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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没几个月，日本关东军就占领了虎林这一带。为了防备苏联，从1933年起，日本关东军开始在虎头构筑军事要塞。已经没了消停日子的当地百姓，表面上对日本人点头哈腰——没办法，亡国奴就是受气包，但心里对日本人那个恨就别提了，很多人暗中帮着抗联做事。
那时候，我20岁出头。作为一个平头百姓，虽不敢跟日本人当面“叫板”，但血还是热的，只要抗联需要，我就没二话。
我家住在太平村小南山，山林中稀稀拉拉地散布着二十多户人家。小南山有一个伪军的关卡，卡长叫吕海臣。表面上他穿着一身“狗皮”，但实际上是抗联的联络员。
1936年5月，一天傍晚，我刚吃过晚饭，吕海臣就急匆匆地来找我，说日本人明天一早儿要围剿莲花山，让我赶快给山上的抗联七军送信去。“万分紧急，可拖不得啊！”
小南山离莲花山虽然只有十多里路，可很不好走——那是在一米多高的荒草间踩出的一条“小毛道”，黑灯瞎火地在林子里穿行，真不是件轻巧事儿;最麻烦的是，山口有日伪军的岗哨。
虽然困难重重，但为了让抗联脱离险境，我还是硬着头皮钻进林子。因为怕引起日伪军的注意，不敢打火把，只能摸着黑赶路。没走多远，我的手和脸就被刮出一道一道的血檩子。
约摸走了六里来地，我来到冷家铁匠铺附近的一个小山口——从那里可以抄近道去莲花山。我先在林子里躲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动静，就噌噌地跑出林子，朝近道奔去。可是，没跑出多远，夜色中突然现出几个人影，有个人大声喊道：“干什么的？站住，站住！”
是伪军哨兵。我不得已停住脚步。“这大半夜的上哪儿去？进屋，检查！”
我被吓出一身冷汗——这封信要是被搜出来，那可就完了。见我站在那儿不动，两个伪军绕到我的身后，用枪抵着我的后腰，押着我往哨卡里走。哨卡里点着松木明子，借着光亮，我认出一个熟人——他叫董朋久，是个班长，跟我的四弟是哥们儿。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董朋久一看是我，客气地说：“三哥呀，这么晚了咋还出来啊？”
“你大娘得了急病，我得去山那边儿照看。” 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董朋久似乎从我的眼神中明白了某种含义，于是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哦，大娘病了？那赶紧走吧。老潘家前面那段儿山道没人站岗，从那儿过去吧。”
出了哨卡，我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地——好险啊，多亏遇上了熟人，不然就出大事了。大约又走了一个小时，我来到莲花山的东坡。那片林子里从南到北有30来户人家，抗联四军二师师长郑鲁岩率领的一小股抗联部队就在这里暂避休整。在一户人家的门前，站岗的哨兵听我说明来意，把我领到了一个叫王木匠的人家。
在煤油灯下，我把揣在怀里的密信交给一个领导。他看了信以后，问我在路上遇到什么麻烦没有。我说，伪军已经封路了，多亏遇到一个熟人才没出事。他立即下令队伍集合，不一会儿，二三百人的队伍就撤向大山深处。我知道，那个下命令的人就是郑鲁岩。
看到抗联部队顺利转移，我也摸黑回了家。
天刚放亮，日本关东军和伪军的大队人马就开进了莲花山。过了几天，乡亲们都在说小鬼子又扑了个空。我听了以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自豪。
一天，我去黑嘴子街——那里是虎林县公署的所在地，半道遇上了董朋久。他把我拉到一个旮旯，低声问：“三哥，我这儿有些子弹，山里要不要？”
我愣了一下，说：“这事儿问我干啥呀？”
他说：“没别的意思，就是让你进山时给我问问。”
我说：“我哪儿敢去那边！”
话虽这么说，可过了没多久，我还是趁一次进山的机会，向抗联七军的潘连贵连长说起这个事儿。潘连长说：“拿来吧，我们要，钱不会少给的。”
