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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头来,斯大林不得不最害怕的,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犹太人,更不是库兹涅佐夫､阿巴库莫夫,或他们的追随者｡他的真正的敌人是老年的到来,以及政治局里头那个最接近他的小圈子里的人｡他没能活着到阿巴库莫夫被处决,或者那些叛徒被审判,他也没能活着看到他的敌人被揭露,他更无法逃脱或吓退死亡｡
是什么导致焦虑日益上升,加速了斯大林身体的崩溃呢?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他的病重发生在索菲娅·卡尔帕伊同维诺格拉多夫产生最后冲突后的10天｡与此同时,犯罪的起诉正在准备之中｡随着73岁的斯大林去世,医生的案件也如同它的神秘开始一样,神秘地终结了｡然而,虽然最后保留下来的一份文件,是2月18日在索菲娅·卡尔帕伊和维诺格拉多夫之间面对面进行的审讯记录,我们却得知,医生们一直被审讯到最后｡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5日晚上9点50分,雷日科夫医生那天被审讯两次｡一次是从下午1点10分到下午4点45分,还有一次是从晚上9点20分到凌晨1点45分｡审讯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斯大林的死,我们不知道的其实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没人准确地知道他是如何死的｡报纸上报道他死于脑溢血,而大约就在同一个时候,据说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跑进垂死的老人的房间大声叫嚷:“他们杀了我的父亲!这些杂种啊!”关于他的死亡的种种描述都是极其地相互矛盾的｡
过去50年里,在这个信息的真空中,充斥着流言和神话｡季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是所有俄国的和外国的研究者当中,查阅过最秘密的特别文档的专家,他写道:“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5日上午9点50分｡”然而,普遍的看法却是他死于晚上9点50分｡A·I雷宾是莫斯科大剧院的警卫,他向沃尔科戈诺夫提供的口头证词,恰好同他自己几年前发表出来的证词在许多要点上相矛盾｡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的各种各样的描述,虽然总的来说证实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面也包含了许多未经证实的看法｡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死前几天的描述,是一篇令人困惑､为自己利益极尽夸张之能事的杰作｡最后,埃米·奈特对围绕着斯大林之死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概括,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些不一致的方面｡
当得知斯大林病重时,领导成员们有可能故意拖延了他的治疗——也许至少推迟了10至12个小时,然后他们掩盖了他们的拖延｡(至于斯大林是否因此而死当然还只是一件猜测中的事)虽然阿利卢耶娃认为罪责首先在贝利亚,她的描述却也没有赦免所有在场的领导成员｡她没说这些人是谁,但暗示至少有3个人是在那里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而这为赫鲁晓夫证明……斯大林的下属们居然会将他的治疗拖延如此长的时间,要说出他们这样做的可能的动机是不困难的｡他们也许拿不定主意要帮他做些什么,因为害怕将来要为他治疗中的任何错误负责｡当然,他们也可能想要他死｡
尽管有埃米·奈特的谨慎态度,却也有一种经久不息的谣言在流传,说斯大林可能是被贝利亚谋杀的｡不过关于这一说法至今还没有搜集到过得硬的目击者的证据来支持它｡因此,如《真理报》报道的那样,说他自然死于脑溢血的观点,还是最可信的解释｡然而,他的死亡的很多细节仍是模糊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新文件的发现又加深了斯大林死亡的神秘性｡这个文件是根据医疗报告写成的,提供了从医生们3月2日到达他的别墅起,直到3天后他咽气这段时间的病史｡
在斯大林死后的日子里,10个在他病重期间照顾他的医生们开始撰写这份20页的报告,但直到1953年7月才完成｡没人知道是谁在指导撰写最后的定稿,也许是贝利亚和他那一伙人｡至少修改了两稿之后(这两个草稿在许多重大方面都不相同),这个文件被盖上了“绝密”的印章,提交给了中央委员会｡50年来,两个草稿都保存在那里,没有发表,显然也没人读到｡文件的题目是:《1953年3月2日-5日,约·维·斯大林病史》(以下简称《斯大林病史》)｡这个文件里头所叙述的内容同我们听到过的任何说法都大不相同,它也给这些医生们的描述提供了合适的结论｡
