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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言《悲愤诗》与《木兰诗》都是以战争下的女性为描写对象，而且年代相差不远，但是二者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非常不同。所以笔者将从抗争意识、思亲怀乡意识与生命意识这三方面切入分析五言《悲愤诗》与《木兰诗》的女性意识，对比蔡琰无抗争意识、时而统一时而割裂的思亲怀乡意识和越来越淡的生命意识与花木兰强烈的抗争意识、统一的思亲怀乡意识和越来越强的生命意识。
关键词：悲愤诗;木兰诗;女性意识;蔡琰;花木兰
五言《悲愤诗》的作者是汉末女诗人蔡琰。蔡琰是东汉文学家蔡邕之女、汉末时期有名的才女，她在丈夫死后回归娘家守寡，但后来因战乱被胡兵拐带并强行占有。在她与南匈奴左贤王所生的孩子尚未成年之时，与蔡琰的父亲蔡邕交好的曹操派使者用金璧把蔡琰赎回，再嫁给董祀。她的五言《悲愤诗》写的就是她自己被掳入胡、骨肉离别、含羞再嫁的悲惨经历。
《木兰诗》是北魏的乐府民歌，写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十余年，最后立功还乡的事。
五言《悲愤诗》与《木兰诗》都以战火中的女性为描写对象，而且成诗的年代相差不远，但它们的感情基调完全不同，《悲愤诗》情感哀伤，对国破离乡、骨肉分离的悲伤，对再嫁的羞愤，字字血泪，声声控诉，弱女子对自己命运无从把握的无奈流露于字里行间。而《木兰诗》虽然也有替父从军的忧愁与出征时对家乡与父母的思念，但全诗慷慨激昂，带着不屈的英气，唱着胜利的凯歌。诗中反映出来的蔡琰与花木兰的女性意识大相径庭。笔者将从抗争意识、思亲怀乡意识与生命意识切入分析比较五言《悲愤诗》与《木兰诗》女性意识的异同。
一、抗争意识
抗争意识指人们不满意自己所处的境况从而做出反抗以求改变的意识。女性在父系社会中经常处于弱势地位，容易遭到父权的压迫，这使得女性捍卫自身权利的抗争意识备受重视。五言《悲愤诗》与《木兰诗》中的两位女性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抗争意识。
（一）无从抗争
五言《悲愤诗》在交待完时代背景后便描绘了一幅残忍的战场画面，在战乱中，壮丁战死沙场，还可获个“为国捐躯”的美誉，但剩下的没人保护的妇女被胡兵掳走，经常遭到毒打，受尽欺凌，要生不得，求死不能，只能通过哭来发泄心中的痛楚。蔡琰作为这些被掳走的女子中的一员，完全无法抗争，因为一旦“失意几微间”，轻者会遭到詈骂，重者则被胡兵拳脚相加、刀枪相逼，蔡琰等女性只有任由他们摆布，默默承受心灵与肉体遭到的凌辱。
在诗歌中展现战争下妇女的弱势地位几乎成为文学中的一项传统，例如《诗经》中的《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女主人公因为万分思念外出打仗的丈夫，所以采卷耳采了很久都还没把篮子装满，女主人公甚至可以感受到他在行役过程中的痛苦与煎熬，恨不得自己也一同上战场，陪同丈夫受苦;又例如《豳风·东山》，丈夫出外打仗，妻子孤零零地在家等待，“妇叹于室，洒扫穹窒”;再比如《王风·君子于役》，妻子在盼望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日落，而且“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这种等待的日子不知道还要过多久，她除了能够照顾好家里的动物、每天思念以外，就只能祈祷丈夫“苟无饥渴”了。这些诗都塑造了因为战争而变得哀怨的妇女形象，她们没有花木兰上场杀敌的勇气，无从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只能陷在无穷无尽的等待之中。但是她们毕竟在后方，战争对她们的伤害是间接的;蔡琰等被虏掠走的妇女才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在异国他乡，身体与心灵都备受凌辱，因此蔡琰是以战争直接受害妇女的身份写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把战争状态下女性真实的饱受凌辱的处境生动地再现出来，并且填补了女性作为战争直接受害者在文学史上的空白。但无论这些妇女是直接还是间接受害者，都无法改变她们在战火中无力抗争的处境。
（二）英勇抗爭
