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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学界，林毅夫无疑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他不仅人生充满传奇，事业和姻缘亦如是。如今，他的夫人陈云英是“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
2017年3月“两会”期间，陈云英作为全国人大台湾代表团成员，林毅夫作为北京团成员，两人共同走进会场参政议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谈谈您早年的生活情况，您和您夫人是怎么相识的？
林毅夫（以下简称林）：我原名叫林正义，后改名林正谊，回大陆后改名为林毅夫，1952年10月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我和夫人陈云英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我在台湾大学农工系就读。我们一见如故，后来就有了更多接触和沟通。当时，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言谈中感觉到我是一个值得进一步交往的人。
1975年，我在大学追求她的时候，送给她的定情信物是一本漂亮的画册，名为《锦绣山河》，内有祖国大陆的名山大川和长江黄河。看着画册里的长江黄河，我们心里的那种感情难以言表，我想那就是我们那一代人追求的历史人文和家国情怀。后来，我和陈云英结婚，第二年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记：有了家庭和孩子，生活应该稳定下来，怎么想到要离开呢？
林：1971年，我19岁，进入台湾大学农工系学习，寒假在成功岭受训期间，我决定投笔从戎，申请转学赴陆军军官学校就读。1975年，我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获政大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随后被派往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当时的我被认为是台湾很有前途的年轻军官。在金门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我就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等消息让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一边。我希望能为国家复兴尽力，但当时两岸对峙的现实情况让我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离开台湾。
记：以当时的情况，您想离开不容易吧？
林：陈云英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语文。一天，她下课回到家后，我给她端上一杯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18年……”陈云英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她突然发现我真的不见了。當天傍晚时分，我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然后走出营房。我那时算得上是一个游泳健将，游泳技术很高，就在夜色的掩护下，横渡2500米宽的海域，在厦门登上了祖国大陆。这一切，我的家人毫不知情。我突然失踪的那天晚上，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为防止“叛逃者”泄露军事机密，连队当即修订了作战计划，展开了全岛东西守备部队互换防区的大规模演习。历经近一个月时间，一直没见着我的人影，也没听到大陆方面发布关于台军官“起义”的消息，最后台湾“国防部”只好以林正谊失踪结案。
记：这离开的过程够惊险的，您最后到了哪里呢？
林：来到大陆后，我把名字由林正谊改为林毅夫，以避免给家人和朋友带来麻烦。之后，我选择到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此来了解中国的国情。那个年代，台湾和大陆的关系还很紧张，提到台湾人，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间谍，所以，当年北京大学接收我时也很慎重，国家还派人专门来考察我本人。我当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人挺正派，长得很精神，说话时很讲礼貌，也很坦率、直接。我说：“我来大陆，主要是为了学习了解大陆的情况，报效祖国。”最终，考察人员认为，我是个有追求、有抱负的年轻人。就这样，我如愿以偿，进入北大学习。
记：后来您怎么又去美国了呢？
林：1980年，刚刚对外开放的大陆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舒尔茨到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时，北大为找一个翻译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我荣幸地成为给舒尔茨做翻译的唯一人选。这个意外的机会，为我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舒尔茨对我的翻译工作非常赞赏，一天，他问我：“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呀。”我本以为舒尔茨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他回美国后不久，就正式将我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能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是许多经济学人士梦寐以求的事情，我那时欣喜若狂，高兴得又蹦又跳。
记：到美国后，应该可以与夫人见面了吧？
