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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短缺和严重短缺的19种主要矿产资源中，有17种以拉美的储量最为领先。随着中拉贸易经过5年爆发式增长后达到某种程度的饱和，直接投资拉美正当时。除了资源型产业，中国还可向拉美转移边际产值下降且竞争冲突明显的产业，以充分利用其内部化优势，但不要忽略拉美在基础设施、融资环境、企业税负、政府效率等方面的欠缺。
近年来，拉美逐渐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土。剔除流向该地区几大离岸金融中心的数据后，可以看到，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在2005年之后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今天，政府、企业和学界都不断传出声音，指出投资拉美正当时。那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为什么要选择拉美?投资这一地区能否一坦平途?
中国投资拉美的必然性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形成了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出口依存度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然而，在中国的出口中，加工贸易的比重在五成以上。这表明，中国一方面在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推动世界初级产品价格走高；另一方面则在出口加工制成品，需以低价优势赢得国际竞争。受高成本和低回报的制约，中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利润空间极为有限。而其在生产链低端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引发了“新殖民主义”的国际批评；在生产链终端对加工制成品的大量输出，则使其处于越来越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中。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全球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局部贸易摩擦几乎从未中断。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首次超过3000美元，步入由资本净流入国向净输出国转变的门槛期。由此，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其在中短期内迫切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形成在生产上游对初级产品生产的有效控制，确保投入的价格和规模稳定；在长期内则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现有生产模式进行转变，将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逐步向外转移，实现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这将成为中国提升其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位置且化解摩擦与争端的上佳选择。而拉美的禀赋优势、地缘优势和产业结构特征，加之中拉经贸合作的现状，使其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必然选择。
就资源禀赋而言，拉美拥有中国存在需求缺口的资源性产品。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研究，到2020年，中国所需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应划分为“可以保证”、“基本保证”、“短缺”和“严重短缺”四类，其中后两类矿产达19种之多。而后两类矿产中，除了铬和金刚石之外，拉美其他17种矿产的储量均处全球领先地位，尤其是在铜、锡、镍、铝土矿、铁矿石、金和石油(依次占全球储量的52％、30.9％、23.8％、18％、11.5％、11.6％和10.7％)等资源方面，拉美的储量优势十分突出，具备弥补中国资源不足的潜在优势。参与或参股拉美资源型产品基地，有助于中国实现稳定资源产品价格和供应的战略目标。因此，拉美有条件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
就地缘而言，拉美具备中国产业转移所要求的内部化优势。一方面，拉美除了自身资源丰富且拥有人口超过5亿、人均GDP超过4000亿美元的市场外，还拥有邻近美国和加拿大两大市场的天然优势。这使其能够就近开展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节约物流成本。另一方面，拉美在地区内外拥有相对广泛的自由贸易网络，原产于该地区的产品能够免税或以优惠关税进入全球主要市场。以上两方面的内部化优势使得拉美有必要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
就产业结构而言，拉美具备承接中国转移产业的能力。中国需要通过资本输出，把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就地利用当地资源建立生产基地，就地销售。通过实施这种战略优化资源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的配置，减少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同时缓和国内过剩生产能力与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的矛盾。而拉美是中国产业梯度性转移的可选地区。已有研究显示，由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步衰弱以及资源短缺的约束，中国的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产业已经呈现较为明显的衰退迹象，烟草加工业、饮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塑料制品业等产业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拉美满足中国转移上述产业所要求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大动因，能够成为中国产业转移型投资的目的地。
拉美的上述优势使该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可能选择，而中拉经贸合作的现状，则使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经过2003～2008年爆发式的增长，中拉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经占5.6％，与拉美在全球贸易中的平均比重大体一致。而这一比例还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原因在于上述时期不仅是拉美战后增长最强劲的繁荣期，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相对快速而稳定的时期。这也就意味着，中拉贸易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饱和。突破这一比例的结果，一是出现初级产品价格的继续上涨，二是中拉贸易摩擦加剧。而前者在近年来拉美初级产品价格攀升中已见端倪，后者则成为中拉贸易的热议话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已成为拉美损害性贸易措施最大的对象国；而中国出口在拉美的进一步扩大，很可能使其招致更大的贸易抑制，从而对双边经贸合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当前中拉经贸合作已进人由贸易主导向投资主导转变的时期。相对于出口，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能更好地解决中拉经贸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投资拉美的障碍
尽管拉美对中国资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近年来走向拉美的中国企业中还是不时传来失败的消息，其中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合资企业的最终流产最是令人扼腕叹息。那么，除了海外投资中存在的国家风险、经营风险和汇率风险等共有性风险外，究竟哪些拉美特定因素阻碍或可能阻碍中国的投资呢?
