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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好八连，苏州河畔红色资本家，永久、凤凰、海鸥、宝石花、蝴蝶、蜜蜂、红灯、金星、凯歌、英雄、回力、大白兔……让我们重拾那些遗散的记忆，再读读上海。
普通连队不普通
好八连原是一个极普通的连队。
1947年8月6日，在山东莱阳城西水头沟小园村，华东军区特务团把招来的几十个胶东农民子弟编在一起，组成该团的四大队辎重连，不久，连队改番号为华东军区警卫旅特务团一营一连。1949年，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进城不入民宅，不管刮风下雨，统统睡在马路上。陈毅司令员说，这是我们送给上海人民最好的见面礼。
随大军进城的一连奉命在南京路执勤，被编为三营八连。挑战接踵而至。
一方面，八连的战士想不通，当兵应该)中锋陷阵，为什么要在繁华的都市站马路?他们说：“不理解，上海打完了，我们作战部队在那里守卫城市算什么?部队就要往前冲，消灭敌人。站马路?这一辈子没有站过马路。是我们打得不好，还是怎么回事儿?想不通”。
另一方面，一段时间后，战士们发现，巡逻并不比行军打仗轻松多少。昔日的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尽管解放了，但是曾被誉为十里洋场的南京路，当时依然充斥着强烈的诱惑和腐蚀性。
进驻南京路，八连从此不再普通。
“上海大染缸”
八连面临着的是另一场新的战斗。
时任“南京路上好八连”指导员的王经文回忆“当时，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敌人叫嚣‘共产党红着进来，不出三个月就让他发霉烂掉，滚出南京路。’”“甚至有不怀好意的人，就从楼上扔下钱包，企图来试探和腐蚀我们的战士。”
南京路是旧上海的一个缩影，这里酒绿灯红，歌柔舞艳，繁华喧闹中弥散着巨大的诱惑。人民解放军开进上海后，国民党布下的反动残余采取“腐蚀拉拢加破坏暗杀”策略进行抵抗，还四处扬言共产党解放军红着进来，不出3个月，就要黑着出去。
八连的老同志还清楚地记得，在解放上海的前夕，部队首长曾说过：“上海是个革命的城市，也是党的诞生地。由于上海长期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使它成了‘冒险家的乐园’，成了一口大染缸。特别是南京路，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最集中的地方。我们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占领阵地，改造旧的上海，决不能让旧的上海染黑我们。”
爱夜晚站岗的新战士
复杂的环境影响了一部分战士的思想。
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年轻战士童阿男在八连中的原型，是一个叫童新根的新战士。
童新根看到霓虹灯下穿绸着缎的身影，羡慕得直叹“看人家穿的，风一吹轻飘飘，又好看又凉快，哪像咱这身粗布装。”
一个星期天，童新根一个人去“大世界”连看了两场电影，去高级理发馆花五角钱剃了个大光头，他还吹嘘说自己到国际饭店大吃了一顿花了一块五。事实上他只吃了一碗阳春面，花了两毛钱。他甚至专门要求班长安排他晚上站岗，他说“晚上站岗真开心，南京路上的风啊，都是香的，比看电影还过瘾。”
连队分析认为，童新根是孤儿，小时候流浪在上海，睡过马路，讨过饭，现在他这种表现，很值得重视。经过大家耐心的启发教育，童新根从此变了样，成了八连出色的战士，立了功，受了奖。
拒腐蚀，永不沾
八连那些在穷苦中长大，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战士们十分纯朴。初进南京路时，他们连自来水都不会用，守着抽水马桶还到处找厕所，按一下电灯开关，会被灯泡突然发出的光吓一跳。但时间一长，情况便悄悄发生了变化有的战士看到路边行人穿着那么时髦，男的女的手臂挽着进出舞厅、电影院，有点儿羡慕了：当一些“装扮妖艳，浑身喷着香气的女子向他们抛媚眼，丢手绢时，有的战士也禁不住朝她们瞟上几眼……”
针对战士们的情况，连队党支部会认为，南京路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到这里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我们要让全连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绝不能吃败仗。他们让战士们反复学习牢记“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指导员刘仁福给全连上了一堂课。他拍着身上洗得发白的老土布军装说：“我也有一套洋布军装，是部队攻打潍县时发的战利品，直到进上海，我也没拿出来穿。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母亲，我家乡的大多数人还没穿上洋布衣服，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也没穿上洋布衣服。”
