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央行（BOE）在其季度公报中称，私募股权企业的高水平杠杆作用会对金融系统稳定构成重要风险。一直以来，国际上私募基金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是一片安定的绿洲。但是，英国央行敲起了警钟。

风险如影随形

　　私募基金（Private Fund）起源于美国。20世纪末，有不少富有的私人银行家通过律师、会计师的介绍和安排，将资金投资于风险较大的石油、钢铁、铁路等新兴产业，这类投资完全是由投资者个人决策，没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组织，这就是私募股权基金的雏形。
　　由于私募基金是私下或直接向特定群体募集的资金，有一定的风险隔离带。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大的风险。
　　但是，随着规模的不断膨胀，国际私募基金已对金融系统产生潜在的风险威胁。以对冲基金为例，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在1990年还不足400亿美元，而2012年底，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已达2.25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如果发生不测，又没有接盘者，风险很容易波及整个金融系统。
　　“裸泳”的骗子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就是美国对冲基金“生事”的反面教材。这个曾被《时代》周刊选进全球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世纪金融骗子，是一个500亿美元大案闹剧的编剧、导演兼演员，其骗局长达几十年之久，涉及半个地球。而且，对冲基金一般都是采用高杠杆方式操作，产品结构又十分复杂，撬动的资本数额特别大，一旦出现偿付危机，很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1998年美国长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破产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就是前车之鉴。
　　LTCM创立于1994年，与量子基金、老虎基金、欧米伽基金一起被称为国际对冲基金“四大天王”。LTCM赌性十足，1998年在俄罗斯金融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后两头亏损。它利用投资者那儿筹来的22亿美元作资本抵押，买入价值3250亿美元的证券，杠杆比率高达60倍，由此造成该公司的巨额亏损。后来美联储出面组织安排，它才避免了倒闭的厄运。
　　再就是由于欧美私募基金享有广泛的监管豁免权，仅有出资人能获取相关信息，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不利于监管机构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比如麦道夫继承庞兹“裸泳”的衣钵，比庞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所有诈骗活动都冠以“内部消息”这个极为神秘的词头。纽约曼哈顿中城第三大道885号第17层是“内部消息”的发源地，麦道夫一人独包此楼层，在此开办秘密的“证券咨询业务”。他深锁一切报表，操控全局。靠着“内部消息”，麦道夫征服了众多美国与欧洲的机构投资者，很多精明无比的对冲基金管理者、专业投资人士、亿万富翁都成了麦道夫的“瓮中之鳖”，被麦道夫玩得团团转直至血本无归。有鉴于此，国际私募基金的监管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缜密地分析国际私募基金的监管模式，可以为我所用，找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私募监管模式。

