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苏东坡称赞韩愈：“文振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毛泽东评历代帝王：“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是说他们武功卓著，但欠缺文采风流。林语堂说：“要弄懂中国的政治，就得了解中国的文学。我们或许应该避免‘文学’一词，而说‘文章’。这种对‘文章’的尊崇，已成为整个国度名副其实的癖好。”
　　中国古人之所以对“文”推崇备至，是因为“文”能载“道”，能“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然而，“文”又并非全与“道”有关，“文”之动人在乎打动人心。故“文”有两端，一关乎“道”，一关乎“情”。衡量“文”于是便有两个标准：“道”与“情”。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他的标准显然是“道”的标准第一，“艺”的标准第二。这“道”当然是“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儒家之道。清朝的顾炎武也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这既是论人，也是论“文”。
　　文学靠思想支撑，思想赖文学传播，这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传统。然而，丰富复杂的情感，精彩纷呈的生活，千姿百态的人生，又远非贫乏之“道”所能全部涵盖。启功先生晚年疾病缠身，饱受折磨，非常痛苦，可他却能以幽默化解痛苦，诗词便是他情绪宣泄的载体与内心世界的观照。先生因颈椎病发作，送医院做“牵引”治疗。这般痛苦事，他却开心地喻为“上吊”，形神毕肖地写下《西江月》：“七节颈椎生刺，六斤铁饼拴牢。长绳牵系两三条，头上数根活套。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晨操。《洗冤录》里每篇瞧，不见这般上吊。”对病痛如此藐视，对生死如此达观，这样的诗作显然包含着人生之“道”，这是超越儒家教化之道的人文精神与生命美学。
　　20世纪学术大师牟宗三说过：“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二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层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生生不息，以生为本，这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世界本质的一种普遍认识。以强烈的生命意识观照天地万物，把文学也视作与人一样的生气充盈，活力弥漫，中国的文论美学其精神本质便是生命，这种生命的内在精神已灌注到民族诗性的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古典文学取之不竭的源泉。启功先生的诗词正是以诙谐语言书写不屈的“生命精神”，内心独白的朴素文字，是人生境界和生命美学的融合。直觉的把握，直观的领悟，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这是传统学诗学之大义，也是当下所谓“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典范。中国文化、文学辞章无不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是为文之道，也是为人之道。
　　“道可道，非常道。”牟宗三认为，真善美与人的认知、意志、情感三者既互相对应，又互为涵摄。“真”，在其狭义上是指认知意义上的真实，而在广义上，还包含道德的真诚、情感的真挚。“善”在狭义上是指伦理的道义，而在广义上，还包含德性之知与德性之美。“美”其狭义是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而在广义上，还包含对真善的审美观照，如观照自然现象和谐所产生的美感，观照道德人格美等。在牟宗三看来，在中国哲学中，既没有纯粹的“智境”（认识境界），也没有纯粹的“情境”（审美境界）与纯粹的“义境”（道德境界），事实上它们是浑然一体的。这对于我们理解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否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