第一手的材料是这样描述的,斯大林是在布里日尼亚,即他的昆采沃近郊别墅里同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共进晚餐时病倒的｡晚餐在2月28日,星期五晚上开始,直到3月1日,星期六的清晨才结束｡雷宾陈述晚餐是在早上4点结束的,但赫鲁晓夫回忆说一直延续到了3月1日“早上5､6点钟”｡赫鲁晓夫还进一步声称,“斯大林醉得很厉害,情绪高昂,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身体上的任何不适”｡雷宾则是这样写的,他说斯大林那天夜里除了果汁外没喝任何东西｡这个描述更可信,因为根据广泛的报道,斯大林几乎不喝烈性饮料,他在这种场合宁愿听他的客人胡说八道｡
赫鲁晓夫写道:“开完这个特别会议之后,因为晚餐时没有出错,我们很愉快地回家了｡在斯大林家里的晚餐并不总是这样愉快地结束的｡”可是沃尔科戈诺夫却引用雷宾的口头证词描写了一个愤怒和妄想狂的斯大林,说他对“医生阴谋”案件的进展感到困扰,他亲口说,假如伊格纳季耶夫不能得到他想要的口供的话,“我就要将他的身高减去一个头”｡他还写道,斯大林“显然对在座的这几年人很恼怒｡只有布尔加宁逃脱了他愤怒的谴责｡但这个愤怒的爆发对于他来说是最后的了,他突然在半句话中间停下来,站起身,到房间里去了｡其他人都沉默地散去,各自回家｡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是坐同一辆车走的｡”沃尔科戈诺夫很可能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选用了这个最后的细节,但这也是他们意见相合的惟一的一点｡
晚餐聚会解散后的那段时间,事情变得更为模糊不清｡尤其是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马林科夫重新聚集在布里日尼亚别墅里目睹斯大林死亡的痛苦的这段时间｡雷宾写道,在3月1日的中午,斯大林的住宅里没有任何响动,服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去,要进去的话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或经过特别的批准｡虽然这些工作人员都很担忧,却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弄清斯大林的健康状况,下午6点30分,房里的一盏灯亮了,那是表示斯大林醒着,正在工作的标志｡
雷宾还写道,斯大林被一个叫洛兹加切夫的警卫员发现四肢摊开躺在他书桌旁的地毯上,当时是晚上10点半｡他在另一处地方又说,一名叫斯塔罗斯京的警卫发现斯大林穿着睡裤和贴身内衣躺在地上,身旁有张《真理报》｡他向沃尔科戈诺夫陈述,斯大林“一定在那里躺了好长时间了,因为灯还没有开”｡然而在先前他还提到斯大林房里6点30分灯还亮着,说这减轻了屋内的工作人员心中的害怕｡
与此形成对照,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写道,斯大林是3月2日凌晨3点被发现的,不是前一天的晚上10点30分｡赫鲁晓夫则写道,斯大林是3月1日夜间被他的忠实的保姆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发现的｡只是在这个时候,安全警卫员们才将斯大林抬起来,放到了长沙发上｡阿利卢耶娃接着补充她的描述说,是斯大林的保姆瓦连京娜·伊斯托米娜发现斯大林3月1日夜间躺在地板上后,才要求派人去叫医生的｡而医生们直到3月2日上午10点钟才来｡
雷宾是大剧院的警卫,他其实从来没有照顾过斯大林,他仅仅是重复那些他声称是别人讲给他听的事,强调国家安全部的重要性——是他们发现了斯大林;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马林科夫;是他们守着斯大林,在漫长的夜里等待医生的到达｡赫鲁晓夫和阿利卢耶娃的描述则是为了贬低警卫员们的作用,指责贝利亚｡在他们的描述里,到了要将斯大林抬上长沙发时,安全部的警卫员们才出现｡而医生们就在沙发上检查他｡至于国家安全部的头头伊格纳季耶夫,则根本没被提到｡
赫鲁晓夫说,没有采取直接行动去叫医生是因为他们认为斯大林可能是宿醉反应｡“当斯大林处在这样一种不体面的状况下时,我们认为让人知道我们在场是不合适的｡”但斯大林在什么方面“不体面”呢?赫鲁晓夫没有说｡
鉴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充斥于克里姆林宫政治中的那种政治氛围,以及由“医生阴谋”所激起来的斯大林的暴怒的程度,还有我们所熟悉的他那种威吓人､辱骂人的态度,雷宾的描述——尽管自相矛盾,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还是显得比赫鲁晓夫的更有说服力｡此外,雷宾特别提到那天夜里斯大林除了新酿的格鲁吉亚酒(斯大林喜欢喝它,将它说成果汁)之外什么也没喝,要怀疑他这样说的理由也很困难｡