其一是拉美对外资的管理体制。尽管多数拉美国家对外资采取开放的态度，在立法中规定外资享有国民待遇，但在实际操作中，具体的外资管理法规中仍然存在不利于外国企业的成分。如巴西外资法就对外国投资者的利润汇回作出限制，规定投资者每次利润汇回都需经中央银行审批，汇回资金超过了投资者的注册投资时，还要接受进一步的审查；中央银行保留在巴西国内出现严重国际收支不平衡时禁止利润汇出的权力；同时，外资法还严禁投资者将其在巴西境内获得的商标或专利使用费汇回母国。此类规定会使企业在拉美陷入“易进难出”的局面，不利于中国投资活动的开展。
其二是拉美的劳工保护规定。一方面，很多拉美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就业，往往对外资企业雇用外籍劳工做出限制。如墨西哥《劳工法》规定，公司员工中外籍员工所占比例不得超过10％，技术或专业人员原则上必须是墨西哥公民，如果该项工作 没有合格的墨西哥人可雇用时，方得雇用临时性的外国人充任。又如秘鲁规定，外籍劳工的薪资一般不得超过员工总薪资的30％，且与外籍劳工签订的合同最长不得超过3年。另一方面，多数拉美国家的现行法规还赋予工会较大的权力。工会组织的罢工和薪酬谈判等活动频频发生已经成为困扰不少外资企业的主要问题。拉美对劳工较高程度的保护，增加了企业在聘用、解雇等方面的隐形成本，不利于中国企业的经营。
其三是拉美与中国在投资期望上存在的不对称。迫于国内外日益严峻的资源供需压力，很多中国企业属意于拉美的资源型产业，而此类产业在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家一贯由国家所主导，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则是政府实施国有化的首要目标。因此，中国在进入拉美的资源型产业时面临国有化带来的阻力，而已有投资须面对政策调整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对中国资本的主要兴趣在于基础设施。而中国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企业，如工程建设企业等，其比较优势恰在于低成本熟练劳动力。拉美对外籍劳工的限制，使得中国基础设施类企业的优势下降，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其投资兴趣也相应下降。
其四是拉美现行利益分配格局。拉美地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在部分产业中占据主导。如拉美的电信业基本上由西班牙电信、墨西哥电信和美洲移动等企业垄断，金融业和零售业等产业中也充斥着外资企业的身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进入拉美势必要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分“蛋糕”式的并购投资模式(特别是控股行为)会因损及旧股东们的权益而遭致阻挠，须等待恰当的时机；而做大“蛋糕”式的绿地投资模式在时机选择上虽然更为灵活，但其初始成本较大，且面临着进入市场和建设销售渠道的压力，在垄断市场格局中甚至难以展开。
其五是拉美投资环境存在的障碍。在基础设施方面，拉美私有化改革之后，公共部门出现了投资不足的现象，不少国家存在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发展滞后，设备严重老化等问题。在融资环境方面，拉美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巴西、墨西哥等国证券市场规模较小，证券交易品种单一，企业直接融资较为困难；同时，拉美存贷款利差处于全球较高水平，企业间接融资成本相对较大。在税负方面，巴西等拉美主要国家均存在程度不等的税种繁杂、税率水平较高等问题，企业税收负担相对沉重。在政府效率方面，拉美的腐败和政府低效长期为外界所指诟，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中，该地区多数国家的排名相对落后。这些因素都会增大中国企业在拉美的运营成本，对其投资形成阻碍。
其六是语言和文化障碍。仅就语言而言，拉美通行西班牙语，但中国每年的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生仅千名左右，通晓西班牙语、熟悉拉美国家法规和文化等情况的专业人才更是少而又少。人才的短缺，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对拉美的投资。而在文化方面，拉美文化主流中的狂放、浪漫和激情同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严格纪律性存在一定冲突，也对中国企业的投资构成一定阻力。
结论
行文至此，本文结论已不言而喻：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已成为一种必然性的选择和趋势，这是其特定发展阶段对资源需求、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对拉美经贸合作平稳发展的需求。但是，走向拉美的中国企业仍面对着诸多现实和潜在的困难与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更需要讲究策略性，更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首先，在投资的国别选择方面，除了拉美资源国外，中国应在产业结构相似且竞争冲突较为激烈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根据与中国的竞争力对比情况，拉美国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国家包括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秘鲁和哥伦比亚，它们自身的出口竞争力较强，相较于其他拉美国家，同中国之间存在较多的竞争，其中尤以墨西哥为典型；第二类国家包括巴西和阿根廷，它们的出口竞争优势较强，同中国之间有着明显的互补，但竞争同样激烈；第三类国家包括智利、乌拉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它们同中国之间的互补性明显，竞争冲突较弱。对于前两类国家，中国可以通过转移产业的模式，形成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分工，从而增加与拉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同时提升双方的出口附加值，并且有效化解贸易冲突。对于此类国家而言，直接投资是优于贸易的经贸合作方式。
