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十一月奥巴马访华后不久就骤然改变了友好姿态,发动了逐步升级的全方位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攻势,包括军事领域中启动向台湾大规模出售先进武器的计划,将美国的反导系统直接延伸至中国的大门口,外交领域中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支持威胁中国主权的分裂势力,经济领域中采取强硬态度逼迫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等等。二○一○年三月十五日,美国国会一百三十名议员甚至提出汇率操纵国指控,威胁对中国出口全面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人们诧异美国为何骤然改变友好姿态挑起全面紧张局势。
　　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的戏剧性变化,其主要原因不是某个政治家情绪变化无常,也不是为应对政治选举形势暂时采取的政策调整,而是反映美国一贯采取的对华战略。美国在越南战争惨败后被迫放弃了“冷战遏制”,转而采取基辛格等国际战略家提出的“缓和”战略,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接触和经济文化交流,目的正是通过培育战略依赖性获得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筹码,以便运用比军事冲突代价小的制裁手段推动美国的国际战略。尼克松明确提出要将经济联系变成捆住国际对手的绳索,将贸易、先进技术等当做武器而不是礼物,不仅在商品上印有经济价码而且还有政治价码。([美]尼克松:《真正的和平》, 钟伟云译,新华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47—48页,249页)正因如此,美国对华政策才会反复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当友好接触气氛渐浓时往往出人预料发生敌对事件,便采取一系列行动挑战中国核心战略利益。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忽略了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进行的国际战略重大调整。十年前,笔者在《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就认为:“美国统治阶层鉴于越南战争的惨败,意识到了美国的‘冷战’政策已遭到失败,开始酝酿一系列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主动放弃‘冷战’转向了‘缓和’战略。但是,七十年代初美国开始实施的‘缓和’战略,并不是‘放弃对抗’或采取‘防守战略’,而是采取一种隐蔽的攻击性‘软战争’策略。”尼克松曾明确指出:“从冷战开始直至一九六九年,美国的政策是遏制,企图以一系列联盟组织包围苏联,这一政策使美国疲于奔命并陷入极其被动境地,从长远来说,遏制是个失败的政策。”“从一九六九年开始,美国奉行的是讲究实际的缓和政策”,“讲求实际的缓和要求胡萝卜和大棒两手并用”([美] 尼克松:《一九九九年,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46—47页)。美国从“冷战遏制”转向“缓和”战略,重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经济、金融、贷款、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新政策武器网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基辛格提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全世界”。清楚地表明尼克松政府已开始将经济金融政策筹码,视为影响、控制别国和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战略手段。
　　尼克松在他的《一九九九年,不战而胜》里,明确表述美国政府推动“缓和”政策使“紧张局势的缓和破坏了共产党政府的理论,这无情地推动共产党人通过实行改革或获得更大的民族独立性来寻求合法化”([美] 尼克松:《一九九九年,不战而胜》,158页)。尼克松提出要将经济文化交流变成捆住国际对手绳索的政策,经济金融往来中不仅有明确的经济价码,背后还有暗藏的推动美国国际战略的政治价码,包括实施经济制裁并最终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分裂解体。戈尔巴乔夫抛弃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向民主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的国家、阶级理论转而追求所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为此付出了制度解体、经济崩溃和国家分裂的代价。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沮丧地宣称美国“赢得了冷战”。
　　戈尔巴乔夫抛弃了马列主义理论并非仅仅出于信仰动摇,还在于没有认清美国实施“缓和”战略给外交政策带来的新变化。美国从“冷战遏制”转向“缓和”战略,容易给人们形成帝国主义已经弃恶从善的假象;美国主动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比以前更有利的经济发展条件,也容易让人们误认为美国已经放弃冷战思维转向和平共处。美国利用经济、贸易、贷款等手段培育战略依赖性,同时利用经济金融等筹码进行制裁或谈判施压,促使发展中国家丧失经济利益,从而比冷战遏制时期更容易屈服于美国的政治压力。尼克松提出将贸易、贷款、先进技术作为武器而不是礼物,但经济政策武器同传统战争武器相比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这种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进行的政策武器和战争形式创新,致使人们容易仅仅看到获得经济贸易利益的一面,而忽视美国利用经济筹码作为隐蔽软战争政策武器的一面,容易促使人们将这些本应证明帝国主义本质未变的证据,误认为是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失效的证据;美国通过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展示其聚敛的物质财富,容易促使人们忽视造成东西方经济差距的复杂历史原因,羡慕资本主义模式并误认为马列主义理论失效、过时了;美国还操纵国际组织将贷款附加条件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挂钩,同美国鼓吹的西方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改革挂钩,诱导、胁迫符合美国意愿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通过削弱国有经济基础动摇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等。
