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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北京媒体纷纷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正厅级)马德卖官受贿一案，已经由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侦查终结。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指定管辖的通知，此案目前已移送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该院将于近日对马德以涉嫌受贿罪提起公诉。
媒体称，在马德案中，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被卷入，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中央纪委对此案极为重视，去年将案件交由北京市检察机关侦查。
另据报道，黑龙江纪委部门当时曾查证，马德在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期间，利用提拔使用干部等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贿赂及礼金共计人民币500多万元、美金2.5万元。
市委大院成了乌纱帽批发部
绥化是黑龙江省的农业大市。松嫩平原上一望无际的玉米、大豆和高梁曾让绥化人引以为荣。然而，肥沃的黑土并没有给辛勤耕作的农民以给养，却喂足了一只“硕鼠”。
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把其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在马德那里，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的一二把手，每个位置都有其“价格”。
马德在任绥化市行署专员及绥化市委书记的6年里，收受的贿赂及礼金之巨，实属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
而绥化市所属的10个县市里，还有农村贫困户15万户、贫困人口46万人，共有527个省级贫困村，2个国家级贫困县，2001年农村居民的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000元。
更令人震惊的是，马德案发后，竟涉及领导干部260多人，绥化市包括下辖10个县市的处级以上干部有50％被卷人了这桩惊天大案，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党政一把手。
“马德在绥化执政的6年里，带坏的是一方官风。那时只要办点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托人情、找路子。民间更是崇尚攀权比富。没钱打点，啥也干不成。”一位绥化市委离休老干部说。
马德的仕途起步应该是在牡丹江市海林县(现为海林市)，从马德的履历表上看到，1982年2月马德任黑龙江省海林县副县长，此后，马德的官运以每两年上一个台阶的速度一路畅通无阻。1984年1月马德任海林县县长，1986年3月任海林县县委书记，1988年12月任牡丹江市副市长。
但在1990年，马德的仕途生涯遇到重挫。踌躇满志竞选牡丹江市市长的马德没有获得牡丹江市人大的通过，落选了的马德在尴尬中于1991年5月出任黑龙江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1992年11月，马德“杀了个回马枪”，又回到牡丹江任职主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
“牡丹江政界许多人搞不清马德这一步有什么意义，只是感觉马德能量很大，因为能再回来做副市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牡丹江市人大一位离休老干部在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这一段历史时仍有些迷惑不解。
以退为进的马德在1996年11月从牡丹江市副市长的位置上升任绥化行署专员，4年后就任绥化地改市后的第一位市委书记，从此开始了他在绥化政坛6年的“马德时代”。
“马德时代”给绥化政坛带来了什么呢?
“官位就差插个草标明码标价了。想当上哪个口的一二把手需要多少钱能‘办利索’，在干部那里都是心知肚明的事。”绥化市委一位科级干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曾在绥化某乡镇副书记的位置上一干就是5年，但因为不会“走关系”，“上面没人”，虽然乡长的位置空过一年，但也没他的份。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绥化从官员到普通民众对这种“花钱才能办成事，才能当上官”的心理的高度认同，以及干部队伍对马德式“潜规则”的普遍无力感。
某镇党委书记在上任伊始，因为觉得和四把手“合脾气”。帝明白地告诉他，你去竞选镇长吧，我来帮你在上面找路子，钱我先给你垫着。这位四把手胆却太小，一是不想借债送礼，二是觉得这样升官良心上过不去，于是马上被排挤出局，连四把手也当不成了。
“想当上镇长至少得7万，我一个月工资才600多元，我没钱送这个礼。再说就是当上了，我也狠不下心把这7万元再想办法弄回来，我们那个镇许多农民家里穷得连电费都交不上，还点着油灯呢。”这位落魄者对记者说。
一把手为什么倒过来要帮四把手送礼?“这也是为了‘稳定’，这样四把手当上了二把手，岂有不配合工作之理?而班子队伍稳定了，特别是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成了自家‘圈内的’，这官位才能坐得稳，就是收钱也才能收得稳。”绥化一位处级干部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这种奇怪的“上级帮下级送礼”现象。