其次，在投资的产业选择方面，中国须摒弃能源“唯一”的思路，在资源型产业之外，向拉美转移边际产值下降且竞争冲突明显的产业，以充分利用拉美的内部化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目前，中国在纺织业、金属加工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化工业、农业、食品加工业、采矿业、木材加工业和皮革制造业等产业具有竞争优势。拉美多数国家在农业、食品加工业、采矿业、纺织业、金属加工制造业、木材加工业和化工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中拉之间在部分产业中存在竞争，中国不仅可以将金属加工制造业、采矿业和木材加工业等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向拉美，还可以选择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等出现衰退迹象的产业转向拉美，从而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和升级。
再次，在投资方式的选择方面，在已形成有效控制力的产业部门中，中国应采取并购方式进入原有的市场网络中，避免绿地投资中过大的初始投资；而鉴于原有利益分配格局的限制，中国企业可以采取参股方式，避免控股带来的矛盾激化。在具体操作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参考首钢投资秘鲁铁矿的模式，在并购目标企业的同时，加大对周边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辅助性投资，形成与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
最后，在投资准备方面，中国企业在走向拉美之前，除了必备的语言人才储备之外，还须对目的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切实的考察，清晰认识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等情况，做到入乡随俗，因势利导。
近年来，拉美逐渐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土。剔除流向该地区几大离岸金融中心的数据后，可以看到，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在2005年之后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今天，政府、企业和学界都不断传出声音，指出投资拉美正当时。那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为什么要选择拉美?投资这一地区能否一坦平途?
中国投资拉美的必然性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形成了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出口依存度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然而，在中国的出口中，加工贸易的比重在五成以上。这表明，中国一方面在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推动世界初级产品价格走高；另一方面则在出口加工制成品，需以低价优势赢得国际竞争。受高成本和低回报的制约，中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利润空间极为有限。而其在生产链低端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引发了“新殖民主义”的国际批评；在生产链终端对加工制成品的大量输出，则使其处于越来越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中。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全球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局部贸易摩擦几乎从未中断。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首次超过3000美元，步入由资本净流入国向净输出国转变的门槛期。由此，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其在中短期内迫切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形成在生产上游对初级产品生产的有效控制，确保投入的价格和规模稳定；在长期内则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现有生产模式进行转变，将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逐步向外转移，实现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这将成为中国提升其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位置且化解摩擦与争端的上佳选择。而拉美的禀赋优势、地缘优势和产业结构特征，加之中拉经贸合作的现状，使其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必然选择。
就资源禀赋而言，拉美拥有中国存在需求缺口的资源性产品。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研究，到2020年，中国所需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应划分为“可以保证”、“基本保证”、“短缺”和“严重短缺”四类，其中后两类矿产达19种之多。而后两类矿产中，除了铬和金刚石之外，拉美其他17种矿产的储量均处全球领先地位，尤其是在铜、锡、镍、铝土矿、铁矿石、金和石油(依次占全球储量的52％、30.9％、23.8％、18％、11.5％、11.6％和10.7％)等资源方面，拉美的储量优势十分突出，具备弥补中国资源不足的潜在优势。参与或参股拉美资源型产品基地，有助于中国实现稳定资源产品价格和供应的战略目标。因此，拉美有条件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
