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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方世南教授潜心研究马克思环境思想三十余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弱者权益保护思想》《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研究》等专著，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政治学研究》《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其中重点项目3项；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精品成果一等奖等奖项。陆波自2014年起跟随方世南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参与了方教授相关课题的研究，受《鄱阳湖学刊》编辑部的委托，于2016年6月在苏州大学红楼对方教授进行了采访，访谈的内容涉及马克思环境思想研究的缘起、相关理论、当代价值以及最新思考。现将访谈内容分享如下。
一、何以聚焦马克思环境思想
陆 波：方教授，您自1986年在《社会学研究》第5期上发表《江苏吴县桑蚕生产调查》一文，提出以绿色发展推进贸工农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后，至今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了。这三十多年间，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环境思想和生态文明相关论文200多篇。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此课题？
方世南：選择这个课题，首先是源于现实需要。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些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严重污染了环境，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人类的危害都是空前的。从我国国内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迅猛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我国水污染物化学耗氧量、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每年因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在GDP的总量中不断增大。环境问题已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引发了巨大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美国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Holmes RolstonⅢ）认为，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水、空气、土地和食品。目前，这些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因为环境污染，都产生了严重问题，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乃至人身安全，给国家总体安全带来了重大隐患。2016年1月25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家癌症中心赫捷院士和全国肿瘤登记中心陈万青教授等在《临床医师癌症》（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杂志上发表了《2015中国癌症统计数据》（“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2015”）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癌症新发病例达429.2万例，相当于平均每天新发12000例，死亡病例为281.4万例，相当于平均每天7500人死于癌症。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引发的生态矛盾或环境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环境污染已成为影响人群健康的重要因素，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我党的执政形象和国际形象，并关乎我们这代人和下一代人能否存活和发展。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深感责任重大，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这一领域潜心研究，希望能用一己之力，让生态文明理念牢牢地根植于每个人心中，使人们从灵魂深处懂得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好人类自己，从而自觉地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其次，选择研究这个课题，与我生长的环境也有密切关系。我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苏州地区所属长江边的一个名叫桥头街的小镇上。自打有记忆起，我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水世界。我家位于长江最下游处，江面辽阔，与对岸的南通市隔江相望。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这个水世界是一个四季不断变幻着美景的世界，是我童年成长的摇篮和审美的乐园，爱水、玩水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主题。在位于长江边的福善小学读书时，一有空，我就往长江边上跑，或在江堤岸边采野花、拔茅根，滚上滚下，或爬到江边的段山顶上，远眺长江，总想着怎样才能望到边际。
在我的记忆里，长江江面之宽广、水质之澄清、物产之富饶、景色之秀美都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清楚的。长江四季的景观，像一幅充满着无比生机活力的淡雅水墨画，给我以刻骨铭心的记忆。但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离开老家到了号称“东方水都”的苏州，三十多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我目睹了江南水乡的水由清澄到浑浊、由浑浊到灰黑、由灰黑到恶臭的经过。2007年5月29日，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造成无锡市民饮用水危机。我的心如同刀刺。面对着每况愈下的水质现状，我又感到自己的无奈、无助和无力。为了找回小时候优美的水环境，再现水的婀娜多姿，构建人水和谐的美好社会，这些年来我到处呼号奔走。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与水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深情缘。
2008年，我与德国生态工程协会主席冈瑟·盖勒（Gunther Geller）博士相识，开展了一系列生态湿地治水工程项目后，我看到了人水和谐的希望。那年春天，我们来到了号称江南第一水乡的周庄，望着浑浊的河水，我问盖勒：“你是世界有名的治水专家，已经成功运作过德国慕尼黑西部公园的景观水体人工湿地工程、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生态湿地工程等几十个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项目，那么，这水能治吗？”盖勒回答道：“六十多年前，我们德国河里的水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水还要肮脏。那时，如果发现有人在水中，人们都会认为只有两个可能：其一，此人是个疯子，只有脑子不正常的人才会下水；其二，此人想自杀，这种有毒的水足以使人毙命。经过这几十年的治理，德国的水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水，德国也造就了最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国的生态治理是有希望的。”果然，一年后，盖勒与迈克尔、海伦等德国生态治水专家来到我老家，在我小时候爬上段山就能够清楚地看到的长江中的一个小岛——双山岛上，成功地完成了生态湿地项目工程。接着，他们又移师苏州阳澄湖中的莲花岛，将农民的生活污水经过生态湿地处理后转化为干净水。2011年，他们又将德国先进的人工湿地工艺引进到常熟新材料产业园，对工业尾水进行生态处理，实现水资源在园区内的循环利用。2016年9月22日上午，第十届国际湿地大会与会专家组人员专程来到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水处理生态湿地，在实地考察和听取湿地运行情况介绍后，他们纷纷称赞这个人工水处理生态湿地“very good！” 我想，我童年时代美好的水世界真有希望回来了。在环境治理问题上，我们不能悲观失望和消极无为，而必须以积极的建设性心态和实践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进行。
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我国的环境治理也必须要有正确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实质上就是指导思想，必须从马克思环境思想中探寻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智慧，因此，我将研究目光聚焦于马克思环境思想。
陆 波：2002年，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上发表《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与当代发展观的转换》一文，这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深入研究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成果。2014年，您出版著作《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研究》，对马克思环境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而系统整体的理论挖掘。可以说，您的研究是以马克思环境思想为指导，马克思环境思想是您研究的理论基石。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的研究聚焦马克思环境思想？
