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云楼顾氏由于缺失家谱，往上无法追溯顾文彬曾祖辈的情况，向下也鲜有顾氏子嗣的踪影。除了顾文彬自身及其三子顾承、六孙顾麟士、曾孙顾公硕、玄孙顾笃璜的资料相对多些，其他子孙辈的事迹鲜为人知，更别说顾滎这个幼子了。阅读《过云楼日记》《吴昌硕年谱长编》《汉玉钩室印存》等文献，辅以相关资料，从中发现了顾滎的一些踪迹及其与篆刻家、书画家王大炘、赵穆、吴昌硕、倪田、陆恢等人的交往。
　　顾文彬对所生子女大排行，与正室浦夫人育有四子二女，其中第四子、第六女夭折;浦夫人过世后，顾氏先后纳蒋氏、浦氏、张氏为妾，蒋姬生有一子早夭，浦姬则育有二子。顾文彬膝下長大成人的共有五子一女，与浦姬所生的顾煦、顾滎即为八子、九子。据《过云楼日记》记载，光绪四年（1878）八月十九日“卯正三刻生男孩，母子俱平安”，这个男婴即顾滎。此时顾文彬已有麟祥、麟士等七个孙子，麟保等三个孙女，并有曾孙子曾孙女多人，因此顾滎甫一落地，已是爷爷辈的人物。父母偏爱小儿女，顾文彬也不能免俗，对这个幺儿颇为宠溺。光绪六年正月初六，新春时节，人来客往，推杯换盏，好不热闹，虚岁三岁的顾滎欢喜雀跃，“见酒辄喜欢”，顾文彬见此情景，“戏与一诗”：
　　偶见当筵酒一卮，便将两手欲来持。
　　饮中仙合前身是，又似阿翁年少时。
　　从诗中得知顾文彬年少时喜欢杜康，而今顾滎继承了他好酒的基因。顾文彬过世时，顾滎年仅十二岁，他如何成长，有无如父兄那样热爱传统的书画艺术？不得而知。无意中从顾麟士创作的《汉玉钩室图》题识上找到蛛丝马迹：“古玉双龙钩，作阴阳奇偶形，白质红晕，制度极工，千数百年物也。虽世经沧桑，而此钩犹合而弗散，殆非偶然。鹿笙九叔宝之以室名，命麟士图之。时在光绪丁未岁暮，雪窗呵冻记。”九叔鹿笙是否就是排行第九的顾滎？再从陆恢《临文徵明惠麓图》上的题跋中找到答案：“鹿笙即艮庵先生令子，素精赏鉴，富有收藏。”鹿笙既是顾文彬之子，又被顾麟士称为九叔，当是顾滎无疑。光绪丁未为一九○七年，顾滎年已三十岁，不再是那个向阿翁要酒喝的孩童了。从顾麟士为顾滎绘制《汉玉钩室图》，可以推断顾文彬当年收藏的那对汉玉钩传给了顾滎，故他以汉玉钩室作为室名，说明他如父亲顾文彬一样钟爱这对汉玉钩。另外顾文彬于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十九日，以“三百六十金”收购的任熊（渭长）《姚大梅诗意册页》六本也归顾滎名下，其上有吴昌硕的题跋。这套册页是顾文彬心爱之物，他曾在致顾承的家书中说“百读不厌，所谓足吾所好玩而老焉者”。由于没有看到顾氏分家产的相关资料，因此无法知道顾滎分到过云楼藏品的数量和内容，但至少知道顾文彬当年的心爱之物汉玉琴钩被汉玉钩室庋藏。

　　一些研究过云楼的文章都以为过云楼收藏以书画为主，包括顾氏后人也强调过云楼是书画楼，过云楼传到顾麟士手上才扩大到典籍善本的收藏，事实并不完全如此。顾文彬自言爱好书画甚于一切，但收藏也杂，在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的家书中，他提及“过云楼志在必传，所藏书画、金石、图籍、古玩，悉以归之，不必独立名目”。顾文彬的意思是，所有不同类型的传世之物皆冠以过云楼之名，如他要求顾承以画余庵之名辑录的古泉拓本，“必应重刻过云楼古泉拓本，以归画一”。除了痴迷于收集古泉拓本外，顾文彬还钟情于收藏玉器、印章、秘籍等等，曾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收藏汉玉钩的始末，获得汉玉钩后的愉悦心情跃然纸上。
