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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结分析全国各地榜样名村案例发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离不开内外两方面条件。从内部来看，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者或带动人；适应市场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企业集团；公平合理、共同富裕的分配机制；全体村民的集体信念和合作文化。从外部来看，离不开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集体经济多种实现形式并存的良好环境、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产权制度安排等条件。新时代下，我国农村迎来发展的最好历史机遇和外部环境，一些内部条件也正逐步形成，中西部贫困地区村级集体经济有发展壮大的可能性。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条件；榜样名村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8）11-0059-06
作者简介：陈全功（1971-），男，湖北罗田人，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农村发展问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各领域正全面总结40年发展经验。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来说，更需要总结，不仅因为它是改革开放的肇始地和见证者，还因为十九大確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壮大集体经济。目前，全国有一些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良好，也有一些地区发展薄弱，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比较明显。按照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村均76.2万元、支出50.1万元，55.9万个村中没有经营收益或经营收益在5万元以下的“空壳村”有41.8万个，占村总数的74.9%[1]。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深度贫困地区“四分之三的村无合作经济组织，三分之二的村没有集体经济，无人管事、无人干事、无钱办事现象突出”。因此，帮助中西部深度贫困地区找寻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可行之路，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为什么有的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发展好，有的发展不好？是地区资源条件差异造成的，制度和政策机遇造成的，还是农村集体领导造成的？集体经济发展不好的地区能否仿效发展好的地方的经验，把集体经济推上一个新台阶？本文基于全国部分明星村案例，以及东部和西部部分地区的比较，尝试回答以上问题。
一、已有的多个研究答案
学术界对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有着较为丰富的研究答案。国内学界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论述的。一是通过对一些地区的成功村庄案例和发展模式加以论证。齐力和梅林海（2009）通过对南方出现的新型集体经济形式进行总结，认为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完善的法律支撑体系、清晰的政企关系、充足的财力支撑、开放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完善的自身运作机制等5个必要条件[2]。张云志（2015）对兴十四村[3]、段金德（2016）对刘庄[4]、吕新雨（2017）对塘约村[5]、孔祥智和高强（2017）对干河陈村[6]，以及刘润为（2017）对全国部分榜样名村案例总结[7]，认为建立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党支部或党委会（政治集体），通过强有力的村集体班子引领，才能发展好集体经济。二是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从侧面说明发展所需的条件。韩俊和张云华（2008）认为，缺乏必需的资源、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和有效的发展途径，导致村庄集体经济发展薄弱[8]。薛继亮（2012）认为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产权不明晰、委托代理不完善、法人地位不明确、管理职责缺位、缺人才等五个难题[9]。彭海红（2011）总结认为，当前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6个条件，即：第二三产业发展、有致富能力和奉献精神的带头人、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常抓集体主义教育、善于盘活集体资源和资产、能够准确认识集体经济等[10]。闵继胜（2017）认为，应该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放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它的发展实际上服从于国家大的发展战略的，也就是国家战略影响集体经济发展[11]。
以上研究观点对于当前各地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工作有一定启示意义。但是，这些研究的地区案例多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欠缺中西部地区案例；村庄案例数量相对较少，并且集中于传统集体化经营的村庄。由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在新时代下涌现了一大批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合作社、股份公司或企业集团等，这些组织所在村（或联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条件有了根本性变化，加之近年“三农”制度改革深入推行，就需要对更广泛范围（全国）的案例进行经验总结和对比分析，才能为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提供借鉴。
二、当前我国榜样名村的类型