方世南：人类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重环境危机，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世纪问题”和人类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马克思博大精深的环境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蕴藏量极其丰厚的富矿。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全球生态环境虽然没有像今天这样空前恶化和引人注目，但是马克思仍然以强烈的前瞻意识深刻地预见到了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将会出现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既唯物又辩证地阐明了人与自然双向依赖和双向建构的对立统一关系，提出了争取人类进步和环境发展双赢的策略，而且还从社会关系和制度保证等方面揭示了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促使生态环境优化的途径和方法。研究和总结马克思的环境思想，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厘清一些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责马克思只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而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在博大精深的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下，完整而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的职责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运用与转化，从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充分发挥其思想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环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蕴含着丰富的环境思想，马克思是一个红绿交融的思想家、理论家和革命家。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國外，对于马克思环境思想的研究很不够，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认识误区。如有些人认为，马克思的本来面貌就是红色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等理论，而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理论无缘。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只有红色马克思，没有绿色马克思”，“马克思只有经济危机理论，而没有环境危机理论”，甚至认为“在环境保护上，没有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有害的了”，有些极端主义者甚至将马克思看作全球环境危机的始作俑者，要马克思对全球环境危机负责，这些论调在我看来都显得十分幼稚可笑和苍白无力。
马克思作为“为全人类解放而工作”的共产主义者，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类关系是他思考的中心问题。马克思虽然始终关心的问题是人类的真正解放问题，但是在如何理解人类的真正解放问题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一个边注对它作了说明，即“真正的解放”涉及“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的内容，以之与“哲学的解放”，即“一般人、唯一者、个人”等内容形成对比。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开始真正地从理论上思索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时，不仅从来没有离开过对自然的关注与思考，而且是把自然环境概念作为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概念提出来的，将它当作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自然形式”与“自然基础”。我们只要认真阅读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论住宅问题》《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著作，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具有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思维超前和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的博大精深的环境思想。
我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文本出发，聚焦马克思的环境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思想进行理论挖掘，又将其用于分析当代中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并向人们昭示：如同认识资本主义危机和阶级社会的社会危机一样，在认识和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上需要从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寻找智慧。我力图还原一个将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论、辩证法和逻辑学等视为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的马克思学说，还原一个将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等视为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还原一个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块整钢的“完整而无片面性弊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向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成功地度过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二、马克思有哪些环境思想
陆 波：目前国内外众多研究马克思环境思想的著述中，说法多样，见解不尽相同，如有的用“马克思自然观”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有的用“马克思生态观”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有的用“马克思环境保护观点”或“马克思主义环境保护观点”，等等。请您对“马克思环境思想”这一表述作个界定，它与“马克思自然思想”或“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方世南：“环境思想”一词，是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的环境问题专家岩佐茂先生在他的《环境的思想》一书中首先使用的，他把这个词解释为“研究环境问题的思想方式”。2001年11月5日，岩佐茂先生专程来中国与我探讨全球生态与环境问题，并将他写的《环境的思想》一书赠予我。我就“环境思想”一词与岩佐茂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岩佐茂先生使用“环境思想”这个词对于研究马克思环境思想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认为岩佐茂先生将环境思想界定为研究环境问题的思想方式，值得商榷。在我看来，将环境思想解释为研究环境问题的实质，从思想内容来说有同义反复之嫌，没有触及环境思想的实质。而研究马克思环境思想，如果只是停留在马克思研究环境问题的思想方式以及马克思的环境伦理思想方面，那么对于马克思环境思想的挖掘和整理是很不够的。 我认为，环境思想不是有关环境问题的看法、想法和观点，而是人们在深入探讨环境问题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环境问题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在对环境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有关如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从总体上讲，环境思想是一门理论化、系统化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内容深刻完整、逻辑严密的有关环境问题的认识成果和知识体系。马克思环境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于人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认识成果，是马克思的辩证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实践唯物主义、环境哲学以及环境伦理学等诸多学科知识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一个显著而突出的表现在于，马克思始终将人与环境联系起来，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考察人类的实践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生态”和“自然”等词虽然是马克思经常使用的词，但是马克思在使用时都有特定的范围和基本的规定性，不能用“生态”和“自然”这些词来代替和准确地表达马克思环境思想。简而言之，“马克思环境思想”不能用“马克思自然思想”或“马克思生态思想”来代替。而“环境”这个词，不仅包括了围绕人的自然生态，而且包含和肯定了人与自然界所发生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突出了人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并且也蕴含着主体与客体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必须形成一种协调与和谐关系的意义。
陆 波：您曾提出：“对于马克思环境思想的研究，必须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必须与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完整而正确的认识紧密地结合起来。”那么，马克思的环境思想与唯物史观具有怎样的紧密关联性？