　　同治九年三月，顾文彬赋闲十年后决定起复，此时家庭人口增多，生活压力陡然增大，虽然能够通过投资典当、置购田产、书画买卖等维持生活，但思考再三，决定重出江湖，谋取一官半职，增加一份收入。顾文彬到京城不久，就密集拜访京城的官员，尤其是相识的上司、朋友、同僚、老乡等。五月初六，顾文彬拜访景剑泉，景氏于咸丰二年（1852）得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景剑泉与顾氏是同道中人，旧友重逢，景氏当场出示“董思翁临米袖卷，恽南田山水轴，皆精。又月泉和尚《葛洪移居》轴。又见汉玉钩两枚，其一与余藏钩竟是一对，惟腹上亦作琴式而花纹不同，否则几乎分别不出，可谓奇事。扳指一枚，通身黑色，露两白点，甚佳”。顾文彬一字不漏记下过眼之物，这些东西中最吸引他的莫过于汉玉钩，不知是他不好意思开口，还是为了使价格更加合理，过了月余由德宝斋古董店出面促成此事。六月二十二日，德宝斋以“旧瓷、印盒、水盂五件售与景剑泉，换其汉玉琴钩，归于余。余代还瓷器价作六十两”，换言之，顾文彬以六十两换得汉玉琴钩。但顾文彬在之后的家书中又说是景剑泉所赠，极有可能景氏得知德宝斋与顾文彬的交易后，归还顾氏代付的瓷器价六十两。早年，顾文彬曾从张柳亭手中获得过一枚汉玉钩，此时判断它们是由同一个高手打造，而且“色泽、分寸若合符节，惟下半钩所镂琴轸一凹一凸，似分阴阳，当时必是一对”。顾文彬感叹这对汉玉钩经过千余年的流转，一南一北在京城“珠联璧合，洵奇缘也”。几天后，他将四月二十六日在亦古斋以京钱二十千文所得的汉玉钩，与新得的汉玉琴钩一并送到德宝斋“镶嵌”。七月初九日晚上，顾文彬兴奋异常，难以入眠，遂赋《汉双玉钩歌》一首：
　　玉人入山得璞玉，琢作双钩成白龙。
　　上不在天下入地，土花血沁千年红。
　　双龙本是雌雄匹，出土何年忽相失。
　　从此遥遥各一方，一在江南一冀北。
　　神物离合原有神，我来燕市逢景纯。
　　各出一钩互惊诧，曾谓无双今两身。
　　景纯爱古兼好客，谓此美离群应作。
　　非君赠我我赠君，脱手琼瑶无吝惜。
　　摩挲终日慰平生，受璧真如受宠惊。
　　但感交情逾缟纻，非夸声价重连城。 　　龙钩半截皆琴式，玉轸分明有区别。
　　一轸阳文一轸阴，当时制造精工极。
　　剑合延津一例奇，传之图画播之诗。
　　只防变化通灵去，倘遇风雷好护持。
　　第二天，顾文彬又吟上几句：“久离复合倍缠绵，人多如斯物亦然。合浦明珠叹再聚，乐昌宝镜庆重圆。好似鹣鹣禽比翼，又如鲽鲽鱼同穴。笑尔双龙旖旎多，并头交尾眠琼宝。”他在眉批说这几句“接吝惜句”。长诗在他的日记中并不多见，而为这对汉玉钩合二为一两次作诗，可见顾文彬对其珍视程度。顾文彬刚到京城时收藏了“燕庭刘氏（刘喜海，清代金石学家、古泉学家、藏书家）马泉八十余品，与家藏十余品，集成百品”，令顾承请定居苏州的书法大家何绍基书写“百金马室”匾额。如今汉玉钩成双，他又改变主意，在家书中要求顾承，如果何绍基尚未书写上次所托匾额，那么请何氏另用隶书书写“金马玉琴室”匾。他为此撰联“磅礴百金马;摩挲双玉琴”。同治十二年闰六月，俞樾以隶书书写对联“磅礴百金马;摩挲双玉龙”，可见顾氏已将“琴”字改为“龙”字。俞樾将顾文彬得古泉和汉玉钩的情况作记说明，戏说：“以征公之龙马精神之验”。汉双玉钩传到顾滎手上，成就了他作为汉玉钩室主人的风雅。

