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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句抱怨都没有,甚至在书中,对“三反五反”也是一笔带过。资中筠认为,父亲的这种绝对沉默,应该是为尊者讳。
資中筠提到:“我父亲刚到上海银行,曾以上海电话簿为基础,分区、分街道、分弄堂进行调查,摸清了全上海的商业区、住宅区、高级中级人士分布情况,以上海银行总行为中心绘制了一个草图。”据资公自己的回忆,他发现当时各银行最成问题的是付款速度不快,顾客难免口出怨言。于是建议将活期存款账号分成几个窗口,在窗口外也标明多少号到多少号在哪个窗口付款。每一个窗口的银行办事员,平日要用心将本窗口内几百户的签字或印章上的特殊点用心熟记。同时还要熟记每个存款户的存款余额,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一接到支票就可以立即付款,最多不过三分钟,甚至一分钟就可以完成。当然这是要平日下苦功强记,相当烦难,但资公认为如果能做到必使顾客有口皆碑。他还经常以顾客身份,跑去上海中外各大行“偷师”,默计他们的付款速度。
早在汇业银行之时,资公曾判断经营不善的汇业银行难以维持到年底,后汇业银行果然在1928年底前宣告停业。1930年,资公奉陈光甫之命赴东北考察开设分行的可能性,结论是:“东北三省已经成了一个大脓疱,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疱穿了再看。”此话不幸言中,次年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资公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终于没有匆忙进入东北,这亦是大不幸中之小幸。”
1930年初,天津金融界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段祺瑞的女婿奚伦等人开办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最初排场很大、高不可攀,各大银行趋之若鹜。而且经理们之间都是互相保密,希望自己多做生意。没想到这家公司每况愈下,最终宣告破产,创办人也逃得无影无踪,几乎酿成天津金融界全体倒台。有感于银行界历来互相保密并非好事,上海金融界开始筹办征信所互通声气,最先、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便是资耀华。上海银行界人士沈建中曾说道:“从前外人对华人极为轻视,自征信所成立以来,外人藐视华人之心理为之一变。”
“我父亲是一个很沉默寡言的人,我在家就没听过他讲过多少话。”资中筠说。他们家不置私产,解放前一直租住里弄的普通房子,“家徒四壁”,连字画都不挂。资公之形象确实很难与人们心目中的银行家形象联系在一起。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谨小慎微,不事张扬、近于迂阔的布衣书生,在非常之时,却每每有非常之举。
1935年,他在陈光甫的安排下赴美留学。一位美国专家来接,在高速公路上故意炫耀,开到每小时100多英里。资公惊心动魄,但也不肯示弱请其放慢速度。
1945年抗战胜利后,资耀华应邀作为金融界代表访问重庆。他想到天津中、交两行还未正式营业,其他银行库中尚无法币,市场上法币奇缺,物以稀为贵。要把握好时机,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不顾全身发高烧,千辛万苦设法辗转从重庆冒险带回一箱10万元法币现钞。上气不接下气地交待完如何经营运用便不省人事了。
待到大病初愈,外界果然纷纷谣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经理从重庆带来了几十万法币现钞。”一时轰动三津,应验了他当初的预言:“如能将这批现钞运用得好,可以发挥几十万法币的效果。”
货币战争
“我父亲体质甚好,壮年一共生过两场险些夺命的大病,一场是让日本人气的,一场是让国民党气的。”资中筠说。
未经考证:资公或许为中国最早确切得知日军将要大举侵华的人之一。
1936年,资耀华第三次赴日考察,嗅出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息。“过去日本老百姓看到军人士兵,非常爱戴,非常亲热,这次老百姓看到军人,好似非常畏惧,总是敬而远之。过去军人不常上街走动,也不带武器,这次则是全副武装、高视阔步。真有点箭上弦、刀出鞘之感。”
尤其是老同学室伏高信看到他大惊,将其拉到一处偏僻的小饭馆推心置腹的一番话,让资公如梦初醒:“您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了。您得赶快回中国去,否则就可能当俘虏了。”