方世南：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之所以在他那个时代能够高出别人一筹，之所以能够历经一百多年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与他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是紧密联系的。在以往研究唯物史观的大量成果中，许多人对唯物史观中蕴含着的马克思环境思想是忽略的，这就导致在理解唯物史观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颇。但只要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从马克思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运用的基本分析方法出发，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动力的认识出发，就能找到清晰的答案。环境问题不只是人與自然关系对立和紧张的问题，不只是单纯的自然异化问题，也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与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社会异化、产品异化、生活和消费异化以及人的异化等一系列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重大而复杂的社会问题。今天，我们对于生态与环境问题危机的产生与解决的认识，必须借助于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中包含着马克思深刻的环境思想。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形成了新的唯物史观的萌芽。这部手稿沿着他在博士论文中对自然观的思考，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更深层次的研究，表达了青年马克思建立在唯物史观萌芽基础上的还未完整展开的环境思想。马克思环境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联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再一次得到了体现，由此也表明马克思环境思想的完备和成熟。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最初社会形态，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期，人对于自然环境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都处于屈从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社会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阶段，人作为自然环境的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出现，人的活动能力呈现出片面化和畸形化的发展趋势。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为特征的社会，是人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以真正解决。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理论。在全球生态恶化和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论及生态恶化与环境危机的原因时，国内外一些学者将其归咎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如果正确地分析和认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就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绝不是排斥自然的非绿色的理论，而是具有深刻的环境思想意蕴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没有抽象地论述生产力，没有片面地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是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与自然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的。马克思十分强调，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物质生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它必然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而这势必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概念是始终与自然环境、人的本质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着的。按照马克思的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的思想，生产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生产力的基本要素都是在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时起作用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如果离开了自然环境，就都只能处于抽象性或者虚幻性的存在状态中，都无法成为现实生产力中的要素而发挥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人类的劳动发展史，这也是体现唯物史观理论的关键之所在。人类劳动史和自然史是相辅相成的，自然史是人类劳动史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自然界也只有在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中才成为作为客体的感性存在物，从而成为被人类认识和加工改造的对象。因此，只有呵护好自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破坏自然就是破坏生产力。只有承认自然界对人的客观性和优先地位，承认自然内在于生产力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产力，并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自觉地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将自然与生产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即绿色生产力，是促进环境友好的重要力量，而以破坏自然和毁灭自然为代价的生产力，即非绿色的生产力，带给人类的绝不是福音，而只能是灾难。因此，不能脱离自然界和自然资源的承载力来抽象地谈论生产力，也不能片面地夸大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陆 波：您提出：“马克思博大精深的环境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蘊藏量极其丰厚的富矿。”请问马克思有哪些环境思想？
方世南：我认为马克思的环境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界的客观性、对人的先在性和制约性决定了人类必须尊重自然和善待自然。没有人，自然界照样可以存在和发展，而人没有自然界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人本身就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一方面，人属于自然，决定于自然，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能动性，并不是屈从于自然的奴隶，人可以通过实践有效地改变环境，同时在改变环境时改变人类自身。
第二，自然异化是人类不适当地改造和干预自然以及在私有制条件下出现的劳动异化所造成的。人类如果不尊重和不善待自然，就必然遭到自然的惩罚。马克思指出，自然异化伴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出现，在早期是由于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深刻认识所导致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产生后，自然异化主要是人类活动的结果造成的。异化劳动和自然异化的结果，是劳动者会受他的异化了的劳动和异化了的自然所奴役，即深受生态环境的报复之苦。
第三，尊重自然和善待自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虽然还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术语和概念，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有了通过尊重自然和善待自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资本论》中分析地租理论时，马克思认为，人类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和利用者，而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人类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我认为，马克思的“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的谆谆话语，与我们今天到处看到的警示性标语“留得方寸地，让给子孙耕”虽有相同之处，但是理论的深度又比我们的标语高出一筹。马克思要求我们留给子孙耕作的应该是改良了的好地，而不是被人类破坏了的孬地，这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真正体现。
第四，优美的生态环境构成了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从揭露资本主义条件下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对人的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摧残出发，认为应该改变那种只为便利生产着想而不为工人健康着想的环境，应该为劳动者提供有利于他们身心发展的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我认为，今天我们强调的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在马克思那里已初露端倪。
三、马克思环境思想的当代价值
陆 波：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人们为工业文明的成就而赞叹。人对自然的改造和掠夺的胜利暂时掩盖了生态环境问题。您提出：“认识生态环境将来对人类带来的麻烦，必须具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从现实出发与预见到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马克思的环境思想充分显示了大尺度的前瞻意识和远程眼光。”请具体谈谈马克思环境思想的当代价值？
方世南：我认为，马克思的环境思想对建构当代的绿色发展观，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双向互动和双向建构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将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价值的发展观，转变为将追求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相结合的发展观。
第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联系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将传统的发展视野只是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系统”的发展观，转变为将发展视野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系统”与“人与社会关系系统”双向建构的发展观。
第三，马克思对环境问题的现实意识与前瞻意识相结合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将传统的只是追求当代富强和幸福的发展观，转变为把追求当代发展与未来发展结合起来的发展观。
第四，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思想，说明了发展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全球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已经到来，有助于我们将仅关注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观，转变为同时关注别国和别的地区的发展，乃至全球整体发展的发展观。