　　顾滎（1878-？），字筱珊，号鹿笙，别号幼闇、幼庵，是晚清民国时期书画鉴赏家、收藏家，精于篆刻，与当时的篆刻名家吴俊卿（昌硕）、赵穆（仲穆）、王大炘（冠山）交往密切，王大炘刻有“安吉吴昌石、武进赵仲穆、萧山任立凡、吴县王冠山、元和顾鹿笙同勒于汉玉钩室”长方界格隶书白文印。篆刻家钱庚曾为顾滎治印，一方为“吴门元和武陵顾滎字筱珊号鹿笙别号幼闇追模商周秦汉六朝金石书画文字印信长寿”，一方为“元和顾鹿笙珍藏书画之印信”。苏州图书馆藏《汉玉钩室印存》（七本）收录了王大炘、赵穆、顾滎等人的钤印与边款，其中顾滎刻的印章达三十多枚，蔡国、梁郡、黎阳、济阳、新平、安平等印章都是他仿汉代官印、铜印、银印所刻，他还刻有仿秦印的东平印章、仿瓦当文的新安印章，他的兰陵、缘鹿印章分别仿黄小松、梁千秋;另外高平、安定印章则是由王大炘篆、顾滎刻的合作产品。顾滎刻章落款的地点有怡园、汉玉钩室、仁寿堂等，落款署名有幼庵顾滎、顾滎鹿笙，但多数为幼庵，另有两枚印章的时间为己亥年（1899）。辛丑年（1901）八月十七日顾鹿笙为友人治印“梁陈二史是家传”。庚子八月，王大炘还应顾滎之请，为其刻顾文彬所作汉玉钩长诗，并写于诗后刻下跋语：“鹿笙世叔家藏汉玉钩二，至宝也，以名其居，属余刻印，出示先尊艮庵方伯题句，令注于上。”顾滎或许通过将父亲的汉玉钩诗刻章的方法，寄托对父亲的思念和对汉玉钩的珍爱之情。《汉玉钩室印存》并不齐全，不能完整反映顾滎的篆刻艺术活动，但我们通过这些印章多少了解了一些他与王大炘、赵穆、吴昌硕等人的交往，及时人钤印的内容与风格。
　　顾滎的长兄、次兄均逝于咸丰十年（1860），三兄顾承则在他五岁之时过世，因此在他成长过程中只有年长十岁的胞兄顾煦，以及比他年长的麟字辈侄儿及侄孙们。顾滎与六侄顾麟士相差十三岁，但两人关系不错，或许因这层关系，顾滎与顾麟士的好友费念慈、任颐、吴昌硕、陆恢、倪田、金心兰、郑文焯等来往较多，且有文墨交流。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画家，顾麟士的画作受到时人的追捧，顾滎也收藏了他多幅作品。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初三，顾麟士为顾滎创作《四时为马卷》，题识：“略窥娄东门径，愧未升堂也。”意思是学习“清四王”之一王原祁的笔法而作，但谦虚地说自己尚未入门。吴昌硕题引首“四时为马”，“鹿笙九兄属题西津画卷。草率涂抺，希正之”。同时吴氏在卷后题跋：“西津画古意在胸，变化万端。是卷前挈如仲圭，古拙如麓台，瑰宝也。因忆丙申秋，为予写芜园荒率风雨之态，予曾赠诗云，‘不愁画稿失荆关，石壁灵岩例可攀。裹饭十年寻不到，鹤庐中有一房山’。鹿笙九兄大人属题，附录卷尾，以志钦佩。”费念慈评价此画“得娄东神髓”，郑文焯也认为此卷“尤其放古之精撰，宜鹿笙九兄善保家珍矣”。光绪三十四年六月，顾麟士又为九叔绘就山水扇面，并题识：“林楼事事称幽怀，砚北琴南形影谐。不种名花种修竹，碧阴团住读书斋。戊申六月，鹿笙九叔大人命麟士画。”