下山后，我将潘连长的话转告了董朋久。当天，董朋久就把子弹偷偷运到我家。我一掂量挺沉的，就跟他说：“太沉了，这么老远，我一个人整不动，你敢不敢和我一块儿去？”
董朋久琢磨半天，最后找了一个他信得过的伪军，和我一起背着子弹进了山。
蹚过令人心惊胆战的漂垡甸子和大莲泡河，我领着那伪军直奔七虎林河。到河边傻眼了——河宽水急，我们背着子弹，根本蹚不过去。正犯愁呢，一个木槽子从上游顺流而下。原来，潘连长料到我们过河肯定有困难，天天派人划着木槽子来接应我们，那天总算碰上了。
过了河，我们来到大黑林子，那是草甸子里的一片孤树林。林子里有一个地窨子，里面堆着粮食，是抗联的后勤根据地。我们把子弹交给潘连长以后，潘连长把钱给了董朋久的部下，又派人把我们送出大黑林子，送过七虎林河。
打那儿以后，董朋久又找我往山里送了几次子弹。起初我还纳闷儿：子弹是从哪儿整来的？后来才知道：他们在训练或者围剿抗联时常常放空枪，把省下的子弹卖给抗联，用来换钱养家糊口。
1938年，伪满洲国在抗联活动比较多的地区搞“合村并屯”，我们这些住在小南山的散户被日本关东军用枪逼着搬到康德屯。
那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大田铲地，已经被抗联收编的山林队队员李德胜来找我。他身着便装，腰里别着匣子枪，把我拉到一个土包后说：“山里缺粮了，能不能想办法送点儿粮？”
听我说可以想想办法，他追问道：“啥时候能送去？”
从李德胜的追问中就能判断出抗联快“断顿儿”了，我们定下第三天送粮。
以前散住时，我往山里送粮还算顺利，可并屯后这么做就太危险了。因为日伪军在康德屯的外围修筑了一丈多高的围墙，围墙外又挖了一条两米多宽、一米多深的环墙沟，围墙四角都有炮楼，只在围墙的南面留了一个大门，炮楼上、大门口整天都有伪军把守。在日伪军眼皮子底下送粮，一旦出事，不仅自己掉脑袋，还要祸及全家。 更令人心里没底的是，屯里有个姓屠的伪军连长，经常像癞狗一样到处闻味儿，抓住“私通抗联”的百姓就送给日本关东军领赏。
困难再大，粮也得送。可怎么送呢？干完活儿回到家，我思来想去也没有琢磨出啥好办法，只好决定赌一把！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一麻袋小米子装上马车，上边压了几捆喂马的草料和一副犁杖，像每天下地那样赶着车前往南大门。马车到了村口，我冲着站岗的伪军笑笑、点点头。睡眼惺忪的伪军见是眼熟的人过南大门，面无表情……我赶着马车慢悠悠地出了南大门后，已被吓得一身冷汗。
虽然过了城门这一关，但我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生怕路上再遇到日本关东军和伪军，就拣人迹罕至的背道走。“转悠”了一个上午，终于到了抗联营地驻扎的山根儿底下。林子里很快走出四名抗联战士，其中一个就是李德胜，这时我才长舒了一口气。
1938年春天，有一件事儿让我难忘。
一天，卡长吕海臣和我商量，抗联七军要在臭松顶子建造五座密营，问我能不能去出出力，没有工钱。我立马答应了。过了没几天，我跟另外50多个民工进了臭松顶子的密林。
我们去之前，在山的北半坡已经建好了一座密营，能住50人左右。剩下的四个密营要由我们来建，一个在山的西北半坡，能住50人左右;两个在山的东南半坡和东北半坡，各能住一二百人;最后一个密营在东北半坡附近，是个能容纳十来个人的伙房。
密营也叫地窨子，沿山坡走向搭建，都是在地下挖出深坑，盖顶与地面基本持平，上边儿压上土、栽上草皮，不走到跟前儿很难发现。地窨子里边盘有火炕，简便实用。我参加修建的密营有两座——东北半坡的大密营和伙房。
建造密营期间，抗联七军三师师长景乐亭经常来工地帮忙。因为景乐亭的部队经常在虎林这一带打击日伪军，在老百姓中特别有名，也是日伪军围剿的重点对象，我们这些民工都特别钦佩他。他待人很热情，我们都愿意和他说话。
密营完工，临回家前的那天早晨，景乐亭师长给每个民工发了一块红布，上边写着黑字，还盖着戳。景乐亭师长对我们说：“大伙儿为打鬼子、建密营出力了，我代表抗联七军三师感谢你们。等胜利以后，你们就拿着它来找我。要是我不在了，就找他俩。” 他指着布上盖戳的两个名字说。他还特意叮嘱：“可要好好藏着，千万别让鬼子得了去。”
