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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风日下”
柏拉图在他的晚期对话《普罗塔戈拉》里，声名显赫的智术师普罗塔戈拉通过引用时代新进西蒙尼德的一首叙事诗来探讨“美德”概念的生成和变异问题，背后隐含地勾勒出一条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善恶伦理和道德谱系更替演进的变化曲线。时代精神已经变得颇为不同了，原本基于贵族政制下“好”与“善”的良知良能和高贵德性的严格自我持守，演替为一种“不好不坏”的“中人”状态。年轻的西蒙尼德的兴起依赖于其传唱古希腊各邦的抒情歌谣，却并不仅仅在文体流变的意义上使其声名卓著，而是在时代的感觉结构微妙变化的历史空气里，诗的概念由对人的整体性知识的充分演绎“退化”为零散个人的塞壬歌音。这是众声喧哗、价值中立、“不好不坏”也成为美德一种的民主时代到来的预兆，也是诗的文体和制式逐渐由彰显共同体伦理的史诗朝向个我的抒情演化的过渡阶段。西蒙尼德，和正在到来的未来时代的西蒙尼德们的繁荣，预示着贵族政制渐趋衰微的黄金时代里，个人的意见如何通过语言修辞术的训练，而成为一种新的价值的尺度和道德的准则。
这样一种新型道德标准的形成，在当今民主时代下的诗人们看来再熟悉不过。它正好是这个以价值多元、多种声音平等交织为“政治正确”的时代下主流的一种话语范式，并且暗合了这个时代的诗歌心灵在多重聲音、价值、印象和片断的压力裹挟之下，那种失去远景、在碎片化的去中心主体状态中或茫然失顾，或将共时性的日常历史转向语言内部经营的微小而持续的诗学努力。刘小枫在他那篇忧心忡忡的讨论修辞与美德关系的长文里表达了以西蒙尼德为代表的“不好不坏”、价值中立、多种声音在同一个平面上均质共处无差别对待的民主精神的到来，如何使得贵族政制中人的内在善、德性、卓越和崇高的优良政治伦理被彻底相对化的命运。“诗风日下”，刘小枫评论道，诗人们以一种失去了道德中心的“中不溜的方式”行动，而不再关心诗歌语言的生成与诗人主体的崇高追求之间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终于将诗人赶出了理想的政治城邦，以免它们败坏城邦中理想公民的道德面貌。
在同时代的诗歌生境中，诗歌被塑造为一门仿佛完全独立自洽的手艺，被身处贵族政制衰微时代的柏拉图赶出“理想国”的尴尬命运，很少被置身话语场中的诗人们认真地提起和对待。接续了1990年代的诗歌传统，新世纪在语言内部的向度上持续努力的诗人们引领了新的时代风潮，他们在原有的以叙事推动诗意的层迭起伏的复调策略中杂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陈超）的“元诗”（张枣）精神，从诗人个性化的精神姿态、时代感觉介入对复杂、含糊、边界游移、始终在流动和生成的历史过程的体验和省思，从而在个人化的话语修辞层面形成一种具有揶揄、反讽、戏谑和自我建构和解构色彩的“能指的嬉戏”。但这面目繁复的能指的狂欢、嬗变、自我延异和生成的修辞过程所关联的所指群，却是在戏谑、游戏的个性化语言策略里对个人的历史实感不无严肃、诚恳态度的话语赋形，是一种充分开放、不设成见地开放自我的书写领域以迎纳陌生化的历史过程突然加持于既有自我格局之外的那些偶然的风景，从而使主体实现在变动、生成的历史过程里不断自我更新的语言动态，而这种自我反讽式的“扭开”和扩大，是通过在既有汉语修辞的语言和感觉模式中杂入混乱的杂音、陌异性的新鲜经验、喧嚣和骚动来完成的。于是，我们看见同时代中持续在语言的质感上做着试验的诗人们如何接续鲁迅在“硬译”的立场上对现代汉语的更新和改造，以及在语言内部的迂曲转圜变动游离的边界上做着持续的冒险，使诗歌的题材接纳微小的民主时代的多重杂音和个人经验的含混不定，从而在修辞的质地上呈现出“硬诗”的话语机锋，在诗行上下文微小的自我抗辩和反复运动里潜藏“是”与“不是”之间细密复杂的纹理和褶皱。
二、自我辩难：两个吉诃德？
与在语言本身的个性化质地上做着持续微小的努力的诗人们不同，徐钺的诗可以放在“诗歌正典”的理路中来加以认真的体认和考察。徐钺无意于去赶时髦，无意于去做一个民主时代“不好不坏”的“中人”，平匀、戏谑、浮光掠影地看待个人和历史的辩证关系。如果说语言论的诗人们代表了一种民主时代的声音和立场——他们把诗歌从超越性的“神坛”上拉下来，持续做着杂合碎片化的当代历史的解构游戏，用一种语言内部生成的、戏仿和拟像的方式来推进诗歌中的微型叙事，使诗歌成为容纳主体的不同声音的微型剧场——那么，徐钺的诗则提供了读者对其诗中“吾将上下而求索”之精神品质的漫游和想象。胡桑在评论徐钺的文章中切中肯絮地评价道：“徐钺的诗歌代表了汉语诗歌所稀缺的一个向度——超越或超验的向度。”而这种“超越或超验的向度”是在“商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共同侵蚀”作用下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当代语言的溃败”中显示出其独特的语言质地和坚守姿态的。而在近些年诗坛的语言风尚和时代潮流中，徐钺诗歌的共时参照系可能还需要加上那些能在去中心化的时代生存中安然自适、“去焦虑”地做着语言内部试验和探险，并把外在的历史经验内化入语言游戏中的诗人们。
