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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湖北文学史》与《湖北文学通史》中现代文学史的写作相隔二十年，两部史书都力图梳理湖北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彰显湖北的地域特色。但是两者在书写的结构与分期、作家作品的入史标准、区域特色的体现、编写者的论述风格等几个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编写特色。二者之间存在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显示出区域文学史的编撰与时代和编写体制的关系，共同反映了区域文学史编撰的特点和问题，为区域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参照的文本。
关键词：区域文学史 湖北文学 比较
自林传甲、黄人同名著作《中国文学史》面世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而学界对区域文学史编撰的研究则发生得较晚，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区域文学史才异军突起，文学研究界出现了区域文学研究的趋向，大量形形色色的区域文学史陆续出版。时至今日，尽管在全国已经出版了60多部区域文学史，但学界在区域文学的理论建构方面仍显滞后，众多学者依然在区域文学史的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末期，袁行霈在《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提出：“中国文学的研究，除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外，还有一个被忽视了的重要方面，就是地域研究。”[1]陈庆元在《区域文学史建构刍议》中指出区域文学史应有其地域特殊性，一部成功的文学史能够很好地体现出地域特殊性;[2]严家炎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序言中也指出过，地域文化首先影响了区域文化的发展，进而对區域文学产生影响;[3]周晓风在《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中分析了区域文学与地域文学互相交织的复杂现象。[4]对区域文学史的众多理论探索都体现出学界对文学史编撰的一种更高质量、更精细化的学术追求。王齐洲、王泽龙编写的《湖北文学史》和湖北省作家协会组编、何锡章主编的《湖北文学通史》正是在区域文学研究的背景下相隔二十年先后出版的两部湖北本地的文学史。本文通过对两部文学史书中的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进行比较，探析两部文学史编写的特点和问题，以期为区域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赋值，为其他省区区域文学史创作提供借鉴。
一.书写的结构与分期
区域文学史的编写结构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按时间顺序，突出作家作品，即“时间为经、作家为纬”的体例。第二种是以文体为线索，做纵向的描述，用“时间为经，文体为纬”的结构。[5]p48《湖北文学史》与《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都属于第一种结构，以时间为经，作家为纬。首先叙述宏大的时代背景，再以作家为主体，评述重要的作家作品。从《湖北文学史》的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章的标题几乎都是一位作家代表一种文体反映一个时段的文学发展状况，虽然标题中没有出现具体的时间，但是从闻一多、余上沅、废名到曹禺、绀弩、丽尼和“七月”诗歌群，其编排顺序与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得知其时间线索隐含在结构之中。在《湖北文学史·近现代卷》中，时间线索是显性的，我们可以从目录清晰地看到时间经线穿插其中，作者划分的每一段时期都会在标题中表述出来，每一个时段论述的开始都有一个总体的文学发展状况的概述，其后分章节重点评述这个时间段内的重要作家作品。
与结构相关联的还有分期问题。一般而言，区域文学史的编写都会依循中国文学史的时间分期，这两部文学史对现代文学的时间划分也不例外，时间跨度都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但是，这两部文学史并没有完全按照通行的现代文学的分法把现代文学划分为三个十年、三个阶段。《湖北文学史》整体上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组织排列作家作品，但每一章节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阶段，其时间线索是隐性的，因此编著者在书写的结构安排和作家作品的论述中更为灵活。《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的现代文学部分，将湖北现代文学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前后、40年代中后期。其分期考虑到了湖北在时代进程中的特殊历史处境做出了更加细致的划分，但其分期和框架结构与钱理群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十分类似，都是先框定具体的时间年代，再分别论述这一时间段内作家和各种文体的发展状况。这种形式更为整齐和稳定，体现出省作协等组织机构编撰文学史时注重形式严整的追求，但这也导致了其结构形式相对《湖北文学史》而言更为板滞。
二.作家作品的入史标准