在旧上海，金钱是最迷人的东西。而八连的战士却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人们，金钱是微不足道的，既不是幸福的象征，更不是人生的目的。
当时南京路上，许多怪模怪样，怪声怪调等等低级庸俗的东西，战士们看不惯。1963年《解放军报》的长篇通讯《艰苦作风代代相传——记“南京路上好八连”》里写道，“有一天，战士在南京路上执勤，忽然有人从楼窗里把一包钞票扔在他们脚下。又有一天夜晚，巡逻的时候，妖里妖气的女人，拦住他们，无耻地纠缠。的确，在这条南京路上，金钱美女是曾经烂掉过许多军阀部队和国民党部队的。但是八连工农子弟兵，他们斥退了无耻的引诱。”
那时，八连住在一个破烂的旧仓库里，睡的是水门汀地铺。穿的是老解放区的粗布衣服，老布袜子。他们就是这样和周围的诱惑相对抗。
拾金不昧
一天，战士徐淑潮在黄浦江边拾到一分钱，他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前任指导员刘仁福。为这事，指导员在全连同志面前表扬了徐淑潮。他说：“一分钱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交了公是人民战士的本色。如果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它就会在我们心上染上一个黑点，这个黑点是永远抹不掉的。”
不爱钱财是人民军队的传统风尚。八连同志随便拣到什么——不论是一分钱还是100元，不论是一张戏票、一方手帕，还是一件毛衣。一支金笔，都尽量想法找到失主或交公处理。仅仅几年，八连拾金不昧、拾物交公的记录就有1390多次。
战士唐照顺执勤时拣到一张当晚的戏票，虽然他已经站了一下午岗，但他不顾疲劳，也顾不得吃饭，挨个询问出入的人，终于把这张戏票交到失主手里。失主感动地问他的名字，他说“时间不多了，你快去看戏吧，只要知道我是个解放军战士就行了。”
战士陈进林拣到了28元钱，当时就交给了失主。这件事连里没人知道，还是连长在失主机关的黑板报上发现的。连长问他为什么没有汇报，陈进林说：“这是八连的光荣传统，有什么值得汇报的。”
给养员朱英才在路上拣到了一张130多元的领款证，亲手送到了失主家里……
国际饭店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国际饭店一直是上海的最高建筑，并保持“远东第一高楼”的纪录近三十年。
国际饭店由当时的四大银行共同投资兴建，是中国人自己筹资建造的第一幢摩天大楼，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亚洲最先进的饭店。饭店由匈牙利建筑 设计师拉斯洛·邬迭克设计，陶馥记营造厂承包全部建筑工程。由于当时楼高惊人，故有“仰观落帽”之说。1933年，年轻的贝聿铭连经饭店，一个梦想油然而生，未等读完圣约翰大学的课程，便踏上去美国求读建筑学的道路。
历史上的国际饭店是名流汇聚之所，1949年之前，宋美龄，张学良，陈纳德等都是常客。解放伊始，陈毅市长在这里接见了解放军团以上指挥员，1959年，郭沫若登上饭店屋顶欣然题诗两首。不少名流学者为饭店留下的诗书画作成为传世之宝。
1950年11月，为统一上海的平面坐标系统，上海市地政局以国际饭店楼顶中心旗杆为原点对全市进行了测量，由此，确立了上海城市平面坐标系。
“传家宝”
上海解放初期，八连的战士也曾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你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是有功劳的，应该享点福了，还这么刻苦，未免太傻了。”
八连有句口头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别看战士们都是粗手大脚的小伙子，他们每人都有一个针线包，坐下来，飞针走线，缝缝补补，谁也不含糊。战士罗大大脚上的那双袜子，光袜底就换了六次，还照样穿着。杨妙生的袜子破到不能再换袜底了，仍然舍不得丢掉，剪去一截子，把袜筒缝了缝又穿。许长松的一件衬衣补了二三十个补丁，每次洗它都得十分小心。指导员王经文来上海13年了，还盖着10年前公家发的那床黄被子，装衣服的是一个旧肥皂箱子。
在好八连，每当老战士复员时，都要精心缝制一个针线包，留给新战友作纪念，要他们“一条线，一根针，和红军战士心连心”。
说起八连建立针线包，保持红军老传统，最早是从连长张继宝开头的。他把针线放在充满战火气味的小背包里，带进了上海，一有空。总爱缝缝补补的，战士们看到他这样干，不少人就跟着学。1961年老战士复员时提议，把赠送针线包作为向新战友交班的礼物。