诚然，徐钺诗歌中“形而上”或“超越”的主体态度和修辞特质，并没有使他的诗歌在个人孤独的精神求索和语言瞬时的即兴中维持一种平面的、单声道的自我迷恋，而成为瓦莱里—梁宗岱意义上内部自洽和封闭的“纯诗”系统。这样基于个人感兴的抒情特质在徐钺学生时代有时显得漫不经心的心智探险和修辞运动里成为一种整体性的风景，却在其经受真实生活磨砺的青年教师生涯之初接受了来自生活即刻的感兴之外那持续闯入的杂质和斑驳面影的考验。生活不再是一种即刻的起兴，它们由一个个杂芜、粗砺、难以用原先整齐、已成语言惯性的学院修辞去处理的“具体的此时”组成一条并不清澈的河流，在这条河流上，交缠凌乱的水草、塑料袋、工人的驳船和生活垃圾的瓶瓶罐罐交相叠印，在河流随风摆动的波澜光影里，这条河流在水流运动的多重复义形态中发出多种质料混合的臭气和怪诞尖利的噪声。这样的发现是对一百多年前波德莱尔对现代性新视景之发现眼光的一次遥远的再认，作为青年教师的徐钺投入于离散、驳杂、碎片化、多角质的当代生活的诸种面相当中，而他学生时代的诸多篇什里努力经营的内在自我在这样细碎、去中心化和崇高感的历史实感中得以输入不断跳宕、更新的生命经验，他的写作亦逐渐呈现出孤独的内在自我在繁芜多响的世俗生活中缓慢打开、质疑和和解的运动轨迹。在2013年以后的诗歌写作中，来自外部语境和实生活的多重杂音慢慢内化为徐钺的诗歌语言中那个不紧不慢、不断更新、演替和改良的修辞动机。在这个意义上，徐钺的诗歌面貌由对“纯诗”纯粹的心智和语言训练演化为史蒂文斯—张枣意义上杂入同时代历史经验的多声部的“元诗”系统，并反过来更新和延展了其求学时代的“纯诗”追求中那些已经形成个人面貌的内在体验和思维的向度。 七月之末昏睡的城市。历史在梦游，用寿命 称量你我。
我看到你站在你曾站立的地方……尽管
那是不同的形象：是遗忘，和它永生的面孔。
可我多么爱这时代。它不洁的嘴，它的夏天 般渐强的性欲。
我无法兑换的东西则像乡巴佬的睾丸摇晃
在墓地的一角；在广场前，像时代那巨大的 钟摆。
——《挽歌》，2014
此刻，梦和窗帘渐渐稀薄。风像岁月吹来
被虫蛀过的被单探出你孩子的眼睛：
“您有天花吗，您有我妈妈的天花吗？
——我想，我弄丢了它。”
我的安静的妻子，我的安静的生活。我宁愿
我们曾在一起，而不是现在：
曙光像狼群在城市的栅栏外徘徊。此刻
有人怀揣我所有的证件躺在我的床上，睁大
他的眼睛，害怕被人认错，或者
被粗枝大叶的时代抓走。
——《暗之书（或论历史）》，2014
他穿好宿醉后的脸，检点布钱包中的纸币。
而夹层中的证件照片正将他遗忘。
他移动移动着他的阴影，在稀薄的广场上。
有人叫他，他抬头，四处寻找
高音喇叭：似曾相识的失物招领和死亡。
——《静淑苑——仿友人》，2015
在2013-2016年的诗歌写作中，徐钺的修辞系统开始出现更多自我打开的裂缝，它们仿佛从基督的圣保罗那漫长的一月的冬眠中醒来（《一月的使徒》），而发出一些窸窣作响的、崩开和断裂的声音。这意味着徐钺在《序曲》时代所营构的那种自我通过不断将萦绕在自我周身和边缘的局部的、细碎的外部声音纳入自我超越性的封闭语言阶梯，把原本用以围绕“我”之生成的他者的力量，转换为与“我”具有同步性的、平等地在参差错落的低洼地带对话、争辩、反诘与自我反诘的共时性话语系统。在徐钺前一部诗选集《序曲》的“序言”里，徐钺表达出“我”与“他”的复杂辩证运动中那种原始的修辞起兴的抒情动机：“我经常面对一个匿名者发声、并不断向其迫近的途中回头，看看有没有谁也在追我。没有人。从来没有。没有另一个‘我’。只有那个首字母大写的‘他’不断挑逗般地成为我自己，然后出现在新的位置：在我所面朝的方向。”从徐钺2007-2012年求学时代的写作实践来看，他诗里呈现的“我”与“他”的多重复调结构，并没有真正把在实际历史过程里真正体验到的能动地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感觉，以及这种斑驳复杂的时代感觉加持于主体心灵的恒久的博弈，纳入他沿着自我的理论徘徊逡巡的抒情歌音。大写的“他”只是多少带有内闭性的抒情主体想象出来的外部历史结构，是一个构成与抒情主体“我”持续对话和抗辩的功能性结构，并不是一個真正的生活和历史实体。因而，在《序曲》所奠定的徐钺的早期诗歌风格里，我们无法从中辨别出一个足够有效的朝向外部的主体和语言结构，他所强调的大写的“他”，更多是基于一种不满，一种对学院“小我”格局的想象性的更新、跃升和替代。
封闭内在自我的孤独求索，那种在想象性的修辞逻辑里绵延曲折着向通往天使的阶梯攀升的写作策略，在徐钺学生时代的尾声，在诗人渐渐投身入琐碎的日常实生活而真正与时代和历史的怪兽正面相遇时，获得了真正可以修正的契机。时代的多声和繁复，细部的柴米油盐和更广大的人群的广场，多种压力之间交织组合而成的复数性的“他者”杂入“自我”的生成，使诗歌中的抒情主体逐渐从稳定的语言系统内部分散、裂解，再与时代气候中多种难以命名的陌异声音构成相互辩难、反诘、质疑，并互相裹挟着向前迂行的共生面貌。但这样的变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几乎是具有强烈“中断”和“间隔”意义的“二十个月不写作”的文学事件发生之前，徐钺在他舒缓自如娓娓道来的抒情语体里不急不缓、看似漫不经心地建构起有关“历史”“时代”“岁月”“世纪”等“大词”与“此刻”“现在”“身体”“广场”等“此在”投身于同时代的具象化的空间和场域之间的复杂关联。一如曼德尔施塔姆式“我的世纪，我的野兽”（《世纪》）般的主体突入于巨大时代面影中的整体性感觉结构，在徐钺这里，“历史”“时代”“岁月”和“世纪”的重量被形容为是“粗枝大叶”的“工作”，它们在具体的时间过程和生活的意识流中被具象化为“墓地的一角”，被隐喻为“历史”的“暗之书”、被“弄丢了”的（时代）“妈妈”的“天花”，意味着无可记起的“回忆”、“阴影”、“遗忘”、“死亡”和“苍老”。这些在徐钺2013年的写作后频繁出现的“大词”与“此刻”“现在”之间的抗辩和博弈发生在“具体的此时”的复数性人群的“广场”前，人群的意志和主体姿态的飘摇不定使时代生活中具体个人的“短暂的身体”在“历史怪兽”（王德威语）的凛肃面貌前颤栗成动荡不宁的“时代的钟摆”。但时代“大词”与“此刻”的“身体”之间博弈抗辩的能动关系并不是稳定地加以维持的，而是构成一条隐秘流动的河流，一如诗歌中所描摹的“星群缓缓转动”。