赫鲁晓夫写道,他被叫到布里日尼亚别墅两次,一次在3月1日夜里,一次在3月2日清晨｡而根据雷宾的书面描述,赫鲁晓夫仅仅出现了一次,是在3月2日早晨的7点30分｡然而雷宾的口头证词却又说,这次露面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即上午9点才发生的｡雷宾写道,贝利亚在3月1日夜里11点左右打电话到别墅,警告警卫员们关于斯大林的患病不要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而他的口头证词却这样说,从3月1日夜里11点到3月2日凌晨3点,找不到贝利亚,因此也没法叫医生来｡甚至到了那个时候贝利亚也没有要让斯大林就医的任何表示｡
同样的事情,赫鲁晓夫描述起来又大不相同｡他说3月1日夜里,马林科夫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斯大林看来生病了｡赫鲁晓夫到了别墅里,“显然斯大林是从床上下来,跌倒了”｡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和贝利亚､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几个人如果被人看到在屋内的话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离家了｡深夜,马林科夫又打来更紧急的电话,赫鲁晓夫又一次赶到别墅,这一次他们叫来了医生｡
荒廖的是,雷宾的描述虽然是抬高安全部的,却比赫鲁晓夫将贝利亚描写得更为阴险｡这也许看起来奇怪｡因为赫鲁晓夫给贝利亚抹黑,可以从中大大获利,并且他抓住一切能找到的机会这样做｡会不会赫鲁晓夫不希望太给贝利亚抹黑,因为他害怕因此会将怀疑引到斯大林最后晚餐的“四重奏”的其他人身上呢?一种说法是,贝利亚被逼供时招认,医疗救助被拖延了至少4到5小时;另一种说法是,一旦情况弄清,医疗救助就到达了｡一种说法是,由于没完没了地拖延对斯大林的照管,安全机构完全应受到谴责;另一种说法是,安全系统在正常发挥作用｡赫鲁晓夫的描述的真实性因此更显得可疑,即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门长期有一个有效的制度,那就是如果克里姆林宫的任何一名官员显出患病的症状的话,警卫员们自己应立即去叫医生,完全没有必要通过马林科夫､贝利亚或赫人去为斯大林寻求医疗救助｡所以要么就是政治局的成员给了警卫员指示让他们违背这个制度,要么就是他们寻求帮助的要求被撤回了｡从这两种情况看来,斯大林的死亡似乎是注定的｡
3月5日晚间在斯大林别墅里,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流下的眼泪,也许既是为他们集体合谋做下的事感到恐惧而流,也是为这位伟大领导人的去世感到悲哀而流｡这件事我们将永远无法查明｡然而,从《斯大林病史》里,我们现在确立了一个粗略的时间､地点和医疗情况的坐标,它们比较符合于围绕着斯大林之死客观发生的事件｡
(据《中华读书报》)
是什么导致焦虑日益上升,加速了斯大林身体的崩溃呢?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他的病重发生在索菲娅·卡尔帕伊同维诺格拉多夫产生最后冲突后的10天｡与此同时,犯罪的起诉正在准备之中｡随着73岁的斯大林去世,医生的案件也如同它的神秘开始一样,神秘地终结了｡然而,虽然最后保留下来的一份文件,是2月18日在索菲娅·卡尔帕伊和维诺格拉多夫之间面对面进行的审讯记录,我们却得知,医生们一直被审讯到最后｡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5日晚上9点50分,雷日科夫医生那天被审讯两次｡一次是从下午1点10分到下午4点45分,还有一次是从晚上9点20分到凌晨1点45分｡审讯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斯大林的死,我们不知道的其实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没人准确地知道他是如何死的｡报纸上报道他死于脑溢血,而大约就在同一个时候,据说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跑进垂死的老人的房间大声叫嚷:“他们杀了我的父亲!这些杂种啊!”关于他的死亡的种种描述都是极其地相互矛盾的｡
过去50年里,在这个信息的真空中,充斥着流言和神话｡季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是所有俄国的和外国的研究者当中,查阅过最秘密的特别文档的专家,他写道:“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5日上午9点50分｡”然而,普遍的看法却是他死于晚上9点50分｡A·I雷宾是莫斯科大剧院的警卫,他向沃尔科戈诺夫提供的口头证词,恰好同他自己几年前发表出来的证词在许多要点上相矛盾｡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的各种各样的描述,虽然总的来说证实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面也包含了许多未经证实的看法｡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死前几天的描述,是一篇令人困惑､为自己利益极尽夸张之能事的杰作｡最后,埃米·奈特对围绕着斯大林之死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概括,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些不一致的方面｡