回津后,资耀华立刻走访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两位经理,以及南开大学两位经济学家何廉及方显廷博士,将听到的秘密消息告知他们。两位学者一致认为:“金融业将来可能被日寇拉拢利用作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
除此四人外,资耀华没再对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他担心引起不必要的慌乱,也怕传到日本特务的耳中,不仅会招来性命之忧,也会连累室伏高信。
在天津分行,资耀华开始暗中收缩放贷,并收回租界之外的贷款,重点转向租界之内的业务。既不能明说,又不能不做,委实颇费踌躇。他当时以为有租界作庇护,可以苟且偷安,事后感慨道:“这种想法,不但是太天真,而且是懦夫意志、一厢情愿。”
从此资耀华每天总是过着神经紧张、忧心忡忡的生活,自言如一叶小舟航行在大海大洋中,恐惧地等待十级大风暴的到来。果如两位老教授所言,华北沦陷后,天津租界内的金融市场上就出现了老法币与日伪联银券的生死斗争。日本对中国经济、金融的掠夺,正是它“以战养战”的重要内容。
而资耀华此时接到的总行电报指示是:“坚守岗位、保存资产、利用租界、抵抗敌人。”而且联络团结全体同业共同对敌的“兴亡之任”,也落到了资耀华的肩上。
此时的资耀华颇为为难,他不能明说自己有指示,又不能指手画脚引起同业不满。于是苦思冥想出了一个“银行家午餐会”。
他找到天津市银行公会的秘书长郑诵先,此君多才多艺、长袖善舞,更兼对饮撰烹饪大有研究,颇能做出几道名菜,还煮得一手好咖啡。午餐会每天座无虚席。资公最大限度地利用茶余饭后之机,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秘密消息以及指示,大家一起讨论出主意,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天津市全体同业,无论遇到敌人如何威胁利诱,决不可与其合作,不能当面直接拒绝,则设法推辞拖延,更要与租界英美法外国银行联系,一致维持法币信用。
这种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界同仁一致抛弃伪联银券的“货币战争”,使社会上的法币逐渐隐藏起来,而伪联银券却泛滥成灾,令日伪痛恨却有苦难言。
但也因为此,日军更把租界当作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于是在入侵租界到日本投降这四年,资耀华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岁月。1944年更发生了一桩惊险之事,伪华北政府经济总署突然给天津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发出聘书,要成立伪华北经济委员会,用来控制华北物力、财力,接济军用。资耀华也收到了委任书。他视作奇耻大辱,当即将委任书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同时嘱咐家中准备棉衣棉裤,等待宪兵队捕捉入狱。最终不知何因,居然躲过一劫。但他忧心成疾,直到抗战胜利后去美国才得到完全根治。
在天津沦陷的日子里,资耀华天天躲在被窝里听重庆的广播,对当时的中央政府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胜利消息传来,他与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以为自由富强的中国要建立起来了。此后他接到邀请,作为天津金融界代表访问重庆。但这次是抱着满腔希望而去,却被担架抬着回来。
当时流行一个谜语——用“抗战胜利”打一古代人名,答案有屈原、苏武、蒋幹、共工等等,然大家认为最好的一个答案是“白胜”——白白胜利了,老百姓没得到任何好处。
资公在重庆,目睹的是一幕一幕的“接收”丑剧。特别是他的挚友和同乡前辈——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范旭东被宋子文气死之事,令他灰心丧气。当时永利公司遭到极大破坏,打算从美国进口一套新的化学机器,万事俱备,只待中国银行担保。没想到范旭东与宋子文谈来谈去,最后得到的暗示竟然是只有将公司归他主持才可以得到担保。本已心力交瘁的范旭东心脏病发作撒手归天。资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精神上几乎被摧垮,不幸在归途中染上了极为凶险的登革热。
他被抬至家中,没想到几位北京协和医院的主治大夫已经等候多时。他们并非能掐会算,此次不请自来主要是为了打探重庆消息,阴差阳错居然在第一时间对资公进行了名医会诊。