花木兰则不一样，同处于战争环境，她非但不需要男子来保护，反而亲自上战场，与男子一样保家卫国。她作为一名女性，只因“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她又不甘忍受战争以及女性地位的摆布，所以“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穿上武装跨上战马，为父亲和自己争取生存空间。“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她从容不迫地奔赴战场。战场血腥，死伤无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但是作者避重就轻，只描写宏大的战争场面，而不是像蔡琰一样把太多令人胆战心惊的死亡与杀戮展现出来。这些不动声色的描述减弱了木兰悲天悯人的软弱感，使她的形象变得英气硬朗，同时增强了她的自我抗争意识。
《木兰诗》是北朝民歌，北朝人民的尚武精神以及豪放的性格为男女所共有，他们并不是喜欢战争，而是能够在战争来临时勇敢迎敌、奋勇抗争。如花木兰般豪迈的女子，还有商王武丁之妻妇好：“辛巳卜，争贞：今者王共人呼妇好伐土方;辛未卜，争贞：妇好其比沚瞂伐印方，王自东毫（薄）伐捍，陷于妇好立（位）”，与丈夫一同带兵出征，而且屡战屡胜。但到了《诗经》成书的时期，这种亲自带兵杀敌的女性已经消失，但也不乏从战争中为自己、家人、祖国争取生存空间的女性。例如《秦风·小戎》的女主人公也思念丈夫，但是她的注意力集中在丈夫出征时气宇轩昂的样子：“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文字中的兵器和战马带来了雄壮的气势，既然无法改变战争，那就支持战争，相信丈夫会凯旋、国家会胜利，自己也不会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鄘风·载驰》中的许穆夫人挂念远方早已沦陷的祖国，她想象着“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直面许国大夫的指责，坚定拯救故国的信念，全诗也没有半分柔弱，只有睥睨群雄、运筹帷幄的霸气。在战争环境下，像《小戎》的女主人公和许穆夫人这种不甘为女性身份所控制的女子已经是少数，再进一步像妇好和木兰这种上场杀敌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木兰诗》中传达出来的女性抗争意识难能可贵。
二、思亲怀乡意识 女性通常被文学家们赋予细腻多样的情思，在历史上，在文学中，背井离乡的女性毕竟是少数，所以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通常以思念在外的父亲、丈夫与儿子示人，如曹丕的《燕歌行》便以妇人的口吻表现思念客游远方的丈夫的思念，但蔡琰与花木兰是那少数中的代表，她们都在战火的压迫下离开家乡和亲人，因此都有着强烈的思亲怀乡意识。
（一）统一的思亲怀乡意识
蔡琰被掳后处于与中原文明截然不同的异域，无法适应胡人的生活，所以万分思念家乡，思念父母，“边荒华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思念父母与思念家乡是统一的，即使她的父母已不在人世，但他们埋葬在家乡的土地上，所以此时她的思亲怀乡意识是统一的。
相似的思乡之情也表现在花木兰身上。《木兰诗》没有直接写木兰思念故乡，而是通过木兰对父母的思念与立功还朝时拒绝封官、只要“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来透视木兰对家乡的思念。“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涧涧。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流水涧涧、胡骑啾啾近在耳边，却依然掩盖不了从心底里升腾而起的爷娘呼唤，与其说是爷娘念女，不如说是女儿思归，表现出木兰思念着父母，也思念着家乡。
（二）割裂的思亲怀乡意识