随着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而引起的生态矛盾正以压倒其他一切矛盾的尖锐态势呈现出来，甚至在有些地方，生态矛盾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矛盾，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马克思环境思想是我们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变革传统的发展观、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环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亟待开拓而价值又特别重大的事业。
陆 波：您提出：“当代中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和环境健康安全保障型社会，迫切地需要马克思环境思想的理论指导，呼唤着马克思环境思想的中国化。”请谈谈如何推进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
方世南：任何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对所要创新的理论予以认真的学习。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才能创新、创新、再创新。要推进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首先需要认真挖掘、整理和传承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博大精深的环境思想；其次需要在学习和创新的过程中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研究方法对路，才能保证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卓有成效地进行。
第一，必须对于马克思环境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价值功能，对于马克思博大精深的环境思想以及重大指导意义，对于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紧迫性等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增强推进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要从整体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环境思想。挖掘、梳理和传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思想，并将他们的环境思想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完整地掌握其理论体系和思想精髓，并用于指导当代中国以绿色发展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
第三，要从结合的角度实现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推进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特别要与当代中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人口均衡型社会和环境健康安全保障型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学以致用、学用结合，以发挥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和推动实践的巨大功能。 四、马克思环境思想是指导美丽中国建设的着眼点
陆 波：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热议美丽中国梦，您多次撰文提出“美丽中国生态梦”，这是出于怎样的思考？
方世南：任何理论和学说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时代需要、时代特征和时代使命决定了思想理论的内容和形式。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独立成篇的部分，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美丽中国”的概念，我们虽然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去解读，但是置于十八大报告的语境中认识，建设美丽中国主要是推进绿色发展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深化，标志着党的绿色执政理念的形成并已融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理念之中，丰富了新时期执政理念的内涵。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日益突出而尖锐的生态矛盾，面对改善生态民生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生态权益和生态安全的强烈期盼和渴求，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威胁论和生态不负责论的指责，在实现美丽中国梦的进程中，必须突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梦。如果不从基本国策和根本战略任务的高度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夯实中国梦的生态基础，何谈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试想，在因毒奶粉恐慌而引起海外抢购奶粉热潮、黄浦江上出现大量漂流死猪、禽流感事件让人们谈“鸡”色变、空气雾霾使全民秀口罩、水污染使人们饮水时心理恐惧等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面前，如果不能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扎实成效建设好美丽中国，那么所谓中国梦都只能永远是一个梦而已。在我看来，中国梦是一种庄严的承诺，中国梦的背后是实际的行动。只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才能在生态梦的基础上实现美丽中国梦。
陆 波：您提出：“认识和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要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寻找生态智慧。”您认为，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美丽中国建设的着眼点在哪里？
方世南：马克思环境思想始终将环境问题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下考察，既说明了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刻原因，又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对策；既分析了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的危害性，即自然异化现象，又揭示了解决自然异化问题的可能性，这体现了马克思在环境问题上的自然意识与社会意识、历史意识、现实意识以及未来意识的结合。党的十八大关于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关于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论述，关于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呼唤，都是对马克思环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美丽中国的生态梦，既没有丢掉老祖宗，又让其生态文明思想穿越历史时空的隧道而闪亮出场。在我看来，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美丽中国建设的着眼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美丽中国的理念建设。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南。理念不等于观点和见解，它是处于一种文化价值观层面的具有统帅性和指向性的理性认识。美丽中国本身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是为了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来的。建设美丽中国，观念的更新是重要的前提和关键。只有真正确立美丽中国的理念，抛弃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陈旧意识，以及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断向自然界索取，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的非科学发展观，才能在全社会营造出美丽中国建设的绿色意蕴。用马克思环境思想作指导推进美丽中国理念建设，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要从环境哲学的高度确立人与环境协调和谐的理念，从环境政治学的高度确立环境问题是政治问题的理念，从環境经济学的高度确立环境与经济紧密关联的理念。
第二，以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美丽中国的制度建设。在制度层面探讨环境危机和通过制度创新解决环境危机，是马克思环境思想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看来，环境危机既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折射出严重的制度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虽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环境危机与社会主义制度也是直接联系着的，需要不断地通过创设制度和进行制度变革来解决环境危机。只有在马克思环境思想的指导下，认真分析导致环境危机的深刻的制度根源，积极地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创新，既按照中国国情，又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国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注重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创建有助于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文明，才能走上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机盎然的绿色文明发展道路。
第三，以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美丽中国的行为建设。马克思环境思想不是空洞、抽象、于世无补的经院哲学式的理论，而是对于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方法论指导作用的重要思想，是激励人们自觉地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哲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环境思想的重大特征也在于实践性。美丽中国重在建设、重在实践、重在行动。美丽中国建设必须重视三方面的社会力量：一是以国家系统为主要内容，以政党和政府组织为主体，以各级党政官员为主要角色的政治社会力量；二是以市场系统为主要内容，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家和员工为主要角色的经济社会力量；三是以民间组织系统为主要内容，以民间组织为主体，以公民为主要角色的公民社会力量。在美丽中国建设中，政府、企业、公民构成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活动的联合体和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共享共同体，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中国生态梦竭诚奉献。