买官卖官手段花样百出
马德在绥化地改市后就任市委书记利用手中的权力卖官鬻爵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绥化的官员们为了能够接近马德、攀上马德，也不择手段。
走“夫人路线”是一类。绥棱县原县长李刚于2000年3月，让其妻子焦某将一张30万元的存折送给马德之妻田雅芝，田收下后告诉了马德。2001年舂，李刚即被提拔为绥棱县委书记。
借领导住院送礼是一类。海伦市原市委副书记王学武在2000年11月，借马德在绥化市医院住院之机，向马德行贿。2001年春，王学武被提拔为青冈县县长。
直截了当送礼要官是一类。明水县原县长吕岱，先后3次送给马德14万元，不久，吕岱被提拔为明水县县委书记；绥化市水利工程处原处长张忠义，为了自己和女儿被重用提拔，曾一次送给马德lO万元，很怏，马忠义被提拔为绥化市政局局长。
为了达到被提职甚至保住现有官位的目的，肇东市原市委副书记高波，青刚县原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苏吉禄，绥化市则政局原局长吴光也都不断向马德送礼。
“绥化一个处级千部的工资一年最多也就2万元，他们给马德送礼动辄几万十几万，这钱又是怎么来的?”《瞭望东方周刊》在绥化采访时常听到这样的质问。当然，便是再层层向下盘剥了。
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普通乡镇助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通过“省里的关系”结识了马德的妻子“田姨”，立刻说话气也粗了，官也升了。没多久便当上了副乡长，再凋到绥化市某局任副局长升为副处级。
为了攀权结贵，许多人甚至不惜拜马德为干爹，尽管年龄不一定比马德小多少，也心甘情愿地给马德做“干儿子”。马德案发后，已有两位“干儿子”因涉及犯罪被查办。
一位是绥化市北林区三河镇原党委书记马龙军，2001年马龙军因重婚罪、乱砍乱伐罪被判刑。别人搞婚外情，顶多就是“包二奶”，而马龙军是明目张胆地明媒正娶。不但登记结婚，“二奶”还给他生了个儿子。在职期间，马龙军为了敛财，竟把其管辖区内生长了三四十年的“三北”防护林带全部砍伐抻，和朋友合伙高价出卖，然后将饯款据为已有。
农民出身的绥化正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申百臣能够在绥化呼风唤雨，一个直接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是马德的“干儿子”。近几年来，绥化的大型建筑工程几乎都被申百臣通过马德的关系垄断，由正达公司承建。
权钱交易形成“生物链”
和马德几乎同时落马的还有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反贪部门在起诉意见书中认定，2000年5月至8月，王慎义在担任绥化市市长期间，先后收受10余人的贿赂，赃款赃物折合共计人民币200余万元，涉嫌受贿罪。
因此，说绥化这块土地备受贪官蹂躏并不言过其辞，2003年以来曝光的一系列腐败官员的确都曾在这块土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
田凤山、马德、王慎义，以及不久前被判刑的马德前任、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厅长赵洪彦都曾在绥化权倾一时，做过地委书记、市委书记、专员、市长，他们的行事作风对地方官员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由于历史欠账，绥化的市政建设和黑龙江省其他的地级市相比一直较为落后，绥化看上去更像一个小县城，目前在绥化街头跑的出租车还大都是“面的”。
“马德来绥化之后，绥化的市政建设突飞猛进，盖了许多高楼，马路也拓宽了。连马路边的人行道都铺上了磁面彩砖。”一位在绥化生活了几十年的饭店老板向记者发着牢骚，“只是这彩砖中看不中用，一下雪滑得都不敢在上面走，每天不知道多少人在这上面摔跟头。另外，这价格也太离谱了，每平米定价120元，承建人是马德的老婆，彩砖的卖方是马德的小舅子，你算算绥化有多少临街的铺面和单位?得多少面积?就这一项，马家赚了多少钱?”
但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据绥化市建委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为了瓜分人行道彩砖这块“肥肉”，原市委书记马德和原市长王慎义达成了“君子协议”：以绥化的中直路为界，东城归马德的人承建，西城归王慎义的人承建，并以行政手段向下面摊派，承建人员铺完砖后按标准统一收费，并美其名日“政府统一规划城建”。
在黑龙江省纪委对马德案的通报中，还可以看到给马德行贿送礼者在空问上的不断延展，看到权钱交易下的生物链。
早在1995年11月，马德时任牡丹江市副市长时，牡丹江制药厂原厂长苗胜国为了答谢马德帮其企业贷款等种种“关照”，就送给马德5000美元；苗与马的这种“友谊”在马德调往绥化任上后依然保持着，1998年春节前，苗胜国驱车千里到绥化看望“老领导”，又送给已任绥化行署专员的马德10万元人民币。
1998年末，哈尔滨市金事达集团原董事长肖海鹏在绥化地区筹办种羊场，肖老板为了得到马德的关照，与苗胜国又一起送给马德30万元。于是，在马德书记的亲自过问下，肖海鹏的种羊场很快办了起来。为了感谢马德，肖于2000年6月又一次向马德进贡。
2003年5月13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对马德作出开除党籍及行政公职的处分，并将其移交至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马德的官场逻辑就是强权逻辑，就是拜金逻辑。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在一月内同时被‘双规’，并事涉全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这种‘窝案’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哈尔滨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说。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指定管辖的通知，此案目前已移送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该院将于近日对马德以涉嫌受贿罪提起公诉。