近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榜样名村，例如北京海淀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郊村（社区），集体经济发展形势较为喜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2017）在《田野的希望：榜样名村成功之路》一书中汇集了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49个榜样名村[12]，这些村庄之所以成为明星村，原因之一是坚持党的领导、集体经济发展较为充分，走集体化或合作化之路。这些名村中的一部分村庄笔者曾考察和调查过，一部分则在各种宣传媒介上有较为充分的介绍。本文基于以上榜样名村案例进行综合比较总结。
从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角度，可将全国榜样名村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集体经济名村，以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为特征，代表村有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黑龙江兴十四村等；二是过渡性集体经济名村，是集体与合作的组合，包括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专业合作制、社区股份制等[13]，代表村则较多，如张家港永联村、常熟梦兰村和蒋巷村、佛山南海社区，一些学者称此类村庄经济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14]。
按照彭海红数据匡算，目前保持集体统一经营的村庄在全国占比不到0.8%，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村庄比例占99.2%[10]。因此，第一类榜样名村曾被作为“异类”来宣传，代表着对经典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坚守者，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经验在新时代更值得分析和研究。第二类村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有的在新时代衍生出了多种集体化或合作化模式，产生了一批名村；有的还没有集体经济，以“空壳村”为主，占全国乡村的绝大部分。我们讨论的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就是此类村庄的重点任务；第一类村庄的重点任务是搞好内部管理、理顺收益分配问题。 从全国范围看，当前较富裕的村级集体经济5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區[15]。以村集体资产为例，2016年东部地区村均1027.6万元，中部为271.4万元，西部为175万元[1]。以全国榜样名村为例，东部省份名村集体年收入大多过亿元，浙江东阳花园村甚至超过400亿元；西部省区名村则少得多，如西藏那曲嘎措乡收入为500万元、新疆尉犁县达西村420万元[12]182-192，337-342，368-377。当前我国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况，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不平衡的现实大体一致。因此，搞好中西部乡村集体经济，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全国和谐同步发展的关键举措。
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内部条件
总结全国各地榜样名村案例，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离不开内外两方面条件。从内部来看，主要有：
1.强有力的组织者或带动人。个体与集体有着天然的矛盾。在一个村庄中，几十乃至成百上千农户组成的家庭个体情况各异，生产能力、生产内容、利益目标各不相同，必然与村集体所要求的统一性、集中性产生矛盾，此时就需要有一个组织者把众多分散的家庭个体协调和组织起来，凝聚为一个整体。人民公社时期，这个组织者为政府任命的“大队干部”，负责调动全体社员进行生产劳动；但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由于生产劳动成为各家各户自己的事情，集体性逐渐分解为个体性，村主任或村支书的权力弱化，成为名义而非实际的组织者，从而导致村集体经济发展缺乏“主心骨”和责任人。综观全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榜样名村，无论是一直坚持集体化的华西村、南街村、兴十四村、韩河村、周家庄、刘庄，还是近年衍生出来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花园村、航民村、蒋巷村、梦兰村、永联村、罗南村等等，都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和带动人。这些组织者和带动人通常具有三大重要品格特征：一是有能力，能够组织一批农户，抓住市场机会创收；二是有魄力，敢于创新、不怕失败；三是有信仰，信奉集体和合作，愿意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实际上，在新时代这些组织者和带动人并不是单一的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组织——以村支书或村主任为代表的基层党支部（村党委会）。正是有这样的党支部，才可以有力地凝聚和号召乃至带领广大村民进行共同生产，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反过来看看一些集体经济发展薄弱的村庄，往往就是村党委组织涣散，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者和带动人。因此，加强村级党建工作，挑选和培育有能力、有魄力、有信仰的村支书，是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任务。
2.适应市场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企业集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由单一的农业种植业走向农工商旅服务等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市场竞争性强。因此，村集体要创收增收，必须形成相应的支柱产业，并且适时组建管理规范的企业集团，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综观全国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榜样名村，大多围绕一个以上主导产业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并组建了现代企业集团。例如山东滨州西王村，以玉米深加工为主业，延伸到钢铁、热电、酒水、物流等多行业，组建了拥有3家上市公司的西王集团，年销售收入340亿元；山东龙口南山村，已经形成了铝业、纺织服饰、金融、航空、教育、旅游、康养为主导的多产业并举发展格局，组建的南山集团拥有60家企业，年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元。再例如四川成都宝山村，创收产业有水电开发、矿山开采、林产品加工、旅游开发等，组建的宝山集团拥有26家企业，年产值达到60亿元。近年，中西部地区的一些乡村开始引进社会资本和外部企业，引领本地农户转换产业结构，为村集体经济“再次”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这对于那些既无村办企业、也无合作社的“空壳村”是一个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