星群缓缓转动，扭成一条岁月般巨大的绳索。
我席卷其中，无人看到我；看到这里
地下水般二十个世纪之久的寂静。
我无法回忆诞生，如何在这城市太漫长的 骄傲中
变得苍老；在此刻，危在旦夕的星辰里。
而你睡在岁月无尽的墓里。每晚，你都像新 鲜的女人
到来：找到我，和我们短暂的身体。
当你瞳孔里星群转动如历史席卷——
——《挽歌》，2014
不是过去，而是那些危险的尚未到来的命运
在阴影里呵气：黎明时分
那不管你意愿的、愈加稀薄的窗帘。
——《暗之书（或论历史）》，2014
“星群”，或“星”、“星辰”，是徐钺这一时期的诗歌中显示出特殊的内在体验的意象与隐喻。“星群”不同于“历史”“时代”“岁月”“世纪”等“大词”如其语词的表层意义所示的那样揭示出来“无情”历史的宏观重量，亦非由“此刻”“现在”“身体”“广场”等“此在”属己的个人生活中那些具体化的时刻和碎片，而是一个多少有些苦闷、困惑的抒情主体在迂回、犹疑、动荡着与历史和时代发生共在关系时又错愕又清醒地聚合而成的一股力量和冲动。它们以“潜能”的方式存在于主体和历史之间，是个我的瞬时经验在时代坚固、稳定的宏观形式中可能滴落又未落下的那种运动的“轨迹”、“泡沫”、恍惚的“塞壬的面影”。“星群”承担了“此在”在世的个人生活与时代和历史之间那种能动的、复杂博弈和辩证的曲折关系，“星群”以“轨迹”和“潜能”的方式在个我和时代之间占据一个“居间”的、“中间物”的位置，这恰恰是徐钺2013年以后在语言的旅程中缓慢向外突破的主体姿态：主体并非毫无焦虑地与原本稳定的自我状态平衡共处，而是在外部力量的加持下游移、摆荡、既对时代质疑着也对自我质疑着、曲折缠绕地向外缓慢突围，构成一种冯至—卞之琳式的自我改良运动。于是，当“我们短暂的身体”和“瞳孔”里“星群转动如历史席卷”时，主体张开封闭的内在结构所迎纳的“不是过去”、不是低气压的“粗枝大叶的时代”，而是“那些危险的尚未到来的命运”、“黎明时分”掩映在“稀薄窗帘”之下的时代的“阴影”。 三、在时代的晚脸前
从2016年2月写下最后一首描摹独在个我在低气压的时代气候中逡巡摆荡的即兴式抒情短制之后，徐钺开始了长达“二十个月”的写作停滞期。《序曲》时代奠定的诗歌面貌在给徐钺带来充足的信心、抱负和自我建设的良好感觉之后，这段甜美的求学时光很快就成为了诗人继续前行道路上的压力和阻滞。对于任何一个包裹在先前形成的诗歌声誉重负下的诗人而言，每一小步的突破都是艰难的，无异于翻越语言的“三座大山”，并牵连起主体如何对待语言和现实之间那种令人难过的复杂关系的思维和态度。原先的一切都太过熟悉了，运思和写作成为一套驾轻就熟、自我重复的修辞训练，而诗人心灵的内在图式又以一种强大的惯性把诗人从内闭语言的保守系统中向外伸开的不同手势拉回那个写作的安全地带。在一种期待变革的主观诉求之中，“写”与“不写”成为一个难题，“怎么写”，是照着原来的路子写下去，还是对原本熟稔的、精致完整的语体强行拉入语言和现实经验的异质性元素来“硬写”，还是在保有原来语体的主要风貌不变的前提下突入一些经过加工的可能的陌异性质料，使诗歌语言的自我改良过程呈现出曲折着前进和迭代的生成性轨迹，对于诗人而言都是近于难言之隐的考验。在艾略特的意义上，任何消耗了青春时代的自我激情而在“二十五岁以后”仍要坚持写作的诗人都脱离不了经历相当时间写作瓶颈期的痛苦体验，它们或长或短，或把诗人拉往自我沉溺的油腻沼泽，或在碰壁撞钉失去焦点的模糊状态下以一种自我习得的陌异性力量成全了诗人的再度飞跃。
在“二十个月”看似漫长的写作停滞期里，徐钺“也没写什么别的……工作之后总是很忙，备课上课，没有那种书写的欲望，然而得空闲下来的时候也并没有写，而是喝酒看电影。未来本身并不许诺什么希望，但我们仍可在其中发现自己。我现在过多地看电影，饮酒，熬夜，其实也是一种对无法解答的生活的逃避。其实没写作的那二十个月，我自己知道这并非一个好的状态，但会用各种‘庸常’之事把焦虑掩盖过去。就像一个人赖在床上不起，什么也不想，用被子蒙住头，避免面对自己不起床的这个事实。”然而，恰恰是那种“工作总是很忙”，在“备课上课”里“本身不许诺什么希望”的“庸常”状态中，蕴含了一种从原本成熟精致的诗歌“囚笼”里解放出来的起兴的力量。日常生活的驳杂混合着失去中心的、流动的历史，把一种多角质、判断多元而让人茫然失顾的时代气候转入语言的内部经营之中，主体亦在平淡的生活琐事的牵绊之下毫无准备地不断迎纳碎片化、他异性的日常经验，它们呈现为种种对原先感觉动态的中止、跳跃、捣乱和突破。而当主体打开原先内闭的语言结构而在一种变动、生成、不断扭结、纠缠的运动过程里渐渐找到一个游动的“中间物”的位置时，停滞的写作就会迎来新的出发，并且赋予原先的写作更新的体物方式和跃升的语言面貌。
二月，阴云像等待领取供给的鸽子
在天空拥挤
它们越冬的政见抖着，静静降落
低矮的羽毛里，众神的望远镜瞬息探入
闪向晾在窗外的被单
我们在漫长的午睡之中感到黑暗
几秒钟，被一阵电话惊醒
但云忽然散开，阳光驱赶着它们向大海飞去