　　深刻认识美国实施“缓和”战略的理论渊源,就能发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多变背后隐藏的规律,中国就能知己知彼、处之泰然并从容应对。美国实施“缓和”战略,用友好姿态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作为掩护,替代冷战遏制时期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为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软政策筹码发动攻击创造条件,这就是为何冷战结束而冷战思维始终挥之不去的原因。不管美国总统个人是否真诚希望保持对华友好关系,美国垄断资本从全球霸权战略角度必然施加压力,迫使中美关系改善到一定程度时出现恶化趋势,但是,美国政府表现强硬姿态时也会谨慎掌握尺度,以免紧张局势失控影响美国的实施“缓和”战略。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现在仍不失为人们认识推行殖民扩张和战争侵略、推行经济封锁和“冷战遏制”的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些人对西方展示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的友好姿态,视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失效、过时的证据,但是,美国通过“缓和”战略策划隐蔽攻击的“软战争”,摧毁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并改变世界格局之后,又重新暴露出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强硬扩张姿态,美英政府高官甚至重新鼓吹实行新帝国主义政策,证明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事实上从未失效、过时。
　　英国首相布莱尔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柏,公开撰文鼓吹西方国家应该推行新帝国主义政策,他于二○○二年在英国《观察家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的文章。库柏重新沿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时代的语言,公开鼓吹运用包括欺诈在内的丛林规则对付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他明确提出:“当我们与后现代欧洲大陆以外的老式国家打交道时,我们需要采取比旧时代更强硬的方式——武力,先发制人的进攻,欺诈以及一切必要的手段。我们遵守法律,但当我们生活在丛林中时,我们必须运用丛林规则。”库柏还认为新帝国主义在现实中已经存在,如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就是所谓“全球经济帝国主义”的实例。布什政府的一些高层智囊也发出了类似的新帝国主义鼓噪。
　　值得指出,库柏并不是西方传统的右翼政治家,他是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的资深外交顾问,科索沃战争期间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等新干涉主义理论,但是,倡导“人权至上”的英国工党政治家公开主张新帝国主义,更加充分地说明垄断资本利益始终需要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动辄以人权、民主、普世价值为借口攻击别国,本质上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筹码作为软战争武器,以达到通过制造政治经济混乱伺机控制别国的目的。
　　奥巴马表面上是主张改革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声称反对布什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国际政策,但是,无论是中国的善良愿望还是美国的民主选举都无法改变其帝国主义本质,因此,奥巴马也必然继承美国右翼政府一贯奉行的对华战略,继续支持威胁分裂中国的台独、藏独和疆独势力,繼续施压中国推行改变汇率政策。美国对华政策多变仅仅意味着攻击手段的变化而不是本质改变,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国家崛起对其世界霸权构成威胁,因此必然不断变换软硬手腕对国际对手进行攻击。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誓言捍卫美国的全球第一的地位,美国高层智库首脑甚至警告美国将会通过战争手段来阻止全球权力向中国转移。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太空军事化的舆论压力,进行了具有全球攻击潜力的“宇宙战机”试飞,表明美国在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优势的情况下,仍在争取获得当年大英帝国享有的绝对军事技术优势,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防御和保障美国自身安全,而是为了列宁论述的垄断资本贪婪决定的攻击性需要,通过世界霸权获取源源不断的寻租利益和超额垄断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