3.公平合理、共同富裕的分配机制。农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前提条件之一是内部管理规范，其中核心部分是村集体收益能够公平合理分配给村民，并且能够处理好分配和积累的关系，而不是个别人获益或“一分了之”。周家庄、华西村、刘庄、南街村、窦店村、韩河村、兴十四村、洪林村等榜样名村，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长期坚持集体化分配制度，让全体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当然，全国也有一些乡村在上世纪80年代后并没有坚持集体化生产，而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开创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新型合作化生产模式，实行按股分配，也让全体村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农村集体经济有多种实现形式和治理方式，不论集体制、股份制、合作制，也不论实行“政经合一”或“政经分离”，都要妥善处理好村集体收益的分配问题。广东中山市的崖口村， 30多年来一直坚持“集体生产、按劳分配”的集体化发展模式，继承了原有的福利保障制度，被称为“最后的人民公社”。正是依照“工分”这种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才让崖口这一纯农业村的村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当前中国农村之所以有很多“空壳村”，就在于“包产到户”改革中过于强调“分”，以致集体资产几乎被“瓜分”完毕而没有一定积累；过于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无人顾及代表全体村民利益的村集体发展问题。
4.全体村民的集体信念和合作文化。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需要全体村民有着共同致富的集体信念和合作文化。一方面，全体村民能够正确认识个体和集体的关系，另一方面，能够在组织者或带头人的带领下进行合作。纵观全国榜样名村案例，不论是长期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华西村、南街村、兴十四村，还是实行股份或合作制的乡村或社区，这些村的村民都信奉集体主义，有着良好的合作文化，从而能够较好地推进集体经济发展事务。例如贵州塘约村，正是在村党委的引导下重新唤醒村民们的集体意识，从而能够在短短三年时间走出灾害阴影，并开创了新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在个体意识越来越强的农村，要“再造”集体经济，就需要凝聚全体村民，由分散走向合作，形成良好的合作文化氛围。
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外部条件
一些调查研究认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离不开相应的外部条件，比如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开放公正的市场环境[2]、合适的体制机制[16][17]，乃至国家战略安排[17]。总结全国榜样名村案例，发现这些村庄大多善于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充分理解和灵活利用土地制度和相关政策，从而促进集体经济持续发展。 1.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国家宏观经济表现稳定，经济社会取得较快发展，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广阔空间。从全国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榜样名村看，例如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的名村，80%的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较快发展的。以闻名全国的常熟蒋巷村为例，该村曾是土瘠水恶、十年九荒的“烂泥地”，改革开放初期在村书记常德盛的带领下，改田治水，建成近千亩优质生态粮食生产基地，成为全省人均售粮最多的行政村，依靠“农业起家”；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看到苏南乡镇企业蓬勃兴起，蒋巷村也开始兴办村级集体企业，发展新型建材彩钢板产业，实现“工业发家”；90年代末，该村又提出“旅游旺家”发展思路，村集体投资近亿元，开发各类旅游项目，建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形成了农、工、旅等多产业齐头并进态势，村集体可支配财力达到2000多万元[12]220-228。蒋巷村集体经济能够不断发展，重要的外部条件之一就是国家稳定的经济局面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2.农村集体经济多种实现形式并存的良好环境。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时间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出多种实现形式，既有统分结合的承包制，也有延续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制，以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股份制和合作制。总体看，我国已经形成了目前这种允许各种实现形式并存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不是苛求全国“大一统”，也没有受到哪一形式“姓资姓社”的约束影响。正是这一良好环境，使得一些名村能够按照各自实际，或埋头实干，或不断创新，促进本地集体经济取得较快发展。
3.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安排。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是通过各项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之一就是要有清晰的集体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例如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集体产权归属、集体组织地位等方面的制度规定。这些制度安排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包括耕地、林地、草场、滩涂、“四荒地”、宅基地、公用地等各类土地，延伸出众多产权问题，涉及到村集体和成员的切身利益，以及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发展。总结全国榜样名村案例，这些村子在土地產权统一归集体所有基础上，对土地的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等方面做出灵活处理，确保村集体和农户由此得到收益。当前，全国各地开展的土地确权、颁发林地和宅基地权证，以及清产核资工作，就是通过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奠定外部基础。
