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九十的杨先让先生，是徐悲鸿、李苦禅的学生，是黄永玉、郭兰英的朋友，是陈丹青、徐冰的老师。按照约定的时间登门采访杨先生，他说：“你叫天趣，我的孙辈中间也是天字，你们年龄也相仿。”
　　一开门就认了个爷爷，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杨先生手脚不停，接着就去倒水，还打开铁盒给我糖吃。几次站起来道谢，都被他按定在椅子上：“没事，你不用管！”将近90岁的他，竟然挺有劲儿。音儿也不小。听他一开口说话，突然有点明白他那个“杨先嚷”的外号。“嚷”不单是说声音，更像是一种焕发的精神状态：说话说到高兴处，会乐得抖动双腿，像个小孩子;而当回忆生出感慨来，会随着提高的音量猛拍一下腿，好像在空中标示出了个叹号。
　　3分钟的片长，我不可能把杨先生一生的故事完整地讲述出来，杨先生也同意这一点。再加上老人家感冒初愈，体力和身体也不能允许采访过长的时间。
　　1983年，杨先让去美国看望父亲和哥哥。本是一次探亲.不期却成了改变他后半生的一次机缘。在美国，他参观访问了诸多学校、博物馆，发现西方很重视民间美术，原始艺术被重新估价和吸收，比如毕加索的立体派就是吸收非洲民间木雕艺术而创造的。他突然想到，中国有比美国丰富得多的民间美术资源，能创造出多少个毕加索？回国后，杨先让又“嚷”开了，一定要把年畫、连环画系改成“民间美术系”，不改就不干了。他嗓门大，到处嚷嚷民间美术的重要性，院里决定开会让他“答辩”。杨先让在会上慷慨激昂、理直气壮地一口气陈述完，大有舌辩群儒之势。未料这回院长古元第一个表示赞同，改系方案通过了。
　　为什么下决心要走黄河这一遭？杨先让说得淳朴：“我是学洋的，我不懂啊。”走，就是学习，就是摸清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现状。一路上，他们听闻哪里有“好东西”，就急忙奔去看。
　　不论在记述民间美术的文字中还是口头上，杨先让都绝不吝于“艺术家”这个词。不管他们是来自田地里的或是炕头上的，他都以平视和尊敬的目光审视其艺术语言。比如陕西旬邑县的“剪花娘子”库淑兰，杨先让写道：“在一座破窑洞里，我见到了真正的艺术殿堂和一位艺术大师。”后来的十几年里，他成了库淑兰的“粉丝”，不仅回到北京宣传，甚至后来旅居美国多年，对着于中国民间美术一知半解的外国人讲学时，也把库淑兰当作他的大明星。
　　黄河之行规模甚大，经费不能浪费，只能省着花。队员成天里风餐露宿，都变得像出土文物一般。
　　有朋友从美国来找杨先让，他却在农村窝着。朋友不理解，说现在人都上月球了，他居然上农村，真是浪费生命。黄永玉关心他，看见他到处跑，就说，“你都在别人地里，自己地荒了。”杨先让笑答，“我这个人，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我自己也不在乎，没想当大画家，我就是美术工作者。”
　　考察过程中，他们录制了一部纪录片《大河行》，放给黄永玉夫妇看，他们被震傻了。台湾《汉声》杂志的编辑们听说了，上门约杨先让写本书。书写了一年，编辑又人仰马翻地编了三年，便是《黄河十四走》。陈丹青看完《黄河十四走》，也被震傻了。 2003年，作家出版社在大陆出版了这本书。2018年，《黄河十四走》第三次出版。2019年，我买了一套《黄河十四走》带到杨先生面前，请先生为我签名并题字。大家都很高兴，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