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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关于卢梭的演讲仅聚焦于《社会契约论》，他不无偏颇地认为，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卢梭从对绝对自由观念的神化，竟然跨向了绝对专制主义的观念，是自由最阴险和最可怕的恶意敌人。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他不将浪漫主义的弊端全部问责于卢梭，亦过于保守地估算了卢梭对浪漫主义的正面影响。应该说，伯林对卢梭的辩难，实际上正是英美经验主义与欧陆唯理论跨越时空的对话，观念史的意义也正体现在这种刻意的误读之中。