总之，总结全国榜样名村发现，农村集体经济要取得发展，必须具备以下重要外部条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偏向和对集体经济的重视；清晰的集体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适宜的管理体制，如政经分开、股份制或合作制，或政经合一、统一制；充足的生产要素，包括国家的扶持政策，等等。
五、新时代中西部农村能否再造集体经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部一些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甚至出现较大面积的“空壳村”，集体经济为零。对比全国榜样名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成功经验和必要条件，新时代中西部农村能够再造集体经济，重塑村集体辉煌。
1.新时代迎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最好外部条件。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机遇期，主要表现为：
一是倡导和鼓励农村集体经济振兴发展的良好政治氛围和政策条件。其一，新时代党和政府对于加快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已经形成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要充分认清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努力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18]。他在不同场合指明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如“经济大合唱”思想、“大农业”思想、“统与分”的辩证思想等等[19]。其二，党和政府认真谋划，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行动和举措，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脱贫战略，以及出台具体的推动政策。2015年底财政部发布《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确定2016年中央财政在13个省份开展试点；2017年扩大到23个省，财政专项资金50多亿元。这些行动和举措，聚焦“三农”，重点投入，使农村集体经济再造有了一定物质条件和组织条件。
二是围绕农村土地资源，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例如，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2016年12月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指南”。2017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意见》精神，聚焦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和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良好开局[20]，为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中西部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甘肃2015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见》、广西2017年6月出台《关于加快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意见》。中央和地方上下一心，锐意改革，出台具体政策措施，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2.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正逐步形成较好的内部条件。虽然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对薄弱，但是，基于全国对村级集体经济的重新认识和国家强有力的支持条件，一些内部条件也正在逐步形成。主要表现为：
一是村级党组织建设步入正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非常重视，建章立制，有序整治，稳步建设，取得较好效果。如今，到中西部偏远农村调研可以看到，村级党组织活动有序开展，村党委真正成为引领当地经济社会前进的组织者；一批有能力、有担当、有情怀、有市场意识的党员干部被群众选举出来，起着带头人作用，促进当地集体经济走上发展之路。 二是村级经济组织蓬勃发展，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载体。十八大以来，农村涌现出众多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经营主体，采用了多种合作机制，如股份制、合作制、共建制，把集体资产盘活，加大开发利用力度，较快地增加了集体收入。
三是大部分农民群众对集体主义重新认可，营造了较好的社会氛围。十八大以来，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对集体主义的认可度在提高，期盼壮大集体经济、分享集体收益。据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的调查，农民群众对本村党组织工作情况满意度高达96.8%，97.6%的农民最大的期盼是壮大集体经济、实现集体致富增收[21]。乔法容和张博（2014）分析指出，由农民自愿组织形成的新型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表明“农村集体主义道德在理性回归，而且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跃升”[22]。中西部农村要善于利用当前农村集体主义新元素，促进集体经济组织建设。
3.新时代农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仍然欠缺什么条件？调研发现，当前广大中西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制约条件主要有：集体经济发展的底子薄；融资筹资难；集体经济收入来源窄；引领人本身不够强。这些薄弱环节基本上都是农村集体的内部制约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归根到底还是引领人的问题。因此，下一步要重点抓好村党委、村民委员会“两委”建设工作，把一些有能力、有服务意识的带头人“找出来”，把一些外出务工、有一定经验和经济基础的“能人”请回来，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