选择哪些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是区域文学史编写的重要问题。不同的编写者存在着不同的选择标准，在这两部文学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编写者选择标准的差异。两部文学史都选取了闻一多、废名、余上沅、曹禺、胡风、丽尼、绀弩、“七月派”诗歌群等湖北籍作家，这表明两本书都关注到了这些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作家。在《湖北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部分，编写者用了大部分的篇幅专章论述这些作家。但在《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的现代文学部分，除了论述这些著名文学家以外，编写者还关注到了那些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遮蔽的地方作家。如张惠良、龚啸岚、黄钢、黄铁、安危、田一文、杨汉池等湖北籍作家，他们几乎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失踪者”，在这部文学史中，他们重新获得了应有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中还提及到欧阳山、韦君宜和王元化等在当代闻名的作家、理论家，尽管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成就更为显著，但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的起步都是从现代开始的，追溯其发展源头有其必要性，这样就将现代与当代衔接起来。对于编撰文学通史而言，这无疑增加了通史内部不同阶段文学史之间的连贯性。
除了湖北籍作家，《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编写者同时也关注到了抗战初期郭沫若、老舍等外省籍作家在武汉的文学活动，并且运用了一个章节专门介绍了这些外省籍作家在武汉的文学创作与开展的文学活动，显示了湖北文学史的独特视野。而《湖北文学史》在现代文学部分虽然提及到郭沫若、老舍等人，但基本上是一笔带过，没有对他们展开具体的论述。对于哪些作家可以进入区域文学史的问题，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张泉先生提出：“以本区域出生并在本区域成长的作家为主，兼顾移居他乡的作家，以及外地作家在本地域的文学活动。”[5]p49武汉大学文学院王兆鹏教授对《湖北文学通史》的评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部文学史有三个‘面向’，即面向湖北作家在本地写的文学，面向湖北作家在外地写的文学，面向外地作家在湖北写的文学，实属难得。”[6]p2这一评价凸显了《湖北文学通史》的特点，也体现了两部文学史在选择作家入史的标准方面的差异。 除了作家入史的标准不同，从上表我们还可以看出两部文学史涵盖的作品文体范围也不一样。《湖北文学史》遵循常规的文体分类，选择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杂文几种主要的创作体裁。而《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还兼顾了更多的文体，如在戏剧方面还增加了龚啸岚对传统戏曲的改革、张惠良对湖北新剧的推动;在小说方面关注到叶君健用“世界语”创作的现象以及严文井对儿童文学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理论方面，《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也更加具有包容性，《湖北文学史》现代文学部分只阐述了胡风这一重要理论批评家的文艺思想，不曾提及到同是湖北籍理论家的胡秋原及其自由文艺理论，这可能与当时的时代有关。而在《湖北文学通史》中，编写者专门以一节的篇幅介绍了胡秋原的文艺思想以及当时的“自由文艺”论争，对其给与了一定的重视。两部文学史对“自由主义”文论处理方式的差异，反映了时代环境的变化，展现了文学界乃至社会思想丰富化多样化的一种趋势。
三.区域特色的体现
中国地理学会会长曾大兴曾经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对“区域/湖北文学”做过学理化的界定，他从三个方面区分区域与地域：区域是人为划分的、边界清晰的、内部自然人文特点不尽统一，而地域是自然形成的、边界模糊的、内部自然和人文特色大体统一，所以他认为“湖北文学”是区域文学，“荆楚文学”是地域文学。[6]p1关于区域文学与地域文学的分歧一直存在，也有学者曾经指出区域文学与地域文学存在着相互交织的现象。笔者认为，不论二者之间的界限是否清晰，它们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核心：区域特色或地域特色，这两者都指向地理风土、人文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只是地域划分范围的大小不同。两部“湖北”文学史中的区域特色，自然是湖北文学展现出的湖北地域文化特色。在《湖北文学史》中，编写者就有这样一个统领全书的文学精神——楚人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和传统。如书中写到闻一多，指出他骨子里流动着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的血液，编写者专门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闻一多家乡的历史背景，阐释故乡的文化传统和屈原精神对于闻一多的影响。《湖北文学通史》也结合楚地风情和“国殇”精神来论述闻一多;结合黄梅故乡的自然环境与禅宗思想来分析废名的文化性格;用“九头鸟”和“湖北佬”来形容胡风聪明有才智与倔强刚直这两种不同的性格特征。
虽然这两部文学史都尝试结合湖北特色进行论述，但正如《湖北文学史》编写者在现代文学部分的概说中提到的：“尽管我们描述的是湖北现代作家的创作，但是整体上缺少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浓厚的乡土气息。”两部文学史对部分作家的书写就存在着区域特色体现不够充分的情况，如对曹禺的介绍强调家庭、西方戏剧而不是家乡对于他创作的影响;对余上沅的介绍中，编写者没有将“荆河戏”的发源地沙市对余上沅的影响进行详细的描述。区域文学史的写作，有时还会受到课题计划、项目计划的影响，编写者出于一种权宜的考虑，为了让更多的本地作家得到重视，尽可能地增加了作家的容量。但這可能存在着作家作品体现的地域特征不明显或者受到的影响不大;作家生平历史资料寻找难度大等问题。可见要将地域文化特色与文人的精神气质准确贴切地结合具有很大的难度，这是写好区域文学史的关键所在，也是区域文学史写作的挑战所在。