蔡琰在异域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当“邂逅徼时愿”，终于盼到有人来接她回家乡的时候，“骨肉来迎己”，质问她为何如此狠心想要抛下自己。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与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她还是选择了回故乡，“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这种生离死别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忍受的，她依依不舍地离开，即使路途遥远、舟车劳顿也无法压下心头对孩子的思念，一想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在数千里之外，此生再无相见的可能，心都快要碎了。“崩五内”、“生痴狂”、“手抚摩”、“复回疑”，塑造了一个肝肠寸断、犹豫不决的母亲形象。陪伴孩子与落叶归根无法两全，亲人与家乡不在同一处，使得蔡琰此时的思亲怀乡意识被割裂甚至发展为畸形，也使之成为蔡琰回到家乡后抑郁终日的导线。
三、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表现为对自我生命的爱惜与对他人生命的关怀，蔡琰和花木兰在经历过战争后表现出了不一样的生命意识，蔡琰的生命意识是逐渐变淡、最后完全消失的，但花木兰的生命意识是随着战争的洗礼逐步增强的。
《悲愤诗》的开头便叙述了战争导致生灵涂炭，“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女人被掳走后，经常遭到毒打，“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蔡琰亲眼目睹哀鸿遍野，忍不住发出呼喊：“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蔡琰作为战争的受害者之一，流露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她为无辜遭到伤害的平民百姓感到痛苦，对刀枪不留情露出怨恨，对胡人不尊重汉人生命、随意烧杀掳掠发出指责。但蔡琰的生命意识在异乡岁月里、在骨肉分离中被逐步磨蚀。《悲愤诗》的结尾延续前面的哀婉曲调，蔡琰回到家乡后，心里想到父母早已离世、儿女不在身边、自己即将再嫁他人，物是人非;再睁眼一看，满目疮痍，“山林”、“白骨”、“豺狼”，心中的伤、眼前的疮，无一不在削弱蔡琰的生命意识。第三次出嫁也并非她的本意，只是曹操的安排，所以这也没能带给她生活下去的依靠，她只麻木地接受安排、忧愁地等待终年。这时的她已经无力再哀悼别人，因为她自己也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生命意识已抽离她的身体，曾经的同情弱者、悲天悯人已荡然无存。
《木兰诗》在结尾一改前面略帶哀伤的情感基调，换成了活泼轻快的语调，木兰立下赫赫战功，果断放弃荣华富贵，只求回家见爷娘。她回到家后，“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娇俏的小女儿情态跃然纸上，曾经在战场上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也渴望如同一般的女孩儿一样能够穿上鲜艳漂亮的衣裳、整理出千变万化的发型、在脸上涂脂抹粉、在机杼旁织布补贴家用。花木兰连忙恢复女性身份，体现了她隐藏已久的女性生命意识觉醒，并且为自己的女性身份感到骄傲与自豪。
《悲愤诗》是蔡琰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角度，整首诗深入到叙事者的内心，她从一个战争的直接受害妇女的角度来写思乡之情、骨肉分离之痛、含羞再嫁之愤，从女性的视角展示了战争状态下畸形的婚姻与变态的母爱。《木兰诗》是从第三人称叙事角度切入，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木兰被推上战场的前后，诗中大部分是外在的动作描写，对于木兰女性心理的描写不多，即使作者使用内外视角交叉的叙事手法，也无法弥补不能深入当事人内心的缺陷。蔡琰与花木兰同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女性，但是她们有着不一样的抗争意识、思亲怀乡意识与生命意识，折射她们截然不同的处境与命运，反映出不一样的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张蕾.蔡琰《悲愤诗》的独特叙事视角与女性心理观照[J].1999，03.
[4]于琦.蔡琰《悲愤诗》的女性主义解读[J].2002.
[5]余志海.蔡琰五言《悲愤诗》的情感透视[J].1995，03.
[6]蔡荷芳.论蔡琰《悲愤诗》的女性意识[J].2007，07.