襄赞之功
从重庆回来后,资公对国民党热情大减,立志不参政。资中筠曾亲眼看到父亲撕毁聘书。但他将参加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当作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荣誉和最大幸福。
1949年他在一次赴金融界座谈会的途中,看见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的行名已经被纸遮盖,并换了一个银行名字,到會后立即建议要保住这两块牌子为我所用,因为两行在全国的信誉较高,有利于搞好金融市场工作,同时是国际上认可的,这样就为国家保存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在他逝世后,讣告上对他的生平介绍中有一句话:“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
1950年,资公曾赴香港面见陈光甫,商谈上海银行公私合营问题,转达周总理及李济深希望他回国参加政协的意见,并言明其个人与资金都来去自由。
陈光甫觉得甚合心意,准备在公私合营后到北平暂住,还亲笔写了封信,托他带一件贵重的冬大衣给李济深,并托李济深转交给毛主席一副对联,写明“润芝先生教正”。
资公回来后四处为陈光甫寻找合适的住房,最后在方家胡同看中一所,要价三万五千美元,正讨价还价之时,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结果不但陈光甫不能回来,他自己也与香港不通音讯达三十年之久。
一夜之间,资耀华上了报纸的头条,被扣上了“大奸商拒不交代”的帽子,多了“里通外国”的罪名,此事正因争取陈光甫而起。
而他的两个女儿也受到了单位的压力,大女儿资中筠甚至一度要登报与父断绝关系。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女儿们才恢复了每周的探望,当时资老对夫人说了一句话:“老太太,你该高兴了,现在你的孩子可以不跟你划清界限了!”资中筠感慨道:这句话蕴藏着自“三反五反”运动三十年来多少压抑的亲情!
我曾问资中筠,为何会如此决绝,难道不相信自己父亲的清白?她沉吟了一会儿才答:“一开始是相信的,但后来就变得不相信了。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候,我父亲他个人是好是坏都不算数,他已经是那个阶级的人了。我要靠拢无产阶级,就必须疏远他们。”
1960年资中筠生孩子,产假没休满就接到任务出国。当时孩子是交给母亲。由于单位有人提出说资产阶级跟我们争夺下一代,她只好坚决送女儿去幼儿园全托,母亲接送,但接了几次“群众”又有声音,于是连母亲接送都免了。
“当年我们特别担心人家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在教育女儿上也是特别想让她没有私有观念。没想到女儿经常带着小朋友来家里,什么都让人家拿。我想这可麻烦了,又没办法推翻自己说的话,只好把家里要紧的东西都藏起来。问题又来了,女儿到别人家里也是见什么拿什么,她没有私有概念。结果我这个教育是以完全失败而告终。”资耀华给三个女儿起名:资中筠、资华筠、资民筠,“文革”之时,曾有人专门来调查是否有反党之意。“如果有第四个孩子,或许会叫资国筠,那可能真的会引来一场祸事。”资中筠笑言。
她最后悔的是,父亲从90高龄开始写回忆录,一直写到93岁,完全不靠口述,而是一笔一画,自己写,自己抄。“这本书写到后面越来越简单,可能是他精力不济了。如果我当时能在他身边帮助他,还能多留下一些东西。”
资公本是难得的金融界实干家,但在“三反五反”之后,他却被起任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直到去世前,都完全从事于金融史料的整理、编撰工作,这对他本人的能力以及我国的金融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然而他一句抱怨都没有。甚至在书中,对“三反五反”也是一笔带过。资中筠认为,父亲的这种绝对沉默,应该是为尊者讳。“我父亲相信新民主主义。耀华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他十几岁留学,在外国遭受种种侮辱。回国后则历尽了内忧外患,在美国期间读到了《新民主主义论》后,大为兴奋。”
资公也曾在回忆录中言,“听到毛主席讲‘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那一刹那,我的肺腑中积压了几十年的屈辱、怨愤、委屈、辛酸和苦辣一股脑儿迸发出来,化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泪如泉涌!我就是在这样激动不已中发誓,要以身许国。”
