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作为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人们对黄河流域旅游文化的开发与保护工作各有侧重。贾玉英等编著的《黄河流域旅游文化及其历史变迁》一书，以黄河流域旅游文化为路径，以历史变迁为主线，对黄河流域旅游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背景与自然地理基础、旅游文化类型及空间分布、旅游文化景观进行了分析，还对不同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旅游活动与旅游开发和保护，以及黄河流域旅游文化变迁原因及轨迹进行了探讨。
　　黄河流域不同历史时期旅游自然景观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工作主要包括：第一，山岳景观开发。先秦时期对于黄河流域山岳景观资源更多的是维持其原本样貌，并没有组织过多工匠去改造山岳景观。《黄河流域旅游文化及其历史变迁》一书中提到，秦汉时期出现了封禅和皇家祭祀制度，国家统治者开始指引各地官员去对黄河流域山岳景观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比如汉武帝先后登上泰山进行了7次封禅之礼，并留下了汉明堂、岱庙以及无字碑等胜迹。魏晋南北朝时期，受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国家对于黄河流域山岳自然旅游景观资源的开发利用开始融入大量佛教文化。以河南嵩山为例，北魏孝明帝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而组织民众建造嵩岳寺塔，嵩山成为佛教的重要圣地。而在盛唐时期，儒家文化对五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嵩山南麓的嵩阳书院建设上。明清时期，国家开始注重对山岳景观的开发保护，比如公元1589年，参政吕坤见泰山十八盘时常出现拥堵情况，一定程度威胁到百姓的生命安全，就安排人去往泰山北面开辟新的登山道路，建成了渡天桥和新盘道，极大方便了人们登临泰山。第二，生态景观资源保护。《黄河流域旅游文化及其历史变迁》一书中指出，秦汉时期人们极为重视对黄河流域生态景观资源的保护，比如《秦律十八种·田律》有明确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即任何人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偷取幼鸟幼兽、毒杀鱼鳌和设陷阱捕获鸟兽。该律法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山林川泽自然资源的作用。唐代朝廷不仅将五岳名山、郊祠神坛纳入到管理范畴中，还将打猎、绿化管理列入国家重要事务中。比如，唐代政府将河南二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猎区和禁伐区。宋代国家最高统治者也颁布了相关自然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对那些随意捕捉鸟兽虫鱼之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充分体现了朝廷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
　　由《黄河流域旅游文化及其历史变迁》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可知，黄河流域不同历史时期对人文景观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典型人文景观的开发。魏晋南北朝和唐代佛教文化盛行，黄河流域修建了大量关于佛教艺术文化的石窟人文景观，像人们所熟知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以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等。敦煌莫高窟的开发在唐代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呈现出了崭新面貌。比如，在形式上创新采用透视方法表述画面主体远近关系，能够让人感受到更为逼真的视觉效果，而在内容上则融入了民族化的多元佛教人物造型，其所塑造出来的佛教人物形象更加贴近于现实生活。除了石窟类的人文景观，黄河流域在不同历史时期还开发了大量古典园林景观。在秦汉时期开发的园林有人们所熟知的阿房宫、上林苑，阿房宫被人们称誉为“天下第一宫”。隋唐时期开发的皇家园林包括洛阳的西苑、骊山的华清宫，这些都属于黄河流域不同时期的古典园林类人文景观的精华。第二，典型人文景观的保护。先秦时期，国家颁布了关于山林川泽保护管理的法律条文，并构建了相对应的职官制度，对于皇家园林的保护管理是极为严格的。对于禁苑的管理和修缮维护都有着明确的规定，有专门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进行负责。汉代，汉武帝对先秦开发的上林苑进行了扩建开发，从《关中记》中“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三十五”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扩建之后的上林苑规模极其之大，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关注。而在隋唐时期，对于皇家园林的保护则专门设立了管理机构，《通典》有记载：“苑总监，自隋而置，东西南北各有监及副监，大唐因之。”由此可见，隋唐时期对皇家园林的保护管理是比较到位的。《旧唐书》也有记载：“京、都苑四面监： 监各一人（從六品下） ，副监一人（从七品下） ，丞二人（正八品下）。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三人，典事六人，掌固四人。”该段话记载了禁苑管理机构的不同职位人数，他们所负责的工作内容也各有不同。
　　作者简介：高小红（1983—），女，吉林松原人，松原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