[7]苏芸.以女性眼光看待忧患与生命——从蔡琰的五言《悲愤诗》谈起[J].1998.
[8]权立峰.美国动画片《花木兰》与中国《木兰诗》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J].2010
关键词：悲愤诗;木兰诗;女性意识;蔡琰;花木兰
五言《悲愤诗》的作者是汉末女诗人蔡琰。蔡琰是东汉文学家蔡邕之女、汉末时期有名的才女，她在丈夫死后回归娘家守寡，但后来因战乱被胡兵拐带并强行占有。在她与南匈奴左贤王所生的孩子尚未成年之时，与蔡琰的父亲蔡邕交好的曹操派使者用金璧把蔡琰赎回，再嫁给董祀。她的五言《悲愤诗》写的就是她自己被掳入胡、骨肉离别、含羞再嫁的悲惨经历。
《木兰诗》是北魏的乐府民歌，写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十余年，最后立功还乡的事。
五言《悲愤诗》与《木兰诗》都以战火中的女性为描写对象，而且成诗的年代相差不远，但它们的感情基调完全不同，《悲愤诗》情感哀伤，对国破离乡、骨肉分离的悲伤，对再嫁的羞愤，字字血泪，声声控诉，弱女子对自己命运无从把握的无奈流露于字里行间。而《木兰诗》虽然也有替父从军的忧愁与出征时对家乡与父母的思念，但全诗慷慨激昂，带着不屈的英气，唱着胜利的凯歌。诗中反映出来的蔡琰与花木兰的女性意识大相径庭。笔者将从抗争意识、思亲怀乡意识与生命意识切入分析比较五言《悲愤诗》与《木兰诗》女性意识的异同。
一、抗争意识
抗争意识指人们不满意自己所处的境况从而做出反抗以求改变的意识。女性在父系社会中经常处于弱势地位，容易遭到父权的压迫，这使得女性捍卫自身权利的抗争意识备受重视。五言《悲愤诗》与《木兰诗》中的两位女性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抗争意识。
（一）无从抗争
五言《悲愤诗》在交待完时代背景后便描绘了一幅残忍的战场画面，在战乱中，壮丁战死沙场，还可获个“为国捐躯”的美誉，但剩下的没人保护的妇女被胡兵掳走，经常遭到毒打，受尽欺凌，要生不得，求死不能，只能通过哭来发泄心中的痛楚。蔡琰作为这些被掳走的女子中的一员，完全无法抗争，因为一旦“失意几微间”，轻者会遭到詈骂，重者则被胡兵拳脚相加、刀枪相逼，蔡琰等女性只有任由他们摆布，默默承受心灵与肉体遭到的凌辱。
在诗歌中展现战争下妇女的弱势地位几乎成为文学中的一项传统，例如《诗经》中的《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女主人公因为万分思念外出打仗的丈夫，所以采卷耳采了很久都还没把篮子装满，女主人公甚至可以感受到他在行役过程中的痛苦与煎熬，恨不得自己也一同上战场，陪同丈夫受苦;又例如《豳风·东山》，丈夫出外打仗，妻子孤零零地在家等待，“妇叹于室，洒扫穹窒”;再比如《王风·君子于役》，妻子在盼望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日落，而且“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这种等待的日子不知道还要过多久，她除了能够照顾好家里的动物、每天思念以外，就只能祈祷丈夫“苟无饥渴”了。这些诗都塑造了因为战争而变得哀怨的妇女形象，她们没有花木兰上场杀敌的勇气，无从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只能陷在无穷无尽的等待之中。但是她们毕竟在后方，战争对她们的伤害是间接的;蔡琰等被虏掠走的妇女才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在异国他乡，身体与心灵都备受凌辱，因此蔡琰是以战争直接受害妇女的身份写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把战争状态下女性真实的饱受凌辱的处境生动地再现出来，并且填补了女性作为战争直接受害者在文学史上的空白。但无论这些妇女是直接还是间接受害者，都无法改变她们在战火中无力抗争的处境。
（二）英勇抗爭
花木兰则不一样，同处于战争环境，她非但不需要男子来保护，反而亲自上战场，与男子一样保家卫国。她作为一名女性，只因“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她又不甘忍受战争以及女性地位的摆布，所以“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穿上武装跨上战马，为父亲和自己争取生存空间。“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她从容不迫地奔赴战场。战场血腥，死伤无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但是作者避重就轻，只描写宏大的战争场面，而不是像蔡琰一样把太多令人胆战心惊的死亡与杀戮展现出来。这些不动声色的描述减弱了木兰悲天悯人的软弱感，使她的形象变得英气硬朗，同时增强了她的自我抗争意识。