媒体称，在马德案中，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被卷入，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中央纪委对此案极为重视，去年将案件交由北京市检察机关侦查。
另据报道，黑龙江纪委部门当时曾查证，马德在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期间，利用提拔使用干部等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贿赂及礼金共计人民币500多万元、美金2.5万元。
市委大院成了乌纱帽批发部
绥化是黑龙江省的农业大市。松嫩平原上一望无际的玉米、大豆和高梁曾让绥化人引以为荣。然而，肥沃的黑土并没有给辛勤耕作的农民以给养，却喂足了一只“硕鼠”。
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把其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在马德那里，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的一二把手，每个位置都有其“价格”。
马德在任绥化市行署专员及绥化市委书记的6年里，收受的贿赂及礼金之巨，实属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
而绥化市所属的10个县市里，还有农村贫困户15万户、贫困人口46万人，共有527个省级贫困村，2个国家级贫困县，2001年农村居民的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000元。
更令人震惊的是，马德案发后，竟涉及领导干部260多人，绥化市包括下辖10个县市的处级以上干部有50％被卷人了这桩惊天大案，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党政一把手。
“马德在绥化执政的6年里，带坏的是一方官风。那时只要办点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托人情、找路子。民间更是崇尚攀权比富。没钱打点，啥也干不成。”一位绥化市委离休老干部说。
马德的仕途起步应该是在牡丹江市海林县(现为海林市)，从马德的履历表上看到，1982年2月马德任黑龙江省海林县副县长，此后，马德的官运以每两年上一个台阶的速度一路畅通无阻。1984年1月马德任海林县县长，1986年3月任海林县县委书记，1988年12月任牡丹江市副市长。
但在1990年，马德的仕途生涯遇到重挫。踌躇满志竞选牡丹江市市长的马德没有获得牡丹江市人大的通过，落选了的马德在尴尬中于1991年5月出任黑龙江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1992年11月，马德“杀了个回马枪”，又回到牡丹江任职主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
“牡丹江政界许多人搞不清马德这一步有什么意义，只是感觉马德能量很大，因为能再回来做副市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牡丹江市人大一位离休老干部在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这一段历史时仍有些迷惑不解。
以退为进的马德在1996年11月从牡丹江市副市长的位置上升任绥化行署专员，4年后就任绥化地改市后的第一位市委书记，从此开始了他在绥化政坛6年的“马德时代”。
“马德时代”给绥化政坛带来了什么呢?
“官位就差插个草标明码标价了。想当上哪个口的一二把手需要多少钱能‘办利索’，在干部那里都是心知肚明的事。”绥化市委一位科级干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曾在绥化某乡镇副书记的位置上一干就是5年，但因为不会“走关系”，“上面没人”，虽然乡长的位置空过一年，但也没他的份。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绥化从官员到普通民众对这种“花钱才能办成事，才能当上官”的心理的高度认同，以及干部队伍对马德式“潜规则”的普遍无力感。
某镇党委书记在上任伊始，因为觉得和四把手“合脾气”。帝明白地告诉他，你去竞选镇长吧，我来帮你在上面找路子，钱我先给你垫着。这位四把手胆却太小，一是不想借债送礼，二是觉得这样升官良心上过不去，于是马上被排挤出局，连四把手也当不成了。
“想当上镇长至少得7万，我一个月工资才600多元，我没钱送这个礼。再说就是当上了，我也狠不下心把这7万元再想办法弄回来，我们那个镇许多农民家里穷得连电费都交不上，还点着油灯呢。”这位落魄者对记者说。
一把手为什么倒过来要帮四把手送礼?“这也是为了‘稳定’，这样四把手当上了二把手，岂有不配合工作之理?而班子队伍稳定了，特别是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成了自家‘圈内的’，这官位才能坐得稳，就是收钱也才能收得稳。”绥化一位处级干部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这种奇怪的“上级帮下级送礼”现象。
买官卖官手段花样百出
马德在绥化地改市后就任市委书记利用手中的权力卖官鬻爵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绥化的官员们为了能够接近马德、攀上马德，也不择手段。