同时，广大中西部农村要借鉴全国榜样名村的成功经验，抓住历史机遇和市场机遇，不断创新和完善，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使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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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宇 辉】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条件；榜样名村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8）11-0059-06
作者简介：陈全功（1971-），男，湖北罗田人，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农村发展问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各领域正全面总结40年发展经验。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来说，更需要总结，不仅因为它是改革开放的肇始地和见证者，还因为十九大確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壮大集体经济。目前，全国有一些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良好，也有一些地区发展薄弱，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比较明显。按照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村均76.2万元、支出50.1万元，55.9万个村中没有经营收益或经营收益在5万元以下的“空壳村”有41.8万个，占村总数的74.9%[1]。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深度贫困地区“四分之三的村无合作经济组织，三分之二的村没有集体经济，无人管事、无人干事、无钱办事现象突出”。因此，帮助中西部深度贫困地区找寻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可行之路，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为什么有的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发展好，有的发展不好？是地区资源条件差异造成的，制度和政策机遇造成的，还是农村集体领导造成的？集体经济发展不好的地区能否仿效发展好的地方的经验，把集体经济推上一个新台阶？本文基于全国部分明星村案例，以及东部和西部部分地区的比较，尝试回答以上问题。
一、已有的多个研究答案
学术界对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有着较为丰富的研究答案。国内学界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论述的。一是通过对一些地区的成功村庄案例和发展模式加以论证。齐力和梅林海（2009）通过对南方出现的新型集体经济形式进行总结，认为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完善的法律支撑体系、清晰的政企关系、充足的财力支撑、开放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完善的自身运作机制等5个必要条件[2]。张云志（2015）对兴十四村[3]、段金德（2016）对刘庄[4]、吕新雨（2017）对塘约村[5]、孔祥智和高强（2017）对干河陈村[6]，以及刘润为（2017）对全国部分榜样名村案例总结[7]，认为建立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党支部或党委会（政治集体），通过强有力的村集体班子引领，才能发展好集体经济。二是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从侧面说明发展所需的条件。韩俊和张云华（2008）认为，缺乏必需的资源、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和有效的发展途径，导致村庄集体经济发展薄弱[8]。薛继亮（2012）认为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产权不明晰、委托代理不完善、法人地位不明确、管理职责缺位、缺人才等五个难题[9]。彭海红（2011）总结认为，当前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6个条件，即：第二三产业发展、有致富能力和奉献精神的带头人、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常抓集体主义教育、善于盘活集体资源和资产、能够准确认识集体经济等[10]。闵继胜（2017）认为，应该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放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它的发展实际上服从于国家大的发展战略的，也就是国家战略影响集体经济发展[11]。
以上研究观点对于当前各地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工作有一定启示意义。但是，这些研究的地区案例多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欠缺中西部地区案例；村庄案例数量相对较少，并且集中于传统集体化经营的村庄。由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在新时代下涌现了一大批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合作社、股份公司或企业集团等，这些组织所在村（或联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条件有了根本性变化，加之近年“三农”制度改革深入推行，就需要对更广泛范围（全国）的案例进行经验总结和对比分析，才能为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提供借鉴。
二、当前我国榜样名村的类型
近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榜样名村，例如北京海淀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郊村（社区），集体经济发展形势较为喜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2017）在《田野的希望：榜样名村成功之路》一书中汇集了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49个榜样名村[12]，这些村庄之所以成为明星村，原因之一是坚持党的领导、集体经济发展较为充分，走集体化或合作化之路。这些名村中的一部分村庄笔者曾考察和调查过，一部分则在各种宣传媒介上有较为充分的介绍。本文基于以上榜样名村案例进行综合比较总结。