连长张继宝曾穿着双草鞋在南京路上查岗查哨，当年他还和一排长孙一广合编了反映当时情况的《草鞋歌》：红军穿草鞋，把革命的道路开，八路军穿草鞋，把日本鬼子来打败，野战军穿草鞋，把蒋家王朝踢下台，咱们穿草鞋，把“香风”臭气脚下踩。
八连把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了。不管是已走的英雄，还是新来的战士，都清清楚楚地记得什么是好八连的“传家宝”。
老炊事班长王景全从战场上背进大上海的那口行军锅，现在摆在连队的荣誉室里。1952年，这位老班长临复员时含着眼泪希望战友们好好珍惜，他说，当年凭着这口行军锅，竖起了井冈山的红旗，战胜了雪山草地，保卫了延安，走上了天安门。
好八连的战友们，没有辜负老炊事班长的嘱托，他们把那口行军锅又用了几年，直到1956年统一启用新的行军锅，才把它送进连队的“历史博物馆”。
连里有一个工具箱，最初是老战士吴岳生用拣来的废木料做的。他把买来的小锯和钉子放在里面，修楼梯，修木凳，修床板。为了建立这个工具箱，他花了不少钱，司务长要给他报销，他说“报销就要花国家的钱。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国家的钱要用到建设上。”1960年，吴岳生要复员了，就把这个工具箱连同自己摸索出的一套木工活本事，传给了本班战士。如今，这些木工箱、补鞋箱、理发箱的主人已分别传到了第26代，27代，28代……
节约“五个一”
在八连当过两年指导员的丛志良，15岁就在解放战争中参了军，当兵离家时，他妈妈从邻居家借了一碗面粉，要擀点面条为他送行。擀好了，妈妈一面往锅里下面条，眼泪也随着面条叭达叭达掉进锅里。临走，妈妈又从包袱里翻出一个小铁盒递给他“拿去吧，里面有4角钱，这是咱全家的积蓄。”他走出40里地，来到一个集市，看到很多好吃的，可他怎么也舍不得花一文钱买吃的，只用9分钱买了一支铅笔，把剩下的3角1分钱重新放进铁盒里托人捎回家，带口信给妈妈“妈，你给我的4角钱，我花9分钱买了一支铅笔，好到部队上学文化，剩下的留给你过日子吧。”几年后，丛志良到了上海，分配到八连当指导员，他经常用自己的这段经历告诉战士，“不要忘了我们是穷人家的孩子。”
八连战士们都有这样一种习惯，每年领新交旧的的时候，就提前一两个星期，把旧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破了的补好，缺个扣子缀上。他们自己扎扫帚，扎拖把，桌凳门窗，鼓风机、抽水马桶、篮球架等等坏了都是自己动手修好。他们的口号是“为国家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分钱，一寸布”。
八连同志一面为国家节约，一面利用执勤和训练间隙，到郊外去开荒生产，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在上海找一块生产地很不容易，他们足足花了两个月课余时间，硬是把破砖碎瓦埋下去，把土壤翻上来，在这块荒地上，第一次播下了菜种。全连一年收获蔬菜99万多斤。他们却把最好的蔬菜主动拿出去支援市场。
“南京路上好八连”
《解放日报》是全国第一家宣传八连，也是最先给八连冠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的媒体。
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工作需要，八连所在团的宣传干事吕兴臣，经常往八连跑，对八连的情况非常了解，小本本上记了不少八连的好人好事。
吕兴臣只读过四年书，写稿是从写照片说明开始的，那时他是《解放日报》的通讯员。《针线包》是他的处女作，从此一发不可收，从《行军锅》到《38个补丁的衬衫》、《工具箱》，传家宝，针线包，《一分钱的故事》……他写了很多八连艰苦奋斗的小故事。
1959年春季，他把八连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上海警备区的张哲明听了，觉得连队拾金不昧，勤俭节约方面反映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以给地方报纸写篇报道。于是，就帮着吕兴臣理了理思路，搞出了一个写作提纲。
吕兴臣进一步采访，前后花了个把月的时间，写出了一篇通讯，直接送到《解放日报》。
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了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通讯，并配发了评论。这篇通讯一发表，马上在上海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接着，《文汇报》，《新民晚报》，《劳动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都纷纷从不同角度争相报道八连。
正是这些报道，使“南京路上好八连”在上海家喻户晓。
《霓虹灯下的哨兵》
上海警备区党委也高度重视对八连这一典型的培养和宣传。