林：是的。到美国后，我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夫人来美国相见。突然接到我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来美国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我时，我们两人抱头痛哭。回忆起与妻儿分别的四年，我也是心酸不已。我对陈云英解释自己的行为，说做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她跟我有共同的理想，因此很谅解我。我们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时间，就又要分别了。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我们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我俩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当时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妈妈在说些什么。
记：后来你们一家人在美国团聚了吗？ 林：谢天谢地，半年后，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孩子们见到久别而陌生的爸爸，高兴极了，说他们的爸爸英俊潇洒，有学问，让他们感到很骄傲。陈云英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的道理，因此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那时候，陈云英经常是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
后来，陈云英没办法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无法理解：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总是睡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陈云英用一年半时间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
记：您是什么时候回到国内的呢？
林：1987年，我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 决定回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随我回到了北京。那时候，出国已经成了一股风潮，很多人挤破脑袋想出国。因此很多人不理解我，认为我的爱人和孩子都已经到了美国和我团聚，我留在美国也会有大好的前程，实在没有回来的必要。回国之前，我给很多单位写信，说想回来，但基本没有接到任何回音，因为人们很难想象我会回来。回国后，我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直接进入到影响中国政府高层决策的研究核心。1994年，我结束了在国务院研究机构的任职，和几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者一起，创办了第一个由归国学者成立的独立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让我到现在都很感动。女儿在美国有一个好同学，是一个墨西哥女孩。她们告别时，墨西哥女孩说她很羡慕我女儿，因为我女儿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而且祖国充满希望，有很多机会。那篇作文一直打动着我，也让我相信，我的回国选择没有错。
记：回国后的生活很忙碌吧？
林：由于身兼不少社会职务，我平时几乎没有节假日。我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除了参加社会活动，给学生上课，我还要搞学术研究。学术上的显著成果和对中国问题的深入了解是我后来受命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重要因素。从2008年5月我熟悉世界银行的工作开始，到2012年我在世界银行任满回国，我很少在晚上12点前回过家。对此，我的家人从不抱怨，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记：您妻子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呢？
林：由于身处研究领域，陈云英的名字并不广为人知，她说：“林毅夫的名字就是我头上的光环，他越成功，我的光环越大！我也是他事业皇冠上的宝石呀！”在创业的道路上，我夫人顶着“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的名头饱尝人生艰辛，但她都熬了过来，而且她的业绩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社会的认同，她的品格更是受到人们的称赞。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分离，我夫人很是独立，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任何事不可能假手于他人，要自己扛起来干，今天不会，明天就会了。”正是靠着这股韧劲，她的事业蓬勃发展。由于成绩突出，她曾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我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们还被人们称为夫妻议政的典范。
记：您和夫人在工作上都获得了巨大成功，您的孩子们呢？生活也很好吧？
林：如今，我们的一双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大儿子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儿承继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现在每谈到孩子们，陈云英都乐得合不拢嘴。儿子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穿了北京大学的一件很大的T恤，上面写着“祖国万岁”，还印有很大一面国旗。女儿跟我的工作更接近一些，1.75米的个头，大眼睛也像我，白白的皮肤像她妈妈。对孩子们的教育，我们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靠耳濡目染的，身教重于言传。父母本身做得好，孩子们发现父母身上一些值得他们敬爱的地方，会自觉去学习模仿。
记：因为两岸关系，您和夫人没少遇到麻烦吧？