从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角度，可将全国榜样名村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集体经济名村，以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为特征，代表村有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黑龙江兴十四村等；二是过渡性集体经济名村，是集体与合作的组合，包括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专业合作制、社区股份制等[13]，代表村则较多，如张家港永联村、常熟梦兰村和蒋巷村、佛山南海社区，一些学者称此类村庄经济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14]。
按照彭海红数据匡算，目前保持集体统一经营的村庄在全国占比不到0.8%，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村庄比例占99.2%[10]。因此，第一类榜样名村曾被作为“异类”来宣传，代表着对经典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坚守者，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经验在新时代更值得分析和研究。第二类村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有的在新时代衍生出了多种集体化或合作化模式，产生了一批名村；有的还没有集体经济，以“空壳村”为主，占全国乡村的绝大部分。我们讨论的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就是此类村庄的重点任务；第一类村庄的重点任务是搞好内部管理、理顺收益分配问题。 从全国范围看，当前较富裕的村级集体经济5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區[15]。以村集体资产为例，2016年东部地区村均1027.6万元，中部为271.4万元，西部为175万元[1]。以全国榜样名村为例，东部省份名村集体年收入大多过亿元，浙江东阳花园村甚至超过400亿元；西部省区名村则少得多，如西藏那曲嘎措乡收入为500万元、新疆尉犁县达西村420万元[12]182-192，337-342，368-377。当前我国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况，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不平衡的现实大体一致。因此，搞好中西部乡村集体经济，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全国和谐同步发展的关键举措。
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内部条件
总结全国各地榜样名村案例，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离不开内外两方面条件。从内部来看，主要有：
1.强有力的组织者或带动人。个体与集体有着天然的矛盾。在一个村庄中，几十乃至成百上千农户组成的家庭个体情况各异，生产能力、生产内容、利益目标各不相同，必然与村集体所要求的统一性、集中性产生矛盾，此时就需要有一个组织者把众多分散的家庭个体协调和组织起来，凝聚为一个整体。人民公社时期，这个组织者为政府任命的“大队干部”，负责调动全体社员进行生产劳动；但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由于生产劳动成为各家各户自己的事情，集体性逐渐分解为个体性，村主任或村支书的权力弱化，成为名义而非实际的组织者，从而导致村集体经济发展缺乏“主心骨”和责任人。综观全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榜样名村，无论是一直坚持集体化的华西村、南街村、兴十四村、韩河村、周家庄、刘庄，还是近年衍生出来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花园村、航民村、蒋巷村、梦兰村、永联村、罗南村等等，都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和带动人。这些组织者和带动人通常具有三大重要品格特征：一是有能力，能够组织一批农户，抓住市场机会创收；二是有魄力，敢于创新、不怕失败；三是有信仰，信奉集体和合作，愿意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实际上，在新时代这些组织者和带动人并不是单一的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组织——以村支书或村主任为代表的基层党支部（村党委会）。正是有这样的党支部，才可以有力地凝聚和号召乃至带领广大村民进行共同生产，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反过来看看一些集体经济发展薄弱的村庄，往往就是村党委组织涣散，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者和带动人。因此，加强村级党建工作，挑选和培育有能力、有魄力、有信仰的村支书，是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任务。
2.适应市场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企业集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由单一的农业种植业走向农工商旅服务等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市场竞争性强。因此，村集体要创收增收，必须形成相应的支柱产业，并且适时组建管理规范的企业集团，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综观全国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榜样名村，大多围绕一个以上主导产业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并组建了现代企业集团。例如山东滨州西王村，以玉米深加工为主业，延伸到钢铁、热电、酒水、物流等多行业，组建了拥有3家上市公司的西王集团，年销售收入340亿元；山东龙口南山村，已经形成了铝业、纺织服饰、金融、航空、教育、旅游、康养为主导的多产业并举发展格局，组建的南山集团拥有60家企业，年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元。再例如四川成都宝山村，创收产业有水电开发、矿山开采、林产品加工、旅游开发等，组建的宝山集团拥有26家企业，年产值达到60亿元。近年，中西部地区的一些乡村开始引进社会资本和外部企业，引领本地农户转换产业结构，为村集体经济“再次”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这对于那些既无村办企业、也无合作社的“空壳村”是一个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