可惜的是，因为怕鬼子搜查，后来我把那块布烧了。
（曲波整理）
那时候，我20岁出头。作为一个平头百姓，虽不敢跟日本人当面“叫板”，但血还是热的，只要抗联需要，我就没二话。
我家住在太平村小南山，山林中稀稀拉拉地散布着二十多户人家。小南山有一个伪军的关卡，卡长叫吕海臣。表面上他穿着一身“狗皮”，但实际上是抗联的联络员。
1936年5月，一天傍晚，我刚吃过晚饭，吕海臣就急匆匆地来找我，说日本人明天一早儿要围剿莲花山，让我赶快给山上的抗联七军送信去。“万分紧急，可拖不得啊！”
小南山离莲花山虽然只有十多里路，可很不好走——那是在一米多高的荒草间踩出的一条“小毛道”，黑灯瞎火地在林子里穿行，真不是件轻巧事儿;最麻烦的是，山口有日伪军的岗哨。
虽然困难重重，但为了让抗联脱离险境，我还是硬着头皮钻进林子。因为怕引起日伪军的注意，不敢打火把，只能摸着黑赶路。没走多远，我的手和脸就被刮出一道一道的血檩子。
约摸走了六里来地，我来到冷家铁匠铺附近的一个小山口——从那里可以抄近道去莲花山。我先在林子里躲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动静，就噌噌地跑出林子，朝近道奔去。可是，没跑出多远，夜色中突然现出几个人影，有个人大声喊道：“干什么的？站住，站住！”
是伪军哨兵。我不得已停住脚步。“这大半夜的上哪儿去？进屋，检查！”
我被吓出一身冷汗——这封信要是被搜出来，那可就完了。见我站在那儿不动，两个伪军绕到我的身后，用枪抵着我的后腰，押着我往哨卡里走。哨卡里点着松木明子，借着光亮，我认出一个熟人——他叫董朋久，是个班长，跟我的四弟是哥们儿。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董朋久一看是我，客气地说：“三哥呀，这么晚了咋还出来啊？”
“你大娘得了急病，我得去山那边儿照看。” 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董朋久似乎从我的眼神中明白了某种含义，于是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哦，大娘病了？那赶紧走吧。老潘家前面那段儿山道没人站岗，从那儿过去吧。”
出了哨卡，我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地——好险啊，多亏遇上了熟人，不然就出大事了。大约又走了一个小时，我来到莲花山的东坡。那片林子里从南到北有30来户人家，抗联四军二师师长郑鲁岩率领的一小股抗联部队就在这里暂避休整。在一户人家的门前，站岗的哨兵听我说明来意，把我领到了一个叫王木匠的人家。
在煤油灯下，我把揣在怀里的密信交给一个领导。他看了信以后，问我在路上遇到什么麻烦没有。我说，伪军已经封路了，多亏遇到一个熟人才没出事。他立即下令队伍集合，不一会儿，二三百人的队伍就撤向大山深处。我知道，那个下命令的人就是郑鲁岩。
看到抗联部队顺利转移，我也摸黑回了家。
天刚放亮，日本关东军和伪军的大队人马就开进了莲花山。过了几天，乡亲们都在说小鬼子又扑了个空。我听了以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自豪。
一天，我去黑嘴子街——那里是虎林县公署的所在地，半道遇上了董朋久。他把我拉到一个旮旯，低声问：“三哥，我这儿有些子弹，山里要不要？”
我愣了一下，说：“这事儿问我干啥呀？”
他说：“没别的意思，就是让你进山时给我问问。”
我说：“我哪儿敢去那边！”
话虽这么说，可过了没多久，我还是趁一次进山的机会，向抗联七军的潘连贵连长说起这个事儿。潘连长说：“拿来吧，我们要，钱不会少给的。”
下山后，我将潘连长的话转告了董朋久。当天，董朋久就把子弹偷偷运到我家。我一掂量挺沉的，就跟他说：“太沉了，这么老远，我一个人整不动，你敢不敢和我一块儿去？”
董朋久琢磨半天，最后找了一个他信得过的伪军，和我一起背着子弹进了山。