当得知斯大林病重时,领导成员们有可能故意拖延了他的治疗——也许至少推迟了10至12个小时,然后他们掩盖了他们的拖延｡(至于斯大林是否因此而死当然还只是一件猜测中的事)虽然阿利卢耶娃认为罪责首先在贝利亚,她的描述却也没有赦免所有在场的领导成员｡她没说这些人是谁,但暗示至少有3个人是在那里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而这为赫鲁晓夫证明……斯大林的下属们居然会将他的治疗拖延如此长的时间,要说出他们这样做的可能的动机是不困难的｡他们也许拿不定主意要帮他做些什么,因为害怕将来要为他治疗中的任何错误负责｡当然,他们也可能想要他死｡
尽管有埃米·奈特的谨慎态度,却也有一种经久不息的谣言在流传,说斯大林可能是被贝利亚谋杀的｡不过关于这一说法至今还没有搜集到过得硬的目击者的证据来支持它｡因此,如《真理报》报道的那样,说他自然死于脑溢血的观点,还是最可信的解释｡然而,他的死亡的很多细节仍是模糊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新文件的发现又加深了斯大林死亡的神秘性｡这个文件是根据医疗报告写成的,提供了从医生们3月2日到达他的别墅起,直到3天后他咽气这段时间的病史｡
在斯大林死后的日子里,10个在他病重期间照顾他的医生们开始撰写这份20页的报告,但直到1953年7月才完成｡没人知道是谁在指导撰写最后的定稿,也许是贝利亚和他那一伙人｡至少修改了两稿之后(这两个草稿在许多重大方面都不相同),这个文件被盖上了“绝密”的印章,提交给了中央委员会｡50年来,两个草稿都保存在那里,没有发表,显然也没人读到｡文件的题目是:《1953年3月2日-5日,约·维·斯大林病史》(以下简称《斯大林病史》)｡这个文件里头所叙述的内容同我们听到过的任何说法都大不相同,它也给这些医生们的描述提供了合适的结论｡
第一手的材料是这样描述的,斯大林是在布里日尼亚,即他的昆采沃近郊别墅里同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共进晚餐时病倒的｡晚餐在2月28日,星期五晚上开始,直到3月1日,星期六的清晨才结束｡雷宾陈述晚餐是在早上4点结束的,但赫鲁晓夫回忆说一直延续到了3月1日“早上5､6点钟”｡赫鲁晓夫还进一步声称,“斯大林醉得很厉害,情绪高昂,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身体上的任何不适”｡雷宾则是这样写的,他说斯大林那天夜里除了果汁外没喝任何东西｡这个描述更可信,因为根据广泛的报道,斯大林几乎不喝烈性饮料,他在这种场合宁愿听他的客人胡说八道｡
赫鲁晓夫写道:“开完这个特别会议之后,因为晚餐时没有出错,我们很愉快地回家了｡在斯大林家里的晚餐并不总是这样愉快地结束的｡”可是沃尔科戈诺夫却引用雷宾的口头证词描写了一个愤怒和妄想狂的斯大林,说他对“医生阴谋”案件的进展感到困扰,他亲口说,假如伊格纳季耶夫不能得到他想要的口供的话,“我就要将他的身高减去一个头”｡他还写道,斯大林“显然对在座的这几年人很恼怒｡只有布尔加宁逃脱了他愤怒的谴责｡但这个愤怒的爆发对于他来说是最后的了,他突然在半句话中间停下来,站起身,到房间里去了｡其他人都沉默地散去,各自回家｡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是坐同一辆车走的｡”沃尔科戈诺夫很可能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选用了这个最后的细节,但这也是他们意见相合的惟一的一点｡
晚餐聚会解散后的那段时间,事情变得更为模糊不清｡尤其是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马林科夫重新聚集在布里日尼亚别墅里目睹斯大林死亡的痛苦的这段时间｡雷宾写道,在3月1日的中午,斯大林的住宅里没有任何响动,服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去,要进去的话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或经过特别的批准｡虽然这些工作人员都很担忧,却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弄清斯大林的健康状况,下午6点30分,房里的一盏灯亮了,那是表示斯大林醒着,正在工作的标志｡
雷宾还写道,斯大林被一个叫洛兹加切夫的警卫员发现四肢摊开躺在他书桌旁的地毯上,当时是晚上10点半｡他在另一处地方又说,一名叫斯塔罗斯京的警卫发现斯大林穿着睡裤和贴身内衣躺在地上,身旁有张《真理报》｡他向沃尔科戈诺夫陈述,斯大林“一定在那里躺了好长时间了,因为灯还没有开”｡然而在先前他还提到斯大林房里6点30分灯还亮着,说这减轻了屋内的工作人员心中的害怕｡