3.公平合理、共同富裕的分配机制。农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前提条件之一是内部管理规范，其中核心部分是村集体收益能够公平合理分配给村民，并且能够处理好分配和积累的关系，而不是个别人获益或“一分了之”。周家庄、华西村、刘庄、南街村、窦店村、韩河村、兴十四村、洪林村等榜样名村，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长期坚持集体化分配制度，让全体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当然，全国也有一些乡村在上世纪80年代后并没有坚持集体化生产，而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开创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新型合作化生产模式，实行按股分配，也让全体村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农村集体经济有多种实现形式和治理方式，不论集体制、股份制、合作制，也不论实行“政经合一”或“政经分离”，都要妥善处理好村集体收益的分配问题。广东中山市的崖口村， 30多年来一直坚持“集体生产、按劳分配”的集体化发展模式，继承了原有的福利保障制度，被称为“最后的人民公社”。正是依照“工分”这种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才让崖口这一纯农业村的村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当前中国农村之所以有很多“空壳村”，就在于“包产到户”改革中过于强调“分”，以致集体资产几乎被“瓜分”完毕而没有一定积累；过于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无人顾及代表全体村民利益的村集体发展问题。
4.全体村民的集体信念和合作文化。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需要全体村民有着共同致富的集体信念和合作文化。一方面，全体村民能够正确认识个体和集体的关系，另一方面，能够在组织者或带头人的带领下进行合作。纵观全国榜样名村案例，不论是长期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华西村、南街村、兴十四村，还是实行股份或合作制的乡村或社区，这些村的村民都信奉集体主义，有着良好的合作文化，从而能够较好地推进集体经济发展事务。例如贵州塘约村，正是在村党委的引导下重新唤醒村民们的集体意识，从而能够在短短三年时间走出灾害阴影，并开创了新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在个体意识越来越强的农村，要“再造”集体经济，就需要凝聚全体村民，由分散走向合作，形成良好的合作文化氛围。
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外部条件
一些调查研究认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离不开相应的外部条件，比如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开放公正的市场环境[2]、合适的体制机制[16][17]，乃至国家战略安排[17]。总结全国榜样名村案例，发现这些村庄大多善于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充分理解和灵活利用土地制度和相关政策，从而促进集体经济持续发展。 1.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国家宏观经济表现稳定，经济社会取得较快发展，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广阔空间。从全国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榜样名村看，例如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的名村，80%的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较快发展的。以闻名全国的常熟蒋巷村为例，该村曾是土瘠水恶、十年九荒的“烂泥地”，改革开放初期在村书记常德盛的带领下，改田治水，建成近千亩优质生态粮食生产基地，成为全省人均售粮最多的行政村，依靠“农业起家”；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看到苏南乡镇企业蓬勃兴起，蒋巷村也开始兴办村级集体企业，发展新型建材彩钢板产业，实现“工业发家”；90年代末，该村又提出“旅游旺家”发展思路，村集体投资近亿元，开发各类旅游项目，建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形成了农、工、旅等多产业齐头并进态势，村集体可支配财力达到2000多万元[12]220-228。蒋巷村集体经济能够不断发展，重要的外部条件之一就是国家稳定的经济局面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2.农村集体经济多种实现形式并存的良好环境。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时间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出多种实现形式，既有统分结合的承包制，也有延续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制，以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股份制和合作制。总体看，我国已经形成了目前这种允许各种实现形式并存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不是苛求全国“大一统”，也没有受到哪一形式“姓资姓社”的约束影响。正是这一良好环境，使得一些名村能够按照各自实际，或埋头实干，或不断创新，促进本地集体经济取得较快发展。
3.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安排。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是通过各项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之一就是要有清晰的集体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例如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集体产权归属、集体组织地位等方面的制度规定。这些制度安排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包括耕地、林地、草场、滩涂、“四荒地”、宅基地、公用地等各类土地，延伸出众多产权问题，涉及到村集体和成员的切身利益，以及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发展。总结全国榜样名村案例，这些村子在土地產权统一归集体所有基础上，对土地的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等方面做出灵活处理，确保村集体和农户由此得到收益。当前，全国各地开展的土地确权、颁发林地和宅基地权证，以及清产核资工作，就是通过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奠定外部基础。