資中筠提到:“我父亲刚到上海银行,曾以上海电话簿为基础,分区、分街道、分弄堂进行调查,摸清了全上海的商业区、住宅区、高级中级人士分布情况,以上海银行总行为中心绘制了一个草图。”据资公自己的回忆,他发现当时各银行最成问题的是付款速度不快,顾客难免口出怨言。于是建议将活期存款账号分成几个窗口,在窗口外也标明多少号到多少号在哪个窗口付款。每一个窗口的银行办事员,平日要用心将本窗口内几百户的签字或印章上的特殊点用心熟记。同时还要熟记每个存款户的存款余额,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一接到支票就可以立即付款,最多不过三分钟,甚至一分钟就可以完成。当然这是要平日下苦功强记,相当烦难,但资公认为如果能做到必使顾客有口皆碑。他还经常以顾客身份,跑去上海中外各大行“偷师”,默计他们的付款速度。
早在汇业银行之时,资公曾判断经营不善的汇业银行难以维持到年底,后汇业银行果然在1928年底前宣告停业。1930年,资公奉陈光甫之命赴东北考察开设分行的可能性,结论是:“东北三省已经成了一个大脓疱,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疱穿了再看。”此话不幸言中,次年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资公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终于没有匆忙进入东北,这亦是大不幸中之小幸。”
1930年初,天津金融界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段祺瑞的女婿奚伦等人开办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最初排场很大、高不可攀,各大银行趋之若鹜。而且经理们之间都是互相保密,希望自己多做生意。没想到这家公司每况愈下,最终宣告破产,创办人也逃得无影无踪,几乎酿成天津金融界全体倒台。有感于银行界历来互相保密并非好事,上海金融界开始筹办征信所互通声气,最先、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便是资耀华。上海银行界人士沈建中曾说道:“从前外人对华人极为轻视,自征信所成立以来,外人藐视华人之心理为之一变。”
“我父亲是一个很沉默寡言的人,我在家就没听过他讲过多少话。”资中筠说。他们家不置私产,解放前一直租住里弄的普通房子,“家徒四壁”,连字画都不挂。资公之形象确实很难与人们心目中的银行家形象联系在一起。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谨小慎微,不事张扬、近于迂阔的布衣书生,在非常之时,却每每有非常之举。
1935年,他在陈光甫的安排下赴美留学。一位美国专家来接,在高速公路上故意炫耀,开到每小时100多英里。资公惊心动魄,但也不肯示弱请其放慢速度。
1945年抗战胜利后,资耀华应邀作为金融界代表访问重庆。他想到天津中、交两行还未正式营业,其他银行库中尚无法币,市场上法币奇缺,物以稀为贵。要把握好时机,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不顾全身发高烧,千辛万苦设法辗转从重庆冒险带回一箱10万元法币现钞。上气不接下气地交待完如何经营运用便不省人事了。
待到大病初愈,外界果然纷纷谣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经理从重庆带来了几十万法币现钞。”一时轰动三津,应验了他当初的预言:“如能将这批现钞运用得好,可以发挥几十万法币的效果。”
货币战争
“我父亲体质甚好,壮年一共生过两场险些夺命的大病,一场是让日本人气的,一场是让国民党气的。”资中筠说。
未经考证:资公或许为中国最早确切得知日军将要大举侵华的人之一。
1936年,资耀华第三次赴日考察,嗅出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息。“过去日本老百姓看到军人士兵,非常爱戴,非常亲热,这次老百姓看到军人,好似非常畏惧,总是敬而远之。过去军人不常上街走动,也不带武器,这次则是全副武装、高视阔步。真有点箭上弦、刀出鞘之感。”
尤其是老同学室伏高信看到他大惊,将其拉到一处偏僻的小饭馆推心置腹的一番话,让资公如梦初醒:“您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了。您得赶快回中国去,否则就可能当俘虏了。”