四.编写者的论述风格
收集史料是文学史写作的一项基础且重要的工作，但文学史的写作不是把史料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简单地罗列，而是要将这些史料进行筛选、组织编排后再用文学史的语言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编写者起着主导作用。每一位编写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与论述风格，这在《湖北文学史》与《湖北文学通史》两部文学史中也有具体的体现。如在论述废名的现代禅诗时，《湖北文学史》专门列举了废名的《掐花》、《星》、《街头》、《十二月十九夜》、《灯》等作品的文本对其诗歌的主题和情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而《湖北文学通史》减少了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更倾向于一种概述式的论述形式。又如在论述曹禺这一章中，《湖北文学史》在论述曹禺生平时详细介绍了曹禺的家庭背景，以细腻感性的文字描述了家人对曹禺成长与性格的影响;而《湖北文学通史》则更加注重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反观曹禺的生活环境给他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将他的人生道路与中国话剧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论述，像这样的例子书中比比皆是。
不同的编写者有不同的论述和语言风格，但总体而言，《湖北文学史》是学者型的个人著述，论述风格相对自由，学者的个性意识和情感态度较为明显，多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个性化解读当中。而《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是一种体制化的著述，由于组编统稿的形式，编写者在书写文学史的时候情感更为克制，更多地关注到文学活动、注重某一时段作家作品的研究背景和重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等客观史料。由此可以得知，区域文学史的编写与论述风格的不同，一方面受到编写者个人情感、知识、能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编写体制的制约，个人著述与体制化著述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各有千秋，又互为补充。
五.结语
两部文学史有相同之处，现代文学部分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间范围相一致，那些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湖北作家也都无一例外地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此外，两部文学史都遵循湖北文学发展的整体轨迹，在表现湖北地域特色与文学关系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这两部文学史书写的分期与编写结构有所不同，选择作家作品入史的标准不一样，展现湖北文学与区域特色关系的处理方式有差异，编写者的论述风格也存在着区别。这些差异主要与两本著作的创作时代不同有关，《湖北文学史》出版于1995年，而《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则是在2014年出版，时间相隔了约二十年，史料的完善程度不一样，编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接受的思想文化也不相同。《湖北文学通史》在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上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在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做出了新的调整，因此在内容和方法上比《湖北文学史》更丰富更多元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们也仍旧不能忘了《湖北文学史》在湖北文学史的书写上的开创之功。唐弢在80年代曾经表达过“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因为编写者很难把握切近的历史，其文学史的写作会受到时事政治、意识形态、个人主观意志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区域文学史的写作也面临着许多类似的问题和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这些已经写出来的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湖北文学史》和《湖北文学通史》的出版，一方面展现了不同时代的特征，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区域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努力，为以后的湖北文学史的写作准备材料，为其他省份地区的文学史写作提供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2]陈庆元.区域文学史建构刍议[J].江海学刊，1994（04）.
[3]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J].理论与创作，1995（01）.