责任编辑：胡颖峰
一、何以聚焦马克思环境思想
陆 波：方教授，您自1986年在《社会学研究》第5期上发表《江苏吴县桑蚕生产调查》一文，提出以绿色发展推进贸工农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后，至今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了。这三十多年间，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环境思想和生态文明相关论文200多篇。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此课题？
方世南：選择这个课题，首先是源于现实需要。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些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严重污染了环境，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人类的危害都是空前的。从我国国内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迅猛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我国水污染物化学耗氧量、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每年因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在GDP的总量中不断增大。环境问题已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引发了巨大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美国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Holmes RolstonⅢ）认为，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水、空气、土地和食品。目前，这些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因为环境污染，都产生了严重问题，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乃至人身安全，给国家总体安全带来了重大隐患。2016年1月25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家癌症中心赫捷院士和全国肿瘤登记中心陈万青教授等在《临床医师癌症》（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杂志上发表了《2015中国癌症统计数据》（“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2015”）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癌症新发病例达429.2万例，相当于平均每天新发12000例，死亡病例为281.4万例，相当于平均每天7500人死于癌症。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引发的生态矛盾或环境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环境污染已成为影响人群健康的重要因素，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我党的执政形象和国际形象，并关乎我们这代人和下一代人能否存活和发展。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深感责任重大，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这一领域潜心研究，希望能用一己之力，让生态文明理念牢牢地根植于每个人心中，使人们从灵魂深处懂得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好人类自己，从而自觉地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其次，选择研究这个课题，与我生长的环境也有密切关系。我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苏州地区所属长江边的一个名叫桥头街的小镇上。自打有记忆起，我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水世界。我家位于长江最下游处，江面辽阔，与对岸的南通市隔江相望。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这个水世界是一个四季不断变幻着美景的世界，是我童年成长的摇篮和审美的乐园，爱水、玩水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主题。在位于长江边的福善小学读书时，一有空，我就往长江边上跑，或在江堤岸边采野花、拔茅根，滚上滚下，或爬到江边的段山顶上，远眺长江，总想着怎样才能望到边际。
在我的记忆里，长江江面之宽广、水质之澄清、物产之富饶、景色之秀美都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清楚的。长江四季的景观，像一幅充满着无比生机活力的淡雅水墨画，给我以刻骨铭心的记忆。但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离开老家到了号称“东方水都”的苏州，三十多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我目睹了江南水乡的水由清澄到浑浊、由浑浊到灰黑、由灰黑到恶臭的经过。2007年5月29日，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造成无锡市民饮用水危机。我的心如同刀刺。面对着每况愈下的水质现状，我又感到自己的无奈、无助和无力。为了找回小时候优美的水环境，再现水的婀娜多姿，构建人水和谐的美好社会，这些年来我到处呼号奔走。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与水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深情缘。
2008年，我与德国生态工程协会主席冈瑟·盖勒（Gunther Geller）博士相识，开展了一系列生态湿地治水工程项目后，我看到了人水和谐的希望。那年春天，我们来到了号称江南第一水乡的周庄，望着浑浊的河水，我问盖勒：“你是世界有名的治水专家，已经成功运作过德国慕尼黑西部公园的景观水体人工湿地工程、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生态湿地工程等几十个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项目，那么，这水能治吗？”盖勒回答道：“六十多年前，我们德国河里的水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水还要肮脏。那时，如果发现有人在水中，人们都会认为只有两个可能：其一，此人是个疯子，只有脑子不正常的人才会下水；其二，此人想自杀，这种有毒的水足以使人毙命。经过这几十年的治理，德国的水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水，德国也造就了最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国的生态治理是有希望的。”果然，一年后，盖勒与迈克尔、海伦等德国生态治水专家来到我老家，在我小时候爬上段山就能够清楚地看到的长江中的一个小岛——双山岛上，成功地完成了生态湿地项目工程。接着，他们又移师苏州阳澄湖中的莲花岛，将农民的生活污水经过生态湿地处理后转化为干净水。2011年，他们又将德国先进的人工湿地工艺引进到常熟新材料产业园，对工业尾水进行生态处理，实现水资源在园区内的循环利用。2016年9月22日上午，第十届国际湿地大会与会专家组人员专程来到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水处理生态湿地，在实地考察和听取湿地运行情况介绍后，他们纷纷称赞这个人工水处理生态湿地“very good！” 我想，我童年时代美好的水世界真有希望回来了。在环境治理问题上，我们不能悲观失望和消极无为，而必须以积极的建设性心态和实践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进行。
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我国的环境治理也必须要有正确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实质上就是指导思想，必须从马克思环境思想中探寻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智慧，因此，我将研究目光聚焦于马克思环境思想。
陆 波：2002年，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上发表《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与当代发展观的转换》一文，这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深入研究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成果。2014年，您出版著作《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研究》，对马克思环境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而系统整体的理论挖掘。可以说，您的研究是以马克思环境思想为指导，马克思环境思想是您研究的理论基石。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的研究聚焦马克思环境思想？