蹚过令人心惊胆战的漂垡甸子和大莲泡河，我领着那伪军直奔七虎林河。到河边傻眼了——河宽水急，我们背着子弹，根本蹚不过去。正犯愁呢，一个木槽子从上游顺流而下。原来，潘连长料到我们过河肯定有困难，天天派人划着木槽子来接应我们，那天总算碰上了。
过了河，我们来到大黑林子，那是草甸子里的一片孤树林。林子里有一个地窨子，里面堆着粮食，是抗联的后勤根据地。我们把子弹交给潘连长以后，潘连长把钱给了董朋久的部下，又派人把我们送出大黑林子，送过七虎林河。
打那儿以后，董朋久又找我往山里送了几次子弹。起初我还纳闷儿：子弹是从哪儿整来的？后来才知道：他们在训练或者围剿抗联时常常放空枪，把省下的子弹卖给抗联，用来换钱养家糊口。
1938年，伪满洲国在抗联活动比较多的地区搞“合村并屯”，我们这些住在小南山的散户被日本关东军用枪逼着搬到康德屯。
那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大田铲地，已经被抗联收编的山林队队员李德胜来找我。他身着便装，腰里别着匣子枪，把我拉到一个土包后说：“山里缺粮了，能不能想办法送点儿粮？”
听我说可以想想办法，他追问道：“啥时候能送去？”
从李德胜的追问中就能判断出抗联快“断顿儿”了，我们定下第三天送粮。
以前散住时，我往山里送粮还算顺利，可并屯后这么做就太危险了。因为日伪军在康德屯的外围修筑了一丈多高的围墙，围墙外又挖了一条两米多宽、一米多深的环墙沟，围墙四角都有炮楼，只在围墙的南面留了一个大门，炮楼上、大门口整天都有伪军把守。在日伪军眼皮子底下送粮，一旦出事，不仅自己掉脑袋，还要祸及全家。 更令人心里没底的是，屯里有个姓屠的伪军连长，经常像癞狗一样到处闻味儿，抓住“私通抗联”的百姓就送给日本关东军领赏。
困难再大，粮也得送。可怎么送呢？干完活儿回到家，我思来想去也没有琢磨出啥好办法，只好决定赌一把！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一麻袋小米子装上马车，上边压了几捆喂马的草料和一副犁杖，像每天下地那样赶着车前往南大门。马车到了村口，我冲着站岗的伪军笑笑、点点头。睡眼惺忪的伪军见是眼熟的人过南大门，面无表情……我赶着马车慢悠悠地出了南大门后，已被吓得一身冷汗。
虽然过了城门这一关，但我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生怕路上再遇到日本关东军和伪军，就拣人迹罕至的背道走。“转悠”了一个上午，终于到了抗联营地驻扎的山根儿底下。林子里很快走出四名抗联战士，其中一个就是李德胜，这时我才长舒了一口气。
1938年春天，有一件事儿让我难忘。
一天，卡长吕海臣和我商量，抗联七军要在臭松顶子建造五座密营，问我能不能去出出力，没有工钱。我立马答应了。过了没几天，我跟另外50多个民工进了臭松顶子的密林。
我们去之前，在山的北半坡已经建好了一座密营，能住50人左右。剩下的四个密营要由我们来建，一个在山的西北半坡，能住50人左右;两个在山的东南半坡和东北半坡，各能住一二百人;最后一个密营在东北半坡附近，是个能容纳十来个人的伙房。
密营也叫地窨子，沿山坡走向搭建，都是在地下挖出深坑，盖顶与地面基本持平，上边儿压上土、栽上草皮，不走到跟前儿很难发现。地窨子里边盘有火炕，简便实用。我参加修建的密营有两座——东北半坡的大密营和伙房。
建造密营期间，抗联七军三师师长景乐亭经常来工地帮忙。因为景乐亭的部队经常在虎林这一带打击日伪军，在老百姓中特别有名，也是日伪军围剿的重点对象，我们这些民工都特别钦佩他。他待人很热情，我们都愿意和他说话。
密营完工，临回家前的那天早晨，景乐亭师长给每个民工发了一块红布，上边写着黑字，还盖着戳。景乐亭师长对我们说：“大伙儿为打鬼子、建密营出力了，我代表抗联七军三师感谢你们。等胜利以后，你们就拿着它来找我。要是我不在了，就找他俩。” 他指着布上盖戳的两个名字说。他还特意叮嘱：“可要好好藏着，千万别让鬼子得了去。”
可惜的是，因为怕鬼子搜查，后来我把那块布烧了。
（曲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