《木兰诗》是北朝民歌，北朝人民的尚武精神以及豪放的性格为男女所共有，他们并不是喜欢战争，而是能够在战争来临时勇敢迎敌、奋勇抗争。如花木兰般豪迈的女子，还有商王武丁之妻妇好：“辛巳卜，争贞：今者王共人呼妇好伐土方;辛未卜，争贞：妇好其比沚瞂伐印方，王自东毫（薄）伐捍，陷于妇好立（位）”，与丈夫一同带兵出征，而且屡战屡胜。但到了《诗经》成书的时期，这种亲自带兵杀敌的女性已经消失，但也不乏从战争中为自己、家人、祖国争取生存空间的女性。例如《秦风·小戎》的女主人公也思念丈夫，但是她的注意力集中在丈夫出征时气宇轩昂的样子：“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文字中的兵器和战马带来了雄壮的气势，既然无法改变战争，那就支持战争，相信丈夫会凯旋、国家会胜利，自己也不会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鄘风·载驰》中的许穆夫人挂念远方早已沦陷的祖国，她想象着“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直面许国大夫的指责，坚定拯救故国的信念，全诗也没有半分柔弱，只有睥睨群雄、运筹帷幄的霸气。在战争环境下，像《小戎》的女主人公和许穆夫人这种不甘为女性身份所控制的女子已经是少数，再进一步像妇好和木兰这种上场杀敌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木兰诗》中传达出来的女性抗争意识难能可贵。
二、思亲怀乡意识 女性通常被文学家们赋予细腻多样的情思，在历史上，在文学中，背井离乡的女性毕竟是少数，所以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通常以思念在外的父亲、丈夫与儿子示人，如曹丕的《燕歌行》便以妇人的口吻表现思念客游远方的丈夫的思念，但蔡琰与花木兰是那少数中的代表，她们都在战火的压迫下离开家乡和亲人，因此都有着强烈的思亲怀乡意识。
（一）统一的思亲怀乡意识
蔡琰被掳后处于与中原文明截然不同的异域，无法适应胡人的生活，所以万分思念家乡，思念父母，“边荒华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思念父母与思念家乡是统一的，即使她的父母已不在人世，但他们埋葬在家乡的土地上，所以此时她的思亲怀乡意识是统一的。
相似的思乡之情也表现在花木兰身上。《木兰诗》没有直接写木兰思念故乡，而是通过木兰对父母的思念与立功还朝时拒绝封官、只要“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来透视木兰对家乡的思念。“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涧涧。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流水涧涧、胡骑啾啾近在耳边，却依然掩盖不了从心底里升腾而起的爷娘呼唤，与其说是爷娘念女，不如说是女儿思归，表现出木兰思念着父母，也思念着家乡。
（二）割裂的思亲怀乡意识
蔡琰在异域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当“邂逅徼时愿”，终于盼到有人来接她回家乡的时候，“骨肉来迎己”，质问她为何如此狠心想要抛下自己。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与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她还是选择了回故乡，“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这种生离死别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忍受的，她依依不舍地离开，即使路途遥远、舟车劳顿也无法压下心头对孩子的思念，一想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在数千里之外，此生再无相见的可能，心都快要碎了。“崩五内”、“生痴狂”、“手抚摩”、“复回疑”，塑造了一个肝肠寸断、犹豫不决的母亲形象。陪伴孩子与落叶归根无法两全，亲人与家乡不在同一处，使得蔡琰此时的思亲怀乡意识被割裂甚至发展为畸形，也使之成为蔡琰回到家乡后抑郁终日的导线。