玻璃在时间的心跳声中向外张望
远处，潮汐耸起的背脊
——《即景》，2016
两个时期之间的“中断”，以及它们所勾连的面目稍异的语言向度，其实在前一个时期写作的末尾就开始了。在徐钺中断写作之前的最后一首诗中，我们能读出个人在时代面前经历的无端受挫如何被具象化为清晰的意象和变化的抒情动势。如果我们把徐钺2013-2016年的写作描述为总体上如过山车般向下沉落的局部过程，那么从这首诗的尾声开始直至2017年秋天经过“中断”重新出发的一批写作，则展现了过山车后半程从地底向上飞升的运动面貌。“云忽然散开，阳光驱赶着它们向大海飞去”，在徐钺这一时期的写作中，非常难以见到这种笼罩在时代生活周围的大片阴云突然散开的豁然开朗，而“阳光”和“大海”昭示的提引性力量在万马齐喑的历史黯淡之后使得诗歌的情感曲线变得非常柔和而动人。这种温柔的力量在即将到来的、似乎预示着美善与好的（此刻—未来）“时间”中以蓬勃的、生命跃动的“心跳声”把密闭在透不过气的时代“玻璃”（普拉斯对时代气候和人之境况的一个空间隐喻：钟形罩）中的主体呼唤出来，使其迎接来自“远处潮汐”疏朗有致、辽远广阔的声音。向下坍缩的抒情主体反复在黯淡的时代感觉中做着曲折的下落运动，却在诗歌的尾巴迎来可能和时代的喧嚣、噪音、伤痛和解的内驱力，很明显这条自我向外匍匐的轨迹是在经历了光明和晦暗的复杂辩证运动后沉默下来的外在力量的牵引下完成的。
在过去的二十个月里，我没有写诗
我睡得很晚，很少做梦
我读一些和薪水相识的文字
我站上讲台又走下，像一个早已退役的将军
在过去的二十个月里，我学习蔬菜的名字
我已熟悉了菜心、菜苔、芦笋与香椿
熟悉它们在冰箱里存放的时间
我学会礼貌地拒绝邀请，适时生病
我也学会了谄媚
雨早就停了（它下了多久？）
我牵着狗走过秋天的校园，看陈旧的树叶 落下
风在摇，新闻在阴影中移动
水滴悬在蜘蛛网上；但雨早就停了
一只风筝拉着小孩子的手，告诉他奔跑
——《雨后》，2017
时代气候牵连着季节物候的变化，在徐钺“中断”了二十个月的写作的北京的秋天，带给徐钺的生活和思考新的起兴。这多少暗合了儒家诗教中“秋兴”的传统，亦和徐钺在忙乱驳杂的教书生活中习得的新眼光、新视界有关。在2017年10月北京黄金秋日的季候里写下的一批诗，显示出与徐钺之前的诗歌面貌不同的向度，徐钺诗中往往占据高声部的自我与时代之间紧紧收束、抗辩的力量转化为一种温情脉脉的与周遭事物和时代语境和解的趋势和动态。诗人的语言变得更清朗、疏淡，也变得更柔和、温情了。“没有写诗”的学院式焦虑被替换为对绵密世俗生活诸种细节的学习和体悟，一贯以抗辩色彩对待的要人官贾的“邀请”和知识分子低微的“谄媚”也被加上一层多少冲淡、被理解的晕影，又显示出人的社会性成长在壁立千仞的现实面前些许的妥协和无奈。时代的“雨”“早就停了”，“狗”、“树叶”、人的动态（“新闻”）、“蜘蛛网”、放“风筝”的“小孩”，连同疲倦、昏昏欲睡的“出租车司机”，在诗人被清空的内在视野里成为空荡荡的质素的面影和投射物，那种仿佛一直存留于诗人诗歌语言中的主体和时代之间抗辩性的戏剧张力和焦虑被缓释了。然而，这种焦虑真的褪去了吗？在徐钺的这一批诗里，似乎总有一股来自时代的模糊力量使得诗歌中所描摹的人物和动作突然从温情的、和解的歌音里“跌落”出来。无论是“出租车司机”在朦胧舒服的无意识状态中突然听见的“一阵急刹车的高音”，还是抒情主人公在“憎恨并欣喜”的时代感觉中突然迎来的仿佛“被黑暗的杯子扣住”的“沉默”，还是悠闲散淡的“缓慢的秋日漫步”中遭遇的“急速到来”的“一阵阴影”，仿佛都暗示着诗人从未从时代加诸于个我身上的焦虑和压力中走开，而诗中原本连贯的日常生活之流和明朗清晰的抒情动势被突然到来的异质语言的闯入而打破：
一阵急刹车的高音，他突然起身，但
什么都没看到
他伸手，扳动后视镜，并保持了那个姿势
——《出租车司机》，2017
跌落。我们是它的，它是它一切选择的主人。
当它被黑暗的杯子扣住，并再次沉默
只有它知道：“是”，或者“不是”
而我们，将听到不同的答案。在我们各自的命运里。
——《骰子》，2017
但一阵阴影急速到来。一只蚂蚁
从上帝的手指跌落，落进人造革般的云朵。
时间愠怒于它过晚到来的季候
而我在松脂柔软的气味之中睡去，梦见了 化石。
——《缓慢的秋日》，2017
漂浮在日常生活之上的“阴云”似乎是难于消散的，它们“跌落”于这些个人的感兴中“出神”的时刻，仿佛立刻把诗中的从旁观察者和抒情主人公裹紧，施予一阵阵毫无防备的压力。在“一阵急刹车的高音”过去之后，“出租车司机”再次回到连贯的日常生活之流中，回到了一种朦胧无意识的“空无”状态。戏剧性的时刻还存在于抒情主人公在“一阵阴影急速到来”后的一次小小的“震惊体验”：与日常和解的秋日漫步仿佛只是卞之琳诗中“鱼化石”般的黄粱一梦，而时代“阴影”包裹下的一只孤独的“蚂蚁”则让人想起沈从文《绿魇》中同样的那一只。“从上帝的手指跌落”的蚂蚁似乎描画了一条主体从理想的原乡状态跌落进密不透风的时代丛网的轨迹，而意味着实际的现实生活对人的降格。这种迅速下落的状态同样通过叙事者在“天地玄黄”的时代洪流中，在偶然抽离出凛然的政治风暴的“出神”时刻，通過事无巨细观察一只“蚂蚁”的微型运动（沈从文）加以定格。在诗意上下的反转和突然的抽离中，诗人好像又正面迎上了无可抗拒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徐钺2017年10月的这一批诗作与“中断”写作前的最后一首诗（《即景》）的结尾恰好形成戏剧性的反讽和对照，仿佛我们又看见了原来的那个徐钺，那个始终在自我和时代的夹缝和褶皱中做着迂曲反复的抗辩运动的命名者和知识者，那个对着时代虚无的面影兀自舞剑的当代的堂吉诃德，那个贵族时代茕茕孑立的独行武士。