1961年初春，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赴浙江舟山部队视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剧作家沈西蒙陪同前往。视察结束，沈西蒙到上海时，警备区司令王必成亲自迎接，并说“这次你要丢下买路钱。”沈西蒙开始还发愣：“丢下什么买路钱?“王必成这时提醒他，上海有一个好八连，你该为好八连写个戏。
沈西蒙受令后，来到八连一班当兵体验生活。一个多月后，他头脑中勾勒出了以八连为原型的一台话剧的 框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连队在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后，转入警卫南京路的任务。受美帝指使的蒋匪特务老K曲曼丽等妄图用资产阶级的“香风毒气”瓦解连队官兵的斗志。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悄然展开……
三排长陈喜在花花绿绿的世界里放松了革命警惕，忘掉了艰苦朴素的老传统。新战士童阿男，没有经过严格的阶级斗争锻炼，有自由主义倾向，受了批评就离开了连队……
连队指导员路华，连长鲁大成和老班长洪满堂等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教育帮助战友，带领连队进行敌前练兵……
正当童阿男离开连队时，他的姐姐童阿香遭到特务分子的谋害。路华、鲁大成等及时掌握情况，救了阿香，逮捕了特务老七……
指导员因势利导，请来了老工人周德贵和童阿男的母亲，向连队战士进行阶级教育。童阿男认识了自己的错误，重新拿起枪，决心干一辈子革命。陈喜也转变过来了。全连擦亮了眼睛，终于抓获了特务老K与曲曼丽……”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连队官兵纷纷报名参战，陈喜，赵大大，童阿男光荣地走进了志愿军队伍的行列。
1962年底，话剧《霓虹灯下的Ⅱ肖兵》开始公演，立即引起轰动。
总理会见八连人
1963年2月，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进京上演。周恩来总理7次观看此剧，当他得知这台戏的生活原型就是在南京路上执勤的八连时，说：“八连工作做得好，全军全国都要向八连学习。”
周恩来对演员们说，我是拿你们的戏去打仗的。大家不明白，总理解释说“文艺界同志问我什么叫革命现代戏?请你给我们树两个样子，让我们好学习。而你们就给了我最好的实例，所以我是拿你们的戏去打仗了。”
一次，周总理得知八连干部来北京作报告，提出要单独见一见。1963年4月12日，报告团的刘仁福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他向周恩来汇报连队情况，谈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时，周恩来问“陈喜是怎么回事?“刘仁福说”连队有那么个排长，结婚不久要离婚。”周恩来又问：“童阿男这个人物呢?”刘仁福说，“连队有个战士叫童新根，是个孤儿，来到部队后开始思想有点问题，以后进步很快。”
周恩来听后又换了话题“哦，抗美援朝连队参加了吗?”
刘仁福说：“去了一个人，是司务长。”
最后，周恩来勉励说：八连的工作做得很好，八连的宣传对全国很有意义。
刘仁福离开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与他一起在一株梅花树下合影留念。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正式颁布命令，将八连命名为“南京路上好八连”。
毛主席作诗《八连颂》
毛主席晚年只看过两部话剧，一部是《雷锋》，另一部就是《霓虹灯下的哨兵》。毛泽东一生只作诗赞颂过一个连队，那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
1963年7月29日晚，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毛主席看得十分投入，当剧中童阿男受到批评离开连队时，他十分着急，喃喃自语道“童阿男，你可不能走啊!”当童阿男受到教育后重新回到连队时，他面带笑容，微微点着头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演出结束后，毛主席高兴地走上舞台和演职人员——握手，并对他们说：“是个好戏，很动人，写的好，演的也好，要多给一些人看。”毛主席和剧组人员合影留念后，又说：“话剧是有生命力的，是最能反映现实的。”
八连的精神与毛泽东的所思所虑产生了共鸣，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面临严峻挑战之际，多么需要站稳脚根、保持本色、不屈不挠、团结一致!