[4]周晓风.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5]张泉.试析中国区域文学史的现状及意义——兼谈北京区域文学史[J].北京社会科学，2008（01）.
[6]江河.区域文学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N].文艺报，2016-06-20（002）.
（作者介绍：程庆文，湖北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区域文学史 湖北文学 比较
自林传甲、黄人同名著作《中国文学史》面世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而学界对区域文学史编撰的研究则发生得较晚，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区域文学史才异军突起，文学研究界出现了区域文学研究的趋向，大量形形色色的区域文学史陆续出版。时至今日，尽管在全国已经出版了60多部区域文学史，但学界在区域文学的理论建构方面仍显滞后，众多学者依然在区域文学史的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末期，袁行霈在《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提出：“中国文学的研究，除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外，还有一个被忽视了的重要方面，就是地域研究。”[1]陈庆元在《区域文学史建构刍议》中指出区域文学史应有其地域特殊性，一部成功的文学史能够很好地体现出地域特殊性;[2]严家炎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序言中也指出过，地域文化首先影响了区域文化的发展，进而对區域文学产生影响;[3]周晓风在《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中分析了区域文学与地域文学互相交织的复杂现象。[4]对区域文学史的众多理论探索都体现出学界对文学史编撰的一种更高质量、更精细化的学术追求。王齐洲、王泽龙编写的《湖北文学史》和湖北省作家协会组编、何锡章主编的《湖北文学通史》正是在区域文学研究的背景下相隔二十年先后出版的两部湖北本地的文学史。本文通过对两部文学史书中的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进行比较，探析两部文学史编写的特点和问题，以期为区域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赋值，为其他省区区域文学史创作提供借鉴。
一.书写的结构与分期
区域文学史的编写结构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按时间顺序，突出作家作品，即“时间为经、作家为纬”的体例。第二种是以文体为线索，做纵向的描述，用“时间为经，文体为纬”的结构。[5]p48《湖北文学史》与《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都属于第一种结构，以时间为经，作家为纬。首先叙述宏大的时代背景，再以作家为主体，评述重要的作家作品。从《湖北文学史》的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章的标题几乎都是一位作家代表一种文体反映一个时段的文学发展状况，虽然标题中没有出现具体的时间，但是从闻一多、余上沅、废名到曹禺、绀弩、丽尼和“七月”诗歌群，其编排顺序与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得知其时间线索隐含在结构之中。在《湖北文学史·近现代卷》中，时间线索是显性的，我们可以从目录清晰地看到时间经线穿插其中，作者划分的每一段时期都会在标题中表述出来，每一个时段论述的开始都有一个总体的文学发展状况的概述，其后分章节重点评述这个时间段内的重要作家作品。
与结构相关联的还有分期问题。一般而言，区域文学史的编写都会依循中国文学史的时间分期，这两部文学史对现代文学的时间划分也不例外，时间跨度都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但是，这两部文学史并没有完全按照通行的现代文学的分法把现代文学划分为三个十年、三个阶段。《湖北文学史》整体上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组织排列作家作品，但每一章节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阶段，其时间线索是隐性的，因此编著者在书写的结构安排和作家作品的论述中更为灵活。《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的现代文学部分，将湖北现代文学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前后、40年代中后期。其分期考虑到了湖北在时代进程中的特殊历史处境做出了更加细致的划分，但其分期和框架结构与钱理群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十分类似，都是先框定具体的时间年代，再分别论述这一时间段内作家和各种文体的发展状况。这种形式更为整齐和稳定，体现出省作协等组织机构编撰文学史时注重形式严整的追求，但这也导致了其结构形式相对《湖北文学史》而言更为板滞。
二.作家作品的入史标准