柏拉图在他的晚期对话《普罗塔戈拉》里，声名显赫的智术师普罗塔戈拉通过引用时代新进西蒙尼德的一首叙事诗来探讨“美德”概念的生成和变异问题，背后隐含地勾勒出一条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善恶伦理和道德谱系更替演进的变化曲线。时代精神已经变得颇为不同了，原本基于贵族政制下“好”与“善”的良知良能和高贵德性的严格自我持守，演替为一种“不好不坏”的“中人”状态。年轻的西蒙尼德的兴起依赖于其传唱古希腊各邦的抒情歌谣，却并不仅仅在文体流变的意义上使其声名卓著，而是在时代的感觉结构微妙变化的历史空气里，诗的概念由对人的整体性知识的充分演绎“退化”为零散个人的塞壬歌音。这是众声喧哗、价值中立、“不好不坏”也成为美德一种的民主时代到来的预兆，也是诗的文体和制式逐渐由彰显共同体伦理的史诗朝向个我的抒情演化的过渡阶段。西蒙尼德，和正在到来的未来时代的西蒙尼德们的繁荣，预示着贵族政制渐趋衰微的黄金时代里，个人的意见如何通过语言修辞术的训练，而成为一种新的价值的尺度和道德的准则。
这样一种新型道德标准的形成，在当今民主时代下的诗人们看来再熟悉不过。它正好是这个以价值多元、多种声音平等交织为“政治正确”的时代下主流的一种话语范式，并且暗合了这个时代的诗歌心灵在多重聲音、价值、印象和片断的压力裹挟之下，那种失去远景、在碎片化的去中心主体状态中或茫然失顾，或将共时性的日常历史转向语言内部经营的微小而持续的诗学努力。刘小枫在他那篇忧心忡忡的讨论修辞与美德关系的长文里表达了以西蒙尼德为代表的“不好不坏”、价值中立、多种声音在同一个平面上均质共处无差别对待的民主精神的到来，如何使得贵族政制中人的内在善、德性、卓越和崇高的优良政治伦理被彻底相对化的命运。“诗风日下”，刘小枫评论道，诗人们以一种失去了道德中心的“中不溜的方式”行动，而不再关心诗歌语言的生成与诗人主体的崇高追求之间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终于将诗人赶出了理想的政治城邦，以免它们败坏城邦中理想公民的道德面貌。
在同时代的诗歌生境中，诗歌被塑造为一门仿佛完全独立自洽的手艺，被身处贵族政制衰微时代的柏拉图赶出“理想国”的尴尬命运，很少被置身话语场中的诗人们认真地提起和对待。接续了1990年代的诗歌传统，新世纪在语言内部的向度上持续努力的诗人们引领了新的时代风潮，他们在原有的以叙事推动诗意的层迭起伏的复调策略中杂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陈超）的“元诗”（张枣）精神，从诗人个性化的精神姿态、时代感觉介入对复杂、含糊、边界游移、始终在流动和生成的历史过程的体验和省思，从而在个人化的话语修辞层面形成一种具有揶揄、反讽、戏谑和自我建构和解构色彩的“能指的嬉戏”。但这面目繁复的能指的狂欢、嬗变、自我延异和生成的修辞过程所关联的所指群，却是在戏谑、游戏的个性化语言策略里对个人的历史实感不无严肃、诚恳态度的话语赋形，是一种充分开放、不设成见地开放自我的书写领域以迎纳陌生化的历史过程突然加持于既有自我格局之外的那些偶然的风景，从而使主体实现在变动、生成的历史过程里不断自我更新的语言动态，而这种自我反讽式的“扭开”和扩大，是通过在既有汉语修辞的语言和感觉模式中杂入混乱的杂音、陌异性的新鲜经验、喧嚣和骚动来完成的。于是，我们看见同时代中持续在语言的质感上做着试验的诗人们如何接续鲁迅在“硬译”的立场上对现代汉语的更新和改造，以及在语言内部的迂曲转圜变动游离的边界上做着持续的冒险，使诗歌的题材接纳微小的民主时代的多重杂音和个人经验的含混不定，从而在修辞的质地上呈现出“硬诗”的话语机锋，在诗行上下文微小的自我抗辩和反复运动里潜藏“是”与“不是”之间细密复杂的纹理和褶皱。
二、自我辩难：两个吉诃德？
与在语言本身的个性化质地上做着持续微小的努力的诗人们不同，徐钺的诗可以放在“诗歌正典”的理路中来加以认真的体认和考察。徐钺无意于去赶时髦，无意于去做一个民主时代“不好不坏”的“中人”，平匀、戏谑、浮光掠影地看待个人和历史的辩证关系。如果说语言论的诗人们代表了一种民主时代的声音和立场——他们把诗歌从超越性的“神坛”上拉下来，持续做着杂合碎片化的当代历史的解构游戏，用一种语言内部生成的、戏仿和拟像的方式来推进诗歌中的微型叙事，使诗歌成为容纳主体的不同声音的微型剧场——那么，徐钺的诗则提供了读者对其诗中“吾将上下而求索”之精神品质的漫游和想象。胡桑在评论徐钺的文章中切中肯絮地评价道：“徐钺的诗歌代表了汉语诗歌所稀缺的一个向度——超越或超验的向度。”而这种“超越或超验的向度”是在“商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共同侵蚀”作用下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当代语言的溃败”中显示出其独特的语言质地和坚守姿态的。而在近些年诗坛的语言风尚和时代潮流中，徐钺诗歌的共时参照系可能还需要加上那些能在去中心化的时代生存中安然自适、“去焦虑”地做着语言内部试验和探险，并把外在的历史经验内化入语言游戏中的诗人们。