走“夫人路线”是一类。绥棱县原县长李刚于2000年3月，让其妻子焦某将一张30万元的存折送给马德之妻田雅芝，田收下后告诉了马德。2001年舂，李刚即被提拔为绥棱县委书记。
借领导住院送礼是一类。海伦市原市委副书记王学武在2000年11月，借马德在绥化市医院住院之机，向马德行贿。2001年春，王学武被提拔为青冈县县长。
直截了当送礼要官是一类。明水县原县长吕岱，先后3次送给马德14万元，不久，吕岱被提拔为明水县县委书记；绥化市水利工程处原处长张忠义，为了自己和女儿被重用提拔，曾一次送给马德lO万元，很怏，马忠义被提拔为绥化市政局局长。
为了达到被提职甚至保住现有官位的目的，肇东市原市委副书记高波，青刚县原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苏吉禄，绥化市则政局原局长吴光也都不断向马德送礼。
“绥化一个处级千部的工资一年最多也就2万元，他们给马德送礼动辄几万十几万，这钱又是怎么来的?”《瞭望东方周刊》在绥化采访时常听到这样的质问。当然，便是再层层向下盘剥了。
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普通乡镇助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通过“省里的关系”结识了马德的妻子“田姨”，立刻说话气也粗了，官也升了。没多久便当上了副乡长，再凋到绥化市某局任副局长升为副处级。
为了攀权结贵，许多人甚至不惜拜马德为干爹，尽管年龄不一定比马德小多少，也心甘情愿地给马德做“干儿子”。马德案发后，已有两位“干儿子”因涉及犯罪被查办。
一位是绥化市北林区三河镇原党委书记马龙军，2001年马龙军因重婚罪、乱砍乱伐罪被判刑。别人搞婚外情，顶多就是“包二奶”，而马龙军是明目张胆地明媒正娶。不但登记结婚，“二奶”还给他生了个儿子。在职期间，马龙军为了敛财，竟把其管辖区内生长了三四十年的“三北”防护林带全部砍伐抻，和朋友合伙高价出卖，然后将饯款据为已有。
农民出身的绥化正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申百臣能够在绥化呼风唤雨，一个直接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是马德的“干儿子”。近几年来，绥化的大型建筑工程几乎都被申百臣通过马德的关系垄断，由正达公司承建。
权钱交易形成“生物链”
和马德几乎同时落马的还有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反贪部门在起诉意见书中认定，2000年5月至8月，王慎义在担任绥化市市长期间，先后收受10余人的贿赂，赃款赃物折合共计人民币200余万元，涉嫌受贿罪。
因此，说绥化这块土地备受贪官蹂躏并不言过其辞，2003年以来曝光的一系列腐败官员的确都曾在这块土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
田凤山、马德、王慎义，以及不久前被判刑的马德前任、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厅长赵洪彦都曾在绥化权倾一时，做过地委书记、市委书记、专员、市长，他们的行事作风对地方官员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由于历史欠账，绥化的市政建设和黑龙江省其他的地级市相比一直较为落后，绥化看上去更像一个小县城，目前在绥化街头跑的出租车还大都是“面的”。
“马德来绥化之后，绥化的市政建设突飞猛进，盖了许多高楼，马路也拓宽了。连马路边的人行道都铺上了磁面彩砖。”一位在绥化生活了几十年的饭店老板向记者发着牢骚，“只是这彩砖中看不中用，一下雪滑得都不敢在上面走，每天不知道多少人在这上面摔跟头。另外，这价格也太离谱了，每平米定价120元，承建人是马德的老婆，彩砖的卖方是马德的小舅子，你算算绥化有多少临街的铺面和单位?得多少面积?就这一项，马家赚了多少钱?”
但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据绥化市建委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为了瓜分人行道彩砖这块“肥肉”，原市委书记马德和原市长王慎义达成了“君子协议”：以绥化的中直路为界，东城归马德的人承建，西城归王慎义的人承建，并以行政手段向下面摊派，承建人员铺完砖后按标准统一收费，并美其名日“政府统一规划城建”。
在黑龙江省纪委对马德案的通报中，还可以看到给马德行贿送礼者在空问上的不断延展，看到权钱交易下的生物链。
早在1995年11月，马德时任牡丹江市副市长时，牡丹江制药厂原厂长苗胜国为了答谢马德帮其企业贷款等种种“关照”，就送给马德5000美元；苗与马的这种“友谊”在马德调往绥化任上后依然保持着，1998年春节前，苗胜国驱车千里到绥化看望“老领导”，又送给已任绥化行署专员的马德10万元人民币。
1998年末，哈尔滨市金事达集团原董事长肖海鹏在绥化地区筹办种羊场，肖老板为了得到马德的关照，与苗胜国又一起送给马德30万元。于是，在马德书记的亲自过问下，肖海鹏的种羊场很快办了起来。为了感谢马德，肖于2000年6月又一次向马德进贡。
2003年5月13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对马德作出开除党籍及行政公职的处分，并将其移交至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马德的官场逻辑就是强权逻辑，就是拜金逻辑。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在一月内同时被‘双规’，并事涉全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这种‘窝案’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哈尔滨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