监管各显其能

　　国际私募基金监管模式大致可归纳为美国式、英国式和日本式三种。
　　美国是个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对冲基金投资者具有“合格投资者”（即具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豁免条件，因而政府给予对冲基金宽松的监管环境。在法律监管制度设计上，特别规定了豁免条款或特例，即满足相应法定条件的集合投资工具可“游离”于法律监管框架之外。美国对私募基金的发起人并无严格的资格限制。唯一的限制是发起人或发起人的主要成员不得是曾经因有欺诈行为或被证交会（SEC）勒令不准担任发起人的。而且，只是对投资人的总人数有所限制，即不得超过35人。对冲基金既不用到监管当局注册登记，更无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投资策略和运作方式也由管理人和投资者双方商定。美国有关私募基金的法律规范散见于1933年《证券法》和1940年《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中，在当代并无繁文缛节的法律条款来监管私募基金，可见其监管环境的宽松，更多的是体现效率原则。但过分宽松，也让麦道夫式的“庞氏骗局”得逞，引发人们对于对冲基金透明度的质疑。
　　因此，2009年10月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资本市场、保险与政府资助企业分会主席保罗·康约斯基提交了名为《私募基金投资顾问注册法》的草案，在当月27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以67比1的票数通过。
　　2010年，SEC收紧监管豁免权，在当年出台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得-弗兰克法案》中，把对冲基金和其他私人基金顾问置于投资顾问法案的监管范围内，要求证交会创造新的“吹哨者”计划，建立全新的场外衍生品市场体制。成熟的美国金融市场正建立起错综复杂的监管网，管理着对冲基金，避免对冲基金风险的扩大化。
　　英国虽说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国家，对金融监管有敲骨吸髓的制度设计，但是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却比较开明，充分尊重基金主体，主要体现自律监管原则。以民事信托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私募基金，使英国延续了自律监管体制的传统，通过对基金管理人特定和专项检查进行间接监管，监管特色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者的透明度和市场运作控制两方面。英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理念是减少干预，其监管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重视私募基金的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作为自律组织的民间管理协会有较重的监管任务，监管体系的比重较大，而政府的外部监管比重较小。英国私募基金监管的缺陷是过多地指望自律，其随意性较大，也弱化了法律功能，不利于建立规范统一的私募基金市场。
　　日本私募基金的监管理念以防范风险为先。日本早期的《证券投资信托法》第3条明确规定：“除证券投资基金外，任何人均不能签订以将信托财产主要投资于有价证券运用为目的的信托契约，但不以分割收益权、使不特定的多数人取得为目的之行为，不在此限。”由此可见，日本当时明确禁止投资于证券的私募基金。目前日本尽管对私募基金没有明确的直接法律规定，但从监管理念和监管实践上看，日本更倾向于对私募基金进行严格监管，强调安全原则。从日本的监管目标来看，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市场完整性为目标。在具体监管实践中，日本采取了间接监管的手段，如日本监管机构在对对冲基金的多次市场调查中，都是对对冲基金交易对手进行调查，而没有要求对冲基金管理者进行登记注册或提供数据。日本私募基金监管权力集中于中央一级，这样做便于中央集权监管，但也带来弊端，监管体制行政色彩过于浓厚，行业自律性差。

走中国监管之路

　　在中国，“私募”这个名词多少有点“地下”色彩。与公募相比，私募江湖更显得鱼龙混杂。2012年，北京一家有限合伙私募基金管理人自制基金净值数据，投资者直到赎回时才发现亏损。这一起私募基金“净值门”事件无疑暴露了有限合伙私募在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及资金安全性方面的问题。
　　虽说眼下私募基金尚属新生事物，但发展势头可观。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有私募公司500家，成立的产品逾1000只，管理的资产超过1500亿元；而且多属私募股权基金（PE），对企业IPO有较大的期望值。在全民PE的浪潮中，私募也会遇到更多的风险。鉴于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十分成熟，应根据国际私募基金监管经验和教训，扬长避短，走兼顾效益和安全的中国特色的监管之路。
　　首先，要完善顶层设计。中国《合伙企业法》的修订工作7年前已经完成，这是继《公司法》修订之后完善我国商事主体立法的又一标志性成果。眼下要做的是将《合伙企业法》落到实处，要支持有限合伙制基金设立。
　　在税赋方面，要实行税赋平衡政策，解决有限合伙制基金双重税赋问题。要明确信托制私募股权基金设立的法律规范，放开并鼓励信托公司受托管理私募股权基金业务。还要放开国内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的政策限制，同时严格比例限制，做好资产负债匹配管理。
　　其次，要完善私募基金退出机制。私募的“钱途”在于退出。私募基金有一个好退路，才能安分守己。眼下，中国本土有130亿私募等待退出。一般情况下，IPO是私募退出的最佳选择。这主要是因为上市退出回报率最高，IPO的高回报是其与生俱来的光环，创业板更使其大放异彩，具有逐利本性的私募自然会将IPO奉为神灵。因此，要积极筹办新一轮IPO，使私募大军在“撤退”中有利可图。从政府角度来说，要构筑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让私募的退路顺畅一点。可适当降低上市标准，并保持创业板相对于主板的独立性，改审核制为注册制，以降低IPO门槛。
　　要把新三板好事做好，大力培育和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只要时机恰当，遇到合适的买方，私募就能实现资本退出。为完善私募基金退出机制，必须进一步完善法律环境，包括财务会计制度、企业产权登记转让制度、公司破产制度等，提高私募基金的退出效率，减少交易成本。再次，要構建灵活有效的监管体系。一方面应明确监管部门守土有责，加强外部监管，谨防私募嬗变成非法集资；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职能，加强行业自律，以期构建一个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有机结合的、灵活有效的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