诚然，徐钺诗歌中“形而上”或“超越”的主体态度和修辞特质，并没有使他的诗歌在个人孤独的精神求索和语言瞬时的即兴中维持一种平面的、单声道的自我迷恋，而成为瓦莱里—梁宗岱意义上内部自洽和封闭的“纯诗”系统。这样基于个人感兴的抒情特质在徐钺学生时代有时显得漫不经心的心智探险和修辞运动里成为一种整体性的风景，却在其经受真实生活磨砺的青年教师生涯之初接受了来自生活即刻的感兴之外那持续闯入的杂质和斑驳面影的考验。生活不再是一种即刻的起兴，它们由一个个杂芜、粗砺、难以用原先整齐、已成语言惯性的学院修辞去处理的“具体的此时”组成一条并不清澈的河流，在这条河流上，交缠凌乱的水草、塑料袋、工人的驳船和生活垃圾的瓶瓶罐罐交相叠印，在河流随风摆动的波澜光影里，这条河流在水流运动的多重复义形态中发出多种质料混合的臭气和怪诞尖利的噪声。这样的发现是对一百多年前波德莱尔对现代性新视景之发现眼光的一次遥远的再认，作为青年教师的徐钺投入于离散、驳杂、碎片化、多角质的当代生活的诸种面相当中，而他学生时代的诸多篇什里努力经营的内在自我在这样细碎、去中心化和崇高感的历史实感中得以输入不断跳宕、更新的生命经验，他的写作亦逐渐呈现出孤独的内在自我在繁芜多响的世俗生活中缓慢打开、质疑和和解的运动轨迹。在2013年以后的诗歌写作中，来自外部语境和实生活的多重杂音慢慢内化为徐钺的诗歌语言中那个不紧不慢、不断更新、演替和改良的修辞动机。在这个意义上，徐钺的诗歌面貌由对“纯诗”纯粹的心智和语言训练演化为史蒂文斯—张枣意义上杂入同时代历史经验的多声部的“元诗”系统，并反过来更新和延展了其求学时代的“纯诗”追求中那些已经形成个人面貌的内在体验和思维的向度。 七月之末昏睡的城市。历史在梦游，用寿命 称量你我。
我看到你站在你曾站立的地方……尽管
那是不同的形象：是遗忘，和它永生的面孔。
可我多么爱这时代。它不洁的嘴，它的夏天 般渐强的性欲。
我无法兑换的东西则像乡巴佬的睾丸摇晃
在墓地的一角；在广场前，像时代那巨大的 钟摆。
——《挽歌》，2014
此刻，梦和窗帘渐渐稀薄。风像岁月吹来
被虫蛀过的被单探出你孩子的眼睛：
“您有天花吗，您有我妈妈的天花吗？
——我想，我弄丢了它。”
我的安静的妻子，我的安静的生活。我宁愿
我们曾在一起，而不是现在：
曙光像狼群在城市的栅栏外徘徊。此刻
有人怀揣我所有的证件躺在我的床上，睁大
他的眼睛，害怕被人认错，或者
被粗枝大叶的时代抓走。
——《暗之书（或论历史）》，2014
他穿好宿醉后的脸，检点布钱包中的纸币。
而夹层中的证件照片正将他遗忘。
他移动移动着他的阴影，在稀薄的广场上。
有人叫他，他抬头，四处寻找
高音喇叭：似曾相识的失物招领和死亡。
——《静淑苑——仿友人》，2015
在2013-2016年的诗歌写作中，徐钺的修辞系统开始出现更多自我打开的裂缝，它们仿佛从基督的圣保罗那漫长的一月的冬眠中醒来（《一月的使徒》），而发出一些窸窣作响的、崩开和断裂的声音。这意味着徐钺在《序曲》时代所营构的那种自我通过不断将萦绕在自我周身和边缘的局部的、细碎的外部声音纳入自我超越性的封闭语言阶梯，把原本用以围绕“我”之生成的他者的力量，转换为与“我”具有同步性的、平等地在参差错落的低洼地带对话、争辩、反诘与自我反诘的共时性话语系统。在徐钺前一部诗选集《序曲》的“序言”里，徐钺表达出“我”与“他”的复杂辩证运动中那种原始的修辞起兴的抒情动机：“我经常面对一个匿名者发声、并不断向其迫近的途中回头，看看有没有谁也在追我。没有人。从来没有。没有另一个‘我’。只有那个首字母大写的‘他’不断挑逗般地成为我自己，然后出现在新的位置：在我所面朝的方向。”从徐钺2007-2012年求学时代的写作实践来看，他诗里呈现的“我”与“他”的多重复调结构，并没有真正把在实际历史过程里真正体验到的能动地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感觉，以及这种斑驳复杂的时代感觉加持于主体心灵的恒久的博弈，纳入他沿着自我的理论徘徊逡巡的抒情歌音。大写的“他”只是多少带有内闭性的抒情主体想象出来的外部历史结构，是一个构成与抒情主体“我”持续对话和抗辩的功能性结构，并不是一個真正的生活和历史实体。因而，在《序曲》所奠定的徐钺的早期诗歌风格里，我们无法从中辨别出一个足够有效的朝向外部的主体和语言结构，他所强调的大写的“他”，更多是基于一种不满，一种对学院“小我”格局的想象性的更新、跃升和替代。
封闭内在自我的孤独求索，那种在想象性的修辞逻辑里绵延曲折着向通往天使的阶梯攀升的写作策略，在徐钺学生时代的尾声，在诗人渐渐投身入琐碎的日常实生活而真正与时代和历史的怪兽正面相遇时，获得了真正可以修正的契机。时代的多声和繁复，细部的柴米油盐和更广大的人群的广场，多种压力之间交织组合而成的复数性的“他者”杂入“自我”的生成，使诗歌中的抒情主体逐渐从稳定的语言系统内部分散、裂解，再与时代气候中多种难以命名的陌异声音构成相互辩难、反诘、质疑，并互相裹挟着向前迂行的共生面貌。但这样的变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几乎是具有强烈“中断”和“间隔”意义的“二十个月不写作”的文学事件发生之前，徐钺在他舒缓自如娓娓道来的抒情语体里不急不缓、看似漫不经心地建构起有关“历史”“时代”“岁月”“世纪”等“大词”与“此刻”“现在”“身体”“广场”等“此在”投身于同时代的具象化的空间和场域之间的复杂关联。一如曼德尔施塔姆式“我的世纪，我的野兽”（《世纪》）般的主体突入于巨大时代面影中的整体性感觉结构，在徐钺这里，“历史”“时代”“岁月”和“世纪”的重量被形容为是“粗枝大叶”的“工作”，它们在具体的时间过程和生活的意识流中被具象化为“墓地的一角”，被隐喻为“历史”的“暗之书”、被“弄丢了”的（时代）“妈妈”的“天花”，意味着无可记起的“回忆”、“阴影”、“遗忘”、“死亡”和“苍老”。这些在徐钺2013年的写作后频繁出现的“大词”与“此刻”“现在”之间的抗辩和博弈发生在“具体的此时”的复数性人群的“广场”前，人群的意志和主体姿态的飘摇不定使时代生活中具体个人的“短暂的身体”在“历史怪兽”（王德威语）的凛肃面貌前颤栗成动荡不宁的“时代的钟摆”。但时代“大词”与“此刻”的“身体”之间博弈抗辩的能动关系并不是稳定地加以维持的，而是构成一条隐秘流动的河流，一如诗歌中所描摹的“星群缓缓转动”。