方世南：人类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重环境危机，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世纪问题”和人类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马克思博大精深的环境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蕴藏量极其丰厚的富矿。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全球生态环境虽然没有像今天这样空前恶化和引人注目，但是马克思仍然以强烈的前瞻意识深刻地预见到了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将会出现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既唯物又辩证地阐明了人与自然双向依赖和双向建构的对立统一关系，提出了争取人类进步和环境发展双赢的策略，而且还从社会关系和制度保证等方面揭示了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促使生态环境优化的途径和方法。研究和总结马克思的环境思想，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厘清一些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责马克思只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而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在博大精深的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下，完整而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的职责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运用与转化，从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充分发挥其思想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环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蕴含着丰富的环境思想，马克思是一个红绿交融的思想家、理论家和革命家。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國外，对于马克思环境思想的研究很不够，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认识误区。如有些人认为，马克思的本来面貌就是红色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等理论，而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理论无缘。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只有红色马克思，没有绿色马克思”，“马克思只有经济危机理论，而没有环境危机理论”，甚至认为“在环境保护上，没有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有害的了”，有些极端主义者甚至将马克思看作全球环境危机的始作俑者，要马克思对全球环境危机负责，这些论调在我看来都显得十分幼稚可笑和苍白无力。
马克思作为“为全人类解放而工作”的共产主义者，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类关系是他思考的中心问题。马克思虽然始终关心的问题是人类的真正解放问题，但是在如何理解人类的真正解放问题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一个边注对它作了说明，即“真正的解放”涉及“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的内容，以之与“哲学的解放”，即“一般人、唯一者、个人”等内容形成对比。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开始真正地从理论上思索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时，不仅从来没有离开过对自然的关注与思考，而且是把自然环境概念作为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概念提出来的，将它当作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自然形式”与“自然基础”。我们只要认真阅读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论住宅问题》《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著作，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具有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思维超前和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的博大精深的环境思想。
我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文本出发，聚焦马克思的环境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思想进行理论挖掘，又将其用于分析当代中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并向人们昭示：如同认识资本主义危机和阶级社会的社会危机一样，在认识和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上需要从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寻找智慧。我力图还原一个将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论、辩证法和逻辑学等视为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的马克思学说，还原一个将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等视为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还原一个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块整钢的“完整而无片面性弊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向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成功地度过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二、马克思有哪些环境思想
陆 波：目前国内外众多研究马克思环境思想的著述中，说法多样，见解不尽相同，如有的用“马克思自然观”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有的用“马克思生态观”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有的用“马克思环境保护观点”或“马克思主义环境保护观点”，等等。请您对“马克思环境思想”这一表述作个界定，它与“马克思自然思想”或“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方世南：“环境思想”一词，是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的环境问题专家岩佐茂先生在他的《环境的思想》一书中首先使用的，他把这个词解释为“研究环境问题的思想方式”。2001年11月5日，岩佐茂先生专程来中国与我探讨全球生态与环境问题，并将他写的《环境的思想》一书赠予我。我就“环境思想”一词与岩佐茂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岩佐茂先生使用“环境思想”这个词对于研究马克思环境思想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认为岩佐茂先生将环境思想界定为研究环境问题的思想方式，值得商榷。在我看来，将环境思想解释为研究环境问题的实质，从思想内容来说有同义反复之嫌，没有触及环境思想的实质。而研究马克思环境思想，如果只是停留在马克思研究环境问题的思想方式以及马克思的环境伦理思想方面，那么对于马克思环境思想的挖掘和整理是很不够的。 我认为，环境思想不是有关环境问题的看法、想法和观点，而是人们在深入探讨环境问题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环境问题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在对环境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有关如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从总体上讲，环境思想是一门理论化、系统化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内容深刻完整、逻辑严密的有关环境问题的认识成果和知识体系。马克思环境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于人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认识成果，是马克思的辩证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实践唯物主义、环境哲学以及环境伦理学等诸多学科知识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一个显著而突出的表现在于，马克思始终将人与环境联系起来，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考察人类的实践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生态”和“自然”等词虽然是马克思经常使用的词，但是马克思在使用时都有特定的范围和基本的规定性，不能用“生态”和“自然”这些词来代替和准确地表达马克思环境思想。简而言之，“马克思环境思想”不能用“马克思自然思想”或“马克思生态思想”来代替。而“环境”这个词，不仅包括了围绕人的自然生态，而且包含和肯定了人与自然界所发生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突出了人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并且也蕴含着主体与客体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必须形成一种协调与和谐关系的意义。
陆 波：您曾提出：“对于马克思环境思想的研究，必须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必须与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完整而正确的认识紧密地结合起来。”那么，马克思的环境思想与唯物史观具有怎样的紧密关联性？
方世南：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之所以在他那个时代能够高出别人一筹，之所以能够历经一百多年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与他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是紧密联系的。在以往研究唯物史观的大量成果中，许多人对唯物史观中蕴含着的马克思环境思想是忽略的，这就导致在理解唯物史观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颇。但只要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从马克思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运用的基本分析方法出发，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动力的认识出发，就能找到清晰的答案。环境问题不只是人與自然关系对立和紧张的问题，不只是单纯的自然异化问题，也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与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社会异化、产品异化、生活和消费异化以及人的异化等一系列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重大而复杂的社会问题。今天，我们对于生态与环境问题危机的产生与解决的认识，必须借助于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中包含着马克思深刻的环境思想。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形成了新的唯物史观的萌芽。这部手稿沿着他在博士论文中对自然观的思考，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更深层次的研究，表达了青年马克思建立在唯物史观萌芽基础上的还未完整展开的环境思想。马克思环境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联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再一次得到了体现，由此也表明马克思环境思想的完备和成熟。