1963年八一建军节那天凌晨，彻夜未寐的毛泽东挥笔写下了著名的《八连颂》。
偶像“春妮”
仅靠一个前线话剧团演出，有机会观看的观众毕竟有限，于是地方上的各剧种的剧团也都参加到《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中。这期间，全国大概有一百多个剧团都在演出同一部戏。为了继续扩大影响，周恩来找到夏衍，要他负责把话剧拍成电影，而且要求一句台词不能改，一个演员不准换。1964年，电影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南京路实地拍摄。
影片中春妮的扮演者是陶玉玲，她1949年14岁时参加革命，参加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时，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了，春妮这个艺术形象也让她的演艺生涯走向了巅峰。
陶玉玲塑造的春妮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最典型，最可爱的女性形象，一时间，人们择偶时，都将“春妮”作为标准。直至今天，有人回忆当年，还时常对陶玉玲开玩笑，“我当时拔对象就想找你这样的。”
(部分好八连资料图由张宁峰提供)
普通连队不普通
好八连原是一个极普通的连队。
1947年8月6日，在山东莱阳城西水头沟小园村，华东军区特务团把招来的几十个胶东农民子弟编在一起，组成该团的四大队辎重连，不久，连队改番号为华东军区警卫旅特务团一营一连。1949年，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进城不入民宅，不管刮风下雨，统统睡在马路上。陈毅司令员说，这是我们送给上海人民最好的见面礼。
随大军进城的一连奉命在南京路执勤，被编为三营八连。挑战接踵而至。
一方面，八连的战士想不通，当兵应该)中锋陷阵，为什么要在繁华的都市站马路?他们说：“不理解，上海打完了，我们作战部队在那里守卫城市算什么?部队就要往前冲，消灭敌人。站马路?这一辈子没有站过马路。是我们打得不好，还是怎么回事儿?想不通”。
另一方面，一段时间后，战士们发现，巡逻并不比行军打仗轻松多少。昔日的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尽管解放了，但是曾被誉为十里洋场的南京路，当时依然充斥着强烈的诱惑和腐蚀性。
进驻南京路，八连从此不再普通。
“上海大染缸”
八连面临着的是另一场新的战斗。
时任“南京路上好八连”指导员的王经文回忆“当时，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敌人叫嚣‘共产党红着进来，不出三个月就让他发霉烂掉，滚出南京路。’”“甚至有不怀好意的人，就从楼上扔下钱包，企图来试探和腐蚀我们的战士。”
南京路是旧上海的一个缩影，这里酒绿灯红，歌柔舞艳，繁华喧闹中弥散着巨大的诱惑。人民解放军开进上海后，国民党布下的反动残余采取“腐蚀拉拢加破坏暗杀”策略进行抵抗，还四处扬言共产党解放军红着进来，不出3个月，就要黑着出去。
八连的老同志还清楚地记得，在解放上海的前夕，部队首长曾说过：“上海是个革命的城市，也是党的诞生地。由于上海长期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使它成了‘冒险家的乐园’，成了一口大染缸。特别是南京路，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最集中的地方。我们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占领阵地，改造旧的上海，决不能让旧的上海染黑我们。”
爱夜晚站岗的新战士
复杂的环境影响了一部分战士的思想。
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年轻战士童阿男在八连中的原型，是一个叫童新根的新战士。
童新根看到霓虹灯下穿绸着缎的身影，羡慕得直叹“看人家穿的，风一吹轻飘飘，又好看又凉快，哪像咱这身粗布装。”
一个星期天，童新根一个人去“大世界”连看了两场电影，去高级理发馆花五角钱剃了个大光头，他还吹嘘说自己到国际饭店大吃了一顿花了一块五。事实上他只吃了一碗阳春面，花了两毛钱。他甚至专门要求班长安排他晚上站岗，他说“晚上站岗真开心，南京路上的风啊，都是香的，比看电影还过瘾。”
连队分析认为，童新根是孤儿，小时候流浪在上海，睡过马路，讨过饭，现在他这种表现，很值得重视。经过大家耐心的启发教育，童新根从此变了样，成了八连出色的战士，立了功，受了奖。
拒腐蚀，永不沾
八连那些在穷苦中长大，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战士们十分纯朴。初进南京路时，他们连自来水都不会用，守着抽水马桶还到处找厕所，按一下电灯开关，会被灯泡突然发出的光吓一跳。但时间一长，情况便悄悄发生了变化有的战士看到路边行人穿着那么时髦，男的女的手臂挽着进出舞厅、电影院，有点儿羡慕了：当一些“装扮妖艳，浑身喷着香气的女子向他们抛媚眼，丢手绢时，有的战士也禁不住朝她们瞟上几眼……”