星群缓缓转动，扭成一条岁月般巨大的绳索。
我席卷其中，无人看到我；看到这里
地下水般二十个世纪之久的寂静。
我无法回忆诞生，如何在这城市太漫长的 骄傲中
变得苍老；在此刻，危在旦夕的星辰里。
而你睡在岁月无尽的墓里。每晚，你都像新 鲜的女人
到来：找到我，和我们短暂的身体。
当你瞳孔里星群转动如历史席卷——
——《挽歌》，2014
不是过去，而是那些危险的尚未到来的命运
在阴影里呵气：黎明时分
那不管你意愿的、愈加稀薄的窗帘。
——《暗之书（或论历史）》，2014
“星群”，或“星”、“星辰”，是徐钺这一时期的诗歌中显示出特殊的内在体验的意象与隐喻。“星群”不同于“历史”“时代”“岁月”“世纪”等“大词”如其语词的表层意义所示的那样揭示出来“无情”历史的宏观重量，亦非由“此刻”“现在”“身体”“广场”等“此在”属己的个人生活中那些具体化的时刻和碎片，而是一个多少有些苦闷、困惑的抒情主体在迂回、犹疑、动荡着与历史和时代发生共在关系时又错愕又清醒地聚合而成的一股力量和冲动。它们以“潜能”的方式存在于主体和历史之间，是个我的瞬时经验在时代坚固、稳定的宏观形式中可能滴落又未落下的那种运动的“轨迹”、“泡沫”、恍惚的“塞壬的面影”。“星群”承担了“此在”在世的个人生活与时代和历史之间那种能动的、复杂博弈和辩证的曲折关系，“星群”以“轨迹”和“潜能”的方式在个我和时代之间占据一个“居间”的、“中间物”的位置，这恰恰是徐钺2013年以后在语言的旅程中缓慢向外突破的主体姿态：主体并非毫无焦虑地与原本稳定的自我状态平衡共处，而是在外部力量的加持下游移、摆荡、既对时代质疑着也对自我质疑着、曲折缠绕地向外缓慢突围，构成一种冯至—卞之琳式的自我改良运动。于是，当“我们短暂的身体”和“瞳孔”里“星群转动如历史席卷”时，主体张开封闭的内在结构所迎纳的“不是过去”、不是低气压的“粗枝大叶的时代”，而是“那些危险的尚未到来的命运”、“黎明时分”掩映在“稀薄窗帘”之下的时代的“阴影”。 三、在时代的晚脸前
从2016年2月写下最后一首描摹独在个我在低气压的时代气候中逡巡摆荡的即兴式抒情短制之后，徐钺开始了长达“二十个月”的写作停滞期。《序曲》时代奠定的诗歌面貌在给徐钺带来充足的信心、抱负和自我建设的良好感觉之后，这段甜美的求学时光很快就成为了诗人继续前行道路上的压力和阻滞。对于任何一个包裹在先前形成的诗歌声誉重负下的诗人而言，每一小步的突破都是艰难的，无异于翻越语言的“三座大山”，并牵连起主体如何对待语言和现实之间那种令人难过的复杂关系的思维和态度。原先的一切都太过熟悉了，运思和写作成为一套驾轻就熟、自我重复的修辞训练，而诗人心灵的内在图式又以一种强大的惯性把诗人从内闭语言的保守系统中向外伸开的不同手势拉回那个写作的安全地带。在一种期待变革的主观诉求之中，“写”与“不写”成为一个难题，“怎么写”，是照着原来的路子写下去，还是对原本熟稔的、精致完整的语体强行拉入语言和现实经验的异质性元素来“硬写”，还是在保有原来语体的主要风貌不变的前提下突入一些经过加工的可能的陌异性质料，使诗歌语言的自我改良过程呈现出曲折着前进和迭代的生成性轨迹，对于诗人而言都是近于难言之隐的考验。在艾略特的意义上，任何消耗了青春时代的自我激情而在“二十五岁以后”仍要坚持写作的诗人都脱离不了经历相当时间写作瓶颈期的痛苦体验，它们或长或短，或把诗人拉往自我沉溺的油腻沼泽，或在碰壁撞钉失去焦点的模糊状态下以一种自我习得的陌异性力量成全了诗人的再度飞跃。
在“二十个月”看似漫长的写作停滞期里，徐钺“也没写什么别的……工作之后总是很忙，备课上课，没有那种书写的欲望，然而得空闲下来的时候也并没有写，而是喝酒看电影。未来本身并不许诺什么希望，但我们仍可在其中发现自己。我现在过多地看电影，饮酒，熬夜，其实也是一种对无法解答的生活的逃避。其实没写作的那二十个月，我自己知道这并非一个好的状态，但会用各种‘庸常’之事把焦虑掩盖过去。就像一个人赖在床上不起，什么也不想，用被子蒙住头，避免面对自己不起床的这个事实。”然而，恰恰是那种“工作总是很忙”，在“备课上课”里“本身不许诺什么希望”的“庸常”状态中，蕴含了一种从原本成熟精致的诗歌“囚笼”里解放出来的起兴的力量。日常生活的驳杂混合着失去中心的、流动的历史，把一种多角质、判断多元而让人茫然失顾的时代气候转入语言的内部经营之中，主体亦在平淡的生活琐事的牵绊之下毫无准备地不断迎纳碎片化、他异性的日常经验，它们呈现为种种对原先感觉动态的中止、跳跃、捣乱和突破。而当主体打开原先内闭的语言结构而在一种变动、生成、不断扭结、纠缠的运动过程里渐渐找到一个游动的“中间物”的位置时，停滞的写作就会迎来新的出发，并且赋予原先的写作更新的体物方式和跃升的语言面貌。
二月，阴云像等待领取供给的鸽子
在天空拥挤
它们越冬的政见抖着，静静降落
低矮的羽毛里，众神的望远镜瞬息探入
闪向晾在窗外的被单
我们在漫长的午睡之中感到黑暗
几秒钟，被一阵电话惊醒
但云忽然散开，阳光驱赶着它们向大海飞去
玻璃在时间的心跳声中向外张望
远处，潮汐耸起的背脊
——《即景》，2016