回津后,资耀华立刻走访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两位经理,以及南开大学两位经济学家何廉及方显廷博士,将听到的秘密消息告知他们。两位学者一致认为:“金融业将来可能被日寇拉拢利用作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
除此四人外,资耀华没再对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他担心引起不必要的慌乱,也怕传到日本特务的耳中,不仅会招来性命之忧,也会连累室伏高信。
在天津分行,资耀华开始暗中收缩放贷,并收回租界之外的贷款,重点转向租界之内的业务。既不能明说,又不能不做,委实颇费踌躇。他当时以为有租界作庇护,可以苟且偷安,事后感慨道:“这种想法,不但是太天真,而且是懦夫意志、一厢情愿。”
从此资耀华每天总是过着神经紧张、忧心忡忡的生活,自言如一叶小舟航行在大海大洋中,恐惧地等待十级大风暴的到来。果如两位老教授所言,华北沦陷后,天津租界内的金融市场上就出现了老法币与日伪联银券的生死斗争。日本对中国经济、金融的掠夺,正是它“以战养战”的重要内容。
而资耀华此时接到的总行电报指示是:“坚守岗位、保存资产、利用租界、抵抗敌人。”而且联络团结全体同业共同对敌的“兴亡之任”,也落到了资耀华的肩上。
此时的资耀华颇为为难,他不能明说自己有指示,又不能指手画脚引起同业不满。于是苦思冥想出了一个“银行家午餐会”。
他找到天津市银行公会的秘书长郑诵先,此君多才多艺、长袖善舞,更兼对饮撰烹饪大有研究,颇能做出几道名菜,还煮得一手好咖啡。午餐会每天座无虚席。资公最大限度地利用茶余饭后之机,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秘密消息以及指示,大家一起讨论出主意,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天津市全体同业,无论遇到敌人如何威胁利诱,决不可与其合作,不能当面直接拒绝,则设法推辞拖延,更要与租界英美法外国银行联系,一致维持法币信用。
这种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界同仁一致抛弃伪联银券的“货币战争”,使社会上的法币逐渐隐藏起来,而伪联银券却泛滥成灾,令日伪痛恨却有苦难言。
但也因为此,日军更把租界当作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于是在入侵租界到日本投降这四年,资耀华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岁月。1944年更发生了一桩惊险之事,伪华北政府经济总署突然给天津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发出聘书,要成立伪华北经济委员会,用来控制华北物力、财力,接济军用。资耀华也收到了委任书。他视作奇耻大辱,当即将委任书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同时嘱咐家中准备棉衣棉裤,等待宪兵队捕捉入狱。最终不知何因,居然躲过一劫。但他忧心成疾,直到抗战胜利后去美国才得到完全根治。
在天津沦陷的日子里,资耀华天天躲在被窝里听重庆的广播,对当时的中央政府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胜利消息传来,他与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以为自由富强的中国要建立起来了。此后他接到邀请,作为天津金融界代表访问重庆。但这次是抱着满腔希望而去,却被担架抬着回来。
当时流行一个谜语——用“抗战胜利”打一古代人名,答案有屈原、苏武、蒋幹、共工等等,然大家认为最好的一个答案是“白胜”——白白胜利了,老百姓没得到任何好处。
资公在重庆,目睹的是一幕一幕的“接收”丑剧。特别是他的挚友和同乡前辈——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范旭东被宋子文气死之事,令他灰心丧气。当时永利公司遭到极大破坏,打算从美国进口一套新的化学机器,万事俱备,只待中国银行担保。没想到范旭东与宋子文谈来谈去,最后得到的暗示竟然是只有将公司归他主持才可以得到担保。本已心力交瘁的范旭东心脏病发作撒手归天。资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精神上几乎被摧垮,不幸在归途中染上了极为凶险的登革热。
他被抬至家中,没想到几位北京协和医院的主治大夫已经等候多时。他们并非能掐会算,此次不请自来主要是为了打探重庆消息,阴差阳错居然在第一时间对资公进行了名医会诊。
襄赞之功