总之，总结全国榜样名村发现，农村集体经济要取得发展，必须具备以下重要外部条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偏向和对集体经济的重视；清晰的集体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适宜的管理体制，如政经分开、股份制或合作制，或政经合一、统一制；充足的生产要素，包括国家的扶持政策，等等。
五、新时代中西部农村能否再造集体经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部一些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甚至出现较大面积的“空壳村”，集体经济为零。对比全国榜样名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成功经验和必要条件，新时代中西部农村能够再造集体经济，重塑村集体辉煌。
1.新时代迎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最好外部条件。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机遇期，主要表现为：
一是倡导和鼓励农村集体经济振兴发展的良好政治氛围和政策条件。其一，新时代党和政府对于加快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已经形成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要充分认清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努力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18]。他在不同场合指明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如“经济大合唱”思想、“大农业”思想、“统与分”的辩证思想等等[19]。其二，党和政府认真谋划，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行动和举措，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脱贫战略，以及出台具体的推动政策。2015年底财政部发布《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确定2016年中央财政在13个省份开展试点；2017年扩大到23个省，财政专项资金50多亿元。这些行动和举措，聚焦“三农”，重点投入，使农村集体经济再造有了一定物质条件和组织条件。
二是围绕农村土地资源，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例如，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2016年12月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指南”。2017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意见》精神，聚焦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和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良好开局[20]，为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中西部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甘肃2015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见》、广西2017年6月出台《关于加快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意见》。中央和地方上下一心，锐意改革，出台具体政策措施，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2.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正逐步形成较好的内部条件。虽然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对薄弱，但是，基于全国对村级集体经济的重新认识和国家强有力的支持条件，一些内部条件也正在逐步形成。主要表现为：
一是村级党组织建设步入正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非常重视，建章立制，有序整治，稳步建设，取得较好效果。如今，到中西部偏远农村调研可以看到，村级党组织活动有序开展，村党委真正成为引领当地经济社会前进的组织者；一批有能力、有担当、有情怀、有市场意识的党员干部被群众选举出来，起着带头人作用，促进当地集体经济走上发展之路。 二是村级经济组织蓬勃发展，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载体。十八大以来，农村涌现出众多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经营主体，采用了多种合作机制，如股份制、合作制、共建制，把集体资产盘活，加大开发利用力度，较快地增加了集体收入。
三是大部分农民群众对集体主义重新认可，营造了较好的社会氛围。十八大以来，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对集体主义的认可度在提高，期盼壮大集体经济、分享集体收益。据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的调查，农民群众对本村党组织工作情况满意度高达96.8%，97.6%的农民最大的期盼是壮大集体经济、实现集体致富增收[21]。乔法容和张博（2014）分析指出，由农民自愿组织形成的新型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表明“农村集体主义道德在理性回归，而且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跃升”[22]。中西部农村要善于利用当前农村集体主义新元素，促进集体经济组织建设。
3.新时代农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仍然欠缺什么条件？调研发现，当前广大中西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制约条件主要有：集体经济发展的底子薄；融资筹资难；集体经济收入来源窄；引领人本身不够强。这些薄弱环节基本上都是农村集体的内部制约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归根到底还是引领人的问题。因此，下一步要重点抓好村党委、村民委员会“两委”建设工作，把一些有能力、有服务意识的带头人“找出来”，把一些外出务工、有一定经验和经济基础的“能人”请回来，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
同时，广大中西部农村要借鉴全国榜样名村的成功经验，抓住历史机遇和市场机遇，不断创新和完善，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使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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