针对战士们的情况，连队党支部会认为，南京路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到这里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我们要让全连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绝不能吃败仗。他们让战士们反复学习牢记“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指导员刘仁福给全连上了一堂课。他拍着身上洗得发白的老土布军装说：“我也有一套洋布军装，是部队攻打潍县时发的战利品，直到进上海，我也没拿出来穿。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母亲，我家乡的大多数人还没穿上洋布衣服，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也没穿上洋布衣服。”
在旧上海，金钱是最迷人的东西。而八连的战士却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人们，金钱是微不足道的，既不是幸福的象征，更不是人生的目的。
当时南京路上，许多怪模怪样，怪声怪调等等低级庸俗的东西，战士们看不惯。1963年《解放军报》的长篇通讯《艰苦作风代代相传——记“南京路上好八连”》里写道，“有一天，战士在南京路上执勤，忽然有人从楼窗里把一包钞票扔在他们脚下。又有一天夜晚，巡逻的时候，妖里妖气的女人，拦住他们，无耻地纠缠。的确，在这条南京路上，金钱美女是曾经烂掉过许多军阀部队和国民党部队的。但是八连工农子弟兵，他们斥退了无耻的引诱。”
那时，八连住在一个破烂的旧仓库里，睡的是水门汀地铺。穿的是老解放区的粗布衣服，老布袜子。他们就是这样和周围的诱惑相对抗。
拾金不昧
一天，战士徐淑潮在黄浦江边拾到一分钱，他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前任指导员刘仁福。为这事，指导员在全连同志面前表扬了徐淑潮。他说：“一分钱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交了公是人民战士的本色。如果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它就会在我们心上染上一个黑点，这个黑点是永远抹不掉的。”
不爱钱财是人民军队的传统风尚。八连同志随便拣到什么——不论是一分钱还是100元，不论是一张戏票、一方手帕，还是一件毛衣。一支金笔，都尽量想法找到失主或交公处理。仅仅几年，八连拾金不昧、拾物交公的记录就有1390多次。
战士唐照顺执勤时拣到一张当晚的戏票，虽然他已经站了一下午岗，但他不顾疲劳，也顾不得吃饭，挨个询问出入的人，终于把这张戏票交到失主手里。失主感动地问他的名字，他说“时间不多了，你快去看戏吧，只要知道我是个解放军战士就行了。”
战士陈进林拣到了28元钱，当时就交给了失主。这件事连里没人知道，还是连长在失主机关的黑板报上发现的。连长问他为什么没有汇报，陈进林说：“这是八连的光荣传统，有什么值得汇报的。”
给养员朱英才在路上拣到了一张130多元的领款证，亲手送到了失主家里……
国际饭店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国际饭店一直是上海的最高建筑，并保持“远东第一高楼”的纪录近三十年。
国际饭店由当时的四大银行共同投资兴建，是中国人自己筹资建造的第一幢摩天大楼，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亚洲最先进的饭店。饭店由匈牙利建筑 设计师拉斯洛·邬迭克设计，陶馥记营造厂承包全部建筑工程。由于当时楼高惊人，故有“仰观落帽”之说。1933年，年轻的贝聿铭连经饭店，一个梦想油然而生，未等读完圣约翰大学的课程，便踏上去美国求读建筑学的道路。
历史上的国际饭店是名流汇聚之所，1949年之前，宋美龄，张学良，陈纳德等都是常客。解放伊始，陈毅市长在这里接见了解放军团以上指挥员，1959年，郭沫若登上饭店屋顶欣然题诗两首。不少名流学者为饭店留下的诗书画作成为传世之宝。
1950年11月，为统一上海的平面坐标系统，上海市地政局以国际饭店楼顶中心旗杆为原点对全市进行了测量，由此，确立了上海城市平面坐标系。
“传家宝”
上海解放初期，八连的战士也曾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你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是有功劳的，应该享点福了，还这么刻苦，未免太傻了。”
八连有句口头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别看战士们都是粗手大脚的小伙子，他们每人都有一个针线包，坐下来，飞针走线，缝缝补补，谁也不含糊。战士罗大大脚上的那双袜子，光袜底就换了六次，还照样穿着。杨妙生的袜子破到不能再换袜底了，仍然舍不得丢掉，剪去一截子，把袜筒缝了缝又穿。许长松的一件衬衣补了二三十个补丁，每次洗它都得十分小心。指导员王经文来上海13年了，还盖着10年前公家发的那床黄被子，装衣服的是一个旧肥皂箱子。
在好八连，每当老战士复员时，都要精心缝制一个针线包，留给新战友作纪念，要他们“一条线，一根针，和红军战士心连心”。
说起八连建立针线包，保持红军老传统，最早是从连长张继宝开头的。他把针线放在充满战火气味的小背包里，带进了上海，一有空。总爱缝缝补补的，战士们看到他这样干，不少人就跟着学。1961年老战士复员时提议，把赠送针线包作为向新战友交班的礼物。
连长张继宝曾穿着双草鞋在南京路上查岗查哨，当年他还和一排长孙一广合编了反映当时情况的《草鞋歌》：红军穿草鞋，把革命的道路开，八路军穿草鞋，把日本鬼子来打败，野战军穿草鞋，把蒋家王朝踢下台，咱们穿草鞋，把“香风”臭气脚下踩。
