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这个题目牵涉到一系列的复杂问题,不容易讲清楚.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个现象入手,也许能够得到一些启发.在一个世纪前,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民族性格,说“法国人比英国人更浪漫”和说“地球是圆的”没有两样.可是到了20世纪的后期,这方面的言论越来越少.首先,谈论民族性格就很难避免性格的优劣问题.但按照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框架,民族优越感是种族歧视的根源,因此只能说各民族文化有不同特点,不可以说有优劣之分.于是谈论民族性格的言论显得非常敏感,人们宁可回避而不愿涉及这一雷区.其次,每个民族都由个人组成,谈论民族性格难免忽视特殊性,形成简单化的一概而论的概念或者偏见.找到一个刻板的法国人和一个浪漫的英国人,就可以证伪“法国人比英国人浪漫”的全称判断,所以干脆不做全称判断.再者,这类论题的消隐也与后现代哲学理论的解构有关.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被看作是客观知识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话语权的表现.在福柯的影响下,萨伊德(Edward Said)进一步提出“东方主义”的概念,认为西方人对东方的“地域研究”式的理解,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殖民主义”视角,而不是按照东方人自己的价值观.既然这里所有的言论都是权力的表现,那么要不玩弄权力,就最好还是保持中立的沉默.同样的逻辑,东方人自己看自己的文化,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印象和观念,就像同一部《红楼梦》在不同人眼里看到的是不同的故事一样.因此,要保持客观,也最好是闭口不言.当然,这所有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民族本身的复杂性.即便是一个个人,也会在不同的年龄段、面对不同的人,显示出不同的品性,更何况是一个民族.以中华民族而言,南北方的地域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差异,它们所养育的人也有性格上的不同.这也给谈论民族性格造成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