从重庆回来后,资公对国民党热情大减,立志不参政。资中筠曾亲眼看到父亲撕毁聘书。但他将参加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当作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荣誉和最大幸福。
1949年他在一次赴金融界座谈会的途中,看见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的行名已经被纸遮盖,并换了一个银行名字,到會后立即建议要保住这两块牌子为我所用,因为两行在全国的信誉较高,有利于搞好金融市场工作,同时是国际上认可的,这样就为国家保存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在他逝世后,讣告上对他的生平介绍中有一句话:“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
1950年,资公曾赴香港面见陈光甫,商谈上海银行公私合营问题,转达周总理及李济深希望他回国参加政协的意见,并言明其个人与资金都来去自由。
陈光甫觉得甚合心意,准备在公私合营后到北平暂住,还亲笔写了封信,托他带一件贵重的冬大衣给李济深,并托李济深转交给毛主席一副对联,写明“润芝先生教正”。
资公回来后四处为陈光甫寻找合适的住房,最后在方家胡同看中一所,要价三万五千美元,正讨价还价之时,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结果不但陈光甫不能回来,他自己也与香港不通音讯达三十年之久。
一夜之间,资耀华上了报纸的头条,被扣上了“大奸商拒不交代”的帽子,多了“里通外国”的罪名,此事正因争取陈光甫而起。
而他的两个女儿也受到了单位的压力,大女儿资中筠甚至一度要登报与父断绝关系。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女儿们才恢复了每周的探望,当时资老对夫人说了一句话:“老太太,你该高兴了,现在你的孩子可以不跟你划清界限了!”资中筠感慨道:这句话蕴藏着自“三反五反”运动三十年来多少压抑的亲情!
我曾问资中筠,为何会如此决绝,难道不相信自己父亲的清白?她沉吟了一会儿才答:“一开始是相信的,但后来就变得不相信了。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候,我父亲他个人是好是坏都不算数,他已经是那个阶级的人了。我要靠拢无产阶级,就必须疏远他们。”
1960年资中筠生孩子,产假没休满就接到任务出国。当时孩子是交给母亲。由于单位有人提出说资产阶级跟我们争夺下一代,她只好坚决送女儿去幼儿园全托,母亲接送,但接了几次“群众”又有声音,于是连母亲接送都免了。
“当年我们特别担心人家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在教育女儿上也是特别想让她没有私有观念。没想到女儿经常带着小朋友来家里,什么都让人家拿。我想这可麻烦了,又没办法推翻自己说的话,只好把家里要紧的东西都藏起来。问题又来了,女儿到别人家里也是见什么拿什么,她没有私有概念。结果我这个教育是以完全失败而告终。”资耀华给三个女儿起名:资中筠、资华筠、资民筠,“文革”之时,曾有人专门来调查是否有反党之意。“如果有第四个孩子,或许会叫资国筠,那可能真的会引来一场祸事。”资中筠笑言。
她最后悔的是,父亲从90高龄开始写回忆录,一直写到93岁,完全不靠口述,而是一笔一画,自己写,自己抄。“这本书写到后面越来越简单,可能是他精力不济了。如果我当时能在他身边帮助他,还能多留下一些东西。”
资公本是难得的金融界实干家,但在“三反五反”之后,他却被起任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直到去世前,都完全从事于金融史料的整理、编撰工作,这对他本人的能力以及我国的金融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然而他一句抱怨都没有。甚至在书中,对“三反五反”也是一笔带过。资中筠认为,父亲的这种绝对沉默,应该是为尊者讳。“我父亲相信新民主主义。耀华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他十几岁留学,在外国遭受种种侮辱。回国后则历尽了内忧外患,在美国期间读到了《新民主主义论》后,大为兴奋。”
资公也曾在回忆录中言,“听到毛主席讲‘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那一刹那,我的肺腑中积压了几十年的屈辱、怨愤、委屈、辛酸和苦辣一股脑儿迸发出来,化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泪如泉涌!我就是在这样激动不已中发誓,要以身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