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最初社会形态，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期，人对于自然环境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都处于屈从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社会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阶段，人作为自然环境的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出现，人的活动能力呈现出片面化和畸形化的发展趋势。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为特征的社会，是人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以真正解决。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理论。在全球生态恶化和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论及生态恶化与环境危机的原因时，国内外一些学者将其归咎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如果正确地分析和认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就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绝不是排斥自然的非绿色的理论，而是具有深刻的环境思想意蕴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没有抽象地论述生产力，没有片面地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是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与自然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的。马克思十分强调，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物质生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它必然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而这势必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概念是始终与自然环境、人的本质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着的。按照马克思的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的思想，生产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生产力的基本要素都是在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时起作用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如果离开了自然环境，就都只能处于抽象性或者虚幻性的存在状态中，都无法成为现实生产力中的要素而发挥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人类的劳动发展史，这也是体现唯物史观理论的关键之所在。人类劳动史和自然史是相辅相成的，自然史是人类劳动史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自然界也只有在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中才成为作为客体的感性存在物，从而成为被人类认识和加工改造的对象。因此，只有呵护好自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破坏自然就是破坏生产力。只有承认自然界对人的客观性和优先地位，承认自然内在于生产力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产力，并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自觉地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将自然与生产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即绿色生产力，是促进环境友好的重要力量，而以破坏自然和毁灭自然为代价的生产力，即非绿色的生产力，带给人类的绝不是福音，而只能是灾难。因此，不能脱离自然界和自然资源的承载力来抽象地谈论生产力，也不能片面地夸大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陆 波：您提出：“马克思博大精深的环境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蘊藏量极其丰厚的富矿。”请问马克思有哪些环境思想？
方世南：我认为马克思的环境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界的客观性、对人的先在性和制约性决定了人类必须尊重自然和善待自然。没有人，自然界照样可以存在和发展，而人没有自然界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人本身就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一方面，人属于自然，决定于自然，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能动性，并不是屈从于自然的奴隶，人可以通过实践有效地改变环境，同时在改变环境时改变人类自身。
第二，自然异化是人类不适当地改造和干预自然以及在私有制条件下出现的劳动异化所造成的。人类如果不尊重和不善待自然，就必然遭到自然的惩罚。马克思指出，自然异化伴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出现，在早期是由于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深刻认识所导致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产生后，自然异化主要是人类活动的结果造成的。异化劳动和自然异化的结果，是劳动者会受他的异化了的劳动和异化了的自然所奴役，即深受生态环境的报复之苦。
第三，尊重自然和善待自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虽然还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术语和概念，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有了通过尊重自然和善待自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资本论》中分析地租理论时，马克思认为，人类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和利用者，而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人类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我认为，马克思的“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的谆谆话语，与我们今天到处看到的警示性标语“留得方寸地，让给子孙耕”虽有相同之处，但是理论的深度又比我们的标语高出一筹。马克思要求我们留给子孙耕作的应该是改良了的好地，而不是被人类破坏了的孬地，这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真正体现。
第四，优美的生态环境构成了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从揭露资本主义条件下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对人的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摧残出发，认为应该改变那种只为便利生产着想而不为工人健康着想的环境，应该为劳动者提供有利于他们身心发展的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我认为，今天我们强调的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在马克思那里已初露端倪。
三、马克思环境思想的当代价值
陆 波：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人们为工业文明的成就而赞叹。人对自然的改造和掠夺的胜利暂时掩盖了生态环境问题。您提出：“认识生态环境将来对人类带来的麻烦，必须具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从现实出发与预见到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马克思的环境思想充分显示了大尺度的前瞻意识和远程眼光。”请具体谈谈马克思环境思想的当代价值？
方世南：我认为，马克思的环境思想对建构当代的绿色发展观，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双向互动和双向建构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将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价值的发展观，转变为将追求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相结合的发展观。
第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联系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将传统的发展视野只是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系统”的发展观，转变为将发展视野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系统”与“人与社会关系系统”双向建构的发展观。
第三，马克思对环境问题的现实意识与前瞻意识相结合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将传统的只是追求当代富强和幸福的发展观，转变为把追求当代发展与未来发展结合起来的发展观。
第四，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思想，说明了发展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全球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已经到来，有助于我们将仅关注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观，转变为同时关注别国和别的地区的发展，乃至全球整体发展的发展观。
随着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而引起的生态矛盾正以压倒其他一切矛盾的尖锐态势呈现出来，甚至在有些地方，生态矛盾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矛盾，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马克思环境思想是我们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变革传统的发展观、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环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亟待开拓而价值又特别重大的事业。