林：我虽然在大陆发展得顺风顺水，但当年泅渡海峡的经历却为我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台湾当局以我“叛逃”大陆的罪名，称最重可以判处我四个死刑。那道浅浅的海峡，隔断了我的回乡之路。1996年，我的母亲不幸亡故。初闻噩耗，我失声痛哭，泪流满面。因台湾当局的阻挠我没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此事成了我终生的遗憾。2002年5月，我的父亲在宜兰老家溘然长逝，享年84岁。悲痛之余，我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祭父的申请，引起了海峡两岸的极大关注，20多年前尘封的往事再次被提起。台湾“总统府”和“国防部”高官纷纷发表谈话，对我当年的行为极尽严厉之辞，在台湾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看我回台奔丧的问题被广泛政治化，我和我的家人都改变了初衷，不主张我在那时返台，我最终放弃了返台奔丧的念头，由夫人代我奔丧。2002年6月2日下午，陈云英怀揣我写的亲笔悼父文，搭乘班机飞抵台北中正机场，当晚歇脚于娘家。6月4日，陈云英披麻戴孝，背上还背着我的麻衣，在我父亲灵前放声大哭。她哀伤地说，麻衣让她感到很沉重，她的心也因为丈夫不能回台奔丧感到痛苦。她还说，她那一代人所怀抱的情感，不是今天这个时代所能理解的，她和台湾的感情是割不断的。陈云英曾说：“我爱台湾，我爱中国。这样的想法，可能会跟着我的生命走到尽头。我最美好的愿望就是，当我先生回家的时候，我能够长久地陪着他。但我知道这条路是相当的漫长。”
记：您和夫人长期分离，但感情一直很好，有什么秘诀吗？
林：2014年三八妇女节那天，陈云英一时高兴，对媒体自曝恩爱“秘诀”，说：“有很多在北京的朋友问我，你怎么跟先生相处？我教给大家尤其是女性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想要挽留一个男人的心，就要给他一个幸福舒适的生活。我和林毅夫有共同的文化和追求，我感觉我们就是一个人，只是他用男人的方式存在，我用女人的方式存在，他更勇敢，我更内敛一些。”
2017年3月，作为全国“两会”难得的夫妻档，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参政议政，为两岸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交流做出了诸多贡献。我今年作为政协委员的提案是关于“加快产业向西部贫困地区转移”。我建议，把一些劳动力密集的產业，尽量转移到我们国家的西部贫困地区去。这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都有很大的帮助。陈云英的议题仍然是特殊教育方面的问题建议。会后，陈云英所在的台湾团的代表们笑着对她说：“你要陪你的家属去了。”陈云英笑而不语，后来说：“我感觉林毅夫的成功给我头顶上带来了光环，我走到哪里都无法掩饰我是林毅夫的妻子这个事实，可随着我的事业的成功，他走到哪里别人也会说他是陈云英的丈夫，特别是我的朋友，更会这么说。”
记：看得出，您和夫人比翼双飞，现在的生活很快乐，也很开心！
林：是的。陈云英说她当选全国人大台湾团代表后得到最高的荣誉是，我每天第一个起来说：“我来煮咖啡。”此前，一直是她为我泡茶。她用闽南语引用台湾老人教育孩子的一句话说：“毅夫在家里不能打我，必须怕我。”她说的怕，不是恐惧的怕，而是尊重。在她看来，争取每个周末和我一起游泳，单独相处，就是比较浪漫的事。我们如果不在一起，睡觉前都会以短信互道晚安。我经常熬夜，给她发的短信就四个字：“好好睡吧。”就是这简单的话，都会让她感觉很甜蜜。我们都相信心理暗示的作用，每天早上起来后，我都会对陈云英说：“你今天真漂亮！”她也会回应我：“你今天看起来真帅！”然后我们相视一笑，都感觉幸福满满。
我们现在定居在北京，对生活的愿望很是平凡和淡然，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服，给孙子换尿布、洗澡，我们觉得真的很好！
〔编辑：潘金瑞〕
2017年3月“两会”期间，陈云英作为全国人大台湾代表团成员，林毅夫作为北京团成员，两人共同走进会场参政议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偷回大陆，只为报效祖国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谈谈您早年的生活情况，您和您夫人是怎么相识的？
林毅夫（以下简称林）：我原名叫林正义，后改名林正谊，回大陆后改名为林毅夫，1952年10月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我和夫人陈云英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我在台湾大学农工系就读。我们一见如故，后来就有了更多接触和沟通。当时，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言谈中感觉到我是一个值得进一步交往的人。
1975年，我在大学追求她的时候，送给她的定情信物是一本漂亮的画册，名为《锦绣山河》，内有祖国大陆的名山大川和长江黄河。看着画册里的长江黄河，我们心里的那种感情难以言表，我想那就是我们那一代人追求的历史人文和家国情怀。后来，我和陈云英结婚，第二年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记：有了家庭和孩子，生活应该稳定下来，怎么想到要离开呢？
林：1971年，我19岁，进入台湾大学农工系学习，寒假在成功岭受训期间，我决定投笔从戎，申请转学赴陆军军官学校就读。1975年，我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获政大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随后被派往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当时的我被认为是台湾很有前途的年轻军官。在金门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我就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等消息让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一边。我希望能为国家复兴尽力，但当时两岸对峙的现实情况让我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离开台湾。
记：以当时的情况，您想离开不容易吧？
林：陈云英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语文。一天，她下课回到家后，我给她端上一杯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18年……”陈云英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她突然发现我真的不见了。當天傍晚时分，我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然后走出营房。我那时算得上是一个游泳健将，游泳技术很高，就在夜色的掩护下，横渡2500米宽的海域，在厦门登上了祖国大陆。这一切，我的家人毫不知情。我突然失踪的那天晚上，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为防止“叛逃者”泄露军事机密，连队当即修订了作战计划，展开了全岛东西守备部队互换防区的大规模演习。历经近一个月时间，一直没见着我的人影，也没听到大陆方面发布关于台军官“起义”的消息，最后台湾“国防部”只好以林正谊失踪结案。