就地缘而言，拉美具备中国产业转移所要求的内部化优势。一方面，拉美除了自身资源丰富且拥有人口超过5亿、人均GDP超过4000亿美元的市场外，还拥有邻近美国和加拿大两大市场的天然优势。这使其能够就近开展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节约物流成本。另一方面，拉美在地区内外拥有相对广泛的自由贸易网络，原产于该地区的产品能够免税或以优惠关税进入全球主要市场。以上两方面的内部化优势使得拉美有必要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
就产业结构而言，拉美具备承接中国转移产业的能力。中国需要通过资本输出，把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就地利用当地资源建立生产基地，就地销售。通过实施这种战略优化资源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的配置，减少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同时缓和国内过剩生产能力与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的矛盾。而拉美是中国产业梯度性转移的可选地区。已有研究显示，由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步衰弱以及资源短缺的约束，中国的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产业已经呈现较为明显的衰退迹象，烟草加工业、饮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塑料制品业等产业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拉美满足中国转移上述产业所要求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大动因，能够成为中国产业转移型投资的目的地。
拉美的上述优势使该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可能选择，而中拉经贸合作的现状，则使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经过2003～2008年爆发式的增长，中拉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经占5.6％，与拉美在全球贸易中的平均比重大体一致。而这一比例还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原因在于上述时期不仅是拉美战后增长最强劲的繁荣期，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相对快速而稳定的时期。这也就意味着，中拉贸易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饱和。突破这一比例的结果，一是出现初级产品价格的继续上涨，二是中拉贸易摩擦加剧。而前者在近年来拉美初级产品价格攀升中已见端倪，后者则成为中拉贸易的热议话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已成为拉美损害性贸易措施最大的对象国；而中国出口在拉美的进一步扩大，很可能使其招致更大的贸易抑制，从而对双边经贸合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当前中拉经贸合作已进人由贸易主导向投资主导转变的时期。相对于出口，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能更好地解决中拉经贸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投资拉美的障碍
尽管拉美对中国资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近年来走向拉美的中国企业中还是不时传来失败的消息，其中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合资企业的最终流产最是令人扼腕叹息。那么，除了海外投资中存在的国家风险、经营风险和汇率风险等共有性风险外，究竟哪些拉美特定因素阻碍或可能阻碍中国的投资呢?
其一是拉美对外资的管理体制。尽管多数拉美国家对外资采取开放的态度，在立法中规定外资享有国民待遇，但在实际操作中，具体的外资管理法规中仍然存在不利于外国企业的成分。如巴西外资法就对外国投资者的利润汇回作出限制，规定投资者每次利润汇回都需经中央银行审批，汇回资金超过了投资者的注册投资时，还要接受进一步的审查；中央银行保留在巴西国内出现严重国际收支不平衡时禁止利润汇出的权力；同时，外资法还严禁投资者将其在巴西境内获得的商标或专利使用费汇回母国。此类规定会使企业在拉美陷入“易进难出”的局面，不利于中国投资活动的开展。
其二是拉美的劳工保护规定。一方面，很多拉美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就业，往往对外资企业雇用外籍劳工做出限制。如墨西哥《劳工法》规定，公司员工中外籍员工所占比例不得超过10％，技术或专业人员原则上必须是墨西哥公民，如果该项工作 没有合格的墨西哥人可雇用时，方得雇用临时性的外国人充任。又如秘鲁规定，外籍劳工的薪资一般不得超过员工总薪资的30％，且与外籍劳工签订的合同最长不得超过3年。另一方面，多数拉美国家的现行法规还赋予工会较大的权力。工会组织的罢工和薪酬谈判等活动频频发生已经成为困扰不少外资企业的主要问题。拉美对劳工较高程度的保护，增加了企业在聘用、解雇等方面的隐形成本，不利于中国企业的经营。
其三是拉美与中国在投资期望上存在的不对称。迫于国内外日益严峻的资源供需压力，很多中国企业属意于拉美的资源型产业，而此类产业在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家一贯由国家所主导，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则是政府实施国有化的首要目标。因此，中国在进入拉美的资源型产业时面临国有化带来的阻力，而已有投资须面对政策调整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对中国资本的主要兴趣在于基础设施。而中国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企业，如工程建设企业等，其比较优势恰在于低成本熟练劳动力。拉美对外籍劳工的限制，使得中国基础设施类企业的优势下降，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其投资兴趣也相应下降。