三、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表现为对自我生命的爱惜与对他人生命的关怀，蔡琰和花木兰在经历过战争后表现出了不一样的生命意识，蔡琰的生命意识是逐渐变淡、最后完全消失的，但花木兰的生命意识是随着战争的洗礼逐步增强的。
《悲愤诗》的开头便叙述了战争导致生灵涂炭，“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女人被掳走后，经常遭到毒打，“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蔡琰亲眼目睹哀鸿遍野，忍不住发出呼喊：“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蔡琰作为战争的受害者之一，流露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她为无辜遭到伤害的平民百姓感到痛苦，对刀枪不留情露出怨恨，对胡人不尊重汉人生命、随意烧杀掳掠发出指责。但蔡琰的生命意识在异乡岁月里、在骨肉分离中被逐步磨蚀。《悲愤诗》的结尾延续前面的哀婉曲调，蔡琰回到家乡后，心里想到父母早已离世、儿女不在身边、自己即将再嫁他人，物是人非;再睁眼一看，满目疮痍，“山林”、“白骨”、“豺狼”，心中的伤、眼前的疮，无一不在削弱蔡琰的生命意识。第三次出嫁也并非她的本意，只是曹操的安排，所以这也没能带给她生活下去的依靠，她只麻木地接受安排、忧愁地等待终年。这时的她已经无力再哀悼别人，因为她自己也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生命意识已抽离她的身体，曾经的同情弱者、悲天悯人已荡然无存。
《木兰诗》在结尾一改前面略帶哀伤的情感基调，换成了活泼轻快的语调，木兰立下赫赫战功，果断放弃荣华富贵，只求回家见爷娘。她回到家后，“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娇俏的小女儿情态跃然纸上，曾经在战场上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也渴望如同一般的女孩儿一样能够穿上鲜艳漂亮的衣裳、整理出千变万化的发型、在脸上涂脂抹粉、在机杼旁织布补贴家用。花木兰连忙恢复女性身份，体现了她隐藏已久的女性生命意识觉醒，并且为自己的女性身份感到骄傲与自豪。
《悲愤诗》是蔡琰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角度，整首诗深入到叙事者的内心，她从一个战争的直接受害妇女的角度来写思乡之情、骨肉分离之痛、含羞再嫁之愤，从女性的视角展示了战争状态下畸形的婚姻与变态的母爱。《木兰诗》是从第三人称叙事角度切入，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木兰被推上战场的前后，诗中大部分是外在的动作描写，对于木兰女性心理的描写不多，即使作者使用内外视角交叉的叙事手法，也无法弥补不能深入当事人内心的缺陷。蔡琰与花木兰同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女性，但是她们有着不一样的抗争意识、思亲怀乡意识与生命意识，折射她们截然不同的处境与命运，反映出不一样的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张蕾.蔡琰《悲愤诗》的独特叙事视角与女性心理观照[J].1999，03.
[4]于琦.蔡琰《悲愤诗》的女性主义解读[J].2002.
[5]余志海.蔡琰五言《悲愤诗》的情感透视[J].1995，03.
[6]蔡荷芳.论蔡琰《悲愤诗》的女性意识[J].2007，07.
[7]苏芸.以女性眼光看待忧患与生命——从蔡琰的五言《悲愤诗》谈起[J].1998.
[8]权立峰.美国动画片《花木兰》与中国《木兰诗》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J].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