记：这离开的过程够惊险的，您最后到了哪里呢？
林：来到大陆后，我把名字由林正谊改为林毅夫，以避免给家人和朋友带来麻烦。之后，我选择到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此来了解中国的国情。那个年代，台湾和大陆的关系还很紧张，提到台湾人，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间谍，所以，当年北京大学接收我时也很慎重，国家还派人专门来考察我本人。我当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人挺正派，长得很精神，说话时很讲礼貌，也很坦率、直接。我说：“我来大陆，主要是为了学习了解大陆的情况，报效祖国。”最终，考察人员认为，我是个有追求、有抱负的年轻人。就这样，我如愿以偿，进入北大学习。
记：后来您怎么又去美国了呢？
林：1980年，刚刚对外开放的大陆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舒尔茨到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时，北大为找一个翻译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我荣幸地成为给舒尔茨做翻译的唯一人选。这个意外的机会，为我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舒尔茨对我的翻译工作非常赞赏，一天，他问我：“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呀。”我本以为舒尔茨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他回美国后不久，就正式将我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能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是许多经济学人士梦寐以求的事情，我那时欣喜若狂，高兴得又蹦又跳。
美国相聚，归来参政议政
记：到美国后，应该可以与夫人见面了吧？
林：是的。到美国后，我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夫人来美国相见。突然接到我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来美国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我时，我们两人抱头痛哭。回忆起与妻儿分别的四年，我也是心酸不已。我对陈云英解释自己的行为，说做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她跟我有共同的理想，因此很谅解我。我们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时间，就又要分别了。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我们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我俩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当时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妈妈在说些什么。
记：后来你们一家人在美国团聚了吗？ 林：谢天谢地，半年后，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孩子们见到久别而陌生的爸爸，高兴极了，说他们的爸爸英俊潇洒，有学问，让他们感到很骄傲。陈云英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的道理，因此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那时候，陈云英经常是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
后来，陈云英没办法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无法理解：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总是睡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陈云英用一年半时间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
记：您是什么时候回到国内的呢？
林：1987年，我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 决定回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随我回到了北京。那时候，出国已经成了一股风潮，很多人挤破脑袋想出国。因此很多人不理解我，认为我的爱人和孩子都已经到了美国和我团聚，我留在美国也会有大好的前程，实在没有回来的必要。回国之前，我给很多单位写信，说想回来，但基本没有接到任何回音，因为人们很难想象我会回来。回国后，我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直接进入到影响中国政府高层决策的研究核心。1994年，我结束了在国务院研究机构的任职，和几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者一起，创办了第一个由归国学者成立的独立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让我到现在都很感动。女儿在美国有一个好同学，是一个墨西哥女孩。她们告别时，墨西哥女孩说她很羡慕我女儿，因为我女儿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而且祖国充满希望，有很多机会。那篇作文一直打动着我，也让我相信，我的回国选择没有错。
记：回国后的生活很忙碌吧？