其四是拉美现行利益分配格局。拉美地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在部分产业中占据主导。如拉美的电信业基本上由西班牙电信、墨西哥电信和美洲移动等企业垄断，金融业和零售业等产业中也充斥着外资企业的身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进入拉美势必要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分“蛋糕”式的并购投资模式(特别是控股行为)会因损及旧股东们的权益而遭致阻挠，须等待恰当的时机；而做大“蛋糕”式的绿地投资模式在时机选择上虽然更为灵活，但其初始成本较大，且面临着进入市场和建设销售渠道的压力，在垄断市场格局中甚至难以展开。
其五是拉美投资环境存在的障碍。在基础设施方面，拉美私有化改革之后，公共部门出现了投资不足的现象，不少国家存在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发展滞后，设备严重老化等问题。在融资环境方面，拉美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巴西、墨西哥等国证券市场规模较小，证券交易品种单一，企业直接融资较为困难；同时，拉美存贷款利差处于全球较高水平，企业间接融资成本相对较大。在税负方面，巴西等拉美主要国家均存在程度不等的税种繁杂、税率水平较高等问题，企业税收负担相对沉重。在政府效率方面，拉美的腐败和政府低效长期为外界所指诟，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中，该地区多数国家的排名相对落后。这些因素都会增大中国企业在拉美的运营成本，对其投资形成阻碍。
其六是语言和文化障碍。仅就语言而言，拉美通行西班牙语，但中国每年的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生仅千名左右，通晓西班牙语、熟悉拉美国家法规和文化等情况的专业人才更是少而又少。人才的短缺，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对拉美的投资。而在文化方面，拉美文化主流中的狂放、浪漫和激情同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严格纪律性存在一定冲突，也对中国企业的投资构成一定阻力。
结论
行文至此，本文结论已不言而喻：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已成为一种必然性的选择和趋势，这是其特定发展阶段对资源需求、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对拉美经贸合作平稳发展的需求。但是，走向拉美的中国企业仍面对着诸多现实和潜在的困难与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更需要讲究策略性，更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首先，在投资的国别选择方面，除了拉美资源国外，中国应在产业结构相似且竞争冲突较为激烈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根据与中国的竞争力对比情况，拉美国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国家包括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秘鲁和哥伦比亚，它们自身的出口竞争力较强，相较于其他拉美国家，同中国之间存在较多的竞争，其中尤以墨西哥为典型；第二类国家包括巴西和阿根廷，它们的出口竞争优势较强，同中国之间有着明显的互补，但竞争同样激烈；第三类国家包括智利、乌拉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它们同中国之间的互补性明显，竞争冲突较弱。对于前两类国家，中国可以通过转移产业的模式，形成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分工，从而增加与拉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同时提升双方的出口附加值，并且有效化解贸易冲突。对于此类国家而言，直接投资是优于贸易的经贸合作方式。
其次，在投资的产业选择方面，中国须摒弃能源“唯一”的思路，在资源型产业之外，向拉美转移边际产值下降且竞争冲突明显的产业，以充分利用拉美的内部化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目前，中国在纺织业、金属加工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化工业、农业、食品加工业、采矿业、木材加工业和皮革制造业等产业具有竞争优势。拉美多数国家在农业、食品加工业、采矿业、纺织业、金属加工制造业、木材加工业和化工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中拉之间在部分产业中存在竞争，中国不仅可以将金属加工制造业、采矿业和木材加工业等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向拉美，还可以选择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等出现衰退迹象的产业转向拉美，从而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和升级。
再次，在投资方式的选择方面，在已形成有效控制力的产业部门中，中国应采取并购方式进入原有的市场网络中，避免绿地投资中过大的初始投资；而鉴于原有利益分配格局的限制，中国企业可以采取参股方式，避免控股带来的矛盾激化。在具体操作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参考首钢投资秘鲁铁矿的模式，在并购目标企业的同时，加大对周边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辅助性投资，形成与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
最后，在投资准备方面，中国企业在走向拉美之前，除了必备的语言人才储备之外，还须对目的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切实的考察，清晰认识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等情况，做到入乡随俗，因势利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