　　怡园云集一批画家，切磋艺术，交流作品，其中顾沄、陆恢、吴昌硕、倪田等人有“怡园七子”之称。顾沄（1835-1896），字若波，号云壶、壶隐、壶翁、病鹤等，吴县人（今苏州），画家，擅长山水，专攻清六家。顾沄晚年为顾麟士创作精品力作《云山霞翠》册页十二开，顾麟士请好友、书画家杨岘为其题跋，顾沄过世三周年时，也即光绪二十四年暮春，他又请吴昌硕题跋，吴氏录上旧作相赠。十年后，郑文焯题跋：“辋川烟水敬亭山，头白丹青意更闲。怊怅西园旧仙侣，孤云飞去几时还……鹿笙九兄见之，爱不忍释，因于西津有竹林大小阮之谊，遂索得之，属记其颠末云。”顾沄曾说怡园画社中有三鹤，一指顾麟士（字鹤逸），一指郑文焯（号大鹤天隐者），一指顾沄自己（号病鹤），如今顾沄孤鹤独飞，令郑氏悲伤不已。我们从郑氏的跋语中可知，此时《云山霞翠》册页已为汉玉钩室所有。“竹林大小阮之谊”之句中的大小阮指阮籍和他的侄儿阮咸，喻指顾滎、顾麟士叔侄，因两人叔侄的情分，顾滎向顾麟士求得这套册页，并请陆恢题写流转始末。 　　顾滎家学渊源，酷爱收藏书画，尤其对怡园七子的作品格外重视，且有较高的鉴赏能力，陆恢称赞他“识画中理”“素精赏鉴”，郑文焯评价他“能鉴古，尤能鉴今人之师古剧迹”。作为世家子弟，顾滎拥有良好的人脉关系，六侄顾麟士作为怡园画社第二任社长，结交了大批吴门及海派画家，这为顾滎的收藏奠定了基础，加之他本身具有一定的书画鉴赏水平和篆刻技艺，是书画家的同道，能获得他们的认可，因此珍藏了陆恢、吴昌硕、倪田、胡锡珪等人的作品。
　　陆恢（1851-1920），清末民初著名画家，字廉夫，号狷叟，一字狷盫，自号井南旧客、破佛盫主等。吴江人，长期生活在苏州。早年陆恢见到嘉庆、道光年间画家们临摹文徵明的画“类崇色泽”，以为文氏画风即是如此。及至他拜访顾文彬，见到文徵明的真迹，才明白文氏“精诣自有所在，不当仅于色泽求之”。文徵明的作品被后世画家反复临摹，陆恢也是忠实的文粉，认为文氏“天姿高旷，得石田绪论，复恣情于山水，音以陶镕其神趣。其精致处，草痕如发而坚劲如铁，故略施青绿，神采焕然”。陆恢的《江南春》《石湖春泛》《落花图》“皆衡山澹青绿设色”，但他最满意的是一九一九年七月临摹的《文徵明惠麓图》，而这幅作品被顾滎收藏。顾滎认为陆恢能识文徵明作品“庐山真面而不囿于设色之一偏”，令陆恢引以为知己，洋洋洒洒写下跋语，表达了他对文徵明作品的认识与理解，并说自己虽然满意这幅临摹之作，但“设色虽工，未到其苍劲处”。

　　胡锡珪（1839-1883），初名文，字三桥，号盘溪外史、红茵生、红茵馆主等。吴县人（今苏州）。胡锡珪与陆恢、顾麟士、吴昌硕相交至深，画技高超，深得吴昌硕赞美：“三桥画士女，闰得闺阁姿，吾知之。三桥写花卉山水，能空中取神，吾知之。三桥画花面戏，眉眼鼻舌动荡如生……”顾滎珍藏了胡锡珪的《白描阿罗汉画册》，并转托金心兰请吴昌硕题跋。甲辰九秋金氏拜访吴昌硕之时，出示《白描阿罗汉画册》，令吴氏大惊，感叹“此册阿罗汉，用笔甚工而得神甚活，岂皮毛从事于斯者能仿佛耶？余与三桥交近十年，而不能尽三桥者如此，奇哉”。
