒上书给毛主席，恭请毛主席为北师大题写校名，毛主席收到林校长的请求后，对于题写校名一事非常认真，一共写了三幅“北京师范大学”的题字，前两条的右上角还注明：“送师大林校长，一般用”。下面一条是毛主席认为写得最满意的一条，成为北师大一直沿用至今的毛体校名“北京师范大学”。校名写好后，原件及请求毛主席题写校名的信函底稿一直珍藏在档案馆里，为保护原件及方便使用，学校把题字的原件制成了影印件，使用时基本上都用影印件，原件则保存在学校档案馆里几乎没动用过。
毛主席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写校名的三幅真迹及一封请求信为何尘封60多年后又引起公众的兴趣并引发了舆论及媒体的广泛关注？这缘于2014年9月，在第3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被称为“教师的摇篮”的北师大考察，在参观教师节主题展览时的提问。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教师节前夕到北师大考察，看望、慰问教师并参观了“尊师重教、筑梦未来”教师节主题展览。习主席观看展览时格外仔细，边看边提问，还不时地翻看展出的书籍及展品。当他看到毛主席为北师大题写的校名时问道：“这是真迹吗？”当时在场的校党委副书记王炳林说：“展品都是真迹，我在师大工作了30年，从来都没见过，这回也是第一次见到。”习主席又指着下面一幅林励儒校长恭请毛主席为北师大题写校名的信函问：“这封信的落款为什么是林OO呢？这是什么意思？”习主席突然这么一问，学校书记、校长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睁大了双眼盯在这封信的落款处，果然是“林OO敬上”“林OO拜启”字样，由于事前大家都没有看到过信函的原件，习主席这么一问，大家都懵住了。为什么是“林OO”呢？在场的所有人都没回答上来，校长马上说：“这个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回去仔细研究一下，再给您答复。”于是，这个细节立刻成为媒体焦点，使在场的各路记者纷纷把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毛主席题写的校名原件及林校长信函原件的落款“林OO”上。参观刚一结束，很多网站立即出现“习大大到北师大考察时的提问难住了在场所有的人，留下了待解之谜”等新闻。各大网站纷纷转载，相关的评论多达几千条，一时间众说纷纭。第二天一大早，校领导立即派主管档案工作的副书记到档案馆仔细调查、询问缘由。
据北师大档案馆馆长介绍，得知习主席要来北师大参观、考察，学校领导非常重视，精心设计了展览内容，特意挑选了一些重要的实物档案，如珍藏的最早的毕业证书，名人真迹、手稿等。这些档案都非常珍贵，有些甚至多年来一直珍藏，从未展出过，而且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保护档案原件，毛主席题写的校名真迹在写好后制作成了影印件及电子版，而原件都是待展览布置好后留下准确位置，在习主席来参观考察的当天早晨才将原件放上去的，之前从未亮相。所以，校领导再三审查的也非原真迹，只是看到“此处为毛主席为北师大题写校名之原件及信函原件”的提示。而见过原件的只有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或许觉得“林OO”指的就是当时的校长林励儒，就没太在意，更不会想到习主席会就此提问。经过档案馆馆长调阅1950年左右的所有档案，询问当时的老专家教授及部分当事人，并到中央档案馆调查，最后才终于有了答案——馆藏的这封请求毛主席为北师大题写校名的信函是正式信函的底稿或叫草稿。按照当时学校的行文习惯，一般文件都是先由文书科起草，拟写出文稿后再由教务长、行政处处长、校长办公室秘书、文书科科长等相关人员传阅、签字并提出意见，流程走完没有异议之后再打印或者拟写正式文稿，而底稿或草稿中的落款校名一般都写简称，校长姓氏后面的名字也通常都用“OO”代替，以此来区别底稿和正式稿。馆长还注意到，当时在文件流转过程中需要哪位领导签字，有的领导只签名字中的一个字而不一定签全名，如教务长傅种孙只签一个字“种”，行政处处长只签一个字“蘅”，由于大家都习惯了这种签法而不会产生误会，当正式发文时才写学校的全名和校长的全名，这种行文方式在北师大四五十年代的公文中非常普遍，几乎所有文件的底稿全部如此。如黎锦熙校长为“黎OO”，林励儒校长为“林OO”，陈垣校长为“陈O”等。有了答案之后，此事的议论及风波才渐渐平息。但这次风波也让我们吸取了很大的教训。做事必须认真，不得有半点马虎。如果我们事先搞清楚了，也就不会有“习大大出难题”的风波了。
北京师范大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文化底蕴深厚，珍藏有很多十分珍贵的老档案、老照片，它们都有待挖掘和展示。一封信函的底稿都能保存得那么完好，说明学校对文书档案工作非常重视，做得也很不错。但是这么重要和珍贵的档案尘封多年，使大家难识庐山真面目，也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档案的编研及开发利用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每份珍贵档案的背后都有故事，要让人们知道它、了解它、熟悉它、记住它，发挥档案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作用，这才是我们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