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天，大学同学张亚利从北京来电：“耀邦同志说，请你写部转战陕北的话剧本。”张亚利与胡耀邦儿子胡德平是妤友，我们年龄相仿，论辈分我也应该叫叔叔。于是我说：“干吗还要请？ 叫我去就行了。”亚利笑了：“我也这样说的，他说，还是要说请人家，这是对剧作家的尊重。”我笑了，我算什么剧作家？ 虽说在天津人艺做了专业编剧，可除了一个独幕剧之外，没有任何作品。不过，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我还是约上同事高长德，赶往北京。
　　一
　　我以前没有见过胡耀邦，但是，在我最困惑最迷茫的时候，他曾托人带给我的一句话，令我茅塞顿开。
　　粉碎“四人帮”不久，我被任命为“黑戏”专案组长，负贵调查《新时代狂人》的产生过程。“黑戏”是“文革”中天津市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天津文化界一大批艺术家为此饱受磨难。经过半年多的内查外调，我认为“黑戏”是文艺工作者忠诚于党的具体表现。没有料到，我刚把调查的结果亮明，立即遭到一些人的猛烈攻击。我天性胆子大，毫不退缩地跟他们据理力争。
　　但是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一天，我把苦恼告诉了张亚利。转天他便跟我说：“耀邦同志说，不要有顾虑，不管谁说的话，也不管谁表过态，只要错了，就改过来！”
　　这是句很普通的话，但对那时的我来说，犹如阴霾的天空中突然射出一缕阳光。这不仅鼓舞我的勇气，对今后创作思想的解放，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
　　胡耀邦住在北京一座老式四合院里，前院是几户普通市民，后院是胡耀邦一家。进门之前，我心里有些不安。然而，一见面我竟然把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被他身上焕发出来的那股朝气蓬勃的力量深深吸引！ 六十多岁的他，看上去像位四十刚过、精力充沛的中年人。专注的目光，挺直的腰板，响亮的声音，敏捷的谈吐和潇洒爽快的神态，不仅没有一丝一亳居高临下的领导样子，简直像位激情满怀的诗人，一个亲切热情的兄长。
　　落座后，他开门见山：“我赞成写这个题材。在一个重要战场上，毛主席带中央机关和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打转转，还在沙家店、青化砭打了几个胜仗，对全国的解放区都是个鼓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我问： “西北野战军的司令是彭德怀，我们怎样写他？”当时彭老总还没平反。
　　他稍停顿了一下，说：“我当时在晋察冀，对这个问题没研究。不是还有副司令嘛……”一转念，他像自言自语，“噢，张宗逊的问题也没解决……” 忽然他又抬高了嗓门，“你们写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胜利，就没人对你们有意见了呀！”说完，他扬起脸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他又和我们讨论创作方法，“四人帮”搞的东西不真实，你们可不要硬加进些什么东西，不了解，就不要写什么干扰呀，歪曲了这段历史。
　　遵照他的指示，我和长德沿着毛主席转战陕北的路线，进行了一个月的采访，很快就写出剧本《伟大的转折》，交给剧院。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不了了之了。当然，我也从没告诉过领导，此剧是胡耀邦让写的。
　　后来我和长德、甘生创作了话剧《唐人街上的传说》，电视台放过录像后，亚利就来电说：“胡总书记说，你这个剧的故事很吸引人，写中美关系和友谊的，正是时侯！”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段短暂的交往，犹如刻在我心头的一幅幅画面，使我不断回味和体验耀邦同志对我的教诲和他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生命的进程！
　　（注：许瑞生是“天津人艺”的前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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