　　倪田（1855-1919），初名宝田，字墨畊，别署墨畊父，号墨道人、墨翁，又号璧月盦主，江都人，侨居上海。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为顾滎绘制《十二宫辰图象册》，费念慈、陆恢纷纷题写跋语，陆恢的跋诗中有“收罗今到过云楼，庋置此图楼上头。纪月编年借为用，寻常书画非其俦”等句，认为顾滎喜爱书画艺术，深谙“画中理”。宣统二年（1910）四月，倪田又为他写《儿戏图》扇面，并题诗：“红鳞依荇藻，翠尾映玻璃。自得悠悠趣，飞花水面吹。”倪田的好友吴昌硕则题道：“儿童却有读书愁，嬉戏浑如水上鸥。老墨风情谁领略，一生低首上官周。墨畊倪君为鹿笙九兄写此，属俊卿题之。”翌年五月，应顾滎之请，吴氏在扇子反面临石鼓文。怡园画社第一任社长吴大澂临清三家的册页十开，其中五开赠予金心兰，之后这十开册页均归顾滎收藏，吴昌硕、郑文焯为之题跋。

　　吴昌硕曾为顾滎治印“顾氏永宝”，还经常为他的藏画题跋，也时常应对方之请相赠书画作品。光绪二十八年，吴昌硕以赵之谦笔法，绘就《花卉》横披赠与顾滎。第三年秋日，他为顾滎绘制了《花果》册页十二开，表现葫芦、芦橘、枇杷、梅花等花果丰盛又寓意深刻的自然生活景象。宣统三年谷雨，顾滎拿出珍藏的折扇请吴昌硕绘画写字，这并非普通的折扇，珍贵之处在于竹制的扇骨上有书画篆刻名家陈鸿寿所刻的茶具与梅花。吴昌硕借用陈氏的题材，在折扇正面画了一只陶质茶壶和一枝墨梅，茶壶以赭石色绘就，渲染古拙而灵动之气，梅则以水墨勾写，用笔简率粗放，呈现清雅孤傲之态。吴氏在图上题写：“冰瓯泛碧，涤烦祛热，洪炉一点罗浮雪。”茶壶表现了外在生活的悠闲，梅则表示内在品性的清高，此图表达了自古以来文人墨客追求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的两面性。折扇反面又题两首咏梅诗，上款“鹿笙仁兄正诗”。时至一九二○年，这把折扇更换了主人，为西泠印社篆刻家丁仁收藏，吴昌硕再次题跋。一九一五年秋天吴昌硕为顾氏绘《天半朱霞图》《天竹贞石图》，均题诗一首，前者拟“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笔意画就，后者则略师赵之谦画法。吴氏为顾滎所作行书横披中谈了对绘画六法的认识，称赞“西津吾老友，爱画入骨髓”，在另一幅为顾滎题顾麟士作品时说“笔简而苍润，秀而清逸，所谓令人有岩壑幽栖之想”。顾麟士根据吴氏的绘画特点，指点他学习合适的画派，因此他也不厌其烦为顾滎收藏的顾麟士作品题咏。

　　扇面虽属小品，却是怀袖风雅之物。宣统三年五月，顾麟士、倪田、陆恢、吴昌硕合作绘就扇面送给顾滎，正面为画，由“墨畊扫元鹤，西津要赤松，廉夫搬黄石，昌硕种紫芝，合成是图，即请鹿笙九兄方家正”。反面则有吴昌硕与陆恢、费念慈、郑文焯四体书，此扇可看作友朋们的合作佳品，也可视为顾滎与这些书画高手友谊的象征。

　　由于封建社会等级观念严重，顾滎因庶出的身份，作为过云楼第二代地位并不高，且因年少失怙，在其父的日记中只有零星的记载。所幸从与其交好的吴昌硕、陆恢、倪田、郑文焯及侄儿顾麟士的书画、题跋，以及《汉玉钩室印存》等文献资料中可一窥顾滎这个世家子弟的艺术兴趣与社会交往，及其汉玉钩室的由来，从中了解晚清与民国时期文人士大夫依旧热衷传统的书画艺术，并以此作为重要的交流内容之一，而顾滎如其父兄那样热衷收藏字画，且与吴昌硕等海派画家产生交集，留下些许印痕。尽管书画、古玩等收藏于个体而言都是“过眼烟云”，但优秀的中国书画艺术也通过他们的收藏、流转得以相传，滋养着后人的精神世界，提高着后人的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