八连把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了。不管是已走的英雄，还是新来的战士，都清清楚楚地记得什么是好八连的“传家宝”。
老炊事班长王景全从战场上背进大上海的那口行军锅，现在摆在连队的荣誉室里。1952年，这位老班长临复员时含着眼泪希望战友们好好珍惜，他说，当年凭着这口行军锅，竖起了井冈山的红旗，战胜了雪山草地，保卫了延安，走上了天安门。
好八连的战友们，没有辜负老炊事班长的嘱托，他们把那口行军锅又用了几年，直到1956年统一启用新的行军锅，才把它送进连队的“历史博物馆”。
连里有一个工具箱，最初是老战士吴岳生用拣来的废木料做的。他把买来的小锯和钉子放在里面，修楼梯，修木凳，修床板。为了建立这个工具箱，他花了不少钱，司务长要给他报销，他说“报销就要花国家的钱。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国家的钱要用到建设上。”1960年，吴岳生要复员了，就把这个工具箱连同自己摸索出的一套木工活本事，传给了本班战士。如今，这些木工箱、补鞋箱、理发箱的主人已分别传到了第26代，27代，28代……
节约“五个一”
在八连当过两年指导员的丛志良，15岁就在解放战争中参了军，当兵离家时，他妈妈从邻居家借了一碗面粉，要擀点面条为他送行。擀好了，妈妈一面往锅里下面条，眼泪也随着面条叭达叭达掉进锅里。临走，妈妈又从包袱里翻出一个小铁盒递给他“拿去吧，里面有4角钱，这是咱全家的积蓄。”他走出40里地，来到一个集市，看到很多好吃的，可他怎么也舍不得花一文钱买吃的，只用9分钱买了一支铅笔，把剩下的3角1分钱重新放进铁盒里托人捎回家，带口信给妈妈“妈，你给我的4角钱，我花9分钱买了一支铅笔，好到部队上学文化，剩下的留给你过日子吧。”几年后，丛志良到了上海，分配到八连当指导员，他经常用自己的这段经历告诉战士，“不要忘了我们是穷人家的孩子。”
八连战士们都有这样一种习惯，每年领新交旧的的时候，就提前一两个星期，把旧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破了的补好，缺个扣子缀上。他们自己扎扫帚，扎拖把，桌凳门窗，鼓风机、抽水马桶、篮球架等等坏了都是自己动手修好。他们的口号是“为国家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分钱，一寸布”。
八连同志一面为国家节约，一面利用执勤和训练间隙，到郊外去开荒生产，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在上海找一块生产地很不容易，他们足足花了两个月课余时间，硬是把破砖碎瓦埋下去，把土壤翻上来，在这块荒地上，第一次播下了菜种。全连一年收获蔬菜99万多斤。他们却把最好的蔬菜主动拿出去支援市场。
“南京路上好八连”
《解放日报》是全国第一家宣传八连，也是最先给八连冠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的媒体。
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工作需要，八连所在团的宣传干事吕兴臣，经常往八连跑，对八连的情况非常了解，小本本上记了不少八连的好人好事。
吕兴臣只读过四年书，写稿是从写照片说明开始的，那时他是《解放日报》的通讯员。《针线包》是他的处女作，从此一发不可收，从《行军锅》到《38个补丁的衬衫》、《工具箱》，传家宝，针线包，《一分钱的故事》……他写了很多八连艰苦奋斗的小故事。
1959年春季，他把八连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上海警备区的张哲明听了，觉得连队拾金不昧，勤俭节约方面反映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以给地方报纸写篇报道。于是，就帮着吕兴臣理了理思路，搞出了一个写作提纲。
吕兴臣进一步采访，前后花了个把月的时间，写出了一篇通讯，直接送到《解放日报》。
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了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通讯，并配发了评论。这篇通讯一发表，马上在上海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接着，《文汇报》，《新民晚报》，《劳动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都纷纷从不同角度争相报道八连。
正是这些报道，使“南京路上好八连”在上海家喻户晓。
《霓虹灯下的哨兵》
上海警备区党委也高度重视对八连这一典型的培养和宣传。
1961年初春，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赴浙江舟山部队视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剧作家沈西蒙陪同前往。视察结束，沈西蒙到上海时，警备区司令王必成亲自迎接，并说“这次你要丢下买路钱。”沈西蒙开始还发愣：“丢下什么买路钱?“王必成这时提醒他，上海有一个好八连，你该为好八连写个戏。
沈西蒙受令后，来到八连一班当兵体验生活。一个多月后，他头脑中勾勒出了以八连为原型的一台话剧的 框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连队在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后，转入警卫南京路的任务。受美帝指使的蒋匪特务老K曲曼丽等妄图用资产阶级的“香风毒气”瓦解连队官兵的斗志。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悄然展开……