两个时期之间的“中断”，以及它们所勾连的面目稍异的语言向度，其实在前一个时期写作的末尾就开始了。在徐钺中断写作之前的最后一首诗中，我们能读出个人在时代面前经历的无端受挫如何被具象化为清晰的意象和变化的抒情动势。如果我们把徐钺2013-2016年的写作描述为总体上如过山车般向下沉落的局部过程，那么从这首诗的尾声开始直至2017年秋天经过“中断”重新出发的一批写作，则展现了过山车后半程从地底向上飞升的运动面貌。“云忽然散开，阳光驱赶着它们向大海飞去”，在徐钺这一时期的写作中，非常难以见到这种笼罩在时代生活周围的大片阴云突然散开的豁然开朗，而“阳光”和“大海”昭示的提引性力量在万马齐喑的历史黯淡之后使得诗歌的情感曲线变得非常柔和而动人。这种温柔的力量在即将到来的、似乎预示着美善与好的（此刻—未来）“时间”中以蓬勃的、生命跃动的“心跳声”把密闭在透不过气的时代“玻璃”（普拉斯对时代气候和人之境况的一个空间隐喻：钟形罩）中的主体呼唤出来，使其迎接来自“远处潮汐”疏朗有致、辽远广阔的声音。向下坍缩的抒情主体反复在黯淡的时代感觉中做着曲折的下落运动，却在诗歌的尾巴迎来可能和时代的喧嚣、噪音、伤痛和解的内驱力，很明显这条自我向外匍匐的轨迹是在经历了光明和晦暗的复杂辩证运动后沉默下来的外在力量的牵引下完成的。
在过去的二十个月里，我没有写诗
我睡得很晚，很少做梦
我读一些和薪水相识的文字
我站上讲台又走下，像一个早已退役的将军
在过去的二十个月里，我学习蔬菜的名字
我已熟悉了菜心、菜苔、芦笋与香椿
熟悉它们在冰箱里存放的时间
我学会礼貌地拒绝邀请，适时生病
我也学会了谄媚
雨早就停了（它下了多久？）
我牵着狗走过秋天的校园，看陈旧的树叶 落下
风在摇，新闻在阴影中移动
水滴悬在蜘蛛网上；但雨早就停了
一只风筝拉着小孩子的手，告诉他奔跑
——《雨后》，2017
时代气候牵连着季节物候的变化，在徐钺“中断”了二十个月的写作的北京的秋天，带给徐钺的生活和思考新的起兴。这多少暗合了儒家诗教中“秋兴”的传统，亦和徐钺在忙乱驳杂的教书生活中习得的新眼光、新视界有关。在2017年10月北京黄金秋日的季候里写下的一批诗，显示出与徐钺之前的诗歌面貌不同的向度，徐钺诗中往往占据高声部的自我与时代之间紧紧收束、抗辩的力量转化为一种温情脉脉的与周遭事物和时代语境和解的趋势和动态。诗人的语言变得更清朗、疏淡，也变得更柔和、温情了。“没有写诗”的学院式焦虑被替换为对绵密世俗生活诸种细节的学习和体悟，一贯以抗辩色彩对待的要人官贾的“邀请”和知识分子低微的“谄媚”也被加上一层多少冲淡、被理解的晕影，又显示出人的社会性成长在壁立千仞的现实面前些许的妥协和无奈。时代的“雨”“早就停了”，“狗”、“树叶”、人的动态（“新闻”）、“蜘蛛网”、放“风筝”的“小孩”，连同疲倦、昏昏欲睡的“出租车司机”，在诗人被清空的内在视野里成为空荡荡的质素的面影和投射物，那种仿佛一直存留于诗人诗歌语言中的主体和时代之间抗辩性的戏剧张力和焦虑被缓释了。然而，这种焦虑真的褪去了吗？在徐钺的这一批诗里，似乎总有一股来自时代的模糊力量使得诗歌中所描摹的人物和动作突然从温情的、和解的歌音里“跌落”出来。无论是“出租车司机”在朦胧舒服的无意识状态中突然听见的“一阵急刹车的高音”，还是抒情主人公在“憎恨并欣喜”的时代感觉中突然迎来的仿佛“被黑暗的杯子扣住”的“沉默”，还是悠闲散淡的“缓慢的秋日漫步”中遭遇的“急速到来”的“一阵阴影”，仿佛都暗示着诗人从未从时代加诸于个我身上的焦虑和压力中走开，而诗中原本连贯的日常生活之流和明朗清晰的抒情动势被突然到来的异质语言的闯入而打破：
一阵急刹车的高音，他突然起身，但
什么都没看到
他伸手，扳动后视镜，并保持了那个姿势
——《出租车司机》，2017
跌落。我们是它的，它是它一切选择的主人。
当它被黑暗的杯子扣住，并再次沉默
只有它知道：“是”，或者“不是”
而我们，将听到不同的答案。在我们各自的命运里。
——《骰子》，2017
但一阵阴影急速到来。一只蚂蚁
从上帝的手指跌落，落进人造革般的云朵。
时间愠怒于它过晚到来的季候
而我在松脂柔软的气味之中睡去，梦见了 化石。
——《缓慢的秋日》，2017
漂浮在日常生活之上的“阴云”似乎是难于消散的，它们“跌落”于这些个人的感兴中“出神”的时刻，仿佛立刻把诗中的从旁观察者和抒情主人公裹紧，施予一阵阵毫无防备的压力。在“一阵急刹车的高音”过去之后，“出租车司机”再次回到连贯的日常生活之流中，回到了一种朦胧无意识的“空无”状态。戏剧性的时刻还存在于抒情主人公在“一阵阴影急速到来”后的一次小小的“震惊体验”：与日常和解的秋日漫步仿佛只是卞之琳诗中“鱼化石”般的黄粱一梦，而时代“阴影”包裹下的一只孤独的“蚂蚁”则让人想起沈从文《绿魇》中同样的那一只。“从上帝的手指跌落”的蚂蚁似乎描画了一条主体从理想的原乡状态跌落进密不透风的时代丛网的轨迹，而意味着实际的现实生活对人的降格。这种迅速下落的状态同样通过叙事者在“天地玄黄”的时代洪流中，在偶然抽离出凛然的政治风暴的“出神”时刻，通過事无巨细观察一只“蚂蚁”的微型运动（沈从文）加以定格。在诗意上下的反转和突然的抽离中，诗人好像又正面迎上了无可抗拒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徐钺2017年10月的这一批诗作与“中断”写作前的最后一首诗（《即景》）的结尾恰好形成戏剧性的反讽和对照，仿佛我们又看见了原来的那个徐钺，那个始终在自我和时代的夹缝和褶皱中做着迂曲反复的抗辩运动的命名者和知识者，那个对着时代虚无的面影兀自舞剑的当代的堂吉诃德，那个贵族时代茕茕孑立的独行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