选择哪些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是区域文学史编写的重要问题。不同的编写者存在着不同的选择标准，在这两部文学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编写者选择标准的差异。两部文学史都选取了闻一多、废名、余上沅、曹禺、胡风、丽尼、绀弩、“七月派”诗歌群等湖北籍作家，这表明两本书都关注到了这些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作家。在《湖北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部分，编写者用了大部分的篇幅专章论述这些作家。但在《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的现代文学部分，除了论述这些著名文学家以外，编写者还关注到了那些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遮蔽的地方作家。如张惠良、龚啸岚、黄钢、黄铁、安危、田一文、杨汉池等湖北籍作家，他们几乎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失踪者”，在这部文学史中，他们重新获得了应有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中还提及到欧阳山、韦君宜和王元化等在当代闻名的作家、理论家，尽管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成就更为显著，但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的起步都是从现代开始的，追溯其发展源头有其必要性，这样就将现代与当代衔接起来。对于编撰文学通史而言，这无疑增加了通史内部不同阶段文学史之间的连贯性。
除了湖北籍作家，《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编写者同时也关注到了抗战初期郭沫若、老舍等外省籍作家在武汉的文学活动，并且运用了一个章节专门介绍了这些外省籍作家在武汉的文学创作与开展的文学活动，显示了湖北文学史的独特视野。而《湖北文学史》在现代文学部分虽然提及到郭沫若、老舍等人，但基本上是一笔带过，没有对他们展开具体的论述。对于哪些作家可以进入区域文学史的问题，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张泉先生提出：“以本区域出生并在本区域成长的作家为主，兼顾移居他乡的作家，以及外地作家在本地域的文学活动。”[5]p49武汉大学文学院王兆鹏教授对《湖北文学通史》的评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部文学史有三个‘面向’，即面向湖北作家在本地写的文学，面向湖北作家在外地写的文学，面向外地作家在湖北写的文学，实属难得。”[6]p2这一评价凸显了《湖北文学通史》的特点，也体现了两部文学史在选择作家入史的标准方面的差异。 除了作家入史的标准不同，从上表我们还可以看出两部文学史涵盖的作品文体范围也不一样。《湖北文学史》遵循常规的文体分类，选择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杂文几种主要的创作体裁。而《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还兼顾了更多的文体，如在戏剧方面还增加了龚啸岚对传统戏曲的改革、张惠良对湖北新剧的推动;在小说方面关注到叶君健用“世界语”创作的现象以及严文井对儿童文学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理论方面，《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也更加具有包容性，《湖北文学史》现代文学部分只阐述了胡风这一重要理论批评家的文艺思想，不曾提及到同是湖北籍理论家的胡秋原及其自由文艺理论，这可能与当时的时代有关。而在《湖北文学通史》中，编写者专门以一节的篇幅介绍了胡秋原的文艺思想以及当时的“自由文艺”论争，对其给与了一定的重视。两部文学史对“自由主义”文论处理方式的差异，反映了时代环境的变化，展现了文学界乃至社会思想丰富化多样化的一种趋势。
三.区域特色的体现
中国地理学会会长曾大兴曾经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对“区域/湖北文学”做过学理化的界定，他从三个方面区分区域与地域：区域是人为划分的、边界清晰的、内部自然人文特点不尽统一，而地域是自然形成的、边界模糊的、内部自然和人文特色大体统一，所以他认为“湖北文学”是区域文学，“荆楚文学”是地域文学。[6]p1关于区域文学与地域文学的分歧一直存在，也有学者曾经指出区域文学与地域文学存在着相互交织的现象。笔者认为，不论二者之间的界限是否清晰，它们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核心：区域特色或地域特色，这两者都指向地理风土、人文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只是地域划分范围的大小不同。两部“湖北”文学史中的区域特色，自然是湖北文学展现出的湖北地域文化特色。在《湖北文学史》中，编写者就有这样一个统领全书的文学精神——楚人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和传统。如书中写到闻一多，指出他骨子里流动着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的血液，编写者专门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闻一多家乡的历史背景，阐释故乡的文化传统和屈原精神对于闻一多的影响。《湖北文学通史》也结合楚地风情和“国殇”精神来论述闻一多;结合黄梅故乡的自然环境与禅宗思想来分析废名的文化性格;用“九头鸟”和“湖北佬”来形容胡风聪明有才智与倔强刚直这两种不同的性格特征。
虽然这两部文学史都尝试结合湖北特色进行论述，但正如《湖北文学史》编写者在现代文学部分的概说中提到的：“尽管我们描述的是湖北现代作家的创作，但是整体上缺少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浓厚的乡土气息。”两部文学史对部分作家的书写就存在着区域特色体现不够充分的情况，如对曹禺的介绍强调家庭、西方戏剧而不是家乡对于他创作的影响;对余上沅的介绍中，编写者没有将“荆河戏”的发源地沙市对余上沅的影响进行详细的描述。区域文学史的写作，有时还会受到课题计划、项目计划的影响，编写者出于一种权宜的考虑，为了让更多的本地作家得到重视，尽可能地增加了作家的容量。但這可能存在着作家作品体现的地域特征不明显或者受到的影响不大;作家生平历史资料寻找难度大等问题。可见要将地域文化特色与文人的精神气质准确贴切地结合具有很大的难度，这是写好区域文学史的关键所在，也是区域文学史写作的挑战所在。
四.编写者的论述风格