林：由于身兼不少社会职务，我平时几乎没有节假日。我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除了参加社会活动，给学生上课，我还要搞学术研究。学术上的显著成果和对中国问题的深入了解是我后来受命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重要因素。从2008年5月我熟悉世界银行的工作开始，到2012年我在世界银行任满回国，我很少在晚上12点前回过家。对此，我的家人从不抱怨，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记：您妻子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呢？
林：由于身处研究领域，陈云英的名字并不广为人知，她说：“林毅夫的名字就是我头上的光环，他越成功，我的光环越大！我也是他事业皇冠上的宝石呀！”在创业的道路上，我夫人顶着“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的名头饱尝人生艰辛，但她都熬了过来，而且她的业绩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社会的认同，她的品格更是受到人们的称赞。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分离，我夫人很是独立，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任何事不可能假手于他人，要自己扛起来干，今天不会，明天就会了。”正是靠着这股韧劲，她的事业蓬勃发展。由于成绩突出，她曾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我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们还被人们称为夫妻议政的典范。
平淡生活，是我们的最大愿望
记：您和夫人在工作上都获得了巨大成功，您的孩子们呢？生活也很好吧？
林：如今，我们的一双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大儿子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儿承继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现在每谈到孩子们，陈云英都乐得合不拢嘴。儿子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穿了北京大学的一件很大的T恤，上面写着“祖国万岁”，还印有很大一面国旗。女儿跟我的工作更接近一些，1.75米的个头，大眼睛也像我，白白的皮肤像她妈妈。对孩子们的教育，我们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靠耳濡目染的，身教重于言传。父母本身做得好，孩子们发现父母身上一些值得他们敬爱的地方，会自觉去学习模仿。
记：因为两岸关系，您和夫人没少遇到麻烦吧？
林：我虽然在大陆发展得顺风顺水，但当年泅渡海峡的经历却为我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台湾当局以我“叛逃”大陆的罪名，称最重可以判处我四个死刑。那道浅浅的海峡，隔断了我的回乡之路。1996年，我的母亲不幸亡故。初闻噩耗，我失声痛哭，泪流满面。因台湾当局的阻挠我没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此事成了我终生的遗憾。2002年5月，我的父亲在宜兰老家溘然长逝，享年84岁。悲痛之余，我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祭父的申请，引起了海峡两岸的极大关注，20多年前尘封的往事再次被提起。台湾“总统府”和“国防部”高官纷纷发表谈话，对我当年的行为极尽严厉之辞，在台湾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看我回台奔丧的问题被广泛政治化，我和我的家人都改变了初衷，不主张我在那时返台，我最终放弃了返台奔丧的念头，由夫人代我奔丧。2002年6月2日下午，陈云英怀揣我写的亲笔悼父文，搭乘班机飞抵台北中正机场，当晚歇脚于娘家。6月4日，陈云英披麻戴孝，背上还背着我的麻衣，在我父亲灵前放声大哭。她哀伤地说，麻衣让她感到很沉重，她的心也因为丈夫不能回台奔丧感到痛苦。她还说，她那一代人所怀抱的情感，不是今天这个时代所能理解的，她和台湾的感情是割不断的。陈云英曾说：“我爱台湾，我爱中国。这样的想法，可能会跟着我的生命走到尽头。我最美好的愿望就是，当我先生回家的时候，我能够长久地陪着他。但我知道这条路是相当的漫长。”
记：您和夫人长期分离，但感情一直很好，有什么秘诀吗？
林：2014年三八妇女节那天，陈云英一时高兴，对媒体自曝恩爱“秘诀”，说：“有很多在北京的朋友问我，你怎么跟先生相处？我教给大家尤其是女性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想要挽留一个男人的心，就要给他一个幸福舒适的生活。我和林毅夫有共同的文化和追求，我感觉我们就是一个人，只是他用男人的方式存在，我用女人的方式存在，他更勇敢，我更内敛一些。”
2017年3月，作为全国“两会”难得的夫妻档，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参政议政，为两岸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交流做出了诸多贡献。我今年作为政协委员的提案是关于“加快产业向西部贫困地区转移”。我建议，把一些劳动力密集的產业，尽量转移到我们国家的西部贫困地区去。这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都有很大的帮助。陈云英的议题仍然是特殊教育方面的问题建议。会后，陈云英所在的台湾团的代表们笑着对她说：“你要陪你的家属去了。”陈云英笑而不语，后来说：“我感觉林毅夫的成功给我头顶上带来了光环，我走到哪里都无法掩饰我是林毅夫的妻子这个事实，可随着我的事业的成功，他走到哪里别人也会说他是陈云英的丈夫，特别是我的朋友，更会这么说。”
记：看得出，您和夫人比翼双飞，现在的生活很快乐，也很开心！
林：是的。陈云英说她当选全国人大台湾团代表后得到最高的荣誉是，我每天第一个起来说：“我来煮咖啡。”此前，一直是她为我泡茶。她用闽南语引用台湾老人教育孩子的一句话说：“毅夫在家里不能打我，必须怕我。”她说的怕，不是恐惧的怕，而是尊重。在她看来，争取每个周末和我一起游泳，单独相处，就是比较浪漫的事。我们如果不在一起，睡觉前都会以短信互道晚安。我经常熬夜，给她发的短信就四个字：“好好睡吧。”就是这简单的话，都会让她感觉很甜蜜。我们都相信心理暗示的作用，每天早上起来后，我都会对陈云英说：“你今天真漂亮！”她也会回应我：“你今天看起来真帅！”然后我们相视一笑，都感觉幸福满满。
我们现在定居在北京，对生活的愿望很是平凡和淡然，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服，给孙子换尿布、洗澡，我们觉得真的很好！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