与此形成对照,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写道,斯大林是3月2日凌晨3点被发现的,不是前一天的晚上10点30分｡赫鲁晓夫则写道,斯大林是3月1日夜间被他的忠实的保姆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发现的｡只是在这个时候,安全警卫员们才将斯大林抬起来,放到了长沙发上｡阿利卢耶娃接着补充她的描述说,是斯大林的保姆瓦连京娜·伊斯托米娜发现斯大林3月1日夜间躺在地板上后,才要求派人去叫医生的｡而医生们直到3月2日上午10点钟才来｡
雷宾是大剧院的警卫,他其实从来没有照顾过斯大林,他仅仅是重复那些他声称是别人讲给他听的事,强调国家安全部的重要性——是他们发现了斯大林;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马林科夫;是他们守着斯大林,在漫长的夜里等待医生的到达｡赫鲁晓夫和阿利卢耶娃的描述则是为了贬低警卫员们的作用,指责贝利亚｡在他们的描述里,到了要将斯大林抬上长沙发时,安全部的警卫员们才出现｡而医生们就在沙发上检查他｡至于国家安全部的头头伊格纳季耶夫,则根本没被提到｡
赫鲁晓夫说,没有采取直接行动去叫医生是因为他们认为斯大林可能是宿醉反应｡“当斯大林处在这样一种不体面的状况下时,我们认为让人知道我们在场是不合适的｡”但斯大林在什么方面“不体面”呢?赫鲁晓夫没有说｡
鉴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充斥于克里姆林宫政治中的那种政治氛围,以及由“医生阴谋”所激起来的斯大林的暴怒的程度,还有我们所熟悉的他那种威吓人､辱骂人的态度,雷宾的描述——尽管自相矛盾,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还是显得比赫鲁晓夫的更有说服力｡此外,雷宾特别提到那天夜里斯大林除了新酿的格鲁吉亚酒(斯大林喜欢喝它,将它说成果汁)之外什么也没喝,要怀疑他这样说的理由也很困难｡
赫鲁晓夫写道,他被叫到布里日尼亚别墅两次,一次在3月1日夜里,一次在3月2日清晨｡而根据雷宾的书面描述,赫鲁晓夫仅仅出现了一次,是在3月2日早晨的7点30分｡然而雷宾的口头证词却又说,这次露面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即上午9点才发生的｡雷宾写道,贝利亚在3月1日夜里11点左右打电话到别墅,警告警卫员们关于斯大林的患病不要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而他的口头证词却这样说,从3月1日夜里11点到3月2日凌晨3点,找不到贝利亚,因此也没法叫医生来｡甚至到了那个时候贝利亚也没有要让斯大林就医的任何表示｡
同样的事情,赫鲁晓夫描述起来又大不相同｡他说3月1日夜里,马林科夫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斯大林看来生病了｡赫鲁晓夫到了别墅里,“显然斯大林是从床上下来,跌倒了”｡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和贝利亚､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几个人如果被人看到在屋内的话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离家了｡深夜,马林科夫又打来更紧急的电话,赫鲁晓夫又一次赶到别墅,这一次他们叫来了医生｡
荒廖的是,雷宾的描述虽然是抬高安全部的,却比赫鲁晓夫将贝利亚描写得更为阴险｡这也许看起来奇怪｡因为赫鲁晓夫给贝利亚抹黑,可以从中大大获利,并且他抓住一切能找到的机会这样做｡会不会赫鲁晓夫不希望太给贝利亚抹黑,因为他害怕因此会将怀疑引到斯大林最后晚餐的“四重奏”的其他人身上呢?一种说法是,贝利亚被逼供时招认,医疗救助被拖延了至少4到5小时;另一种说法是,一旦情况弄清,医疗救助就到达了｡一种说法是,由于没完没了地拖延对斯大林的照管,安全机构完全应受到谴责;另一种说法是,安全系统在正常发挥作用｡赫鲁晓夫的描述的真实性因此更显得可疑,即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门长期有一个有效的制度,那就是如果克里姆林宫的任何一名官员显出患病的症状的话,警卫员们自己应立即去叫医生,完全没有必要通过马林科夫､贝利亚或赫人去为斯大林寻求医疗救助｡所以要么就是政治局的成员给了警卫员指示让他们违背这个制度,要么就是他们寻求帮助的要求被撤回了｡从这两种情况看来,斯大林的死亡似乎是注定的｡
3月5日晚间在斯大林别墅里,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流下的眼泪,也许既是为他们集体合谋做下的事感到恐惧而流,也是为这位伟大领导人的去世感到悲哀而流｡这件事我们将永远无法查明｡然而,从《斯大林病史》里,我们现在确立了一个粗略的时间､地点和医疗情况的坐标,它们比较符合于围绕着斯大林之死客观发生的事件｡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