三排长陈喜在花花绿绿的世界里放松了革命警惕，忘掉了艰苦朴素的老传统。新战士童阿男，没有经过严格的阶级斗争锻炼，有自由主义倾向，受了批评就离开了连队……
连队指导员路华，连长鲁大成和老班长洪满堂等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教育帮助战友，带领连队进行敌前练兵……
正当童阿男离开连队时，他的姐姐童阿香遭到特务分子的谋害。路华、鲁大成等及时掌握情况，救了阿香，逮捕了特务老七……
指导员因势利导，请来了老工人周德贵和童阿男的母亲，向连队战士进行阶级教育。童阿男认识了自己的错误，重新拿起枪，决心干一辈子革命。陈喜也转变过来了。全连擦亮了眼睛，终于抓获了特务老K与曲曼丽……”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连队官兵纷纷报名参战，陈喜，赵大大，童阿男光荣地走进了志愿军队伍的行列。
1962年底，话剧《霓虹灯下的Ⅱ肖兵》开始公演，立即引起轰动。
总理会见八连人
1963年2月，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进京上演。周恩来总理7次观看此剧，当他得知这台戏的生活原型就是在南京路上执勤的八连时，说：“八连工作做得好，全军全国都要向八连学习。”
周恩来对演员们说，我是拿你们的戏去打仗的。大家不明白，总理解释说“文艺界同志问我什么叫革命现代戏?请你给我们树两个样子，让我们好学习。而你们就给了我最好的实例，所以我是拿你们的戏去打仗了。”
一次，周总理得知八连干部来北京作报告，提出要单独见一见。1963年4月12日，报告团的刘仁福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他向周恩来汇报连队情况，谈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时，周恩来问“陈喜是怎么回事?“刘仁福说”连队有那么个排长，结婚不久要离婚。”周恩来又问：“童阿男这个人物呢?”刘仁福说，“连队有个战士叫童新根，是个孤儿，来到部队后开始思想有点问题，以后进步很快。”
周恩来听后又换了话题“哦，抗美援朝连队参加了吗?”
刘仁福说：“去了一个人，是司务长。”
最后，周恩来勉励说：八连的工作做得很好，八连的宣传对全国很有意义。
刘仁福离开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与他一起在一株梅花树下合影留念。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正式颁布命令，将八连命名为“南京路上好八连”。
毛主席作诗《八连颂》
毛主席晚年只看过两部话剧，一部是《雷锋》，另一部就是《霓虹灯下的哨兵》。毛泽东一生只作诗赞颂过一个连队，那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
1963年7月29日晚，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毛主席看得十分投入，当剧中童阿男受到批评离开连队时，他十分着急，喃喃自语道“童阿男，你可不能走啊!”当童阿男受到教育后重新回到连队时，他面带笑容，微微点着头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演出结束后，毛主席高兴地走上舞台和演职人员——握手，并对他们说：“是个好戏，很动人，写的好，演的也好，要多给一些人看。”毛主席和剧组人员合影留念后，又说：“话剧是有生命力的，是最能反映现实的。”
八连的精神与毛泽东的所思所虑产生了共鸣，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面临严峻挑战之际，多么需要站稳脚根、保持本色、不屈不挠、团结一致!
1963年八一建军节那天凌晨，彻夜未寐的毛泽东挥笔写下了著名的《八连颂》。
偶像“春妮”
仅靠一个前线话剧团演出，有机会观看的观众毕竟有限，于是地方上的各剧种的剧团也都参加到《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中。这期间，全国大概有一百多个剧团都在演出同一部戏。为了继续扩大影响，周恩来找到夏衍，要他负责把话剧拍成电影，而且要求一句台词不能改，一个演员不准换。1964年，电影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南京路实地拍摄。
影片中春妮的扮演者是陶玉玲，她1949年14岁时参加革命，参加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时，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了，春妮这个艺术形象也让她的演艺生涯走向了巅峰。
陶玉玲塑造的春妮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最典型，最可爱的女性形象，一时间，人们择偶时，都将“春妮”作为标准。直至今天，有人回忆当年，还时常对陶玉玲开玩笑，“我当时拔对象就想找你这样的。”
(部分好八连资料图由张宁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