收集史料是文学史写作的一项基础且重要的工作，但文学史的写作不是把史料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简单地罗列，而是要将这些史料进行筛选、组织编排后再用文学史的语言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编写者起着主导作用。每一位编写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与论述风格，这在《湖北文学史》与《湖北文学通史》两部文学史中也有具体的体现。如在论述废名的现代禅诗时，《湖北文学史》专门列举了废名的《掐花》、《星》、《街头》、《十二月十九夜》、《灯》等作品的文本对其诗歌的主题和情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而《湖北文学通史》减少了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更倾向于一种概述式的论述形式。又如在论述曹禺这一章中，《湖北文学史》在论述曹禺生平时详细介绍了曹禺的家庭背景，以细腻感性的文字描述了家人对曹禺成长与性格的影响;而《湖北文学通史》则更加注重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反观曹禺的生活环境给他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将他的人生道路与中国话剧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论述，像这样的例子书中比比皆是。
不同的编写者有不同的论述和语言风格，但总体而言，《湖北文学史》是学者型的个人著述，论述风格相对自由，学者的个性意识和情感态度较为明显，多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个性化解读当中。而《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是一种体制化的著述，由于组编统稿的形式，编写者在书写文学史的时候情感更为克制，更多地关注到文学活动、注重某一时段作家作品的研究背景和重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等客观史料。由此可以得知，区域文学史的编写与论述风格的不同，一方面受到编写者个人情感、知识、能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编写体制的制约，个人著述与体制化著述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各有千秋，又互为补充。
五.结语
两部文学史有相同之处，现代文学部分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间范围相一致，那些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湖北作家也都无一例外地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此外，两部文学史都遵循湖北文学发展的整体轨迹，在表现湖北地域特色与文学关系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这两部文学史书写的分期与编写结构有所不同，选择作家作品入史的标准不一样，展现湖北文学与区域特色关系的处理方式有差异，编写者的论述风格也存在着区别。这些差异主要与两本著作的创作时代不同有关，《湖北文学史》出版于1995年，而《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则是在2014年出版，时间相隔了约二十年，史料的完善程度不一样，编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接受的思想文化也不相同。《湖北文学通史》在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上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在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做出了新的调整，因此在内容和方法上比《湖北文学史》更丰富更多元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们也仍旧不能忘了《湖北文学史》在湖北文学史的书写上的开创之功。唐弢在80年代曾经表达过“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因为编写者很难把握切近的历史，其文学史的写作会受到时事政治、意识形态、个人主观意志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区域文学史的写作也面临着许多类似的问题和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这些已经写出来的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湖北文学史》和《湖北文学通史》的出版，一方面展现了不同时代的特征，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区域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努力，为以后的湖北文学史的写作准备材料，为其他省份地区的文学史写作提供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2]陈庆元.区域文学史建构刍议[J].江海学刊，1994（04）.
[3]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J].理论与创作，1995（01）.
[4]周晓风.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5]张泉.试析中国区域文学史的现状及意义——兼谈北京区域文学史[J].北京社会科学，2008（01）.
[6]江河.区域文学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N].文艺报，2016-06-20（002）.
（作者介绍：程庆文，湖北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