陆 波：您提出：“当代中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和环境健康安全保障型社会，迫切地需要马克思环境思想的理论指导，呼唤着马克思环境思想的中国化。”请谈谈如何推进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
方世南：任何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对所要创新的理论予以认真的学习。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才能创新、创新、再创新。要推进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首先需要认真挖掘、整理和传承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博大精深的环境思想；其次需要在学习和创新的过程中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研究方法对路，才能保证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卓有成效地进行。
第一，必须对于马克思环境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价值功能，对于马克思博大精深的环境思想以及重大指导意义，对于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紧迫性等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增强推进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要从整体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环境思想。挖掘、梳理和传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思想，并将他们的环境思想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完整地掌握其理论体系和思想精髓，并用于指导当代中国以绿色发展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
第三，要从结合的角度实现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推进马克思环境思想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特别要与当代中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人口均衡型社会和环境健康安全保障型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学以致用、学用结合，以发挥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和推动实践的巨大功能。 四、马克思环境思想是指导美丽中国建设的着眼点
陆 波：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热议美丽中国梦，您多次撰文提出“美丽中国生态梦”，这是出于怎样的思考？
方世南：任何理论和学说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时代需要、时代特征和时代使命决定了思想理论的内容和形式。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独立成篇的部分，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美丽中国”的概念，我们虽然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去解读，但是置于十八大报告的语境中认识，建设美丽中国主要是推进绿色发展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深化，标志着党的绿色执政理念的形成并已融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理念之中，丰富了新时期执政理念的内涵。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日益突出而尖锐的生态矛盾，面对改善生态民生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生态权益和生态安全的强烈期盼和渴求，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威胁论和生态不负责论的指责，在实现美丽中国梦的进程中，必须突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梦。如果不从基本国策和根本战略任务的高度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夯实中国梦的生态基础，何谈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试想，在因毒奶粉恐慌而引起海外抢购奶粉热潮、黄浦江上出现大量漂流死猪、禽流感事件让人们谈“鸡”色变、空气雾霾使全民秀口罩、水污染使人们饮水时心理恐惧等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面前，如果不能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扎实成效建设好美丽中国，那么所谓中国梦都只能永远是一个梦而已。在我看来，中国梦是一种庄严的承诺，中国梦的背后是实际的行动。只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才能在生态梦的基础上实现美丽中国梦。
陆 波：您提出：“认识和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要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寻找生态智慧。”您认为，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美丽中国建设的着眼点在哪里？
方世南：马克思环境思想始终将环境问题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下考察，既说明了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刻原因，又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对策；既分析了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的危害性，即自然异化现象，又揭示了解决自然异化问题的可能性，这体现了马克思在环境问题上的自然意识与社会意识、历史意识、现实意识以及未来意识的结合。党的十八大关于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关于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论述，关于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呼唤，都是对马克思环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美丽中国的生态梦，既没有丢掉老祖宗，又让其生态文明思想穿越历史时空的隧道而闪亮出场。在我看来，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美丽中国建设的着眼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美丽中国的理念建设。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南。理念不等于观点和见解，它是处于一种文化价值观层面的具有统帅性和指向性的理性认识。美丽中国本身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是为了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来的。建设美丽中国，观念的更新是重要的前提和关键。只有真正确立美丽中国的理念，抛弃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陈旧意识，以及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断向自然界索取，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的非科学发展观，才能在全社会营造出美丽中国建设的绿色意蕴。用马克思环境思想作指导推进美丽中国理念建设，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要从环境哲学的高度确立人与环境协调和谐的理念，从环境政治学的高度确立环境问题是政治问题的理念，从環境经济学的高度确立环境与经济紧密关联的理念。
第二，以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美丽中国的制度建设。在制度层面探讨环境危机和通过制度创新解决环境危机，是马克思环境思想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看来，环境危机既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折射出严重的制度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虽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环境危机与社会主义制度也是直接联系着的，需要不断地通过创设制度和进行制度变革来解决环境危机。只有在马克思环境思想的指导下，认真分析导致环境危机的深刻的制度根源，积极地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创新，既按照中国国情，又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国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注重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创建有助于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文明，才能走上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机盎然的绿色文明发展道路。
第三，以马克思环境思想指导美丽中国的行为建设。马克思环境思想不是空洞、抽象、于世无补的经院哲学式的理论，而是对于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方法论指导作用的重要思想，是激励人们自觉地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哲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环境思想的重大特征也在于实践性。美丽中国重在建设、重在实践、重在行动。美丽中国建设必须重视三方面的社会力量：一是以国家系统为主要内容，以政党和政府组织为主体，以各级党政官员为主要角色的政治社会力量；二是以市场系统为主要内容，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家和员工为主要角色的经济社会力量；三是以民间组织系统为主要内容，以民间组织为主体，以公民为主要角色的公民社会力量。在美丽中国建设中，政府、企业、公民构成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活动的联合体和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共享共同体，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中国生态梦竭诚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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